一个耐人寻味的“疏忽”——蒋廷黻与张奚若之杯葛及其“党国/民国”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杯葛论文,党国论文,耐人寻味论文,疏忽论文,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疏忽：无意还是有心？
暮年蒋廷黻在追忆往昔时，对早年清华生活多有涉及，对相关人物亦多所论列，其中既有他所交好的人物如罗家伦等，也有他所不喜的杨树达等。
在言及清华转向近代化的学术改革时，蒋说：“欲想在中国创办一所大学，某些地方可以学外国，但有些地方必须自己想办法。在自然科学方面，中国虽然没有什么成就，但世界各国在物理、数学、生物、化学等方面的成绩，中国都可以抄袭使用。可是在人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我们所遭遇的问题就和其他国家不一样了。即以政府组织为例，中国留美学生往往熟读政治思想、比较政府和地方政府等书籍。他们学成回国后可以在大学开课，像美国学者在美国大学中一样教授英国、法国、德国或意大利政府。但是却没有一位中国学者能够教授中国政府，因为美国大学中没有这门课。再让我们看看政治思想方面。有一段时间，清华有三位教授都能教政治思想，他们能从最早的柏拉图讲到当代的拉斯基，但却没有一个能讲授中国政治思想演进情形。换句话说，就以上情形论，清华所教育的学生是要他们成为美国的领导人物，而不是要他们成为栋梁之才。”①这是实指还是虚指？了解内情的人，当不难体会出，此说绝非无的放矢，而是暗有所指。那么到底指向何人？殊堪玩味。
当时清华能教政治思想的三人中，分别是：萧公权(当代西方政治思潮、中国政治思想史)、浦薛凤(近代西洋政治思想)和张奚若(西洋政治思想史)。蒋的笔锋所指，究竟何在？是同时指三人吗？恐怕未必。以私交和学术理念论，蒋、萧颇为相得。事实上，萧在清华还开设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有年，且反映甚好。蒋还曾特地委托萧代编了一年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中国社会和政治科学评论》)。此处所指对象显然不会是萧。退而言之，即便蒋的话锋中牵涉到了萧，重点也不可能在此。那么，其重点是浦薛凤还是张奚若？其实，浦与蒋廷黻的关系也不差。而浦最初曾担任西洋政治思想史，在担任一年后则始终由张奚若担任，浦转而长期担任西洋政治思潮，并一度开设政党政治这一选修课②；浦的长项在于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对古代思想缺乏专门研究。严格说来，唯张奚若长期专任的西洋政治思想史一课，是“从上古到近代为止”，特别是他所认定的西方历史上的“三大思想家”柏拉图、卢梭和马克思——统上，蒋廷黻的话锋所指，很可能就是张奚若。
当然，严格地说，仅从如上回忆来定论似仍有证据不足之嫌。对此，萧公权的回忆提供了进一步的线索：张对萧在系中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课颇为不屑，表示“中国没有值得研究的政治思想”，萧付之一笑，而密友蒋廷黻则抱打不平，“在《独立评论》发表的一篇论文里讥笑留学生回国大谈洛克、卢梭，对于中国文化和历史却不能置一词”③。此事属实。当时《独立评论》上蒋廷黻确实打了一场笔墨官司——至此，我们可以断定：蒋廷黻笔锋所指主要就是张奚若。
——但问题在于，蒋此处明明牵扯到了张氏，为何却没出现张氏之名？
二、个性与交谊
由上可知，蒋、张二人并不对付。其实二人之间有不少交集。两人都属著名的“哥大派”。1919年，张奚若从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学位离校时，蒋廷黻则即将从欧洲做志愿者回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之前张也曾在欧洲游学德法等国)。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时，蒋廷黻正式参加业余的政治活动，而张奚若在此前十年已投身于辛亥革命了——这是他们的校友之谊。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密友：胡适。当年张、胡二人都留学于哥伦比亚大学，过从极多，日后亦时有联系④。
张奚若获硕士学位后，有朋友希望他回北京大学任教，但张在1920年3月致函一位旅日友人，说“恐怕做不到”，原因包括“我确有意于新革命运动”“我又想用全副精力去办两种杂志，一谈普通政治，一谈专门学术。有此数因，故北大之事不能冒许”。所谓“新革命运动”，指新文化运动。可见张与蒋廷黻早年的思路颇为相识：为影响国内的政治运作，希望能办报，后来转而从事政治学(蒋后来又转向史学，但以外交史见长)。1920年底，张奚若回国，次年3月又先后到英德法意等国游学。此时，他仍与国内保持密切联系，参加了胡适等人创办的《努力》的筹备工作。该刊于1922年5月创刊，胡适在第二期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了“好人政府”的主张，张奚若当时是同意的。1924年胡适曾有意请他回国担任主编，张未允。1927年夏，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大学院，张奚若应蔡元培之邀前往任职一年，期间曾任高等教育处处长(1928年7月离任)。离职时，为教育部高等教育处处长。此后担任南京中央大学政治学教授一年。1929年8月，应罗家伦之邀来清华政治学系任教。同时，蒋廷黻也应罗之邀出长该校历史学系。同样有意思的是，蒋廷黻也曾办过刊物，在主张上也有“好人政府”(即用知识精英来改造政府，使中国政治上轨道)的倾向。
可见，在学缘、履历、志趣等方面，二人都曾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且二人都对政治不无某种“兴趣”。只不过，二人的步调不一，路向也有所差异。在1929年后，他们都在清华。当时清华规模甚小，教员最多也才达到216人(1934学年度)⑤，教授一般在百人左右；教职员们几乎都抬头不见低头见；文法两学院的教师们之间的互动更为频繁；张奚若非常活跃，蒋廷黻也是活跃分子，相互之间绝不会陌生。更重要的是，当时他们都是曾一度同为学校评议会成员，而成员只有十四人，几乎每月都要在小范围内见面、议事若干次。二人之间有着如此密切的(当然未必是积极的)关系，但蒋在其一系列相关文字中，却有意识地回避对方的存在，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下意识或有意识地回避。
更有意思的是，张奚若在当时发表文章时的刊物选择。张与胡适是朋友，从投稿的方便和影响力来说，发在《独立评论》都是首选，但他并未如此。在蒋廷黻编辑该刊的期间，张虽勤于论政，却没有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任何文字。而当时蒋廷黻是该刊骨干，四处约稿极勤，他与张也经常见面，若他与张关系不差的话，不可能不向其约稿。这样的情形，与当时张奚若的名望不太相符。
张奚若是一位非常活跃、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是老同盟会员，资格老，年纪也相对较大，名望不言而喻。但在一般人的文字中，出现频率却较不少低调的学人更低，这可能是与他的个性有关。张奚若与钱端升等一样，都是较有锋芒的人物。1931年，原政治学系主任吴之椿南下后，法学院院长陈岱孙请浦薛凤任系主任，浦坚辞，表示张奚若、钱端升“年龄学问均高于余，宜由其中选一担任”。陈岱孙则表示“系此慎重考虑结果，不必歉然”云云⑥。陈是“非常能办事”⑦的人物，其所做的决定自有多方面的考量。
政治学系同仁胡道维出语幽默，在授课时，曾谓张奚若、浦薛凤两教授皆研究西洋政治思想。谅见解信仰必有歧异，甚盼他俩公开论辩，让我们聆听高见，如同观看斗牛，欣赏一番。有班上一位好事者，将此撰稿报导，登入《清华周刊》。张奚若阅及，在北院七号午饭时，大加斥责。后来浦薛凤听到此事后，见到张奚若说，不如“一笑置之”⑧。而应浦薛凤之邀加盟清华政治学系的萧公权，很快也体会到张奚若的个性，张最初对其“似乎有点疑忌”。他在教室公开对学生说：“中国没有值得研究的政治思想。言外之意，当然是任何人讲授中国政治思想，无异于捕风捉影，大言欺人。”⑨
1931年5月，在易长风潮中，清华派了三位代表南下与蒋介石交涉，三人均系有学术成就和办事手腕的人物，其中有冯友兰、吴有训，还有张奚若。可见张在清华的地位。稍后，钱昌照就在丁文江、陶孟和的推荐下，找到了翁文灏，“希望他能去担任校长，但不勉强他永久做下去”。钱、翁都有顾虑，因清华的教授们“不易对付”，张奚若等尤其“不易对付”⑩。冯友兰也很有办事手腕。当时的学生也发现张在清华“当时算是一个老教师。其他教授多半是三十岁左右，他已经四十多岁了。他没有担任任何行政职务，却在政治系以至于整个学校有很高的威望和很大的影响”(11)。在当时的清华，评议员绝大多数均为院长和系主任，非系主任当选评议员的名教授，只有吴有训、王化成等极少数人，张奚若也是其一。此亦见出张在校内的影响。
统上可知，张奚若颇有威望和活动能力；但一般人与其并不易相处，恐怕也是事实。无独有偶。蒋廷黻“出山”接受蒋介石的任命时，张奚若也是如此说：“书生从政……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二者说的话，都是有所指的。
其次，蒋、张二人并不对付(12)。这与二者的性格有关。对一般时人的感觉而言，张氏的确颇有棱角，不易相处。但性格问题也很难解释这一切，不少颇有锋芒的人(如罗家伦等)，与蒋廷黻相处也不差。因此，二人关系不睦，恐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三、学术理念：本位与西化之间的博弈胶着
