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马克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042(2001)01-0010-10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一生中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唯物史观的创立实现了社会历史观的伟大变革，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关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没有一个能正确地予以揭示。所有的唯心主义者和旧唯物主义者，包括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内，在历史观上都是唯心主义的，存在着两大根本的缺陷：“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1]马克思通过长期艰巨的科学研究，“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2]第一次把社会和人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看到了社会历史既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又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发现了社会结构各个部分、各个方面的相互联系，以及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揭开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谜底”，从而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正因为如此，列宁曾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3]
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亲自参加革命斗争实践的基础上，概括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批判唯心史观，继承前人的优秀理论成果，经过长期艰巨的科学研究才完成的。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4]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规律逐步揭示的过程，也是马克思“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进一步从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5]的过程。本文拟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早期著作来探讨这一形成过程，看马克思是如何创立唯物史观的。
一
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研究是从1842年《莱茵报》时期开始的。这一时期他所从事的还不是哲学理论研究，而是具体社会问题的探索。当时马克思受黑格尔唯心史观的影响，认为国家是伦理理念的实现，把国家和法看成是理性的代表，视理性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然而在现实中，马克思却碰到了许多具体的国家问题和物质利益问题。如普鲁士专制制度的书报检查令问题、林木盗窃法问题、摩塞尔地区农民贫困状况问题、地产分析问题、关税问题等等。普鲁士国家每解决一个实际问题，考虑的只是富人的利益，而不是什么“国家的理性和国家伦理”，黑格尔的国家观同现实问题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和矛盾。马克思对自己原来信奉的黑格尔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发生了怀疑，促使了他开始新的探索。
1842年10月，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论文，评述第六届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辨论，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这件事成了他转向唯物主义的最初动因。在省议会的辩论过程中，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极力维护林木占有者的利益，任意剥夺穷人的传统习惯权利，竟然视拾拣枯枝败叶为盗窃林木。马克思站在贫苦人民的立场上，指出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法动机完全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是法律原则。马克思这时意识到立法过程不是受理性规律的支配，而是为物质利益所决定的，动摇了他的国家理性主义思想。1842年11月，《莱茵报》上发表了几篇马克思未曾署名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得出了现实关系在法律规范形成中具有决定作用的结论。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马克思开始突破黑格尔的国家观念，提出了决定国家本质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客观本性问题，反对用当事人即掌握权者的意志来解释一切，把注意力主要放在物质的各种关系上。当然，马克思这时尚未形成生产关系的思想。国家理性同现实物质利益问题发生冲突，使马克思认识到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的严重缺陷，初步看清了国家的本质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机器，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组织起来的迫使被压迫阶级服从的强制性机器。
当然，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仅仅是他世界观转变的开始。马克思这时的思想是很矛盾。一方面，看到了黑格尔的国家观同现实问题的严重冲突；另一方面，由于受黑格尔法哲学的影响，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认识还模糊不清。因此，马克思时常陷入苦恼之中。1843年5月马克思来到莱茵省的一个小城镇克罗茨纳赫，着重研究了西欧北美一些国家的社会历史，对黑格尔的国家学说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写下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以下简称《批判》）。马克思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为了解决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6]《批判》这部著作，是马克思对《莱茵报》时期所遇到的实际和理论问题进行回答的第一次有益的尝试。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这个时期“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7]马克思通过研究发现：“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即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8]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是《批判》一书的中心。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马克思总的看法是：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是《批判》一书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但马克思对此并没有作专门系统的论述，而是把它作为一个总体性的思想贯穿在《批判》一书中。
在黑格尔的社会历史观中，他的国家观是保守的。黑格尔认为，国家是伦理理念的实现，伦理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个阶段。家庭是伦理理念的直接存在；市民社会是伦理理念的外在存在；国家则是伦理理论的现实存在，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合题。因此，作为伦理理念之最高环节的国家就内在地包含着家庭和市民社会，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理念的两个有限性领域。市民社会和家庭本身没有独立性，不仅他们的利益要服从于国家的利益，就是它们的存在也要以国家为前提。这样一来，黑格尔所说的私人利益体系（家庭和市民社会）和普遍利益体系（国家）的关系就完全被颠倒了，不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
