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哈桑#183;班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渊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渊源论文,主义论文,思想论文,哈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8年创建于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是当代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伊斯兰复兴组织。早在1948年，其支部已遍及叙利亚、黎巴嫩、外约旦、巴勒斯坦、伊拉克，成员达500万，另有500万同情者[1]（P328）。目前遍及中东的各伊斯兰激进组织，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其有关联。该组织的创始人哈桑·班纳（1906—1949），对整个穆斯林世界的伊斯兰运动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他和赛义德·库特卜、拿·阿卜·阿拉·毛杜迪一起被称为“当代伊斯兰复兴思潮的先锋和缔造者”，“其思想和方法被从苏丹到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们所研究和效仿”[2]（P155）。因此，研究班纳的思想，对探讨当今风起云涌的伊斯兰运动的渊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以伊斯兰教为指导，重建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政治制度是班纳的理想目标。
伊斯兰教是班纳思想的基础和根本出发点，是其行为准则。他撰述了大量阐释伊斯兰教的著作，把伊斯兰教看作是无所不包的思想体系，“是国家、政府和民族，是道德、文化、法律、科学和司法，是意识形态，是崇拜、家园和国籍，是圣战，是书和剑”[3]（P219）。从伊斯兰教出发，他反对民主，认为它违背天命，但并不反对代议制，甚至夸赞“宪政是世上最接近伊斯兰的制度”，称它和四大哈里发时期的舒拉制相似。他视议会为民族论坛，但反对党派制，认为党派制分裂了伊斯兰民族，主张实行一党制。
重建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政治制度，是班纳的理想目标。在他看来，第一代穆斯林是伊斯兰思想的代表者，那时他们忠于《古兰经》，伊斯兰是主要“国籍”。而当今穆斯林未实践《古兰经》戒律，丧失对安拉的信仰，社会和生活行为背离了沙里亚法。鉴于此，班纳创建了穆斯林兄弟会，以“领导人类走向正道，回归真主之路，以伊斯兰之光照亮全世界”[4]（P340）。穆斯林兄弟会的口号高度概括了班纳的理想目标：“安拉是我们的目标，《古兰经》是我们的宪法，先知是我们的向导，圣战是我们的道路，为真主光荣献身是我们最崇高的理想。”[5]（P19）班纳认为，这一目标的实现须经历宣教、组织和行动三个阶段。他指出，统治者的责任、乌玛的联合和对乌玛意见的尊重，是未来伊斯兰统治的三根支柱，称其是四大哈里发时期所实施的制度。班纳视哈里发是穆斯林团结的象征，主张“将哈里发思想和恢复哈里发的行动放在我们计划的首位”[6]（P35），称重建哈里发制是穆斯林的宗教义务。
班纳的经济社会观颇为独特。他提出了建立伊斯兰经济体制的十条原则：（1）充裕的资本是人们的生计基础，应合理投资和利用；（2）为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提供工作；（3）开发自然资源；（4）禁止赌博、利息与欺诈性贸易；（5）缩小、消除贫富差距；（6）建立社会保障，保护丧失劳动能力者的生计；（7）鼓励慈善事业，提倡协作和社会互助；（8）保护与公共利益不冲突的财产安全及私人所有权；（9）规范管理金融业务；（10）国家有责任维护经济秩序，公平合理地处置公共资金[3]（P226）。针对埃及现实的社会经济状况，班纳还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如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他主张将外国公司收归国有。为消除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他提出限制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产，将其多余土地分给小农，给地主以适当补偿。他还提出将扎课特（天课）变为救济穷人的税收，并实行累进所得税。
反对西方，鼓吹圣战是班纳的现实选择。班纳猛烈抨击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念，称其造成了权威主义、经济剥削和社会不公正，不仅损坏了宗教、道德、社会和家庭，而且导致西方道德的衰弱和最终垮台。他认为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是穆斯林国家衰落的重要原因，指责“欧洲人诱使穆斯林国家向其借款，西方资本、公司、银行充斥穆斯林国家，使其为谋取经济利益能随意改变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他们建立学校和文化机构，传播不可知论、无神论及对宗教、民族的蔑视，企图使穆斯林放弃自己的文化、宗教而西化”[3]（P222）。班纳还以巴勒斯坦为例说明西方国家的本性：“尽管阿拉伯国家对西方言听计从，但结果是十字军东征的西方帝国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完全沆瀣一气。”[1]（P229）虽强烈反对西方，但班纳并不反对西方的科学技术，主张学习西方现代化的应用科学、宣传手段、医疗设施，发展轻重工业，以加强穆斯林自身的实力。他甚至表示不反对学习外语。
