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医疗保险”和“提前支出”的负担--医疗保险预支制度对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_医疗保险论文

“全民医保”与“垫支”负担——医保垫付制度对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医保论文,医疗服务论文,全民论文,负担论文,居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40.6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306(2015)07-0106-14

      DOI：10.13497/j.cnki.is.2015.07.011

      最近几十年，中国大力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并取得了显著成效(Wagstaff et al.，2009；Yip et al.，2009)。居民参保率从2000年的15%左右提高到2010年底的近95%，基本实现“全民医保”目标。相关研究显示，现行医疗保险制度明显释放了居民的医疗需求(Wagstaff and Lindelow，2008；Lei and Lin，2009；Yip et al.，2012；张毓辉等，2011)。最新的研究文献显示，参保居民的医疗经济负担得到了明显下降(周钦和刘国恩，2014)，健康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改善(吴联灿和申曙光，2010；潘杰等，2013)。此外，部分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显著降低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使其更敢于当期消费(臧文斌等，2012；马双等，2010)。然而，现存医保制度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中不容忽视的问题之一是医保垫付制度下居民的“垫支负担”问题。

      在医保实时结算方式下，医院能随时掌握参保者的医疗费用信息，医保能报销多少，个人应该缴纳多少都能即时结算，参保患者只需缴纳自己承担的那部分医疗费用；而在医保垫付结算方式下，参保患者需要垫付全额的医疗费用，等就医结束后至相关部门报销，这样的结算方式无疑带来个人或家庭垫付医疗费用的经济压力，对经济水平有限的家庭尤为如此。目前除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简称为城职保)以外，大部分地区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简称为城居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简称为新农合)采取的是医保垫付制度。虽然大部分地区的城职保已实现省内实时结算医疗费用，部分地区对新农合和城居保(下文将两险统一称为城乡居保)也开始试行省内实时结算，但是对于大部分参保患者而言，仍然需要垫付医疗费用①。如果参保人群因凑不够足够的钱用于垫付医疗费而放弃治疗或降低合理的医疗服务利用水平，势必对其健康造成负面影响，中国医改也将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

      鉴于上述重要性，需要对医保垫付制度设计下的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状况进行研究。但是相关学术研究较为缺乏，目前主要有两篇文献。周钦等(2013)基于北京市农民工人群，从医疗服务可及性的角度对医保垫付制度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认为医疗费用垫付和异地报销制度是降低农民工常规性医疗服务可及性的主要原因，不需要垫付或不需要回乡报销医疗费用的医疗保险才能有效促进农民工选择医疗机构就医，同时降低自我医疗的可能性。Zhong(2011)利用甘肃和浙江两省的数据，发现医保的实时结算能够让参保人群及时感受到医疗成本的下降，并且省去了时间成本和借贷成本，从而促使参保人群更便利使用医疗资源。然而，该文仅关注了医保结算方式对门诊率和住院率的影响。由于不管采用哪种医保结算方式，参保人群都能获得医保补偿，所以关乎重大健康问题时，医保结算方式对住院与否的影响是有限的，这也是为什么该文发现医保结算方式对住院率没有显著影响的主要原因，同时也反映出在此问题上仅通过住院率衡量住院医疗服务利用水平是不可行的，该文很可能低估了医保结算方式对住院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就医保垫付制度对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进行探讨，为医保政策完善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依据。

      二、理论框架

      我们构建一个简单的两期模型，假设个体的效用由消费和健康构成，则个体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可以表示为下式：

      

      其中

代表患者在第一期的医疗支出，

是健康关于医疗支出的函数，代表患者通过消费医疗服务使健康好转。

代表第一期医疗支出以外的其他消费支出，

代表第二期的总消费支出。在无信贷约束时，患者可以在借贷市场上以借贷利率r的成本借到钱，则两期的预算约束为：

      

      假设个体的效用函数服从科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效用函数形式③，且个体不存在时间偏好，则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其中