马克思仔细分析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有关论述，指出国家不是真正的主体，市民社会才是真正的主体；国家不是外在于市民社会的彼岸之物，而是市民社会的代表；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内容，国家是这一内容的组织形式。黑格尔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颠倒了，把“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9]马克思还说：“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可是在黑格尔看来却刚好相反，它们是由现实的理念产生的。”[10]马克思认为，在考察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时，必须从经验事实出发，这个事实就是：单个人以其各种原因和方式组成家庭和市民社会，家庭和市民社会又组成国家。因此，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成员就是国家的公民，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构成部分，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是“国家存在的方式”，[11]是政治国家的“天然基础”和“人为基础，”[12]没有这个基础，政治国家就不可能存在。马克思在《批判》中，还提出了私有财产的范畴，指出国家制度是“私有财产的国家制度”[13]。把国家的内容具体化为私有财产，涉及到了市民社会最重要的内容——所有制的问题，揭露了私有制和国家的真实关系。私有财产是决定者，政治国家则是被决定者，国家根本不是什么“伦理理念的实现”，而是维护“私有财产的宗教”。马克思不仅探讨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而且还探讨了国家和人的关系，提出了消灭现存的国家制度，使人类得到解放的历史任务。他认为，人并不象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是个抽象的“人格”，而是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是国家制度的创造者。人是社会的主体，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都是人的活动的产物，他说：“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14]
由此可见，在国家问题上，马克思比在《莱茵报》时期有了重大突破。《莱茵报》时期，还只是马克思摆脱黑格尔关于国家是理念的实现的唯心史观的开始。而在这时，在市民社会和国家的问题上，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观点已达到了针锋相对的程度。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已经包含有经济关系决定政治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内容，是唯物史观关于国家问题的萌芽。马克思这时观察社会问题的出发点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从什么抽象的“理性原则”出发，而是从“市民社会”出发，立足于“市民社会”。这里的市民社会不是指一般的社会现象的总和，而是“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15]这才是国家的法和本质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由此可见，马克思这时的“市民社会”实际上已涉及到物质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的雏形。这为马克思以后形成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当然，这时马克思受费尔巴哈的影响还是较大的。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明显地袭用了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公式；对国家的解释显然是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学说为依据的。“政治国家……对其它领域说来，它是作为普遍理性、作为彼岸之物而发展起来的。所以，历史任务就是使政治国家返回实在世界，……政治国家的彼岸存在无非就是要确定他们这些特殊领域的异化。政治制度到现在为止一直是宗教的领域，是人民生活的宗教，是同人民生活现实性的人间存在相对立的人民生活普遍性的上天。”[16]马克思用人的本质异化来解释国家，显然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理论的运用。马克思这时的唯物史观思想因素还是用人的自我异化的理论形式和语言来表达的，还保留了费尔巴哈人的自我异化的理论前提。但我们并不是说马克思是一个纯粹的费尔巴哈主义者，我们认为马克思把国家归结为人的本质的异化，这本身就是一大飞跃。费尔巴哈的异化学说主要限于宗教，而马克思却把它推广到国家领域。认为不仅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就是国家也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因此，人不仅要从宗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且主要的是从国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德法年鉴》时期是马克思形成唯物史观的又一个比较重要的时期。在这期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思想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就是这个时期马克思形成唯物史观思想的反映。
《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秋著），马克思批判了鲍威尔的宗教观，阐述了一些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强调了人类解放和政治解放的关系。犹太人问题是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问题。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是德国一个少数民族，他们受到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德意志国家的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犹太人反对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要求民族平等和信教自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内容，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然而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却把犹太人问题当做纯粹宗教问题，认为犹太人所遭受的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不是根源于德国封建专制制度，而是由于犹太人的宗教信仰所造成的。他们断言宗教是一切社会压迫的根源，因而只有消灭宗教，才能消灭社会压迫。犹太人要获得政治解放就必须放弃犹太教，放弃宗教是政治解放的前提。政治解放意味着宗教的彻底消灭，意味着人们获得真正的自由，意味着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本解决。鲍威尔的上述观点，实际上是在维护普鲁士政府的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政策，掩盖了社会压迫的物质根源，混淆了政治解放（资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区别。
马克思认为，犹太人争取民族平等和信教自由的斗争，首先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宗教绝不是社会压迫的根源，因而也绝不可以把批判宗教作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相反，只有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才能最终消灭宗教，消灭宗教势力，消除宗教意识对人们的影响。“在我们看来，宗教已经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表现。”“我们并不认为：公民要消灭他们的世俗桎梏，必须首先克服他们的宗教狭隘性。我们认为：他们只有消灭了世俗桎梏，才能克服宗教狭隘性。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谜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谜信”。[17]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萌芽了。马克思同时也深刻地批判了鲍威尔把“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混为一谈，断言政治解放就是宗教的彻底消灭和人类彻底解放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既不是宗教的彻底消灭，更不是人类的彻底解放。政治解放既不要求犹太人放弃犹太教，也不要求一切人放弃宗教，政治解放并没有消灭产生宗教的物质根源和社会根源。事实上，“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了的国家，宗教不仅存在，而且表现了生命力和力量。”[18]在政治国家中，人并没有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反而取得了宗教自由。人类解放和政治解放根本不同，它的根本任务是消灭私有财产和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只有到那时，宗教的产生和存在的基础才能消灭，人们的宗教意识也就会“像烟雾一样，在社会的、现实的、蓬勃的空气当中自行消灭。”[19]人类才获得了真正的解放。