班纳推崇暴力，宣扬圣战，称圣战是“伊斯兰教义的一部分，真主要求信道者以自身强大的力量来恐吓敌人”[3]（P230）。他将圣战视为穆斯林摆脱衰弱状态，获得解放的惟一出路：“安拉明确要求为其目标而圣战，蔑视、压迫、反叛都将失败，惟一的依赖是传播圣战的召唤。”[7]（P14）对于埃及多年同英国谈判未获成功，班纳认为埃及的惟一解放之路是宣布英国为敌人，废除英埃协议，为圣战而动员全民族，并称已为此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说：“穆斯林兄弟会不仅仅是哲学口号，它还意味着圣战、斗争和工作。”[8]（P10）班纳组建了远征队、童子军、派遣队与特别支队，开展了一些反对英军占领苏伊士运河区和巴勒斯坦地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圣战行动。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还以志愿兵名义参加了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当然，班纳本人也为自己的圣战行动付出了生命代价。因穆斯林兄弟会在1948年12月刺杀了埃及首相诺克拉希，班纳1949年2月被埃及国家警察暗杀。
虽鼓吹圣战，但班纳主张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宣教、动员群众。在1941年穆斯林兄弟会第六次会议上，他警告追随者在群众未发动起来时不要冒险，提出劝告、传播圣战的召唤和议会斗争是现阶段的主要斗争方式。为此，班纳建立了清真寺、学校，出版著作，发行杂志、小册子，宣传其主张，以扩大在公众中的影响力。
从上可以看出，班纳竭力主张恢复和实践伊斯兰教初期的教义和政治，其思想呈现出鲜明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特征。在目标实现途径上，具有渐进性；在具体实践上，又不乏灵活性。如班纳激烈反对党派制，但又和许多政党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自己也曾两度（1941、1945年）竞选议员，但均被取消候选人资格。
2.哈桑·班纳思想的渊源有多个方面：
（一）班纳的思想萌发于其早期受到浓厚的宗教意识影响
班纳1906年10月14日出生于埃及布海亚拉省马赫穆迪亚村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家庭，其父为当地一清真寺的伊玛目，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之一的罕伯里派，该派以严格遵循《古兰经》和圣训著称。在父亲的影响下，班纳年幼时即熟读《古兰经》，对伊斯兰教产生了浓厚兴趣。在拉沙德宗教学校上学时，受校长谢赫·穆罕默德·扎赫兰的影响，阅读了大量宗教书籍，掌握了伊斯兰教知识。17岁时，班纳到开罗的达尔·乌鲁姆大学学习，在其心灵深处萌发了复兴伊斯兰教的强烈责任感，决心“以18世纪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如瓦哈比运动）和19—20世纪伊斯兰民族主义者前辈为楷模，关注穆斯林社会的复兴模式……向现代社会提供思想意识和组织上的伊斯兰反应”[2]（P157）。自幼受家庭熏陶、系统的宗教教育及个人对宗教的浓厚兴趣，使伊斯兰教在班纳的脑海中扎下了根。他认为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宗教，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社会制度与价值体系，能为穆斯林提供全方位的“答案”。伊斯兰教不只是班纳判断事物的出发点，还为他提供了思想来源和方法，如他的著作中大量引用《古兰经》经文和圣训来论证其主张的合理性。在虔诚的穆斯林看来，班纳《古兰经》式的语言风格，无疑具有强有力的说服力，容易引起穆斯林的强烈共鸣。
（二）班纳的思想是他对困扰穆斯林社会的时代难题——传统与现代化的剧烈碰撞作出的回应
班纳生活的时代，穆斯林世界已全面衰落，沦为西方列强的附庸。一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土耳其推行世俗化改革，废除哈里发制，取消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引起全世界穆斯林的震惊和失望。在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迅速发展并建立了以色列国。在埃及，一战后民族主义运动高涨，获得了半独立地位，实施了宪政。但在英国与埃及国王的干预下，宪法数度被中止，内阁接连垮台。1936年的民族主义运动，虽迫使英国撤军，但据《英埃同盟条约》，英军仍有权驻扎在苏伊士运河区。1942年英军包围王宫迫使国王让亲英的华夫脱党组阁，彻底摧毁了宪政。“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被战败，以色列的成立，埃及在摆脱英军占领上显得继续无能为力，以及众多的失业、贫困和腐败，使得人民对自由民族主义所抱的最初的信念动摇了。”[2]（P156）在这王朝丧失威信，政党毫无信誉，社会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况下，穆斯林民众固有的宗教意识和宗教热情被唤醒，这为班纳倡导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的兴起与传播提供了肥沃土壤。