。在两期预算约束下求解式(4)，解得无信贷约束下的第一期最优医疗消费

。即在无信贷约束的情况下，个体能够通过借贷实现最优水平的医疗消费。

      然而，当存在信贷约束时，个体无法从借贷市场获得借款，此时

≤0。我们将收入低于

的人群称为穷人，高于

的人群称为富人。那么穷人只能购买低于

的医疗服务，而富人不受信贷约束，仍然可获得最优医疗服务

。

      接下来，我们纳入医疗保险因素(请见下图1)。患者被医疗保险覆盖，医保报销率为c，即患者承担(1-c)

的医疗费用就可以获得最优医疗消费

，意味着更多穷人可以获得最优医疗消费。上述结果基于医保实时结算的前提。然而，目前大量参保者需要垫付医疗费用，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加之缺乏信贷机会，收入大于(1-c)

但小于

的穷人2不再能获得最优医疗消费，而收入低于(1-c)

的穷人1将消费更加低于最优水平的医疗服务。

      因此，在普遍存在借贷约束的中国，医保结算方式对富人(收入高于

)的医疗消费没有影响，但是对穷人(收入低于

)的医疗消费将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垫付制度使得在医保实时结算下可获得最优医疗服务的患者被迫降低合理的医疗需求，同时使收入更低的患者的情况更加糟糕。

      实时结算下：

      

      图1 不同医保结算方式下的医疗消费

      三、实证模型及研究方法

      本文考察医保垫付制度对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考虑到目前的医疗保险制度主要覆盖大病和住院医疗费用，我们将住院医药总费用和住院可能性作为衡量住院医疗服务利用的主要指标。为了排除垫付人群使用较少医疗服务的原因是他们更加健康的可能性，我们从自评健康(自评健康状况好的概率)和主观健康(住院疾病发病率和慢性病发病率)两方面考察了无保险、垫付和实时结算三类人群的健康状况。此外，本文还考察了医保垫付制度是否通过影响医疗服务利用水平而使参保人群获得较少的医保补偿，其中医保补偿水平由医保报销金额指标衡量。在全样本研究基础上，我们通过分样本同归进一步分析哪些人群可能受医保垫付制度的影响更大，并验证借贷约束的作用渠道。

      针对以上研究内容，我们需要采用不同的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采用的估计方法主要包括以下三种：

      (一)普通最小二乘估计(Ordinary Least Squares Estimation)

      该方法用于考察住院医药总费用的影响因素，基本表达式如下：

      

      其中，Exp代表住院医药总费用，为了控制异方差，我们对其取对数后进行估计。

代表受访者属于第j种医保结算方式，其中j分别代表无保险(即全自付医疗费用)、垫付和实时结算医疗费用三种情况(相应的j分别取值1、2、3)，我们将相应的人群简称为无保险、垫付和实时结算人群。Z是控制变量集，包括受访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性别、年龄④、居住地、教育水平、婚姻和健康状况)、家庭经济水平(家庭年人均总支出)以及医疗质量(住院医院级别)。需要强调的是，因为不同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相差较大，很可能影响参保人群的医疗服务利用，同时还与医保结算方式存在联系，如公费医疗和城职保更可能采取实时结算方式，而新农合和城居保人群需要垫付的可能性更大，因此，我们将医疗保险类型变量纳入模型进行控制⑤。

      FE为省级变量集，用于控制不随地区变化的无法观测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参数变量，它的符号和显著性表示无保险、垫付和实时结算三类人群的医疗服务利用差异。如果以无保险人群作为对照组，那么回归系数

和

分别代表垫付与实时结算人群的住院医药总费用分别比无保险人群低(或高)100

%和100

%。

      (二)二元选择模型(Binary Choice Model)

      该模型用于考察被解释变量为二元变量的模型，包括健康状况和住院可能性模型，基础表达式为：

      

      在健康状况模型中，Dummy代表健康状况系列二元变量，在住院可能性模型中代表住院与否二元变量。其中健康状况系列变量包括住院疾病发病可能性、慢性病发病可能性和自评健康状况好的可能性。除了住院医院级别变量外，方程(6)中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同方程(5)⑥。假设随机扰动项u服从标准正态分布，采用Probit模型进行估计。由于Probit模型估计得到的系数不能直接用于分析，本文将采用均值边际效应方法(Marginal Effect at the Mean)进行边际转换。