由于当时马克思还没有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因而他不可能从经济事实本身来论证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区别和联系，而是把它们看成消除人的异化的两个不同的阶段。政治解放是不彻底的，它没有消除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相反，还加深了这种异化。因为它“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20]而只有人类解放才能解决这个矛盾，使个人在自己的劳动中，在个人关系中“成为类存在物。”[21]可见马克思这时还没有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
究竟如何实现人类解放？由什么力量来实现人类解放？《论犹太人问题》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得到解决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1月著，以下简称《导言》）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伟大历史使命的思想，这是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理论的继续发展，是《德法年鉴》时期的最高思想成就。马克思找到了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物质力量——工业无产阶级。他说，德国的解放“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形成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段，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这“就是无产阶级”。[22]这是马克思第一次从彻底改造旧世界的角度，向无产阶级提出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当然这时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历史使的论述还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色彩，还不是从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而是以无产阶级“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23]为论据的。
马克思在指出物质的社会力量在革命斗争中的决定性意义时，同时也对革命理论本身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4]马克思这时对人的认识也有了飞跃。“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25]马克思这时的人已开始在超越费尔巴哈的那种大写的抽象的人了，这无疑是一大进步。
《德法年鉴》时期，由于对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马克思已认识到了人们的物质力量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中的重要性。看到了物质生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为马克思以后形成生产力的思想打下了基础；同时马克思这时已比较明确地意识到“物质的生活关系”，但借用的还是“市民社会”的术语，并在抽象意义上使用了“私有财产”的概念，这说明马克思已涉及到作为生产关系内容的所有制问题，但这时对“市民社会”尚未进行解剖，对“私有财产”也未进行说明。
二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神圣家族》是马克思形成唯物史观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唯物史观诞生的前夜。
1844年4月—8月，马克思为了解剖市民社会，在巴黎系统地研究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写下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以下简称《手稿》）。在《手稿》中，马克思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资本、工资以及利润、地租的形式和本质特点，第一次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异化劳动理论是《手稿》的中心，包含着丰富的唯物史观思想。
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人和社会的基础在于劳动，把劳动规定为人的本质。马克思很重视黑格尔的劳动观，认为黑格尔的“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就表现在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人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26]但马克思严正地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史观，说他“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27]因此，通过劳动而实现的否定之否定的人类历史运动，并不是人的现实的历史。历史运动只获得了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述，一切都不过是精神的运动。所以，黑格尔的劳动观丝毫也没有改变其唯心史观的本质。马克思抛弃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劳动观的神秘外壳，使人、人的活动、人类历史恢复了作为客观存在和现实发展过程的本来面目。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通过异化劳动不仅产生出作为异已的、敌对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生产出其他人同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生产出他同他人的关系。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从人与物的关系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看到了阶级的对立，并指出：“经济的异化则是现实生活的异化”，[28]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29]马克思把异化劳动看作是一种社会关系，论述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揭露了劳动者与剥削者的阶级对抗关系。尽管马克思未能从生产过程方面加以全面考察，但可以看出，马克思与“生产关系”的思想之间的距离又缩短了一程，接近于提出对抗性生产关系的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纯粹的联系人的感情的抽象人性论的缺陷。
马克思到这时更加明确了生产力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他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30]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31]马克思这时虽然还没有形成“生产力”的科学概念，讲的还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自然科学运用于工业等不堪明确的语词。然而他却用它们表达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以及社会物质生产是社会形态更替的物质基础和动力的思想，找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初步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包含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思想。这就孕育了他后来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规律的理论胚胎。生产劳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是人类自身与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32]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费尔巴哈仅仅把人看作是感性对象的那种消极的被动的直观唯物主义的缺陷。马克思还用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33]