班纳所处的时代，传统与现代化的剧烈碰撞深深困扰着整个穆斯林世界。埃及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就是这一矛盾的绝佳注释。1798年拿破仑入侵及其在埃及的改革，使现代化开始突显于埃及社会面前。随着西方殖民侵略的加深，埃及根深蒂固的伊斯兰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为埃及发展的时代难题。19世纪上半叶的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就是埃及现代化道路的第一次探索，但改革以失败告终。此后的埃及统治者，特别是伊斯梅尔，将欧化作为实现现代化之路。但欧化改革不仅未能实现埃及的强国梦，反而使埃及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殖民地的深渊，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更趋激烈。
在上述社会背景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富汗尼、阿卜杜等在埃及宣传并实践伊斯兰现代改革主义。伊斯兰现代改革主义主张协调伊斯兰教与民主、科学的关系，在不危及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宗教改革迎接西方的威胁与挑战，推动穆斯林国家的现代化历程[9]。但伊斯兰现代改革主义并没有使埃及实现伊斯兰传统与现代化的协调，现代化与传统的矛盾依然困扰着埃及社会。
面对传统与现代化的剧烈碰撞，班纳深入剖析了穆斯林国家衰落的原因：穆斯林在财富、权力问题上的政治分歧和冲突；背弃伊斯兰教义的教派、部落冲突；统治者的腐化堕落；政治权力落入未真正理解《古兰经》要旨的土耳其人和波斯人手中；专注与理论哲学研究，忽视实践；部分民族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等[3]（P221）。总之，班纳认为穆斯林国家的衰弱源于自身的缺点，而根本原因在于背离了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班纳并不拒绝现代化，但他认为西化主义、伊斯兰现代改革主义与世俗的民族主义均已失败，都未使埃及实现现代化，而真正的现代化之路在于回归伊斯兰。班纳所主张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是试图以伊斯兰教来解决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探寻埃及新的现代化之路。
（三）班纳思想的形成深受阿富汗尼、阿卜杜、里达等伊斯兰现代改革主义者思想的影响。
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卜杜和拉希德·里达是伊斯兰现代改革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卜杜、里达继承了阿富汗尼的思想。这三位伊斯兰现代改革主义者对穆斯林前途与命运的关注与革新精神，深深激励着班纳对穆斯林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他们的思想与实践，也为班纳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营养，其主要影响在于：
第一，关于穆斯林世界的现状与未来之路。阿富汗尼、阿卜杜等对穆斯林国家的衰弱痛心疾首，认为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伊斯兰思想僵化、原旨教义被曲解，穆斯林国家要获得新生，必须恢复伊斯兰教的真精神。班纳的看法与此一致，他认为穆斯林所处的困境是由那些不能完全遵照伊斯兰准则行事的穆斯林引起的。穆斯林社会的复兴，必须从号召全体穆斯林全面恢复或重新摆正他们的信仰做起，也就是要在安拉的正道上获得新生。但对于如何恢复伊斯兰的正道，班纳没有接受阿富汗尼、阿卜杜将民主、科学等西方价值观念与伊斯兰教相协调的观点，而是更多地认同了里达的主张。里达拒绝一切西方价值观念，强调回归和实践第一代穆斯林的统治制度，恢复哈里发制，班纳对此全部予以继承。
