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手书的三份自著编目的系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目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八卷，属新编的《集外集拾遗补编》，在“附录一”部分，收有《“三十年集”编目二种》，此篇作为“一九三六年”的第一篇。注释里说：“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题。”指出“这是鲁迅为集印三十年来的著述先后草拟的两种编目”。注释中还引用鲁迅在1936年2月10日《致曹靖华》信上的话，作为系年的依据。
最早将鲁迅这两份编目提供给读者的是许广平，她在1938年7月7日写定的《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中指出：“先生遗稿中，即有手定的著述目录二纸”。她在全文引用两份编目后又指出：“前一书目中，还没有把《集外集拾遗》豫算成书；《且介亭杂文》的书名，亦未拟定。后一书目，大约是一九三五年以后修正的，就比较完备了。”许广平在两种编目产生的时间关系上讲的比较谨慎，对于前一编目，没有具体地框定时间，对后一编目也只说“大约是一九三五年以后修正的”。其实，在后一编目中“《且介亭杂文》的书名，亦未拟定”，鲁迅写的还是“且介居杂文”。当然，“一九三五年以后”，就是《鲁迅全集》第八卷所标示的“一九三六年”了。但这只能算是就后一编目的初步估算，如认真地加以分辨，这一估算则未见得精确。
首先，来看鲁迅的原稿。前一编目是写在印有“松古斋”名号和鱼尾纹的朱丝栏抄书纸上，这种纸是鲁迅晚年用来写日记的，一般不作文稿纸来使用。这份编目用的是裁开的“松古斋”的后半页。鲁迅以“人海杂言”、“荆天丛笔”和“说林偶得”三部分来分类，另外加上《两地书》，共著录了书目二十四种（内《古小说钩沉》分上、下册，作一种计）。仅有《花边文学》、《且介居杂文》、《二集》和《古小说钩沉》、《两地书》之下未标出各书的页数，却在《集外集》书名下标出了160的页码，在《故事新编》书名下标出了130的页码。按，《集外集》的出版期是1935年5月，《故事新编》的出版期是1936年1月，说明鲁迅手书的前一书目，只能是写于《集外集》已出版，而《故事新编》已经有了排版清样以后的1935年下半年，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后一编目，鲁迅是写在白纸上的，共开列书目二十六种，较前一编目增加了书目两种，即《集外集拾遗》和《起信三书》。正如许广平所说的“前一书目中，还没有把《集外集拾遗》豫算成书”。编目中在《花边文学》、《且介居杂文》、《且介居杂文二集》、《两地书》、《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以及《古小说钩沉》、《起信三书》、《唐宋传奇集》的书名下均未标出页码。因为《两地书》是横排本，不同于其它各书是竖排的，虽然早已出版，也和未出版的各种集子同样作不明页码来看待，这与前一编目中的处理方式基本相同，只是在已出版的《集外集》书名下也略去了页码。但是，鲁迅在前后两种编目中都把《且介亭杂文》写成是《且介居杂文》。1935年底，鲁迅编辑文稿时，在《且介亭杂文》一书《序言》手稿的文末，注明的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鲁迅记于上海之且介亭。”说明最迟到1935年12月底，鲁迅已将“且介居”正式定名为“且介亭”了。那么，写着《且介居杂文》书名的两种编目，准确地说，都只会是1935年12月底以前的产物，而不能把它们放到“一九三六年”里去。因为，鲁迅不可能在《且介亭杂文》已排定目录、写出序言后，又在编目中写成“且介居杂文”，这是显而易见的。许广平所说“后一书目，大约是一九三五年以后修正的”，并没有肯定地说成是“一九三五以后修正”，只说“大约是”，仔细考校起来，鲁迅手书的两种编目，其实都是在“一九三六年”以前写出来的。