二人的分歧在一件事上得到了集中体现。对于前述张奚若所说“中国没有值得研究的政治思想”之“高论”，萧公权付之一笑，而蒋廷黻则出头抱打不平(13)。为此，蒋于1932年12月在他所负责的《独立评论》上发表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前途》中指出：大学里的社会科学“处处都是弊病”。首先是“中国现在还有许多人不知道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它们的历史是值得研究的，必须研究的，而且可以研究的。他们还不相信新大陆的存在。他们看见英美各国的大学有些什么社会科学的课程，也就照样设立这些课程。论课程的多寡，那我们贵国的大学很像堂堂‘最高学府’的样子。论其结果则很可疑。在我们贵国的大学学市政的或者知道纽约、巴黎的市政，但北平、汉口、成都的市政十七八九是不知道的……学政治思想的，那一定上自柏拉图，下至拉斯基，都听过一遍，好一点的，对于某派某家下过专门的研究。至于中国的政治思想，普遍不过看了梁任公的讲演集”(14)。紧接着，作者将话锋挑得更为直露：“有些教育界的人虽然知道了在中国社会科学有个新大陆可开辟，但实际上有发生种种阻碍。一个研究生在外国研究了几年，倘若他是张博士；又假若他在外国的学术成绩良好，对于学问丝毫不愿虚冒，不愿苟且。他在外国所学的虽然很好，仍为外国大学所有的课程。回国以后，这位张博士就到某大学去教书。按这大学的章程，教授必须担任三门课程。每星期必须教九点或十点的功课。那么，他只担任他在外国所学过的功课。倘若张博士是个有知识良心的人，他一定很努力的教授课。结果，他对所授的课程的兴趣和心得与年俱进；学生对他也很佩服。张博士遂成了一位名教授，全国的大学都想延聘。他对中国的教育确有贡献，但他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或历史的智识则毫无贡献。平日他也想过做点关于中国的研究，预备将来教一门关于中国的课程，但一动手，问题就多了。假使他的兴趣是市政，他一看中国的市政简直不是市政，换句话说，比他在西洋所学的，所看的，完全不是一样。或者他因此就想中国的市政值不得研究，就中止他的研究了。假若我们这位张博士是个有奋斗精神的人，也知道研究不能限于完好的事体。”在文章最后一段，作者说：“提行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等容易引起一种误会，而这种误会又容易发生一种流弊。我这种的提倡，并不是要中国人以后不研究西洋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我以为不通西洋政治的人绝不能对中国的政治思想或制度的研究有所贡献。其他社会科学亦然。我们必须中西兼顾，然后能得最大的成功。在旧园子不要荒芜的条件下，我希望社会科学界的人勇往直前，来开辟这个新大陆。”(15)蒋事实上并未完全否定“张博士”，因为作者也承认其“通”西洋政治；但更重要的是褒扬了萧公权，因为萧公权对西方哲学、政治学均有相当造诣，而此时授课的是中国政治思想史。蒋博士所谓的“张博士”的情况，几乎就是为张奚若“量身定做”的，因此此文几乎就是对张奚若指名道姓的批评。从资历上来说，张奚若是蒋廷黻的前辈，而蒋通篇以如此口吻一口一个“张博士”，的确可算出格。心性敏锐、关注世事的张奚若对此大概不会毫无知觉，而一旦获悉后，将自己“对号入座”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事实上，张奚若在课堂上并未专门讲授中国的政治思想、中国的市政学等，但他并非毫不关心、更非毫不了解中国之社会政治。但他之所以对所谓中国政治“思想”表现出某种不屑，乃是因为在这位深不满于现实的学者的理解中，与上轨道的西方现代化国家不同的是，在中国，政治更多的是权谋或技巧，而非“科学”，自然也就谈不上多少“思想”。这一基本判断，使其对在清华政治学系授课选择有自己的依据。因此，这与其说是一个学术判断，毋宁说是对历史灰暗面、对现实不公的愤懑。
这里隐含地牵涉到了二者的中西文化观问题。蒋廷黻对某些同事的“食洋不化”“脱离国情”不无保留。但须注意的是，蒋本人也并非无懈可击。其国学根底相对较弱是他自己也供认不讳的。蒋本身也主张高度西化，主张“整体现代化”，而他的所谓现代化，在基本面上是要否定中国“中古”式的文化、制度。蒋这种对现代化的判断与诉求，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对美国社会的体认而逐步形成的。其本人的学术专长虽侧重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但理想的社会类型则较接近欧美(主要是美国)的现代社会。在当时，他的这一基本立场被认为是“全盘西化论”。相映成趣的是，张奚若虽专注于西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但自幼接受过较好的旧学训练，对民族文化绝非一无所知。在此问题上，他能够从“全盘西化”和“民族本位”的二元对立框架中跳出来。斯时，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也有人建设“中国本位文化”。1935年3月17日，胡适在《独立评论》的《编辑后记》中声明他“完全赞同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张奚若也参与了这一大讨论，尽管他的观点在当时的影响并不算最大，但仍值得注意。他在同年6月17日撰文中分别论述了“全盘西化论”与“中国文化本位论”两种主张内容及其“不妥当的地方”。他认为，前者在理论上“有两个极不妥当的地方：第一，全盘西化论者，至少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所以提倡全盘西化的主要理由，据他们自己说，是因为什么‘文化单位是分不开的’。因为分不开，所以要接受便须全盘接受，要拒绝便全盘拒绝。选择是不可能的，取舍是办不到的。这种议论我们可以叫做‘单位定命论’”(16)。第二，“全盘西化论者所以要全盘西化的第二个理由是因为他们一位西洋甚么都好，中国甚么都要不得”(17)。
对于第一点，他认为：“很明显的是，中国今日大部分的事务都非现代化，或西化不可。这是凡有现代知识、现代眼光的人都承认的话，而且也都在各人所能的范围内努力实现。不过大部分西化与全盘西化是有极大的分别的……就令所谓大部分是百分之九十九，也不能叫全盘，因为文化不全是量的问题，也有质的问题在内；若是所余的百分之一的价值很大，关系很重，那就不能因为它在量的方面只占百分之一就把它完全抹煞……此处，我要说的是：我们热心现代化是天经地义，除非在黑暗中冥行的人们外，没有人不赞成的，但是我们不要因为热心提倡现代化而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和无谓的争辩。我们的热心与精神是应该在实际西化的工作方面。争辩有时是不能免的，但无谓的争辩和一个根本不通的问题是没有什么益处的。‘单位定命论’就是此中根本不通的问题之一。”他又进而言之，“文化是多方面的，是很复杂的东西。它有的地方诚然是分不开的，但是有的地方却是分的开的”。如“现代工业与现代科学是分不开的，因为这其间有一个因果关系。现代资本主义与现代劳工社会是分不开的”“近代社会主义与近代人道观念、人权观念、人格观念，是分不开的”“近代许多学术与进化观念是分不开的”。“但我们不能因为文化在这些方面是分不开的，就断定它在任何方面都是分不开的”。否则难免有些滑稽之处，“吃饭的绝不能都改吃番菜，用筷子的绝不能全用刀叉”“他们岂只应该反对吃饭、反对用筷子而已，也应当反对说中国话，因为中国化绝不是西化”。张奚若甚至也幽了一默：“若是有人要开玩笑的问：‘学了法国人的数学，是不是还要学他们上级军官奖赏下级军官时的接吻仪式；学了德国人的化学工业，是不是还要学他们以脸上有特制创伤为荣的习惯，在好好的脸上恭而敬之的割造一个像给狼咬了的伤痕；学了美国任用机器人驾驶飞机的技术，是不是还要学他们把女人供在天堂永远不许她们脚着地的残忍办法？’那你就更不好开口了。”张还直言：“外国的教科书常常是害人不浅的，不通的教科书害人的程度更深。写教科书的人可以不看事实，念教科书的人不能不睁着眼睛，翻翻历史，有时也可以得到不少的智慧。”
可见，此处张所批评的对象，与蒋对张的“批评”，几乎一致。就此，也可以断定，二者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基本理念，确有某种一致。
在自然科学方面，张奚若认为在自然科学方面，尽管“西化”或现代化(基本或全盘的)，但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以及生活方式、社会政治制度等方面，则须立足中国自身国情和需要，有所取舍，勇敢地“拿来”。这种观念，而蒋廷黻即便不能说是完全一致，也可以说是基本一致。张奚若在清华的教研活动也是如此，否则不会受到本系学生的认可，也难以得到那些眼界很高的北大同行的认可。
就此而言，蒋廷黻对张奚若“食洋不化”的批评，似未必完全公允，至少到抗战前夕的张奚若，与蒋廷黻的描述有很大的出入(18)；倒是蒋本人“全盘西化”的思想，受到了张的质疑。足见，在“中西”“新旧”等论题上，张奚若与蒋廷黻胡适等人之间，在思想谱系上绝非泾渭分明、界限判然，而是犬牙交错的状态(尽管他们都并不否认西方文化“中国化”的必要性)。这种“文化单位是分不开的”的论说，虽未必出自蒋廷黻之口，但无疑是与蒋廷黻的理念基本契合的(蒋也正因此而有“整体现代化”的主张)。张奚若对这种论断的批驳，未尝不是对清华同侪蒋廷黻多年来公开提倡全盘西化的某种间接回应。