在《手稿》中，马克思把物质生产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来，从而加深了对市民社会本质的认识。认为生产决定社会的一切方面，决定国家和各种意识形态。“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34]马克思指出：“我的普遍意识不过是以现实共同体、社会存在物为生动形式的那个东西的理论形式，而在今天，普遍意识是现实生活的抽象，并且作为这样的抽象是与现实生活相敌对的。因此，我的普遍意识的活动本身也是我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理论存在。”[35]。还说：“作为类意识，人确证自己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并且只是在思维中复现自己的现实存在。”[36]这就是说，人们的类意识即把人作为类的观念，无非是实际生活中的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反映。这里的表述虽不象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样全面和精辟，但这里马克思确实表达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异化劳动导致了马克思对阶级斗争的理解。异化劳动必然“生产出不生产的人对生产和产品的支配”，“生产出资本家……同这个劳动的关系。”[37]“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必然归结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经济关系。”[38]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必然导致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与资本之间阶级对立，提出了无产阶级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阶级力量，得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暂时性和克服异化劳动，消灭私有制的科学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这里不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39]
异化劳动理论虽然包含有丰富的唯物史观思想，但我们不能说马克思到此就创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这时还尚未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异化劳动理论还带着浓厚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色彩，是不成熟的社会历史观理论。
异化劳动理论以承认有一个理想化的不变的共同的“人的本质”为前提，并把这种“人的本质”作为衡量社会制度进步与否的标准。因此，它所揭露的矛盾并不是社会制度本身的矛盾，而是“人的本质”与不符合“人的本质”之间的矛盾；它所揭露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对抗性矛盾，也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矛盾，而是“人的本质”同不符合“人的本质”，使“人的本质”畸形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矛盾。在《手稿》中，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与其说是用经济学的论据论证，还不如说是用“人的本质”与不符合“人的本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论证的。异化劳动理论关于“人性复归”、“人类解放”的思想，尚未完全摆脱资本阶级人道主义的影响。《手稿》虽然对“工人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作了区别，但总的说来，当时他是把“工人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毕其功于一役的。异化劳动虽然不象黑格尔那样，讲的是绝对观念的异化，也不象费尔巴哈那样讲的是宗教意义上的自我异化，而是基于对“经济事实”的分析。[40]但是由于马克思当时还只是初步研究政治经济学，因而还没有完全以“经济事实”本身来说明经济范畴。在一定程度上，他还是从异化劳动理论出发，逻辑地推演出一系列的经济范畴。正象马克思自己所说的：“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发现其中每一个范畴，例如商业、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表现而已。”[41]因此马克思这时还没有科学地说明各个经济范畴及其相互联系。
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就已经形成了唯物史观，《手稿》就是唯物史观形成的标志。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手稿》虽然包含有丰富的唯物史观思想，但马克思这时还没有明确制定出生产关系的概念，还没有清楚地阐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规律，还没有认识到生产关系同其他社会关系的联系，还没有认识到人的本质主要是由人们所处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的。马克思把人类历史看作是异化的产生及其克服的历史；把宗教、国家和法等看作是异化劳动的产物；把人的本质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把异化的人看成非人，把理想化的人作为现实的人。马克思还将历史科学的出发点归之于“人性”，用“人性”、“人的类本质”来评判生产关系，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弊端归结为“人性的普遍颠倒。”[42]而共产主义则是“人性复归”的体现，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43]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44]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45]可见这时，马克思还在沿用“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异化”、“人的本质复归”等费尔巴哈本人本主义术语，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还是较深的。
我们说马克思在《手稿》中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较大，但马克思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者。他虽然沿用了费尔巴哈关于“人是类的存在物”的提法，但赋予了它完全崭新的内容。在马克思看来，人之所以是类的存在物，不是在于他们自然属性的共同性，而是在于他们能从事生产劳动。他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既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也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46]马克思抓住了人的本质在于生产劳动这个根本观点，从而正确处理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
《手稿》是一部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思想有待于进一步发展。1844年9月至11月，马克思、恩格斯为了驳斥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攻击，合写了《神圣家族》一书（以下简称《家族》）。《家族》是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已基本形成了许多重要的唯物史观原理。
马克思通过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对蒲鲁东平等观的歪曲，发现了平等关系后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说：“平等是法国的用语……，它表明人对人的社会的关系或人的关系。”[47]马克思从平等关系一步一步地揭示出人对物质生活资料的依赖，进而推演到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马克思说：“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存在，是他对他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48]就是说，劳动产品是劳动者从事劳动的产物，是劳动者作为人的存在的确证。人作为人的存在，不在于他有血有肉，而在于人的生产劳动。在私有制社会，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劳动创造的物质财富被他人占有，这表现为他为他人的存在。劳动的自我异化和劳动产品的异化，导致人与人相异化。人对劳动产品的关系，就转化为人与他人的关系。马克思把物当作中介，揭示出人与物的关系的背后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这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马克思的这些论述虽然带有浓厚的思辨色彩，语言晦涩，然而他把在人与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与人的关系概括在“社会关系”这一范畴之内，就接近了社会生产关系的思想。生产关系思想的初步形成，是马克思开始从关于人的抽象的类本质的空洞议论向现实的人即由一切社会关系总的所规定的人转变的关节点，是理论上极为重要的突破。这是马克思在1844年期间思想发展的重要成果。
