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绍根[1]2001年在《《万国公报》传播近代科技文化之研究》文中提出《万国公报》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近代来华传教士举办的时间最长、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中文期刊。本文以《万国公报》传播近代科技文化为研究对象，简单叙述《万国公报》的历史沿革和内容、发行等概况。论述《万国公报》传播近代科技文化的整体态势。重点介绍了《万国公报》传播近代科技文化的具体内容，包括科技观念、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知识、科技信息 。指出《万国公报》在传播科技文化时具有宗教性、殖民性，多元性和针对性、及时性、普及性的特点。最后从《万国公报》传播的科技文化对晚清近代化进程、教育近代化、中国科技观念近代化叁方面论述了《万国公报》传播的科技文化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总体结论为：在西学东渐潮流影响下，《万国公报》以“宗教为体，科学为用”为理论依据，分叁阶段传播了近代科技文化，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唐颖[2]2006年在《中国近代科技期刊与科技传播》文中研究指明科技期刊是科学知识的重要载体。近代以来，伴随“西学东渐”的进程，我国科技期刊也得到迅速发展，在普及科技知识、传播科学观念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以我国近代科技期刊为研究对象，对我国近代科技期刊传播的科技知识范围，以及对我国民众科普的影响作了基本的梳理和评价。 第一部分对我国近代科技期刊的诞生、发展和主要特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我国近代科技期刊经历了发端和发展两个阶段之后，达到了较为稳定的规模，形成了一定特色。我国近代科技期刊的主要特点是：在学科分布上，农业类期刊、综合性期刊、气象、地质、工程类的期刊占据了多数；在区域分布上，几乎每个省份都创办有科技期刊，但地区发展不平衡；在时间分布上，科技期刊的数量在不断增多，尤其在20世纪二叁十年代达到了高峰；在期刊寿命上，大多数期刊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存在十年以上的仅占少数；从创办团体来看，高校知识分子和科研团体是我国近代科技期刊的主要创办者。 第二部分对我国科技期刊传播的主题进行了统计分析，首先对近代科技期刊的主题进行整体的分类统计，展现我国近代科技期刊所传播知识的整体范围及频率。其次选择一些重要科技知识，从年度传播的频度来分析我国近代科技期刊在科技知识传播过程中的特征，着重对电的发明与应用、相对论、营养知识、维他命等方面内容进行了统计分析。最后对我国近代科技期刊中的“专刊”和“连载”的主题进行了分析。由此认为，我国近代科技期刊不仅传播了大量科技知识，而且从年度传播的主题篇数来看，近代科技期刊所传播的科技知识相当深入。 第叁部分从办刊宗旨、发行量、发行区域以及对民众科技知识启蒙等方面阐述了我国科技期刊对民众的影响。《格致汇编》和《科学》等期刊发行量比较大、传播区域比较广，对民众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对科技期刊比较关注，与科技期刊存在良好的互动关系，或积极投稿，或主动请教，在相互交流过程中，科技期刊与民众之间的关系逐渐深化，科技知识逐步被民众所接受，科技普及的目的一步步得到实现。
高黎平[3]2011年在《传教士翻译与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文中提出中国历史上，外国传教士大举来华传播福音发生在晚清两次中英鸦片战争前后，外来传教士在华传经布道的同时又进行了大量的西学翻译，他们的西学翻译客观上多方面影响了晚清文化社会，推动了其现代化的进程，并在中国翻译史上留下丰富的西学翻译财富，因此，从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前的19世纪初到五四运动的20世纪初的百年，被翻译史学界公认为中国历史上第叁次翻译高潮。而在这第叁次翻译高潮中，比起来自他国的传教士，来华美国传教士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其中代表性人物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以及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1824—1901）更是以其独到的翻译目的、丰硕的翻译成果、广泛的翻译影响声名显赫，堪称来华美国传教士中的晚清译坛“叁杰”。然而，虽然从20世纪初开始，国内史学界专家学者对外国传教士来华的活动有过研究，可他们的研究课题多半集中在他们所从事的宗教、教育、报刊、医疗、法律等领域；进入21世纪后，尽管国内学术界对外来传教士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越了20世纪的研究，但从翻译的视角对其进行探讨的论文或专着仍为数甚少，即使有，它们也是微观有余而宏观不足，无以展示美国来华传教士西学翻译与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关系之厚重主题。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有两大方面：第一，通过梳理来华美国传教士在晚清译坛“叁杰”林乐知、丁韪良和嘉约翰各具风格的西学翻译以及其他美国传教士在西学翻译，一方面展示来华美国传教士个体与群体在翻译领域的丰硕成果，另一方面阐释他们的西学翻译对晚清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医疗、法律及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多视角揭示来华美国传教士西学翻译对中国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的作用。第二，在梳理了在华美国传教士林林总总的西学翻译成果之后，论文以当代翻译界所认可和接受的翻译目的论与翻译操控论为主线，从翻译理论层面解读和分析他们西学翻译目的、翻译意图、翻译方法、翻译手段以及翻译所产生的相应影响，以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超越、有所突破，推进我国对外来传教士的翻译研究。针对这两大目的，本论文采用叁种研究方法。