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价值取向——兼析城市化进程中的亲和力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程论文,亲和力论文,中国论文,价值取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639（2007）06—0080—05
近段时期以来，围绕我国的城市化问题，国际、国内两个社会都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这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仅是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即使放置到国际社会背景下，也有着重大的影响与意义。美国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就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主题”。[1](p.8)
一般而言，城市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进步的体现，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方向。城市生活，是一种更舒适、优越、便捷、人本的生活。对于当代中国的城市化及其成就，需要给予积极评价。然而，在中国城市化取得快速发展巨大成绩的同时，也有一些不足，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营造出来的这些符合现代标准的城市，大都缺乏人情味，没有多少吸引力、凝聚力。这些新兴城市往往成了现代技艺制作出来的钢筋水泥的丛林，人在其中生活、生存、发展、繁衍，感到压抑、压制、压迫，城市与市民间没能比较成功地构筑起一种和谐的关系，城市成了物化的城市，背离了人们创造城市、推进城市化的初衷。这种城市化模式，忽视了人文关怀。现在，城市遭受一些人的病诟，城市规划和发展受到一些指责，与之不无关系。
亚里士多德有言：“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2](p.7) 后现代主义者们提出，未来社会的核心目标，是增加人类幸福、提高生活质量。本文认为，城市化进程应当坚持某一正确的价值观，并以这种价值观统领城市发展的全过程。这是避免城市异化的迫切需要，也是建设人民城市的保障。惟有如此，才能弥补和克服“唯物”主义城市化模式的弊病，城市化才能够回归到其终极目的，才能建成具有亲和力的宜居城市。
1.城市化价值论建立的哲学依据
实践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它既是思维、认识的起源，也是价值关系形成的母体。城市化作为当代中国人民正在实施的一项重大实践，也需要自觉运用价值理论去检点进程当中的若干重大、基础性关系。
首先，作为人类存在方式的实践必须符合规律。我国的现代化城市建设不能违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同时，作为具有思想、意识的人类的实践，也还总是鲜明地体现着人的主观意志、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的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3](p.247) 人类的实践受到具有导向、指引作用的价值观的制约。人类的实践在受到外在客观因素制约的前提下，亦按照着人类自己主观设定的蓝图不断展开。实践的和规律性与和目的性是统一的。这就是实践的外在尺度与内在尺度问题。所以，人类的实践，必须坚持外在尺度与内在尺度的统一。由人自身的结构、需要、利益、情感等决定制约人类实践的内在尺度，应时刻成为我们开展实践活动的一种自觉。城市化并不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而是在其中深深地体现了推进着这一进程的主体的各种形态的主观理解，即城市化应接受包括价值观在内的、人的各种内在指标的指引和评判。
明确并坚持实践价值论，对丰富城市理论的研究，增强城市化进程的自觉性，解决人们有关城市化问题的争议，以及明辨是非，避免少走弯路，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确立城市价值论，既有助于我们在各种城市化方案面前作出正确抉择，也是我们进行城市化效果评价的必要前提。城市价值论犹如海航的灯塔，既能够给航行的船舶以自觉的指引、避免触礁搁浅，又可以矫正航行的路线。
本文认为，撇开具体的理解与认识上的差异，目前人们之所以在城市化的诸多问题上形成不甚完全一致的看法与评说，甚至在城市化进程中之所以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主要是人们根本缺乏城市价值观和方法论，在意识无价值的语境里去阐释和理解城市造成的。也就是说，这与我们在城市的价值取向、价值定位，或者说城市的终极关怀上的模糊性有关。由于城市价值论的阙如，最终在为什么要搞城市化以及如何推进城市化问题的认识上不是很透彻，在城市化的实践中把手段当成了目的，结果当城市化推进到一个更高水平，发现城市离其初衷越来越远、离人这个主体越来越远，各种城市乱象也出现了。倘若明确建立一个城市价值方面的统一标准，人们按照这个标准去理解和推进、实施城市化，或许可以避免、消弭一些行动和思维上的徘徊、焦虑，城市化方案便会更有前瞻性，城市化进程也会更加顺利。