对于第二点，张奚若也对那种“崇洋”心态不以为然。他认为：“我个人也觉得中国今日应该现代化而且也不能不现代化的事情实在太多。”“西洋的好东西诚多，不过何至无论什么都好；中国要不得的东西诚多，但也何至不管什么都要不得。全盘西化论者在这里犯了一个很重大的嫌疑，就是：他们似乎对于西洋和中国的文化都没有充分的认识和深确的了解。我们虽然不敢称他们为‘洋迷’，但总觉得他们是过于笼统，过于武断。”他对这种“倒洗脚水连孩子一起倒掉”的过激倾向显然是反对的。他的这一理论，主要依据是他对中西历史发展的考察。因为“就大体说，在一百五十年以前，中国的物质状况和西洋的物质状况并没有好大的分别。一百五十年以来所以日日相形见绌的原因完全是因为人家有了科学，我们没有。近代科学的发展不但产生了近代工业，并且直接间接影响了许多别的东西，尤其是思想。我们今日不但要有科学化的物质环境，并且还要有科学化的思想方法。在这两方面我们都还远不如人，都还在中古时代，都不能不努力西化”。然而，并非所有东西都可以而且也应该西化。首先“西洋”本身就是“一个极端复杂的东西”，往往西洋内部也“没有确定的标准，不易仿效的”。这连带着的是“理智”上的问题，“除了抄袭旁人的现成文章外，是不是还有别的较大的用处？假如抄袭不成，又将怎么办呢？”与此相关的另一问题是，这一抄袭，直接蚕食了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民族的自尊心是不应该打到的，民族的自信心是不应该摇动的。我们今日再不如人，我们还应该使大家明白这不过是一个时代陡变的暂时现象。我们若急起直追，是不难于相当时期后恢复我们旧日的地位的。在大体上讲，今日中国与西洋所有的区别都是科学和思想的区别，而科学和思想的区别也不过是一二百年或二三百年以来的事。在这个时期以前，我们是同他们一样的，或者比他们还要高明点”——他与蒋一样，都承认中国尚处于“中古”状态，现状“远不如人”，但二者着眼点略有不同，张在承认现状的同时也看上到“中古”中国曾有过的强盛，而蒋所关注的，是晚清以降的中国呈现的衰弱。易言之，蒋更强调病弱现实的困难，而张则从辉煌历史吸取底气和自信。显然，在“中西”“体用”等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本大源的问题上，二者有着明显的分殊。
是时，蒋介石政权在知识界“提倡理工、读经复古”，易言之，他们在技术上提倡科学，在思想上极力守旧。张奚若对此无法认同，他认为部分别有用心的人(如所谓“十教授”)提出的“中国本位文化”运动，是用所谓“中国特殊性”来取代对普世价值的追求。“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虽号称旨在“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但实际上对实际的民族、民权、民生问题并无具体的政策。因此，这就“等于取消‘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而代之以‘二民主义’的独裁文化”。在当时的语境中，中国本位文化的要义就是取消“民权主义”，而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就是“独裁政治建设运动”(19)。在此基础上，他申言：“我以为这现代化应在以下数方面特别努力”“第一，发展自然科学”“第二，促进现代化工业”“第三，提倡各种学术”“第四，思想方法科学化。”(20)他极力破除激进派对“西洋”的迷信，也解构了泥古派保守派固守于“民族本位”而不求与时俱进的倾向。易言之，在“现代的”与“民族的”这两种元素中，张奚若所采取的是折中、调和与兼容之态。他也明确不赞成“西化”的表述，而更倾向于“现代化”之说——这显然与蒋廷黻的取向有显著差异。
当然，二人有着各自的依据。蒋认为晚清中西交手中，中国的失败乃是“中古”的中国败于“近代”的西方。因为中国的军队、政府和人民都尚在“中古”阶段，远未近代化，已违逆了世界近代化的潮流。故此，如何使中国彻底地从“中古”状态解脱出来，是中国近代化的要务。他认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方人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能富强，不能者必遭致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好，日本就是好例子。”(21)蒋对“中古”的中国文化(即“中国本位文化”)的判断显得较为负面；而张奚若对中国本位文化的判断则较为中性。显然，二人在此既有共识亦有分歧，在对中国文化(当然不仅限于文化)问题上，他们都认为其现状仍未真正走出“中古”，而其前景都是要实现近代化，并且这一目标的实现任重道远；但具体路径上，二人的认知有明显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蒋倾向于废弃“本位文化”，实现彻底的近代化；而张奚若则主张改造本位文化，实现近代化。易言之，蒋所关注的重点是对“本位文化”的严正的批评、激烈的批判，倾向于“舍旧迎新”；而张所强调的是对本位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即去粗取精、“返本开新”。相形之下，蒋的态度更激进，而张奚若则更温和。如果说“全盘西化”派是激进派、“本位文化”派是保守派的话，那么张奚若则是调和派了。
于是，在他看来，无论当时的政治精英还是党国要人，都热衷于谈现代化，不少学界中人还和政治人物一样热衷于政治，但其中不少人对现代化的主潮缺乏真切的认知，自然难以“识时务”，也就缺乏超卓的思想。对于保守的人来说政治大多止于“权谋”与技术，而对于全盘西化派精英知识分子而言，对中国前途、包括政治发展的认识，还或多或少地有着“抄袭”西方、过于“西化”的痕迹，自然也就缺乏原创性的“思想”。这在南京当局也多有类似情形。因此，中国现代的政治缺乏“思想”，研究中国的“政治思想”，自然也属可疑。张氏此言虽是对萧公权所说，但恐怕不无弦外之音、言外之意，不无现实的所指，是冀望于高层有识者注意于他与政治有关的一系列的“思想”。因此，他所谓“中国没有值得研究的政治思想”，可以做实解，也可做虚解。此言并不只是说给政治系学生听的，也可能是说给某些别的人士、包括上峰听的。
针对南京当局此时所倡行的读经复古、“提倡理工、限制文法”等政策，张奚若也曾有不满，他表示：“现在一般人只知注重特殊科学或学术而不知科学化的思想方法和态度更是重要。一种特殊科学只能作它的特殊范围以内的事，但科学化的思想、态度与作事方法却是效力普遍，应用无穷的。”“这些有科学化的思想、态度和作事方法的普通人才的重要性，由整个社会组织上去看，并不亚于专门家的重要性。而且，说得更深一层，这些专门家往往囿于所见，看法太偏，还须有比较规模大一点的、知识宽一点的普通人才在他上面总揽全局的去指挥他支配他，才能收整个组织之效。今日中国因为这种大规模的小规模的、用人的或人用的、普通人才太缺乏，所以许多人居人上时不能指挥，居人下时不能执行，徒见治丝益纷，将整个社会完全变成一个无思想无能力的大混乱。近来读经的政策，扫墓的风气，乞灵于书本中和地下的人的思想，都不是思想稍微明通者所能做出的事。现代化不应只注重物质方面，思想方面也是同样重要或者更重要的。”(22)
四、非止于学术：政—学之间的离合
学术理念上的差异，势必牵涉到政治倾向上的差异。
如上二人对“中西文化”的论述，不仅彰显了二者不同的学术文化的理念，事实上也隐含了对中国社会、政治的判断。无可讳言，对于传统中国的政治，蒋、张都认识到其中确有灰色的一面，但二者侧重点有所不同。蒋较多地关注家族、家乡观念这一民族性，希望中国尽快突破传统的家族观念，建构现代的民族国家(23)。而张奚若关注的着力点并非普通民众的不足，而是上层政治的不公。他侧重于从上层政治层建筑来看问题，他所抨击的是皇权体制，渴望中国真正走出皇权社会，进入民权社会(这真是他关注“民约论”的动因之一)，通过契约和宪政来建成自由平等的国家。易言之，蒋廷黻对“灰色地带”的不满，主要指向于普通民众(国民性)，而张奚若的不满主要指向于政治精英(专制性)。因此，蒋认为中国在近代化进程，在政治层面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支持政治精英训练民众，使其转变为现代的国民，以造成现代的国家；而张奚若则强调要打破各种形式的集权政治，扩大普通国民的政治参与，形成民主的现代政治架构。就此而言，在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二者的基本思路显然不同：蒋廷黻的指向是对下的，重点在改造国民；而张奚若则是对上的，重点是约束国君。在官民关系上，蒋所理念中所隐含的是领袖(包括党魁)与民众之间的领属关系，而张奚若所彰显的是则是平等的契约关系。
在这样的差异之下，就产生了一定的分歧。蒋廷黻认为要使中国尽速在列强环伺中图生存求发展，实现赶超型现代化，就不能由“平庸之才”来领导“平庸之众”，而须实行领袖的“新式独裁”(24)，以教化民众。而张奚若则认为，建成现代国家，就必须打破皇权的统治，实现社会平等。就终极的目标——建成一个自由、民富、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宪政国家——而言，蒋、张的诉求并无本质区别，但在实现路径上却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蒋认为训政阶段可以开明专制以逐步过渡到宪政；而张则希望尽速废除专制，实现宪政，他这是在根本上否定了任何形式的“专制”，哪怕是“开明专制”——二者日后的政治实践也是各自基本理念的自然延伸。