      (三)Tobit模型

      本文数据中仅有69.3%的住院参保人群获得了医保报销，即医保报销金额变量中充斥着大量0值，截断数据特征明显，采用OLS估计将得到有偏的回归结果，我们采用Tobit模型进行修正。文中相应表中的回归系数已是边际效应转换后的结果，可直接用于分析。此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假设残差项(“v”)服从正态分布。除了医保报销金额变量外，方程(7)中其他变量的设定与方程(8)相同。医保报销金额(“Reimburse”)满足：

      

      上述研究方法基于全样本(无保险、垫付和实时结算人群)研究。在此基础上，我们仅对参保人群(垫付和实时结算人群)进行研究，从而控制参保与否的逆向选择问题。除了解释变量中j的取值变为2和3两种情况外，其他设定与上述模型无差异，不再赘述。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保证估计量检验的可靠性，我们对文中所有的回归结果进行了White(1980)异方差处理，因此回归得到的系数标准差都为稳健标准差。

      四、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CHARLS以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及其家庭为调查对象，基线调查开始于2011年，覆盖150个县级单位，约1万户家庭中的1.7万人。该调查每两年追踪一次，2013年进行了第二次调查，本文采用的是CHARLS 2011年的数据。该数据不仅包含翔实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健康、医疗和医保状况、家庭资产、收支等信息，而且还询问了医保报销方式，样本量充分，非常好地满足了本文对医保垫付制度问题的研究。

      考虑到目前医疗保险制度主要用于报销住院费用，我们重点考察医保结算方式对居民住院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共有2010个样本在过去一年遭遇过需要住院治疗的疾病，其中1 456个样本接受了住院治疗，住院率72%。考察无保险、医保垫付和实时结算人群的健康状况时，研究样本扩大到全样本人群，共计15 233个样本。

      表1汇总了重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我们将总样本分为无保险、垫付和实时结算人群，并进行组间差异检验。样本人群的住院医药总费用平均为6 517元，其中无保险、垫付和实时结算人群的住院医药总费用分别为5 452元、5 961元和8 562元。结合组间差异检验结果，实时结算人群的住院医药总费用显著高于其他两类人群，而垫付与无保险人群间无显著差异。垫付人群获得的医保报销金额平均为2 171元，仅为实时结算人群(4 193元)的一半左右。上述结果表明，与实时结算人群相比，垫付人群更可能使用较少的住院医疗资源，同时获得较少的医保补偿。在住院可能性方面，无保险人群遭遇住院疾病冲击后选择住院治疗的概率最低，仅为40%，医保垫付和实时结算人群的住院率分别为72%和76%，无显著差异。表明在医保费用共担下，医保结算方式对住院与否的影响有限。

      

      在健康状况方面，样本人群的慢性病发病率高达67%，约13%的人群在过去一年遭遇过住院疾病冲击，自评健康状况好的人群比例仅为24%。从分样本看出，三组人群存在明显的健康差异，无保险人群的健康状况最好，其次是实时结算人群，垫付人群的健康状况最差。一方面反映出参保的逆向选择，另一方面显示垫付人群的健康状况最差。根据医保公平性的要求，健康状况越差的人群应该获得更多的医疗服务，然而垫付人群的医疗支出明显少于实时结算人群，说明医保垫付制度很可能抑制了参保人群的医疗服务利用。

      

      从表2看出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样本人群的平均年龄在59岁左右，男女比例接近，60%的人群居住在农村，81%的人群已婚，学历普遍不高，小学或私塾或能识字的人群居多。71%的住院人群在县(区)级医疗机构接受住院治疗。在参保方面，样本人群的城乡居保参保比例较高，达80%；13%的人群被城职保或公费医疗覆盖；仅7%的人群没有任何医疗保险。从分样本看出，城乡居保参保人群占垫付样本的90%，虽然实时结算样本中此比例略低，但也高达79%，同时城职保或公费医疗参保人群在垫付样本中占10%，在实时结算样本中占21%。说明同一种保险对不同人群的结算方式很可能是不同的，无法直接根据医疗保险类型判断医保结算方式，并且不可将医疗保险类型和医保结算方式二者对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等同，这也是本文研究的立论基础之一。