青年黑格尔派坚持要把研究自然界和手工业的活动同研究历史对立起来，要把自然科学和工业从历史发展中排除出去，以为这样就能纯化历史，看清现实的本来面目。马克思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这种荒谬论调，反问道：“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既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49]接着马克思又指出鲍威尔等人“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50]马克思强调了工业即物质生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自我意识”的云雾中，而在尘世的物质生产中，这就是马克思所提出来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可见，马克思这时已把观察社会问题的出发点从混沌的“市民社会”转到了“物质生产”这块历史的发源地，明确地把工业生产和自然科学包括在社会物质生产之中，并把物质生产用“生产方式”这一概念表述出来。从生产方式出发探讨社会历史的发展，认为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基础。生产方式的思想成了唯物史观理论大厦的奠基石，为马克思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规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物质生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以及历史变化的客观性观点出发，马克思深刻地论证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阐明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针对青年黑格尔派所谓“精神”与“群众”对立的谬论，尖锐地指出：“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51]人民群众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历史活动，创造了人类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推动着社会的进步。特别深刻的是，马克思揭示了社会进步的性质和速度同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这一历史规律。“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52]
在《家庭》中，马克思还表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思想。“无政府状态是摆脱了使社会解体的那种特权的市民社会的规律，而市民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则是现代公法状况的基础。正象公法状况本身也是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保障一样。它们怎样相互对立，也就怎样相互制约。”[53]国家、法，产生于经济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两者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同时通过对社会历史的考察，马克思又看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每个历史时代都有自己特殊的经济结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54]马克思这一理论上的重大进展，无疑为他创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学说，形成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准备了充分的思想前提。
此外，马克思在《家族》中，还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解放的途径，指出无产阶级如果“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55]
以上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虽然在《家族》中还没有达到全面论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理论高度。但是，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的思想；关于社会生产关系的思想；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思想等等，都已达到了一定的理论水平。在《家族》中，马克思已不再从理想的“人的本质”出发来考察历史运动，而是从发展着的生产方式出发来考察历史运动；考察历史运动的方法不再是全部借助于异化概念来编织关于历史发展的理论外衣，而是全神贯注地从生产方式中来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初步认识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但是，无庸讳言，马克思这时仍然还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残余，还保留着“人性异化”的痕迹。“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作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这个阶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在被唾弃的状况下对这种状态的愤慨，这个阶级之所以必然产生这种愤慨，是由于它的人类本性和它那种公开地、断然地、全面地否定这种本性的生活状况相矛盾。”[56]马克思虽然已经发现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决定一切社会现象的最深厚的根源，但由于这时还没有完全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也就不能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抗和冲突来解释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因而就必然把最后的动力归结为人类抽象不变的本性同反人性的社会现实之间的虚幻的矛盾。同时马克思这时还没有完全形成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因而自然把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看成是颠倒的，对人异己的东西，而不是把它看成与社会生产力一定发展阶级相适应的东西。由此可见，马克思通往创立唯物史观道路上的，有待克服的最后一个障碍就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一旦发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一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科学的唯物史观就会最终创立。
三
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全面形成唯物史观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唯物史观得到了完整的阐述和全面的创立。马克思彻底清算了巴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从而最终摆脱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创立了唯物史观。这个时期，由于把实践引入社会历史领域，找到了建立唯物史观体系的基础——生产劳动，并通过对生产劳动的分析，终于形成了生产关系这一概念，从而提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
1845年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趋于形成，对费尔巴哈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从受他的影响进而发展公开对他的批判。1845年3月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就拟定了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的纲领性意见。在《提纲》中，马克思揭露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指出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的认识根源在于不懂得社会实践的意义，阐明了社会实践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决定作用，批判了费尔巴哈对宗教和人的本质的错误认识，从而和费尔巴哈划清了界限，克服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