基于立国、救国、建国问题，他们在内政外交等方面都各有一系列论述。蒋廷黻在相关方面的一系列论说，颇引人瞩目。1932年4月，他参加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就明确表示反对“取消党治、实行宪政”的主张，甚至对未行宪之前由人民选举国民代表会议的提案也不赞成。作为一个外交参谋的角色，蒋在《独立评论》上亮相不久就受到关注，但真正进入最高决策层视野的，恐怕当始于“民主与独裁”论战。是时，南京政府在“训政”阶段的不作为每遭诟病，在政治上却演变成一党专政，不少人士屡次提出“提前结束‘训政’”“如期结束‘训政’”的诉求。但在1933年12月，蒋在《独立评论》上发表《革命与专制》一文，该文被认为是“胡适的英美派知识分子朋友们第一个明确表态拥护专制的宣言”。他认为，当时的中国之所以内战频仍，国家无法真正统一，就在于未能像英、法、俄等国那样经历过较长时期的专制，故唯有先经过一个“专制建国”阶段，国家才能有效地走向近代化；而这首先需要无条件地拥护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其次是重视经济问题而轻视民主宪政问题。此文令胡适深感“栗然以忧”，乃撰文批驳。他当时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只有实行民主、开放政权才能真正有助于挽救国难。为国家前途计，除一致御侮之外，莫过于废除党治，开放政权，实行宪政。蒋并未正面回答胡适，而是再次撰文阐述自家意见：“以个人专制来统一中国的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的可能性高，因为中国人的私忠既过于公忠，以个人为中心比较容易产生大武力……即使现在的专制只是二千年来专制的延续，但是因为现在有了科学与机械这两个东西，尽管政府完全无为，只要它能维持治安，这两个东西就要改造中国，给它一个新生命。”
蒋廷黻与丁文江乃是当时“新式独裁”的两大拥趸。丁认定：“在今日的中国，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独裁政治更大。”丁文江提出应“试行新式的独裁！”“因为新式的独裁与旧式的专制是根本不能相容的”。丁文江的观点如石击水，在朋友中一时激起极大反响。胡适、陶孟和、吴景超、陈之迈等人纷纷撰文批驳(25)。
最早出来附和蒋的是清华教授吴景超，甚至时在天津的钱端升此时也表现出类似的思想转向。考虑到“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这批学人都本着“政论无所苟”的立场来反复论争，并将这种认真讨论国事的态度视为“我们的宗教一样”，且不伤私交。不久，胡适针对蒋廷黻和吴景超而撰文主张“用政治制度(即国会)来逐渐养成全国的向心力”。胡认为：“要各省选出的人来统治中央，要各省的人来参加中央的政治，来监督中央，帮助中央统治全国。”不过，这一设想在蒋看来，或许未免有点理想化了，因为在这之前他就认为：“人民不要选举代表，代表也不代表什么人……只要政权在军人手里……你的国会有一连兵就可解散了。”胡适认为蒋廷黻说这些话是带有“成见的过虑”。1934年12月18日，丁文江则发表题为《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文章，这位老友批评胡适“民主宪法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的说法“是不可通的”，其结论是：“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独裁政治更大”，中国应“试行新式独裁”。胡适在深感失望之际，随即撰文应战：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它能使那大多数普通人有序、有效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英美国家知道绝大多数的阿斗是不配干预政治，也不爱干预政治……只要他们‘逢时逢节’来画个诺，投张票，做个临时诸葛亮，就行了。这正是幼稚园的政治，这种‘政治经验’是不难学得的”。而丁文江对胡适的批评似更接近当时多数人的想法，他说：“事实上看来，民主宪政有相当成绩的国家，都是政治经验最丰富的民族。反过来说，政治经验比较缺乏的民族，如俄，如意，如德，都放弃了民主政治，采用了独裁制度。足见民主宪政不是如胡适之先生所说的那样幼稚的。”蒋廷黻则当面对胡适说：“你那一段议论(民治幼稚观)简直是笑话，不值得讨论。”
颇堪玩味的是，在此次名动一时的思想“大混战”中，向来颇有锋芒的张奚若似未有过多亮相，在重要的争论平台《独立评论》上也长时间地未予表态。但从他这一时期的其他论断来看，他对蒋等人所鼓吹的“新式独裁”的意见是不难揣度的。随着论战的演化，胡适后来提出的“民治幼稚观”多少让一些持民主信仰的同道不无尴尬，他们更愿意接受的是其“民主宪政可以逐渐推广政权”这一理念。张奚若当属其一。及至1937年6月，他才明确表示“民主政治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明的政治制度”，“以理服人”总比过去“以力服人”的政制更高一筹。他信奉民主制度，但对胡适的“民治幼稚观”实难苟同，认为胡的论断不无弱点(26)——此文在表面上是直接地评点了胡适，但事实上也间接地回应了蒋廷黻等人之前的言论——尽管此时“新式独裁论”的两大台柱均已他去：丁业已物故，而蒋已荣升为南京当局体制内的高官。
张奚若未深度参与《独立评论》所发起的“民主与独裁”的论战，并不表明其不关注此类问题；只不过他言说的重点、表态的方式和渠道有所不同而已。他认为鼓吹“‘民族本位文化’的‘十教授’已经明白表示‘反帝’，也明白表示不能模仿苏俄；那末，结论是不难寻绎的。即：可以承受资本主义文化，而不承受帝国主义阶段；可以承受社会主义文化，而不承受共产主义阶段”“这结论所包含的意义并不复杂：因为‘国家社会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张还认为：“现阶段的‘国家社会主义’以‘独裁制’为必要的条件，所以不需要‘民权的发展’，这是一切自由主义者所当认识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狄克推多’是最现代的社会所产生的，和封建制度之专制的统治者不同。所以封建的残骸之复活，依然是应该排斥的。”“‘中国本位文化’之较为简单浅显的解释，为：不同于德、意的，中国的‘独裁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文化，更简单浅显的解释，为‘二民主义’的文化。”“明白了吗？中国本位文化的要义就是取消‘民权主义’！取消‘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向更高阶段的发展’！更透彻的讲，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就是独裁政制建设运动！”“本位文化”将“三民主义”异化为“二民主义”，将“民权”暗换为“国权”，而“国”在当时又由蒋介石政权所操控，“民国”事实上已异化为“党国”，民自然难以充分享有其天赋之“权”。就在1935年底，正当蒋廷黻要离平南下淡出《独立评论》、出任蒋介石幕僚时，张奚若突然亮相于《独立评论》，连续刊发了《国民人格之培养》和《再论国民人格》，笔锋所指虽是“国民”，但深层关切却是“国家”，他因此而宣称：“国家并不是真理的垄断者”“个人是最终的判断者。”这种“国”与“民”之间纠结而微妙的关系，显然才是张氏政治哲学最关注的核心——当然，也正是在这一核心问题上，南京当局大肆扩张“国权”(党权)而挤压“民权”，造成了张氏对当局的抵触之心——在这一点上，不无“族国本位”倾向的蒋廷黻，与张有很大差异。蒋和丁文江等持续地极力鼓吹“狄克推多”，并因此而受到当局的垂青。
因此，尽管上述诸人基本属自由主义阵营，张奚若是偏向于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蒋、丁则暗含着国家主义倾向。蒋甚至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希特勒政权所取得的建设成就也表示了某种欣羡之意(事实上这也是蒋介石等人当时所极力相仿的对象)。在这一点上，张奚若是与此针锋相对的。他对南京当局的期望也是很有限的。他抗战时期更是直言：“独裁都能只顾一党之私”的人，是做不出好事来的。抗战结束伊始，张奚若更是热心议政，他反复申言的就是“废除一人独揽作风”“废除一党专政，取消个人独裁”(27)。对于蒋介石所倡行的具有国家主义嫌疑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深受自由主义思想熏染的张奚若显然难以容忍，但蒋廷黻则否，他早年即服膺“国族主义”，此时更已开始公开倡言“开明专制”，故对蒋介石积极建言献策，并认为他是统一中国的首选，有望使中国经过武力统一、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使各方面上轨道，最终进入宪政，实现理想的民主。因此，他1933年与蒋介石的初晤就是抱着“想见一位伟人”的心态赴庐山的；至于1935年应召“欣然”加入南京内阁，也是抱着这种为当局服务的心态。他事实上与翁文灏一样充任了蒋介石的左右手，成为其技术官僚中的台柱。
概言之，同属论政，二者着眼点大有差异：张奚若以批判居多；而蒋廷黻则是建议性居多，或可谓“小骂大帮忙”。用张奚若给胡适信中的话说，此乃书生从政“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发为言论，仅觉过厌，施之事实，且属危险”，简言之，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具体到当时的政治力量和政权结构，二者的认识也有较大分歧。作为一个有着实际从政经验的前官员来说，张奚若对南京当局的判断是较为负面的；而作为一个对政治同样感“兴趣”，但尚未真正参与实际政治的学者而言，蒋廷黻对南京当局显然抱有某种期待。他自始就认为南京政府是富有朝气和革命精神的新政权，“深感到国民党是一个有主义、有组织的政党，而国民党的主义是切中于救中国的”(28)。而且主动去求见王正廷等外交大员，贡献自己的外交意见(29)。相比之下，早前曾在南京政府内供职的张奚若，则对这一政权的评价更为消极。在认为国民党不外乎是个别党魁实现个人独裁、扩张个人权力的工具，未必能真正增进国民的福祉。