2.城市化进程中的人文价值忽略与亲和力缺乏
蓬勃兴起的城市化，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道亮丽风景。这种城市化，是在城市发展曾长期受到人为因素抑制的前提下，由最近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推动的，同时，也受到了社会管理体制松动的影响。运用历史分析与比较的观点，可以发现这种城市化，在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绝无仅有。放眼当下的国家，城市以一种日新月异的态势生长着，城市的发展进入少有的高速增长与扩张期。虽然这种城市化率仍然落后于工业化水平十多个百分点，刚达到百分之四十一点多，但已经在全球范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然而，置身于当代中国任何一个正在迅速发展的城市，既为城市的成长而欢欣，又为它们在这个过程中所显现的问题而思虑。其中一个不足便是城市的片面发展，以及体现于外部、内部两个方面的失衡发展。前一种失衡指城市发展与周边生态、自然、区域等的失衡。后一种失衡指构成城市的各子系统的不协调，如城市内部物质与文明的冲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等。这种城市发展战略的着力点在物质财富上，坚持的是见物不见人的模式，忽视了城市化不仅是“人为”的，更是“为人”的。
之所以出现偏差，是由于没有理解城市实力与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没有寻找到正确的城市发展价值论并坚持该种价值论的指导。城市的实力是一个综合力量，包括“物质形态的硬实力”与“精神形态的软实力”，二者共同构成“城市的两块基石。城市强大的辐射和牵引作用来源于城市的这两块基石。”[4](p.57) 硬实力是一座城市的物质力量，最简约地体现为GDP。软实力是一座城市所拥有的硬实力之外的、主要以精神产品与无形服务表现出来的具有公共品性的各种资源，例如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卫生、道德风尚、精神风貌、人际关系等。在知识经济时代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条件下，城市要良性发展，甚至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参与国际间城市竞争，不仅要努力增强硬实力，也需增强软实力。然而，在上级的策动与地方政府政治诉求的驱动下，各个城市都想方设法地增强城市可视可感的那部分物质实力，有意无意地虚置了城市无形实力的做大增强，对城市软实力和内在精神的培育重视不够。这就必然不利于城市亲和力的形成。
城市亲和力，可以理解为在各种硬、软实力的基础上所呈现出来的城市的内聚力、吸引力、同化力。硬实力是一个城市的物质魅力，亲和力则是精神魅力。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不仅要有物质魅力，更要有精神魅力，能在精神层面与人文方面满足现代人的需要，为市民提供心灵的抚慰。亲和力可以说就是城市发展的目的。
城市的包涵亲和力在内的软实力必须奠基于坚实的硬实力的土壤上。硬实力能够为一座城市各项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物质保障。没有发达的经济作支撑，发展城市文化事业、增进城市的软实力、提升市民素质，就要落空。但是，具备了坚实的硬实力，并不必然拥有同等强大的软实力。软实力有着相对独立性，它与硬实力并不是亦步亦趋的关系。从各国城市的发展史看，如果没有早期的自觉并采取自致性的举措，一个城市在经济初步起飞后，常常会由于没有软实力的支撑而陷于停滞。现代城市的发展说到底是依靠人、为了人的发展。缺乏亲和力的城市因为缺乏个性与精神魅力而无法凝聚起足够的人气，缺乏城市未来发展最主要的资源。
目前，中国城市发展的普遍性做法是：异常重视硬实力，轻视或者忽视软实力，基本还没有意识到亲和力。例如，很多地方在想方设法地把城市做大做强，GDP一年上一个台阶，城市硬化、亮化、美化，道路变宽阔了，规模变大了，也有了标志性建筑，各种新设施进入城市，日益趋同化，但是，城市的软实力却大大落后，精神文明滑坡，社会治安严峻，人际关系紧张，社会信任度下降，社会生态恶化，人们普遍有一种焦虑感，产生了心理危机。这样的城市，嬗变成了工厂集中营，市民也许会购置产业，却不能期望他们对城市产生一种热爱与文化上的依归、依恋，他们无法从感情与心理的深处形成身家性命与城市一体化的认同。
在城市化战略的推动下，以及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确立对劳动力的需求，大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我国城市似乎在以几何量级扩张。然而，这种扩张，忽视了城市内在精神的调养。城市没有个性，缺乏人情。进入城市的人们对于城市不能萌生文化上的认同，城市始终变成不了他们自己的家园。这样的城市就会很容易被评价为不“宜居城市”。[5](p.33—36) 其实，当前一些城市的近郊农村所出现的反市民化倾向，以及某些企业比较密集的地区最近几年所出现的“民工荒”等，都在注解着物化城市的危机、对人文城市的渴望。
3.亲和力建设的意义