社会实践的观点是《提纲》的灵魂。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指出它的主要缺陷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57]看不到社会实践在人们认识过程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因此不可避免地陷入唯心史观之中。马克思第一次把社会和人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揭示了人的本质和社会的本质，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58]强调物质生产的社会实践是社会生活即社会存在的基础，离开了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实践，就无所谓社会和社会生活。因此，社会生产中的一切现象，只有从社会实践中去把握，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社会实践不仅是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各种社会意识形态赖于产生的根源，即使象宗教、神学这样的社会意识，也可以在社会实践中找到了它的根源。所以马克思说：“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59]由于马克思揭露了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才能正确地指出宗教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才能指出人与人的各种社会关系都是在一定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60]环境改变的过程，也正是人们革命实践的过程。人们在改变环境的实践中，同时又改造了人本身。这说明人民群众以本身的革命实践活动去改变社会生活环境，而不指望有什么救世主从上面来改变社会环境，进一步阐明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性作用。
在《提纲》中，马克思抛弃了把人的本质解释为类的观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观点认为单个人是抽象的人，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费尔巴哈由于不了解社会实践的作用，因而只看到了人的自然属性，而没有看到人的社会属性；只能把人与人的关系归结为自然情感的关系，而不了解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1]马克思把人的本质规定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类自己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乃是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克服。这样对人的本质的论述就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了。马克思最后强调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立足于人类社会，从现实的和历史发展的社会化了的人类出发，全面地研究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以及历史发展的规律，“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62]。
《提纲》是马克思全面形成唯物史观之前的一份十分重要的文献，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把这个提纲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63]但《提纲》毕竟是一份纲领性的文件，将《提纲》思想展开深化，对唯物史观进行全面阐述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实现的。1845年9月到1846年夏初，马克思、恩格斯为了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为了同整个青年黑格尔派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肃清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同时也为了以完整的形式正面阐述自己的新世界观，以便为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提供崭新的科学论证，马克思、恩格斯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这部伟大的巨著。《形态》全面地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标志着唯物史观的最终形成。
马克思在《形态》中，首先确立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出发点。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生产所需的衣、食、住等等生活资料，创造人们生活的条件。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64]
生产关系的思想到此也基本形成。“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根据个人与劳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决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65]这里不仅指明了生产关系受着分工（生产力发展的表现和结果）的决定，而且揭示了生产关系的诸基本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即对劳动资料和工具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以及由所有制关系和产品分配关系决定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这正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生产关系的基本内容。所有制关系，不外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用它来表述生产关系的概念，无疑表明马克思已经把握住问题的实质，表明他的生产关系的思想基本形成。当然，这时的生产关系还未精确化，生产关系的概念还处于从交往、交往关系、交往形式、所有制关系，所有制形式等概念的“脱胎”过程中。事实表明，一年以后，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就完全用生产关系的表达形式代替了交往形式等概念，生产关系从此成为唯物史观的一个最基本的科学概念。“生产关系”这一科学概念的制定是历史唯物主义诞生的一个重要标志，为马克思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规律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马克思指出：人们的生产活动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66]也就是说，一方面，生产是一种改造自然的活动，表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人们不能单孤独立地生产，必须联合起来，在生产中结成一定的交往关系，即生产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人们之间的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决定因素，它的发展决定着生产方式的变更和人类历史的发展。“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67]人类历史就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就是“生产力的历史”[68]。历史的本质就在于它是受一定生产力发展制约的“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69]。生产力的发展也决定着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的产生和性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交往形式之间的区别，正是由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决定的。“在工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必然会产生私有制”，同样也“只有在大工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70]不仅生产力决定交往形式，交往形式也制约和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当交往形式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交往形式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交往形式发展的情况，对于生产力的保护和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71]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交往形式所代替。”[72]新的交往形式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又会变成桎梏，并且也将被别的更新的交往形态通过革命的途径所代替。社会就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对立统一中前进的。因此，马克思作出了关于一种社会形式通过社会革命的途径过渡到另一种形态这种基本规律的阐发，“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73]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冲突是社会革命的根源和动力。到此马克思已经完全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规律，找到了由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向另一种更高的社会经济形态根本转变的客观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规律的发展，最终完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