也可以说，蒋廷黻在当时(就短期来看)更关注的是如何在维护“党国”既有权力格局的前提下来增强国力、竞存于世，而张奚若则更直接地关切如何能尽速用“法治”取代“党治”，由“训政”迈入“宪政”，建成真正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的“民国”。显然，二者的侧重点有较大分殊：蒋的关切重点是“国”(维护国权、增强国力)，而张的关怀重点是“民”(增进民权、改善民生)。在政治哲学的基点上，蒋廷黻倾向于国本主义或国家主义(即“以国为本”)，而张奚若则更偏好于民本主义或人本主义(即“以民为本”)。而在当时蒋政权“以党治国”“党国一体”的权力架构下，隐藏于“国”背后的势必是“党”，其核心则是党魁蒋介石一人(30)；对于“党权”，蒋基本采取了回避或默认之态。正是蒋对“党”的这一态度，造成了张对蒋的隐然不满，也正是蒋政权“党天下”的姿态，让张奚若更为激愤。这种价值上的冲突是其来有自的，更是难以调和的——二者在价值取向和思维路径上的这种差异，有着复杂的原因，而且也难以进行简单的高下之评判。但无疑地，其中部分的原因，是由于二者在国际观(或曰国际视野)上的差异所造成的。蒋、张二人虽皆对西方现今国家颇有了解；但在归国后的实际工作中，蒋廷黻因着外交史的研究，对国际政治及国家间关系有着相当的体悟，而张奚若重点关注的是西方学者的政治思想和国内政治及政府的运作，对其与国与国之间的互动措意相对较少。先进国家中相对规范的政治生活，使当时中国未上轨道的政治生态相形见绌，这催生和强化了张奚若对现政权的不满。而蒋廷黻的关注重点不是政治理念(国内的)而是外交实践(国际的)，即中国(暂不论是“党国”还是“民国”)如何应对西方列强的挑战，实现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国际地位。在对外交涉的严重压力下，蒋并未过多地责难国内政治之不良、社会现实之不公。
二者的政治观点在当时皆各有体现。蒋在当时的政治理念，在其《独立评论》上的政论中得到了较充分的体现。在《独立评论》学人群中，蒋廷黻是其中极为活跃的台柱之一，其所集中阐释的问题有中国外交、学术建设及政治改革(如实行“开明专制”)等。部分由于蒋廷黻等人的带动，清华学人在该刊表现了极为活跃。然而素喜月旦人物、臧否世事的张奚若，此时的态度却近乎略显“消极”。旧友胡适向张奚若约稿，张在1932年6月回信道：“十二日书敬悉，为《独立评论》作文，本属应尽义务，不过近年来政治问题日趋复杂，立言颇觉不易。同时个人勇气与日俱减，遇事先其难处，结果更难下笔。《独立》已出四期，弟尚无文送上，实属心有余而力不足，至希鉴谅是幸。”直到1935年3月，张奚若才送上自己的第一篇稿件《塘沽协定以来的外交》，锋芒所指是当时的冀东事变。他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明确批评：“不客气地说，塘沽协定以来的外交是全盘皆输，无一是处。”“塘沽协定的本身就是愚昧和怯懦的结晶。”相对来说，他比蒋廷黻的寄希望于通过国联来挽救局面的思路更为现实一些。7月间，他又发表了《东亚大局未来的推测》，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分析方法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所谓“大陆政策”，并指出：“日本要并吞全中国而且将在最短期间完全实现。”(31)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张奚若又发表了《国事不容再马虎下去了》，批评了国民党的内政外交——这与蒋廷黻的把蒋介石成为是“一个抗日的领袖”，国民党是一个能统一中国、维护社会秩序、振刷民族精神的领导力量的基本观点相比，的确大相径庭。因此，张的立论姿态与蒋廷黻的“小骂大帮忙”也是有一定差异的。二人的论述潜在的对话者，无疑的都涵摄了普通民众、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主要是南京政要)，但对南京方面的基本姿态而言，蒋廷黻更为务实，以现实主义的姿态，以积极配合的态度自觉充当智囊、建设者，而张奚若难以克制其理想主义者的气质，因而也更像是一位批判者、督促者，每每显得是不合时宜的“持不同政见者”。
此后，张奚若先后在该刊发表了一系列时论《世界大混乱与中国的前途》《对两广异动应有的认识》《国难的下一幕》《绥东问题的严重性》《论成都事件》《外交政策与策略》等文章。但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936年11月发表的《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张在列举了冀察当局的种种以特殊自居的表现之后说：“冀察当局一年来的种种错误，今日正是自行改正的大好机会，我万分诚恳地希望他们不要错过。”同时希望南京政府“对于冀察应按照保持及恢复领土主权完整的既定方针，振起精神，放手做去”(32)。恰是此文，在当时引起极大反响。它招致了当时华北军政当局的极大不满，也直接导致蒋廷黻参与创刊并曾惨淡经营的《独立评论》关张大吉——当然，此时蒋本人已是南京当局体制内的高官，正在出使苏联。
《独立评论》中的相当一部分骨干，在当时是对南京当局抱有善意的期望的。也正因此，相当一部分人日后都被南京作为名流吸纳入体制内高层，其中有胡适、翁文灏、丁文江、吴景超、陶希圣、何廉、吴有训等，蒋廷黻当然也如此。甚至在政治学系异常低调的浦薛凤、萧公权也如此，而张奚若越来越激进。他的不合时宜的态度，自然使其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其意见不可能得到采纳，其本人更不可能得到重用。当然，张恐怕也并非完全无意于政治。可以说，国难危重的环境，使得曾一度告别政治的张奚若又燃起了对政治的兴趣。但他既早已居于体制外，也只能更多地将这种兴趣表现为议政。
当然，严格来说，在理论上讲，“他并不绝对斥责教授做官，他膺服‘哲人君主’之说”“但对某些官迷心窍、求官不遂或待价而沽的教授则常加讥讽，他也称赞学者薄官不为”；他“虽不反对学者从政，却非常反对政客教书”(33)。曾有一度，张奚若与钱端升一样，“抱着‘学优则仕’的志愿。在清华、中大政治系教了多年的书，政府还不曾借重他们。平日言语之间不免流露出‘怀才不遇’的苦闷”。后来张还“曾一度到南京去营谋教育部的某职位”，但在背景复杂、由北大系统主导的教育部中，张并未“如愿”(34)。几番努力受挫，现实的遭逢，或多或少地催生了他对当局的抵触心态。随着时势演化，张认识到蒋介石政权的实际行动与“三民主义”相去甚远，难以领导中国复兴民族、增进民权、改善民生，对此也不满日增。他意识到自己政治报国的梦想日成奢望，他也有意无意地减少了对某种期待，他对进入“体制内”的热情大为减弱，转而对当局的批评也日趋激烈。这种情形也带到了课堂上。张奚若希望他的学生能够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不主张他们混迹官场，同流合污。及至联大时期，随着国民党声望的日渐低落，时为联大政治学系主任的张奚若，多有表现。当时有人把大学里的政治系谑称为“升官系”，经济系则被目为“发财系”，但是张执意把政治系定位为政治“学”系，而非“政治”系。一字之差，却鲜明地体现了他的教育理念。他认为，政治学系不是官员生产线，它的目标是为培养高素质的政治学研究人才打好扎实的知识基础，而不是培养政府官员，因此学生需要的是钻研精神，而不是钻营手段。在一次迎新会上他，向新生大泼冷水：“如果你们来政治学系目的是想做官，那你找错了地方。国民政府不大喜欢西南联大的政治学系。如果你来此的目的是想当一个学者，我可以老实告诉诸位，四年时间培养不出一个学者来。你在此读四年书，可以获得一些基本知识和读书方法，毕业后你可以独立继续钻研。”而对毕业班学生，他同样浇冷水：“毕业后希望你们能继续研究政治学。为了生活自然要找工作，那么可以教教书。最不希望你们去做官。”(35)“趋炎附势钻营求官为下策”(36)。张当时愤世嫉俗，希望自己的学生在污浊的社会中洁身自爱。但事实是：在理论上，“政治科学”与“政治实践”无法分开；在现实中，该系师生中参与实际政治的现象甚多。甚至在抗战前，吴之椿、浦薛凤等执掌下的政治学系，在言及办学方法时，也明言要“培养实际行政人才”，以“配合当时政府的文官考试培养学生”为己任。甚至法学院院长陈岱孙、清华校长梅贻琦对此定位也是持认可甚至支持态度的(37)。与此同时，张奚若在另一方面也反复强学生强调说：学政治学，要有独立的政治见解，抱定为社会服务的宗旨，而不是为了“做官”。“中国社会如此糟，这样的书本子学好了，又有什么用？你们要多了解社会，为正义而申言”(38)。由此可见，张奚若的私心所愿，是期待青年不拘囿于书本，而是投身社会、改造社会。然而，这样一来，毫无疑问，这种社会实践与政治实践将很难分开，这批受“政治科学”训练出来的青年势必与“政治实践”发生关系(区别只在于是在体制内从事政治实践还是在体制外从事实践，它们之间，只是方式或手段上的差异，而非本质上的分歧)。再者，欲改良政治显然不可能仅仅依靠政治“科学”的研究，而要通过实际的社会的甚至政治的行动。以张奚若这样有过从政经验的长者，绝不会不谙此理。因此，他的真正意旨，并非不加分辨地反对青年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而是希望青年们要立志“做事”不“做官”，服务于社会。至于所谓“最不希望你们去做官”之语，是反对青年为做官而做官，希望青年不要成为业已陈腐保守的官僚集团的一分子。易言之，他反感的不是实际政治本身，而是反感于归附于病相日重、日渐没落的国民党政府体制内的政治实践，而期待改良政治现状的实践。
——值得注意的是，当此时张奚若仍一如夙昔地表示对当局不满的同时，当年的对头蒋廷黻却因《独立评论》进入南京最高层的视野，而且与蒋介石等人关系日渐密切。正是理念和机遇的差异，使二者各自走上了不同的政、学之路。
五、历史的吊诡：异曲同工的政、学人生
1933年春，在洛阳举行的国难会议，蒋廷黻应邀参加，会议召集人就是汪精卫。1933年下，蒋廷黻应蒋介石之邀，与何廉同上庐山牯岭晤见蒋介石，就相关政策问题提出意见。1933年秋，驻苏大使颜惠庆归国后，蒋廷黻又应汪精卫之邀赴宁商讨对外政策(39)。1934年初，蒋介石再次召见蒋廷黻到“中国真正的首都”南昌谈话。1934年夏，蒋廷黻休假，于是年7月赴欧洲、苏联。临行前，他再次赴牯岭觐见蒋介石。对两位蒋姓人物之间这种日渐密切的关系，张奚若自然不会不知。