第二，科学技术观。阿富汗尼将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与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加以区别，认为西方殖民者“不仅加剧了穆斯林民族的衰弱，而且严重威胁着穆斯林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抗击西方侵略是穆斯林民族求得自身发展与富强的一个极其重要环节”[10]（P76）。但他极力推崇并号召学习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称“每个民族只有通过科学才能成为著名的民族”[10]（P75）。阿卜杜则视宗教为科学之友，极力协调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大力提倡科学，称“欧洲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的成就，对伊斯兰复兴有重大意义”[10]（P80）。班纳吸收了这二人对科学技术的推崇，又采纳了里达反对西方价值观念的主张，形成了既反西方，又学习其现代科技的思想。另外，阿富汗尼、阿卜杜非常重视教育对复兴伊斯兰教的作用。特别是阿卜杜，他将教育启发人民当作领导者的责任，晚年从事教学工作，将教育作为反对外国占领势力和复兴伊斯兰教的基本手段。受其影响，班纳也十分重视教育，他将教育、启发人民作为实现其理想目标的必经阶段。
第三，泛伊斯兰观。阿富汗尼、里达的思想具有泛伊斯兰色彩。阿富汗尼将伊斯兰教视为精神纽带，依据《古兰经》“穆斯林皆兄弟”的思想和“你们当全体坚持真主的绳索，不要自己分离”的教诲，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在《古兰经》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建立一个哈里发领导下的统一强大的伊斯兰国家。里达也强调：“穆斯林青年必须记住，在他为祖国服务之际，伊斯兰已赋予他以荣誉和更高的地位，即他自己已被培养为世界数百万穆斯林的一名兄弟，他作为穆斯林整体之一而高于他的人民，他自己的祖国仅是其宗教祖国的一部分。”[11]（P321）受上述思想的影响，班纳将全体穆斯林民族看作一个整体，呼吁穆斯林世界的团结，以解放整个穆斯林民族，建立统一的伊斯兰国家为己任。他支持阿拉伯联盟的建立，但并不赞同其世俗主义纲领，而是将其看作整个穆斯林民族联合的开端。
虽从伊斯兰现代改革主义中汲取了丰富营养，但班纳将其思想归于对伊斯兰教的阐释，称阿富汗尼“仅指出问题的严重性”，阿卜杜“只不过是一位教师和哲学家”，里达也“只是一位历史学者和记录者”[8]（P9）。伊斯兰现代改革主义与班纳思想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试图通过伊斯兰革新来解决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但方法不同，前者是为维系与伊斯兰的适应性将其采用的西方思想和制度合法化；而后者则是运用伊斯兰的资源和信念，重新作出解释以解决当代现实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班纳提供了伊斯兰的现代解释和规范，将伊斯兰教现代化了。
3.通过以上对班纳思想的考察，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政治性是班纳思想的本质。这是由伊斯兰教的独特包容性所决定的。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还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和统治制度。伊斯兰教初创时期建立的政教合一体制和阿拉伯帝国的辉煌成就，在广大穆斯林心灵深处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每当遇到社会危机和困境时，穆斯林民众自然而然地向宗教回归，希冀以重建伊斯兰教初期的体制来摆脱现实的危机。因此，伊斯兰教本身带有强烈的政治性。班纳所主张的伊斯兰复兴思想，实际上是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向伊斯兰教回归的延续，其实质是试图以伊斯兰教初期那样的政治制度来解决现实的困难。虽然班纳主要致力于宗教和社会工作，他领导的穆斯林兄弟会被注册为一个宗教组织，但政权问题仍是他思想的核心。他所主张的政治制度、圣战与伊斯兰经济制度，无不以取得政权为支柱和基础。班纳本人对其主张的政治性也不隐晦，称在现政府不能够采用伊斯兰制度的情况下，“同意布道和劝诫，而不要政权，是一种伊斯兰犯罪行为”[4]（P341）。
第二，班纳思想具有强烈的时代感。近代以来，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现代化，穆斯林国家世俗的民族主义者进行了多种探索和尝试，但直到20世纪30—40年代，仍是一挫再挫。对世俗民族主义的失望，使广大穆斯林转而求助于伊斯兰教。班纳的主张，是与世俗民族主义道路不同的另一种尝试，是为这一难题开的伊斯兰药方。另一方面，随着西方思潮、世俗思潮在穆斯林世界的渗透，对传统的伊斯兰文化和价值观形成巨大冲击，也引起了宗教人士的不安和忧虑。正如班纳所言：“我的人民在西方文明、欧洲模式、享乐主义哲学和外来习俗的影响下已远离信仰目标，叛教和虚无主义浪潮犹如洪水猛兽，势不可挡。”[12]（P332）班纳的思想，就是试图以伊斯兰教抵御西方思潮、世俗主义的侵袭。可见，班纳的思想是试图以伊斯兰教来解决穆斯林国家所面临的时代难题，富有时代气息。直至当前，虽然取得了民族独立，但广大穆斯林国家仍然面临着和班纳时代同样的时代难题，即如何协调现代化与伊斯兰传统的关系。这是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崛起的根源，也是班纳思想被穆斯林广为传播，特别是为伊斯兰激进组织所推崇和效仿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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