      五、实证结果

      (一)医保结算方式对住院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

      本文主要从住院医药总费用和住院可能性两方面考察住院医疗服务利用。住院医药总费用的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汇总于表3。表中前4列基于全样本研究，最后两列仅针对参保样本。第4列全样本回归和第6列参保样本回归中的变量最齐全，我们主要参照这两列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

      从第4列结果看出，不管是垫付还是实时结算人群，他们的住院医药总费用都显著高于无保险人群。具体而言，与无保险人群相比，垫付人群的医药总费用要高29.9%，实时结算人群要高45.7%，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参保人群的住院医疗服务利用水平较高，尤其是实时结算人群，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参保人群的健康状况差于无保险人群(根据描述性统计结果)，需要使用更多的医疗服务，伴随着更高的医疗费用；另一方面，在医保共担费用下，医疗价格下降，参保人群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购买到医疗服务，从而医疗需求得到释放，这与大部分的研究文献结果一致(Wagstaff and Lindelow，2008；周钦和刘国恩，2014)。

      第5列结果显示，垫付人群的医药总费用比实时结算人群平均低15.8%，控制医疗保险类型变量后，此差异在10%的水平上显著，而医疗保险类型变量也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住院医疗费用在垫付和实时结算人群间的差异主要来自医疗保险类型和医保结算方式，医保垫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给参保人群造成了垫支负担，使其降低医疗需求应对有限的支付能力。

      表4汇总了住院可能性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从前3列看出，在遭遇住院疾病冲击后，垫付和实时结算人群的住院可能性显著高于无保险人群，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有差异。表中后两列参保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垫付和实时结算人群的住院可能性不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医疗保险类型人群也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医疗保险在提高住院可及性上的作用明显，被医疗保险覆盖的人群在遭遇住院疾病冲击后更倾向于选择住院，而未明显受医保类型、医保结算方式的影响。我们认为，因为不管采用哪种医保结算方式，参保人群都能获得医保补偿，所以，当关乎重大健康问题时，医保结算方式对住院与否的影响是有限的。

      (二)不同医保结算方式下的居民健康状况

      我们从住院疾病发病率、慢性病发病率和自评健康状况三个方面对无保险、垫付和实时结算三类人群的健康状况进行考察。从表5前3列结果看出，无保险、垫付和实时结算三类人群的住院疾病发病率存在显著差异，垫付人群发生住院疾病的可能性最大。从第4-6列看出，垫付和实时结算人群的慢性病发病率也显著高于无保险人群，但是慢性病发生率在垫付和实时结算人群之间没有明显差异。第7-9列的结果显示，虽然三组人群的自评健康没有显著差异，但是相对而言，垫付人群的自评健康状况有更差的倾向。以上结果表明，不管是垫付还是实时结算人群，他们的主、客观健康状况都差于无保险人群，显示存在一定的逆向选择，即医保覆盖人群更可能是健康状况较差的人群；与此同时，上述结果排除了“垫付人群使用较少医疗服务的原因是他们更加健康”的可能性，而事实上，垫付人群的健康状况更差，却使用更少的住院医疗服务。

      

      

      

      需要说明的是，上文结果不排除实时结算人群存在过度医疗的可能性，因为医保实时结算能够让参保人群立即感受到医疗成本的下降，并且马上能够知道哪些医疗费用能够报销，哪些不能，而且还不存在先垫付后报销的时间成本(Zhong，2011)，从而可能促进参保人群更多使用医疗资源。但是，我们认为，目前基本医疗保障水平较低，尚不能满足参保人群的医疗保障需求，所以参保人群出于医保的实时结算而过度医疗的动机不足，尤其是低收入人群更不可能有此问题的发生。因此，医保垫付方式带来的医疗服务利用影响更多的是对合理的医疗需求部分的影响。