——需要注意的是，国民政府的不少外交主张是得到蒋廷黻认同或受其影响的，在某种意义上，蒋廷黻已成为当局对日、苏外交的智囊(即便是其不在驻苏大使的任上的时候)。而张奚若的判断，是否对蒋廷黻有所指，也可以玩味。毕竟，当时蒋廷黻已是一位平步青云、跻身体制内的高官政要，而张奚若是一位深不满意现实的知识分子。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文章，都与蒋廷黻关系深远——本来同在清华，同样对政治感兴趣，同样与胡适关系不差的人，之间确有如此多的空当，更是耐人寻味。同样出身于哥大、同样任教于清华、同样爱好论政、同样结缘于《独立评论》，而且经常在校评议会见面，但二者之间却有着彼此的忽略。这种忽略显得意味深长。
在1935年8月，蒋廷黻刚回国即接到了南京方面的邀请，稍后回，即与翁文灏一起赴南京，出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当时社会上不无异议，有人对于政府求实的诚意表示保留；有的人以为政治是污浊的，党同伐异，倾轧排挤，弄得不好会身败名裂，劝他不应跳入这个火坑；有的人以为他应当保持学者清高的地位，以在野之身议论政事，鞭挞政府；更有人心存嫉妒而说出许多难听的话来(40)。其中包括“清华园太小了，他不会感觉过瘾”之类的流言(41)。曾倡导好人政府的胡适寄予了希望的。在给蒋廷黻以及先期从政的翁文灏、吴景超的信中寄语：“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胡适期待他们做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时以去就争之，并希望他们做educate the chief[教育领袖]的事业，以教育和改造政府，并将翁麾下的行政院的两处“变成一个‘幕府’”(42)。蒋本人则认为：“我对政治的态度是很正常的。我认为政治并不是专为金钱和荣耀。对我来说，政治只是一种工作，我认为它和教书一样的清高。”蒋把从政视作为社会服务的一个渠道。蒋还认为中国政治迟迟不上轨道，部分原因就是一批有才学、有操守的知识分子爱惜羽毛不肯出山来改良社会、改善政治。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负有改造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使命，但大批人却因固守清高而未能投入社会、未能很好地承担自身的责任。因此，他甚至一度激愤地说：“我国几千年来最无贡献的阶级是士大夫。我心发火的时候，不免要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鼓掌。”
从1938年起，蒋廷黻重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次长(宋子文内阁)；而张奚若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教授(后为系主任)。他劝导学生说：“中国社会如此糟，这样的书本子学好了，又有什么用呢？你们要多了解社会，为正义而申言。”1938年7月，国民党迫于全国人民的要求，于武汉召开国民参政会议，张奚若作为社会贤达被聘为国民参议员，到会议政。他奔着“为社会服务”的宗旨，对国事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力砭时弊，对国民党政府多次提出批评。1941年后，鉴于国民党政府愈来愈腐败、独裁，他的批评也就愈发尖锐了。有次在国民参议会上，他发言抨击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蒋介石粗暴地打断他的发言，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离开会场回到昆明。下次参议会开会时，他接到寄来的通知函和路费，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不出席此会了(43)。他对国民党日渐绝望，转而更多地投身到民主运动中来。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呼声下，国民党许诺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在酝酿提名时，民主同盟和中国共产党一致举荐张奚若列入社会贤达即无党派人士的名单，国民党不同意，说他是国民党员。当记者向张奚若问及此事时，他说：“罗隆基先生在准备提我名时，曾先征求我的意见，起初我坚决拒绝，后来，经过闻一多先生再三劝说，才勉强答应了。”国民党不同意是意料之内的事，但“想不到的是当民盟提出，中共亦同意后，国民党竟说我是国民党员”，张奚若极为气愤，他说：“不错，我曾是一个同盟会员，辛亥革命，也很奔走了一番。但民国元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民国二年我去美国前即已向陕西省党部声明脱离关系。”“1928年我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处处长时，又有人要我入党，我就拒绝了。”他还特地写了一份声明，登在重庆《大公报》等报纸上，说：“近有人在外造谣，误称本人为国民党员，实为对本人一大侮辱。兹特郑重声明，本人不属于任何党派。”(44)
在抗战胜利后，国内矛盾再度尖锐化。张奚若与费孝通、潘光旦等清华同事一样，都日渐成为民主运动的骨干。1946年1月在旧政协召开前夕，他对国民党展开了猛烈抨击。13日下午一时半，西南联大政治系主任张奚若教授应学生联合学艺宣传部之请，在联大新舍图书馆前大草坪上公开讲演，讲题为《政治协商会议应该解决的问题》。演讲时间达两小时以上，听众达六七千人。学生对张极为推崇，称“张先生是国内政治学家前辈，也是国内研究政治思想的权威学者。抗战初起，张先生即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因鉴于参政会开会时言论毫无自由，故愤而离会，以后数届参议员名单发表示，虽皆有张先生大名，但张先生均辞不赴会。早在去年开始，张先生在联大发表公开讲演时，即曾攻击当前中国政治中之一人独裁作风，认为必须废止；去年国共合谈进行之际，张先生联合联大钱端升等十教授联名致电蒋、毛，提出三点意见，其第一点即为‘废除一人独揽作风’”(45)。张奚若在演讲中提出：“若是到念书的人都不讲道理了，那才是最危险的事情。”“现在中国害的政治病是——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这个集团就是中国国民党……这样一个政治集团，虽然他们还常常说自己是革命的政党，事实上却早已成了革命的对象，要让大家来革他的命了。”“现在国民党的政府，在法律上说是政府，在道德上却就是强盗。”“所以在事实上就以武力枪杆子来维持自己的政府……国民党所以能维持下来，完全是靠暴力。”“听差制度和领袖制度结合在一起，是再也不会有好事情干出来的。要他们干出好事，那才是太阳从西出来。”“在那些只知道喊万岁，只想献九鼎的人看来，现在是贤明天子在上，我们应该赶快磕头。不过在我们这些不为他们腐化的人看来，这些现象就只能借用两句别人的话来说”，即“好话说完，坏事做尽”。“一个腐化、无能、自私的政府决没有资格去统一军令政令，这也是一个政治的原则。许多人还不知道，今天值得提出来讲的，如果这样一个政府统一了军令政令，那就会更腐化，更无知了”(46)。要想纠正种种弊端，“就只有彻底废除党治”。因此，中国要有光明的前途，就必须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为国家着想，为蒋介石先生着想，我劝他下野！”(47)他甚至说：“为了国家着想，也为蒋介石本人着想，蒋应该下野。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48)统此，张对蒋氏政权的愤懑，已不言而喻；然此时的蒋廷黻，正是该政权内部一名高级幕僚——值得注意的是，在张看来，当时这个政治集团“毫无知识、非常愚蠢”，自然，也就谈不上有“思想”。因此，在当时中国之现实看，的确“没有值得研究的思想”，硬要研究“政治思想”，似不无“捕风捉影”(浦薛凤语)之嫌。当然，其言下之意，是现今的政治需要“有知识”、有“思想”的人来参与，以使其上轨道。这与胡适早年提出的“好人政府”相吻合，也与蒋廷黻的相关论断并不矛盾。矛盾的只是：以何种方式参与政治，或者说在参与政治时，与国民党当局保持何种关系？
几乎是在同期，仍不失书生本色的蒋廷黻，也再度“思出其位”。1947年，蒋廷黻与顾维钧等联手策划组党事宜，形成与蒋介石国民党制衡的新的政治力量，惜未果，被蒋介石劝停。学者爱谈政治，但政治毕竟与学术不同。在学界，他们是政治爱好者；在政界，他们是书生，进入真正的权力博弈场在，才发现自己原不过是“局内的局外人”。
建国后，张奚若担任过一系列要职，当然，还是以无党派人事的身份。不过后来又一次书生气发作。1957年，在整风运动中，中国共产党的全党范围内开展批评“三大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运动，毛泽东征询张奚若对共产党的工作意见，张奚若直言不讳地将自己平日观感概括为十六个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49)这在当时并无不当，在稍后则显得不合时宜了。1956年上半年的一次学习会上，对在会上出现的突出个人作用的宣传，张奚若恳切地说：“喊万岁，这是人类文明的堕落。”而此前在西南联大时，他也有一次发牢骚说：“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
六、小结
蒋、张二人，一为湘人，一为陕人，都是以倔强著名的人物。可以说，二者在基本的政治文化人格上，均有某种士大夫情结，对学术有着关怀，对政治亦有一定的兴趣。他们都入世而强势，“道”“术”兼顾，并应“势”而作，或坐而治学、议政，或起而从政、办外交。只不过，在当时各自的历史情境下，他们对政治的兴趣表现的形态有所差异，与政治的具体的关系呈现了不同的面相。