马克思通过分析国家、法等上层建筑与所有制的关系，得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结论。当时经济关系领域仍用传统的“市民社会”来表述，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74]马克思明确地表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只是还没有明确使用“经济基础”这一概念。马克思还揭示了思想上层建筑的本质，“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75]
马克思这时也形成了社会形态的思想。“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76]这里的社会状况，指的是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它受着生产力的决定，同时又决定着各种意识形态和其他思想现象。所以这两者的结合，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面貌，从总体上反映社会的有机体。因此，可以说，“社会状况”正是马克思用以表述他当时初步形成的社会形态的基本思想的术语。马克思还根据生产力发展的不同程度第一次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依次更替的五种社会形态：部落所有制，即原始社会；古代所有制，即奴隶社会；封建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共产主义所有制。并且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规律揭示了每种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以及它必然为另一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代替的规律性。社会形态学说的形成，表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已作为完整的理论形态诞生了。
费尔巴哈把人的意识主要看成是自然界的反映，在他看来，意识的内容是某种第二位的东西。马克思认为，人同自然界的关系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的范围内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77]“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78]“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79]这里马克思已明确地阐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原理。
在《形态》中，马克思还根据自己系统阐述的唯物史观，把共产主义的学说向前推进了一步。正象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一样，共产主义也必然战胜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它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所决定的。无产阶级要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就“必须首先夺取政权。”[80]马克思这时的思想已经同用人的本质异化来说明共产主义的思辨学说不可同日而语了。
总之，马克思在《形态》中已全面地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形成了自己崭新的社会历史观。马克思说：“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整个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81]马克思这段对唯物史观的论述，同他后来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到《形态》就全面形成了。
《形态》不仅全面地形成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且彻底地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肃清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不仅导致了他在社会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而且对马克思也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只有彻底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才能最终创立唯物史观。
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类”、“人的本质”。指出：“哲学家们在已经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见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描绘的整个发展过程看作是‘人’的发展过程，而且他们用这个‘人’来代替过去每一历史时代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绘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际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用后来阶段的普遍人来代替过去阶段的人并赋予过去的个人以后来的意识。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由于公然舍弃实际条件，于是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了。”[82]马克思在这里一举击中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要害。费尔巴哈用“抽象的人”代替过去一切历史阶段所存在的实际的人，用这种抽象的“人”的“自我异化过程”代替整个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导致了本末倒置的历史唯心主义。
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是以人本主义观点解释人和社会历史现象的必然结果。其所以如此，又是同他哲学的“直观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直观性”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唯心史观的认识根源。“直观”有消极观察和静观之意。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不重视实践的作用，不能正确地认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费尔巴哈在考察人时忽视了形成和改变人的特殊本质的社会条件。社会条件是人们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并改变的。也正是这一点，才决定了社会条件相对独立于某一代人的意识和意志，同时这一代人也改变着这些条件并从而改变着自己。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人都在前一代人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可靠的感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往来才提供给他的。”[83]