      (三)进一步研究

      (1)医保结算方式与医保报销水平

      目前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普遍采取共付比例制，即医疗保险根据医疗支出的一定比例进行报销。垫付人群的住院医药总费用明显少于实时结算人群，那么相应的医保补偿是否也少于实时结算人群？表6的结果显示，在尚未控制医疗保险类型时，垫付人群的医保报销金额比实时结算人群低775元左右(在1%的水平上显著)，控制医疗保险类型后，垫付变量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都明显下降，但是仍具有经济学意义，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医保垫付方式通过降低垫付人群的医疗服务利用而最终降低了其医保补偿水平。

      

      (2)分样本研究

      根据理论分析，在预算约束和信贷约束下，医保垫付制度很可能导致参保人群降低医疗服务利用。如果上述作用渠道成立，那么医保垫付对医疗服务利用的负向影响在支付能力较差，即更可能面临预算约束的人群间应该更明显。因此，我们对不同收入层次人群进行分样本回归进行验证，结果汇总于表7⑦。结果显示，在低收入分样本中，垫付人群的住院医药总费用显著低于实时结算人群，而与无保险人群没有显著差异；但在中、高收入分样本中，垫付和实时结算人群的住院医药总费用没有显著差异。说明低收入人群是受医保垫付制度影响的主要人群，在预算约束下，且缺乏信贷机会，低收入人群更可能通过降低医疗服务利用来应对垫付压力，进一步验证了上述作用渠道的成立。

      相对于城市人群，农村人群更可能是低收入人群，我们将全样本分为农村和城市人群进行分样本回归进一步验证作用渠道。表8显示，对于农村人群，垫付人群的住院医药总费用明显低于实时结算人群，而此差异在城市人群分样本回归中并不显著，充分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3)内生性问题的讨论

      关于本文实证结果的一个可能的问题是，个体可能根据自身因素选择医保状态，即可能存在逆向选择问题。本文在无保险人群更健康的情况下得出的估计结果是下限值，换句话说，不存在逆向选择时，医保垫付制度对医疗服务利用的负向影响应该更大。此外，为了控制逆向选择问题，我们就参保人群关于医保结算方式对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进行了进一步研究。

      在参保人群研究中，我们认为医保结算方式是外生的。因为在中国，医保结算方式不是自己选择的，更多的是依赖于地区政策，比如同样是新农合，有些地区采取的是实时结算制度，有些地区采取的是垫付制度。当然，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即有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较好，卫生系统建设也较好，更可能实现医保的实时结算，同时，该地居民的医疗服务利用水平整体也较高，从而导致内生性问题。为此，在上文研究中，我们通过加入省级二元变量控制地区因素。考虑到自由度问题，我们仅控制了省级因素，因而可能存在无法观测的城市层面因素的干扰。参照Zhong(2011)的做法，我们根据样本家庭年人均收入计算得到样本家庭所在城市的家庭年人均收入，作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加入模型重新进行回归，我们关心的医保结算方式变量的回归系数基本保持不变。因此，在参保人群的研究中，医保结算方式可作为外生变量处理。

      

      

      医疗保险制度设计的初衷是通过风险分担机制，让那些看不起病的人看得起病。目前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为居民建起了一道经济安全网，在降低医疗经济负担上发挥了明显作用(周钦和刘国恩，2014)。然而，目前大部分地区的医保制度不能提供实时报销的便利，需要参保人群全额垫付医疗费用，就医结束后再至相关部门报销。医保垫付制度有利于降低违反医保政策的行为，抑制不必要的医疗保险需求，同时缓解医保支付压力。然而，这一制度安排也很可能给经济水平有限的家庭带来“垫支”负担。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探讨了医保垫付制度对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通过理论分析，我们发现，在预算约束和信贷约束共同作用下，个体无法通过借款应对当期的经济冲击，当个体收入不足支付当期最优医疗消费时，倾向于缩减医疗支出，也就是说当收入不足以垫付全额医疗费用时，他们的医疗需求将受到影响。

      我们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调查”数据就医保垫付制度是否会影响居民的医疗服务利用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参保人群的医疗服务利用水平较无保险人群要高，而与实时结算人群相比，健康状况有更差倾向的垫付人群的住院医药总费用平均要低12.7%；(2)医疗保险在提高居民住院可及性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住院可能性未受医疗保险类型和医保结算方式的明显影响；(3)与实时结算人群相比，垫付人群的医保补偿水平较低；(4)通过分样本回归发现，医保垫付导致低收入人群和农村人群的住院医药总费用分别降低64.2%和23.1%，而高收入人群和城市人群受到的影响有限。