亲和力对于城市的生存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人们也总是在无意中把它当作对城市进行评价的有力指标使用。中、西部有不少城市在现代化上赶不上南方或者沿海的一些城市，但它们还依然是那样的有魅力，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城市通常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舒适的生活氛围、温馨的生活气息，以及符合生命节拍的生活节奏。这些城市与它的居民间建立了一种不能割裂的血脉相连的关系，对于其居民，有着深深的精神上的吸引。
城市亲和力的意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第一，亲和力建设是实现城市化宗旨的需要。城市的吸引力不仅要体现在能够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还应表现在能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提供更舒适、优越的生活。城市之所以要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最终是为了确保进入城市的人们美好生活的需要。斯宾格勒指出：“只有作为整体，作为一种人类的住处，城市才有意义”。[6](p.213) 如果我们动用各种社会资源建设的外观和形式上都比较好的城市，无法达致人在其中舒适居住的目的，就背离了发展和经营城市的宗旨与价值目标。说到底，城市是人的城市，是人乐于居住并得以“善居”的地方。
第二，亲和力有利于提高城市品位和实现城市的持续发展。现在，不少人已经意识到文化建设等对于现代城市的重要性。有城市把文化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抓，例如深圳、苏州等。但是，更多的城市，还没有意识到文化建设、人文氛围的培育是一个造福市民的“事业”，是提升城市品位的一项内功。这种取向的偏颇，仍然是经济数字、GDP至上在作祟。文化的功能是多样与多元的，但最大的价值恐怕还在于“以文教化”。亲和力，作为城市的根、秉性、神韵，能使城市显得可爱。具有亲和力的城市会透过形而上的城市物质生活而显得鲜活、亲近。
第三，亲和力建设对于现代城市经济也有着重要作用。软实力建设不仅依赖于硬实力的支持，而且对于城市的硬实力的发展也有相当大的反作用。通过构建和谐、宽容、理性的现代人际关系，能够把人从因物质利益的竞争而导致的人际关系紧张中解脱出来，减少社会的焦虑，减轻社会的内在压力，人们的生活与生产能在一种最佳状态下运行，效率与成效必然也高。有着良好亲和力的城市，它在吸引所需要的优秀人才时也会容易些。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发展，在总体水平国内所提供的条件还无法与欧美发达国家相匹敌的情况下，这些人能回来，主要的原因可能还在于国内外的人文环境不同。
第四，良好的亲和力有利于城市实现二次创业的发展。国际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正在大规模进行，国内不少城市、特别是那些经济与技术基础比较好的城市，也在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努力发展技术含量好、附加值高的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一个突出的特点是降低了对资源、能源的依赖性，其最主要的资本是智力成果。如果没有大量优秀人才的支撑，就无法发展这些产业。所以，对于那些试图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城市，从本地区内外吸收、集聚、引进、稳定人才是一项基础性工作。而要吸收、集聚并保有这些新经济中最宝贵的资源与财富，除为这些人才提供优厚的待遇、良好的发展空间、应得的社会尊重等外，一个城市适合居住的状况、人文关怀的程度、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态关系等，对这些人有着更为重大的影响。帕克认为：“城市环境的最终产物，表现为它培养成的各种新型人格。”[7](p.273)
第五，亲和力建设对于实现新兴城市的社会整合也有着重要价值。伴随人口迁徙的增多、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城乡间、城际间的空间位移，国内出现了一批新兴城市，也产生了诸如深圳这样的移民城市。在这些新兴与移民城市中，虽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的汇集，有利于形成一种包容、开放的文化，但同时也可能由于亚文化间的隔膜而导致人们彼此的隔阂、误解，乃至敌意。在这些城市里，公共意识与价值观碎片化，社会整合面临很大的挑战，例如，在深圳“还有相当多的人没有归宿感，不管是户籍人口还是非户籍人口，许多人心目中都认为深圳不是自己的精神家园，这种心态衍生出的一系列问题，如社会心理浮躁、社会关系松弛，降低了社会稳定系数，弱化了社会控制力。”[8](p.32) 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城市亲和力建设不仅急迫，而且有着快速实现社会整合的奇效。
4.亲和力建设的措施与方法