马克思在《形态》中，把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规律，完全抛弃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的观点，把对人的本质的研究置于对现实的社会关系的分析基础之上。异化既不象黑格尔所说的作为主体的绝对精神分裂出与自己本性不符合的对象，也不是费尔巴哈所谓的“个体和类的矛盾”，而是在一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上必然产生的劳动者同自己活动及其结果相分离，表明作为劳动者活动结果的社会关系转化成同自己相对立的力量。马克思这时讲的异化，已经不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而是“现实个人的现实异化”[84]，这种异化表现为人们所创造的生产力成为在人之外与人相对立的力量；人们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成为在人之外，与人相异化的东西；人们所创造的社会意识成为在人之外，与人相异化的力量。马克思这时对共产主义的论证也不是对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的热烈向往，而是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说明共产主义必然实现。同样，马克思把人的发展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不是人的本性决定生产关系，而正是现实的生产关系决定了人的现实性，人的全面发展只有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全面而高度的发展，才能不断得到实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形态》中的异化思想已经从根本上克服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而建立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上。
四
《形态》虽然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唯物史观原理，但无庸讳言，还有一些唯物史观的原理和概念阐述得不够准确，不够系统，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同时唯物史观也有待于在社会实践中检验、运用和发展。《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正是马克思朝这方面努力所取得的巨大成果。
在《哲学的贫困》（1847年6月）中，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的唯心史观，第一次使用了“生产关系”这一唯物史观的科学概念，进一步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规律。“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85]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形态的更替。此外，马克思还提出了社会机体的观点，强调了生产关系的整体性。社会就是“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86]“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87]
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中，马克思进一步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把唯物史观系统化和准确化。列宁对《共产党宣言》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指出：“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88]唯物史观是贯穿《共产党宣言》的一根红线。马克思认为，自从原始氏族解体以来的人类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表现为阶级矛盾。因此，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实现社会变革、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力量；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纵观全文我们可以看到，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就是马克思不断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规律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不断肃清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当今西方一些学者无视这一内在的历史过程，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历史观的翻版，企图用人本主义的历史观代替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抹煞这两种社会历史观的根本区别，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问题上制造混乱。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历史观，它根本不同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历史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去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是用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异化及复归去说明历史的发展；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人是社会的产物，而不是抽象孤立的自然存在物，把人与人联系起来的是物质的经济关系，而不是纯粹的感情；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才能彻底解放自己，而不是通过什么人性解放，人的本质重新占有去解放自己。我们承认马克思在形成唯物史观的过程中，确实受过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但费尔巴哈始终是马克思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中间环节，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单行本序言中所说，费尔巴哈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89]马克思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一个纯粹的地地道道的人本主义者，唯物史观也绝对不是人本主义的翻版。马克思正是彻底清算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才最终创立了唯物史观。如果马克思不批判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就根本不可能创立唯物史观，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全文清楚地认识到。事实上，马克思在当时就认识到了清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极端重要性。他说，在他的一些著作中，费尔巴哈的诸如“人的本质”、“类”等等，“给了德国理论家们以可乘之机去不正确地理解真实的思想过程并以为这里的一切都不过是他们的穿旧了的理论外衣的翻版”[90]西方这些学者看不到马克思对自己“过去的哲学信仰”的清算，而把马克思还没有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割断联系的某些观点加以片面夸大和绝对化，把它抬高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这就必然会离开客观事实而陷入迷误之中，看不到唯物史观和人本主义的根本区别。
唯物史观形成的标志就其理论观点而言，是马克思确立了新历史观的前提和出发点，即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规律，确认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就其代表著作而言，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只不过是唯物史观的系统化和准确化，是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发展。
唯物史观的创立，是马克思一生中最伟大的功绩之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从根本上宣告了唯心史观的彻底破产，使“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91]从此，马克思就在唯物史观这块坚实的基础上开始了全面建造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的伟大事业。今天我们重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探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对于我们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这一科学的社会历史观，澄清西方某些学者在唯物史观形成问题上的种种混乱，划清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界限，具有重大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2000-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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