于张而言，“他的素愿是学以致用，学是为他的志服务的”(50)；于蒋而言，亦复如此。他甚至认为学好历史以为从政之用这一看法“深得我心”。但在基本的价值判断上，他们有着显著的差异。这使其与国民党政府也有产生了不同的认识。最终，他们因着各自的个性特征、学术理念和政治理念而选择了迥乎不同的人生道路。其中分殊极堪玩味。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二人以后还有很多惊人的相识：由于社会鼎革，这两个对政治颇有兴趣的人，都在不同的环境下走上了类似的“学而优则仕”之路，先后弃学从政、涉足外交，且担任要职。蒋廷黻1935年初到政务次长任上并不适应，一度曾想谋教育厅长之职，未果，后来除了担任政务次长职务外，他长期担任外交要职(“行总”署长、驻联合国代表、“驻美大使”等)，春风得意。而后来曾从仕途淡出多年的张奚若，在抗战期间再度跻身政界，新中国成立后任教育部部长，后来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等职。论究个性，二人居已居体制内，颇受政府借重，但仍不时流露出某种“书生意气”。
二人的分歧是当时中西、新旧、政学相互碰撞的一个火花。蒋、张二人在当时的清华有较大影响，但二者之间关系并不融洽，直接原因是二者性格颇有抵触，更深层次上则是学术理念乃至政治理念上的分殊，而这有势必造成了日后他们政治选择上的差异。在就基本面上，二人有着很大的差异。面对国难深重、国史衰颓，他们都想到了现代化的出路。因此，对他们而言，基本分歧不是要否实现现代化，而是要实现怎样的现代化、要怎样实现现代化。在怎样实现现代化问题上，他们的核心分歧是国民党政府的合法性及国民党到底能否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这一焦点成为他们政治选择的分水岭。蒋认为国民党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领导力量，主张通过“武力统一”(军政)、“开明专制”(训政)来实现宪政、实现现代化；而张则不然，他深为国民党的专制所不满，并最终走向了彻底革命的一途。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很有意味的吊诡，在文化上激进地主张“全盘西化”的蒋廷黻，在政治上最终选择了执政后日趋保守的国民党政府；而在文化上原本居间、较为温和的张奚若，最终靠向了更具革命惯性的共产党。
有意思的是，在蒋去世后几年，台湾当局刻意经营维护的在联合国的席位被开除，美国与中国关系正常化，而此时张奚若开始以外交人士身份与美国方面接触。1965年，在蒋廷黻口述他的回忆录时，正是他从国民党政权“驻美大使”卸任前后，而此时略微年长的同侪张奚若则在大西洋此岸，是在任的教育部部长。据管见所及，在张奚若有限的文字中，没有出现蒋廷黻之名。反之亦然，蒋此时在回忆录中明明涉及了张氏其人其事，但就是没有出现其名，对这位曾在清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避而不谈，实堪玩味。蒋在追述往事时，之所以有此“疏忽”，恐怕是因为张的令他难以完全“忽略”罢(51)。
注释：
①(39)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第128-129、151-153页，谢锺琏译，[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版。
②(11)(12)王铁崖：《怀念张先生》，载孙敦恒审订：《张奚若文集》第482、482、481-492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③⑥萧公权：《问学谏往录》第97、157页，[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版。
④按，胡适与张奚若原先交谊甚厚，但后来胡与张关系渐疏而与蒋关系日渐密切，并同为《独立评论》的台柱，尽管二人因“民主与独裁”问题而发生激辩，但私谊未受影响，并先后与南京当局关系日渐密切，并都受命于当局从事外交；抗战结束后，在二人组党问题上也多有往来。相反，在南京政府建立后，胡与张的关系就有所变化，二人在政见上分歧而渐行渐远，因政治观点不同而分道扬镳。胡适在南京政府初期已与蒋介石建立了日渐密切的联系。在抗战前夕，胡适对蒋廷黻等人的“出山”乐观其成，而张奚若则颇有微词。而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后，胡适则极力谴责张学良“违反军纪”，并多次直言：“蒋委员长如有差池，中国要倒退二十年。”其对蒋的领导地位的认可，可见一斑。在1946年底的北平，有人问到胡适，张奚若说：“我与胡适先生的私人感情极好，但今日我们见了面，却尽可能避免谈政治，以免影响感情。”(《张奚若》，载《燕京新闻》第13卷第6期，1946年12月23日)关于蒋、张的政治分歧，详后。另应注意的是，张、胡虽在全盘西化问题上颇有分歧，但在民主与独裁问题则极为契合。丁文江、蒋廷黻等在民族危机之下，对苏德式的强势政府身为关注(蒋在访问苏联、欧洲之后，注意到二者在独裁方面惊人的相似，尽管为此深感惶悚，但回国后，却对当局的专制更添了几分潜意识的认同)；国民党决策层则欣羡并暗中部分地援用了德式国家主义治国策略，二者颇有共识；而胡、张则固守其源自英美的自由主义理念，始终坚决反对“党权高于一切”的一党专制的理念与实践。思想谱系的繁复诡秘、犬牙交错，可见一斑；学术与政治的巧合、纠结，亦于斯可见——当然，平心而论，在一定条件下，“独裁”政权(包括由党魁领导的“新式独裁”政权)往往能有较强的决策力和执行力，富有行政效率(尽管这样的政策本身未必合乎“善治”)。而这也是一向强调“行政效率”、力图改革政治体制的蒋廷黻所关注的一个因素。
⑤《清华之发展》，载《清华年刊》(1937年)，[北平]国立清华大学1937年印行。
⑦参金岳霖：《陈岱孙是个能办事的知识分子》，载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会议金岳霖》，[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⑧浦薛凤：《浦薛凤回忆录》第156-157页，[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版。
⑨按，后来二人的关系明显改善，1935年张奚若从欧洲休假归国后，还赠其所珍藏多年的19世纪法国著名学者雅勒(Psul Janet)的名著Histoire de la Science Politique(《政治学史》)(参萧公权：《问学谏往录》第97页，[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版)。这从一个侧面看出，张奚若极为重视卢梭的“民约论”(甚至法国学者相关的政治思想)。这也是其日后立论的重要思想资源、理论支撑。萧公权对其也颇为感念。
(10)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第152-153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
(13)萧本人的回忆是：蒋“在《独立评论》发表的一篇论文里讥笑留学生回国大谈洛克、卢梭，对于中国文化和历史却不能置一词”。萧公权：《问学谏往录》第97页，[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版。
(14)(15)蒋廷黻：《中国社会科学的前途》，载《独立评论》第二十九号，1932年12月4日。
(16)(17)(19)(20)(22)张奚若：《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载《国闻周报》第十七卷第二十三期，1935年6月17日。
(18)须注意的是，张奚若还受北大之邀在其政治学系兼课，足证他也是受北大学人认可的。而一般说来，当时北大的学风远不及清华“洋化”。若不加分辨地认为张“食洋不化”，恐怕也未必恰切。当然，蒋廷黻也曾多年受北大之邀往授中国近代外交史课程。若说蒋在知识界的美誉度对张奚若有压倒性优势，也未必尽然。参萧公权：《问学谏往录》第97页，[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版。
(21)按，这是蒋廷黻的表述。详参蒋廷黻：《中国近代史》，[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23)蒋廷黻很早就翻译出版了美国学者海士(C.J.H.Hayes)的《族国主义论丛》([上海]新月书店1930年版)，其对族国主义无疑有着一定的了解甚至研究；尽管其并未对此论题行径专文阐释，但在日后的一系列相关论著中，却不同程度上隐含了某些观点和体会。
(24)这也就是他日后他鼓吹“开明专制”的重要思想基础。按，这一论战在很多方面均值深究。须提及的是，除丁文江、蒋廷黻与胡适对垒的阵线分明外，不少人采取了折衷立场。北大教授陶希圣也认同胡适的民主政治观点，却以十分审慎的态度，在丁、蒋和胡之间作左右袒护：“现在已经是国民党独裁的政治。政府也许能够召集一个征询民意的会议……至于政府现实大权是在一人，还是多人，也只有事实来决定。”他又说，胡适“主张的民主政治，很显然是议会政治……如果以议会政治论与国民党相争，国民党内没有人能够同意”。1935年1月，陈之迈发表《民主与独裁的讨论》一文，表示不赞成“立即开放政权，实行宪政”，他对胡适等人提出“开放政权以便收拾全国人心”之说不以为然。胡则回应道：“许多太崇高民主政治的人，只因为把民主宪政看做太高不可攀的‘理智的政治’了，所以不承认我们能试行民治，所以主张必须有一个过渡的时期，或是‘训政’，或是开明专制，或是独裁。”“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胡仍十分积极，又写下《再谈谈宪政》一文，并旧事重提。胡一贯认为，不论当时中国局势如何复杂多变，国难如何危重，都不是政府拒绝推行民主宪政的口实，更不是实行一党专政的借口。关于此次论战，可参范泓：《在“民主与独裁”论战中的胡适》，载《世纪周刊》2003年第8期；金焕玲、崔于修：《丁文江、蒋廷黻“新专制主义”思想浅析——兼论20世纪30年代“民主与独裁”论战》，载《石家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25)当然，有意思的是，后来蒋廷黻与胡适都先后进入蒋介石政权的体制内，后来蒋还与胡一样，担任了蒋氏政权的“驻美大使”。