首先，要从观念上重视城市软实力，在继续增强硬实力的基础上加大对城市精神、文化事业的投入力度。软实力对于城市具有重大意义，但这种重视软实力、建设亲和力的倡议并不是要把它们放在硬实力上，不是要用无形的城市精神力量置换城市硬实力。虽然软实力、亲和力对于现代城市具有重要性，但也是奠基于坚实的物质条件之上的。没有人相信一个连它的居民的基本物质需要都无法满足的城市会是适合人居的城市。建设适合人居的城市，不是要虚置经济工作这个中心。横向来看，国内绝大多数城市都还不能说已经或基本解决了发展生产力这个历史性任务。但是，为了使城市的发展不至于走到违反终极价值、终极关怀的异化的道路上去，确保城市发展的“为人”性，必须意识到，在物质性的城市发展的同时，还有精神性的城市发展、人文性的城市发展，不能让城市发展仅仅成为城市躯体的“长成”，还要让城市的灵魂、精神、个性在逐渐之中“养成”。
其次，实施制度创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亲民爱民的人文政治，实现人性化施政。建设城市亲和力，政府作用不可替代，也责无旁贷。实施亲民、爱民的政治行为，是从党的宗旨与国家性质的角度来理解的、建设亲和力的一种方略。就国家性质上说，所有城市都属于人民，城市应当对任何公民开放。党在城市的领导是实现党对国家领导的重要阵地。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推进到呼唤有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跟进的时候，城市政治建设也应向亲民、爱民的人性化施政的方向继续迈进。这与情为民所系、利为民谋、权为民所用的要求是一致的。例如，可以减少一些命令式的做法，多一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协商、对话，这样既能赢得更多市民的信任，获得积极评价，又能使政治决策建立在广泛的民意基础上，有利于增强执行效力。
建设诚信、法治城市政府，是从市政管理的角度建设亲和力的必要。有的城市对外来投资，前后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对策，虽然获得了一时的好处，却丧失了公信力。对于那些准备进入城市的人，有的地方搞歧视性对待，设置一些或明或暗的障碍，限制人员的自由流动，缺乏一种开放的精神和广博的胸怀。还有人认为，城市化时期的入城机会是待价可贾的稀缺资源。然而，从最近几年流动人口的构成及新农村建设的实施及成效来看，这种判断存在着很大的主观性。如果城市对于最有可能定居的人给予较少的回报，同时又提高了他们承担不起的入城成本，这样的城市不会有多大魅力，城市化进程本身也有可能大大受挫。
再次，动员整个社会力量的参与，是亲和力建设一个有力的支点。城市亲和力建设不是一种形而上的工作或工程，单纯的、与其他事项无涉的亲和力建设是不存在的。亲和力建设必须依托于一定的载体，通过具体的方法与措施进行。从亲和力是一种无形存在而又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影响力来说，亲和力建设需要城市生活所有主体的共同努力。其中，企业与社区能够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这是由现代企业大量集聚于城市的空间分布特征决定的。城市中除大量的人口外，无数的企业才是城市安身立命的根基。企业是现代城市重要的组成要素。企业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又有着深广的关联性，它不仅直接控制、影响着许多员工，还以其经济触角广涉生活的众多领域。让企业承担必要的、与之相匹配的建设城市亲和力的责任是恰当的。企业从树立其良好的社会形象的角度考虑，也愿意承担这样的责任。
社区生活是市民生活的重要内容，对于年老、病残等特定市民群体而言，社区生活是其城市生活的全部。一个市民终其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社区度过的。社区的生活状况直接影响市民的生活质量，影响人们对于这个城市的评价。所以，建设良好的社区，也是建设城市亲和力。社区里人际关系融洽，社会风气良好，整个城市的亲和力、吸引力就有了保证，人们就愿意到这样的社区居住、愿意到这样的城市来。建设文明社区是建设城市亲和力的基础性工作。
另外，妥善而人道地对待城市特殊社会群体也是亲和力建设必不可少的要求。城市里的人群与阶层复杂，既有成功的中产阶层，也有大量的普通工人、外来人员，还有弱势群体，如低收入者、流浪乞讨人员、同性恋者等。布劳认为，异质群体之间的交往，即使不亲密的交往也很能够促进人们相互之间的理解，促进宽恕精神的发扬。[9](p.72) 面对弱势群体，一个具有爱心与亲和力的城市不会冷漠处之。现代城市应当有宽容的精神，在建设和谐城市的时候，应该善意地对待所有城市居民，公平地为他们提供上升的机会与基本的保障。这样，人们才会对城市充满感激、感恩，才不会对城市产生敌意与对立。
5.结语
城市化后的城市不应成为物化的、异化的城市，不能仅是充满物质魅力的城市。城市发展需要正确的价值观的指导。作为人口集中、为人的城市，须是人化的、充满精神魅力的城市。城市化的最终落脚点要放在为人上。通过城市化使人的生存、生活、发展获得一个更好的平台。城市化不能忘记其目的。
城市亲和力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建设城市亲和力，是继续推进城市化、进一步发展城市经济等的需要。越是那些具有亲和力的“宜居城市”，越能得到长期而健康的发展，也越能保持青春活力。亲和力建设既需要依托于城市硬实力，又能反作用于城市的经济发展，增强城市的硬实力。一个内部社会生态良好的城市，必能释放出更多的创造力。
收稿日期：2007—0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