鲁迅手书的这两种编目的起因，应该说是由于杨霁云提议编印《集外集》而引出的。至于1936年2月10日鲁迅在《致曹靖华》信里说的：“回忆《坟》的第一篇，是一九○七年作，到今年足足三十年了，除翻译不算外，写作共有二百万字，颇想集成一部（约十本），印它几百部，以作记念，且于欲得原版的人，也有便当之处。”这已经是鲁迅在心目中筹划已久，想定了方案以后谈的。因为，早在1934年5月6日，鲁迅就在《致杨霁云》的信中谈道：“三十年前，弄文学的人极少，没有朋友，所以有些事情，是只有自己知道的。”鲁迅在此信中第一次回顾了自己“三十年”来的著述情况；随后，鲁迅又在1934年5月22日《致杨霁云》信中感叹道：“未印之拙作，竟有如此之多，殊出意外”。当《集外集》出版以后，鲁迅针对该书原稿被当局抽删的情况，于1935年2月10日《致杨霁云》信里提到：“因印《集外集外集》（此非真名，真名未定）”之事。直到1935年12月23日《致李小峰》信中，鲁迅才明确提出了：“《集外集拾遗》抄出大半”。至此时《集外集拾遗》的书名才算定下来。从《集外集》到《集外集拾遗》书名的变化，可以证明鲁迅前一编目写于1935年5月《集外集》出版以后；而后一编目则写于1935年12月，全都是1935年间的事情。当鲁迅想定了《集外集拾遗》的书名时，“且介亭”之名尚未确定，到年底鲁迅编“狗儿年杂文”时，才正式定名为《且介亭杂文》。以上这些考索，足以说明《鲁迅全集》第八卷收入的《“三十年集”编目二种》，均是1935年写出的，按时间排列，是不能算做“一九三六年”的。
在系年的问题之外，《鲁迅全集》第八卷的《“三十年集”编目二种》一篇中，还存在排印的错误，就是在前一编目中有一处漏排，和几个符号的误排。漏排的是在前一编目下面中文数字的第一行，在“二六○○○”的“六○”两字中间的上方，鲁迅手稿上本来写有一个简写的“万”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据1938年版重排的二十卷本《鲁迅全集》，在书后“附录”的许广平《鲁迅全集编校后记》的引文中，也是有这个“万”字的。误排的地方，也出现在中文数字当中，鲁迅手稿上在第二行起的前两位中文数字下写的是圆点，《鲁迅全集》第八卷上全排成了逗号。这两种漏排、误排是与鲁迅手稿不一致的，既然《鲁迅全集》收入《“三十年集”编目二种》是“据手稿编入”的，修订《鲁迅全集》应该恢复鲁迅写件的原样才是。
（二）
《鲁迅全集》没有收入的鲁迅自著编目还有一份，应该算作一篇佚文。鲁迅博物馆编《鲁迅文献图传》“在上海”部分，刊有鲁迅这份编目手迹的图片，图下注明：“鲁迅自拟作品集目录。写于1936年。25.8cm×31cm。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这份编目手稿的内容如下：
书名 写作年月
定价
印集书店
坟一九○七至二五年
一元
北新书局
热风 一九一八至二四年
四角五分 同上
华盖集一九二五年
六角同上
华盖集续编一九二六年
八角同上
而已集一九二七年
六角五分 同上
三闲集一九二七至二九年 七角同上
二心集（禁止）一九三○至三一年
一元 合众书店
南腔北调集（禁止？） 一九三二至三三年
八角
伪自由书（禁止） 一九三三年 七角 北新书局
准风月谈 一九三三年 九角 兴中书局
花边文学 一九三四年
且介亭杂文一九三四年
且介亭杂文二集一九三五年
集外集一九○三至三三年
七角 群众图书公司
集外集拾遗
鲁迅杂感选集 一九一八至三三年 北新书局
鲁迅这份手稿是写在“松古斋”朱丝栏纸的一张整页上，鲁迅又划出横线为界，在编目中列出了书名、写作年份、定价和印集书店的四项内容，共开列出十六种书目，手稿上在《南腔北调集》和《伪自由书》之间的那一行，抹去了原已写出的《五讲三嘘集》书名。另外，最后的三种书目，以一短线隔开，其中《集外集》是杨霁云编，《鲁迅杂感选集》是何凝（瞿秋白）编。其中的《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和《集外集拾遗》，都只有书名，而在定价和印集书店的相关内容上都是空白的，说明鲁迅的此件手稿确实是写于1936年的。当时，《且介亭杂文》及其二集已经编好，《集外集拾遗》正在搜集整理抄稿之中，而《花边文学》一书的初版，是到当年的6月才问世的。
鲁迅这份自著编目手稿上也无标题，但能否称为“自拟作品集目录”，值得注意。因为，鲁迅在这份编目写的全部是杂文集的书名，其中不包括小说、散文、散文诗和文学史著，并不是鲁迅的全部作品集。此篇的标题似应该直接拟为《鲁迅杂文集书目》。
鲁迅在手稿上的《二心集》、《伪自由书》的书名下，还用括号注明了“禁止”二字，又在《南腔北调集》的“禁止”二字之下添加了一个问号。按，《南腔北调集》的初版书，是以“同文书店”的名义于1934年3月出版，遂于当年5月被国民党当局“禁止”；1936年9月，联华书局印出了再版，正是鲁迅大病后不久，他用一个问号说明了《南腔北调集》再版后的形势，估计可能也会遭“禁止”的。果然，到同年的12月，当局又将其加以“查禁”，此时已是鲁迅逝世之后了。由此证明，鲁迅手书的这份杂文集书目是写于大病前的1936年的四五月间，当时联华书局已在着手再版《南腔北调集》的事务。
《鲁迅全集》第八卷收入前两份编目并拟出了标题，这最后一份编目完全也可以“据手稿编入”，并相应地拟出一个标题，让鲁迅的佚文臻于完备，想来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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