(26)张奚若认为其中的弱点是：首先是逻辑上不可通。因为“升学之后”是高度民治，还是专制与独裁？若是前者，那时是否还能算是幼稚园？若是后者，难道胡适心目中的民治的用处竟是替专制与独裁做预备工作？其次，与事实不符。如果国家是现代式的，则不论哪一种政制(民主或独裁)，所需要的“智识的数量”(丁文江语)都是一样的。胡则辩解道，他说：“我说的只是那代议式的民主‘政制’(注意！这里说的是政制)并不需要很高的智识程度，是一种幼稚园政制，只要我们肯进去学，包管拿到幼稚园毕业文凭。”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民主宪政要比独裁专制高明得多。关此，可参高怀举：《胡适“民治幼稚论”内在重心的转移》，见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22185.html。
(27)孙敦恒：《张奚若先生生平事略》，载《张奚若文集》第17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8)《蒋廷黻致胡适》，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4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29)详参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版。当然，蒋对当时国民政府也并非毫无异辞，如对其“革命外交”就颇有异见(其所主张的乃是灵活而多变的和平外交方针，这在他日后的外交实践和政论中均有展露)；但很显然，这中“异见”的前提是他对该政权有某种期待甚至热望。相较而言，曾置身于南京“体制内”的张奚若，对这一政权——尽管是新生政权——的态度就颇有些不同。须注意的是，蒋廷黻这种对政治的兴趣，早在他留学哥大时就已初现端倪。同期在该校的罗家伦，亦复如此。二者日后由学而政的人生轨迹，也不无相酹。这的确是现代中国学界中某种类型的学人的典型的代表。
(30)按，须注意的是，后来蒋介石成为蒋廷黻的顶头上司，二者的关系更其密切而微妙。蒋廷黻以“无党派人士”如何与国民党的党魁相处，也颇值玩味。
(31)张奚若：《东亚大局未来的推测》，载《独立评论》第161号，1935年7月28日。
(32)张奚若：《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1936年11月23日)，载《独立评论》第229号，1936年11月29日。
(33)端木正：《忆张奚若教授》，载《清华校友通讯丛书》复二十一册，一九九○年四月。关于张奚若等清华政治学人的政治情结，可参阅孙宏云：《萧公权与张奚若》，载《万象》2007年第1期。
(34)萧公权：《清华五年》，载《传记文学》第十七卷第四期，1970年10月。
(35)沈叔平《政治学系》，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第211-21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相关述评，可参徐强：《“最不希望你们去做官”》，据“豆瓣读书”，http://book.douban.com/review/1368491/。
(36)杜汝楫：《怀念尊敬的张奚若先生》，见孙敦恒审订：《张奚若文集》第47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7)陈岱孙甚至也正因此，而一度努力争取创建和发展清华的法律学系，意图之一，就是增强清华学生在公务员考试和南京政府铨选中的竞争力。另需注意的是，张与他的顶头上司陈岱孙的关系并不差，他们长期是北院七号饭团的骨干，并且理念颇为相近。参见陈岱孙：《序》，孙敦恒审校：《张奚若文集》第1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8)孙敦恒：《张奚若先生生平事迹》，载孙敦恒审订：《张奚若文集》第15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40)参见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生平(六)》，载台北《传记文学》第9卷第2期，1966年8月1日。
(41)参见吴相湘：《蒋廷黻的志业》，载台北《传记文学》第7卷第6期，1965年12月1日。
(42)《胡适致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1836年1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02-3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43)杜汝楫：《怀念尊敬的张奚若先生》，载孙敦恒审订：《张奚若文集》第473-474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44)孙敦恒：《张奚若先生生平事略》，载孙敦恒审订：《张奚若文集》第15-16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45)(46)(47)《废止一党专政，取消个人独裁！》(《学生报》记者记录)，载《学生报》创刊号1946年1月19日。
(48)《我所知道的张奚若先生》，载《北大清华联合报》第2期，1948年10月11日。
(49)《批评工作中的“四大偏差”》，载《光明日报》1957年5月16日。
(50)陈岱孙：《序》(1988)，见孙敦恒审订：《张奚若文集》第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51)世事沧桑，在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当两党之争逐步缓和、当各派势力博弈告一段落、海晏河清后，我们“放宽历史的视界”检视历史，或将有新的认知。在当时各自的历史情境中，张与蒋二人分别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尽管未必是在组织上)；然平心而论，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在对“三民”主义价值体系问题上，事实上都有较高的认同度。这主要地表现于其三大价值：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平等外交(“民族”)，国民自由、平等和幸福(“民权”)，社会繁荣、均富及和谐(“民生”)。可以说，在维护国权、增进民权、改善民生这三个基本面上，二者之间并非全无交集——如是观之，在理论上说，作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两大政党，国共两党在终极的价值追求上，似非毫无相通之处(只不过，在张、蒋二人有限的有生之年，都未曾有机会见证并较客观、完整地体悟这一点)。当然，也须承认二者在具体的实现路径上有显著分殊。一般地说，在1949年以前，更具草根色彩的中国共产党体现出较强的反传统倾向，力主通过激烈的革命，通过积阶级斗争，废除剥削和私有制；而作为执政的国民党，则具有较强的上层气质，较多地接受了传统价值，主张温和的社会改良，力主阶级调和，承认并保护私有财产。易言之，二者都有着民族主义立场，在民族革命(对应于“民族”)上较为一致地倾向于暴力解决；但在政治革命(对应于“民权”)和社会革命(对应于“民生”)上，则有相当的分歧：共产党主张革命，(经济上)彻底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政治上)消除阶级差别；而国民党主张改良，承认、保护并限制私有制，实行阶级调和。二者矛盾最尖锐的焦点，乃是对土地和资本的立场及策略。而这种分歧是不同立场和价值诉求的群体之间必然导致的。1949年后，国民党在台湾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或许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民党(包括孙中山等早期领袖)原初的政治愿景(主要是民主与均富，即民权与民生两大目标)，唯其前提是部分地搁置(甚至暂时地牺牲)了其当初的“国权”(主要是国家统一)的目标。当然，我们不应孤立地理解此类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而应将其置于近代以来世界历史演进的源流之中。若追索至深层的思想源层面，蒋廷黻(及其导师海斯)与第二国际实有千丝万缕的思想瓜葛，甚至孙中山等国民党的党魁巨子，在理念上也与第二国际有相当的渊源——若再旁及两党(及其支持者或同情者)与苏联及第三国际的关系，情形将更形繁覆。这就揭开另一个更具国际性的思想图景和精神生态链(张奚若等人的思想亦然，此处不表)。观念史的微妙繁覆于此可见，观念史与实践史之间多元的、非线性的纵深交错互动，更是有着无尽的历史空间——此点承清华大学蔡乐苏教授2011年12月9日提醒，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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