      上述实证结果验证了理论结果的成立，因此，本文得出结论，即在信贷市场不发达的中国，当居民需要垫付全额医疗费用但又无法获得足额借款时，倾向于降低医疗服务利用水平。而支付能力有限的低收入人群等最需要基本医疗保障，也是政策重点关注的人群，却成为了医保垫付制度下最主要的受害人群，这有悖于制度设计的初衷。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增大，面临异地就医和垫付医疗费用问题的人越来越多，医保垫付制度带来的负面影响势必更大。政府部门建立实时结算平台的脚步刻不容缓，尤其是省际之间的医保使用和实时结算合作。而要实现实时结算，必须首先建立网络系统，实现不同医疗机构、跨地区的医疗和医保信息对接；其次，不同地区医保筹资和待遇水平不一致，药品、诊疗项目等支付标准也不同，因此，确定合理的待遇支付标准也是实现医保实时结算的关键问题之一。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实时结算是由医院垫付大量资金，这很可能加重医院的资金周转压力，同时面临医保拒付风险，因此，医保实时结算制度推出的同时还需考虑到医疗供给方可能面临的问题，加强医院、卫生部门与医保部门的有效沟通，从而保障医院的健康发展，政府可考虑预付和后付相结合的医保报销方式，从而缓解医院资金紧张问题。综上所述，在短期内实现医保实时结算存在较大难度，需要克服解决多种因素阻碍，在短期内更无法在全国范围推广。

      根据本文的研究，医保垫付问题的产生源于居民有限的支付能力，如果居民能够从金融市场中顺利获得医疗贷款，那么医保垫付问题自然也就缓解甚至解决了。因此，设计合理的医疗贷款为百姓提供“救命钱”，减轻家庭和社会负担，无疑是最直接、最有力的一条途径。作为医疗保险改革的补充，国家和社会应该鼓励支持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医疗贷款服务，依托现有的医疗保障体制，成立带有公益性的贷款基金。可以考虑将一定比例的医疗保险基金对就医时资金短缺的个人提供贷款，且贷款利息收入用于补充个人医疗保险基金，也可以通过财政拨款、银行融资等途径补充个人医疗保险基金，由多部门共同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运作管理基金，可用抵押、担保、存单等多种方式申请贷款额度，贷款信息进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贷款金额直接进入个人医疗账户或医院账户，专款专用。当然，发展医疗贷款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多部门共同合作和探索。

      ①根据2011年CHARLS数据，垫付人群在公费医疗、城职保、城居保、新农合参保人群中的占比分别约为43.1%、51.3%、69.0%和69.0%。

      ②如果将

、

视为持久收入，则有

=

。

      ③在家庭微观经济学研究中，科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效用函数是最普遍使用的形式之一。

      ④考虑到可能存在生命周期效应，我们尝试将年龄的平方项加入模型，但回归结果不显著，因此我们在模型中未加入年龄的二次项。

      ⑤城居保、公费医疗样本量较小，单独作为一种医疗保险类型进行控制可能会影响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因此，我们根据医疗保障水平的接近程度，将医疗保险类型分为“城乡居保”、“城职保或公费医疗”两大类，其中“城乡居保”包括新农合、城居保和城乡保(部分地区将新农合和城居保两险合一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⑥方程(6)中的样本包括住院人群和未住院人群，而住院级别变量只针对住院人群而言，因而在此方程中无此控制因素。

      ⑦我们基于全样本按家庭年人均总支出将样本人群等分为低、中、高三类人群，因为其住院疾病发生率不同，所以住院样本量存在差异。此外，中等收入人群的回归结果与高收入人群的回归结果比较接近，为了节约篇幅，在此省略了对其结果的汇报。

标签：医疗保险论文;  医疗论文;  医保异地结算论文;  医保报销范围论文;  住院医师论文;  回归模型论文;  全民医保论文;  消费类型论文;  社会保险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