具体而言，首先，以史为线，即以中国近代翻译史为主要线索，以晚清历史发展及中美文化交流为重要背景，将美国传教士不同类型的西学翻译置于晚清不同的社会、政治、思想、宗教、教育等发展史中，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仔细的考察。其次，以点带面，即以晚清在华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丁韪良和嘉约翰在不同领域的、具有独自特色的西学翻译为论文主体构架，辅之以其他在华美国传教士的西学翻译，以期充分说明晚清时期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第叁次翻译高潮中的巨大翻译成就，及其与此次翻译高潮的掀起密不可分。最后，理论为基，即在分析晚清译坛在华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丁韪良和嘉约翰的西学翻译叁个案例以及其他美国传教士在中美文化交流中对晚清翻译的叁大贡献基础上，用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re）的翻译目的论（Skopos Theory）与安德烈·利弗威尔(AndreLefevere)的翻译操控论（Manipulation Theory）对他们的西学翻译目的或意图、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翻译产生和翻译影响从理论上做进一步深入的阐述。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是本研究中关于外来传教士西学翻译的切入点，解决的是来华美国传教士翻译“叁杰”林乐知、丁韪良、嘉约翰以及其他美国传教士译家在近百年不同时期的西学翻译在多大程度上是否真正全面体现、反映和推进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的问题。如果说以“叁杰”为代表的美国在华传教士翻译叁大家分别在上海、北京和广州的西学翻译构成晚清译坛的叁足鼎立之势的话，那么其他分散在中国各地的美国传教士或是在“叁杰”影响带动之下或是个人有意识自觉进行的西学翻译在晚清翻译领域构筑起了近代中国翻译的庞大基础。这种颇具代表性的个体翻译加上具有广泛性的群体翻译展示了一幅富有美国特色的晚清西学翻译全景图，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留下丰富的翻译遗产，为解释或阐述本研究中的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的主题提供了足够的译史与译学依据。本研究的对象是晚清译坛美国传教士翻译“叁杰”以及其他在华从事西学翻译的美国传教士。列举和分析的翻译材料收集自国内外近代翻译家、翻译史学家、史学家前辈们所留下关于外来传教士西学翻译的丰富史料。针对晚清文化社会不同领域的现代性问题，论文先是对美国在华传教士不同的西学翻译史料加以分门别类地梳理和阐述，进而以弗米尔的翻译目的论为理论基础重点阐释译坛“叁杰”的翻译目的及其翻译目的所决定的翻译意图、翻译方法与翻译手段等翻译策略，然后以利弗威尔的翻译操控论为理论基础从广阔的文化背景研究分析他们的西学翻译，探讨他们的西学翻译与晚清文化社会的关系及其译着对晚清社会现代性的影响。本论文从丰富的翻译史料基础上的分析与阐述得出以下的结论：首先，姗姗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后来居上，超越了他国来华传教士，确切地说，就西学翻译的整体成就而言，他们比起他国前辈们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西学翻译方面奉献出更丰富的成果，对晚清文化社会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其西学翻译在晚清也更具现代性。其次，美国传教士在晚清译坛“叁杰”各自的西学翻译都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其成就既非他国外来传教士可企及，也非美国同行所能比拟，因此，论文作者认为：这译坛“叁杰”的翻译所形成的鼎立叁足是中国历史上第叁次翻译高潮的稳定叁角支点。再次，如果说这叁个晚清译坛杰出的传教士翻译大家的翻译成果尚不足以全面反映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美国传教士的巨大成就的话，那么分布在中国各地其他美国传教士的西学翻译之总和在中国近代翻译宝库中应占有一席之地，并以此为支撑全面反映西学翻译。最后，在晚清外来传教士翻译活动的近百年历史中，不论在哪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不论是处于哪个特殊的社会变革中，不论是哪个特别的美国传教士译者从事西学翻译，不论是他们的翻译目的如何，不论他们在翻译实践中应用什么样的翻译方法、翻译手段等翻译策略，不论他们翻译什么样的西学作品，不论他们的译着对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的方方面面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所有这些均可用当代为翻译界所广泛认可且普遍接受的翻译目的论与翻译操控论加以阐释和分析，使其貌似杂乱无章的西学翻译具有理论上的条理性和深度性，为中国当代翻译理论与实践提供借鉴和启示。本论文总共由七章构成。第一章为概论，主要从四个方面分别对本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综述、理论基础和论文结构做概要性的叙述。本论文的选题意义在于通过对晚清译坛美国传教士叁大译家以及同时代的其他美国传教士译者的西学翻译活动及翻译成果的梳理，从翻译的视角对其进行深度探讨，以说明美国传教士的西学翻译是中国历史上第叁次翻译高潮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阐明他们的翻译对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的重要作用，进而强调本课题的研究或多或少填补了中国近代翻译史研究的某些空白。研究综述先从宏观上在对晚清外来传教士在国内外的研究进行评述，然后从微观层面分别对林乐知、丁韪良和嘉约翰的研究做进一步的评述，最后指出之前研究的可取与不足之处，为本论文的研究指出一个明确的论述方向。本论文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二：一是以弗米尔的翻译目的论为理论基础重点阐释译坛“叁杰”的翻译目的及其翻译目的所决定的翻译意图、翻译方法与翻译手段等；二是以利弗威尔的翻译操控论为理论基础，从广阔的文化背景对他们的西学翻译进行研究，以探讨他们的西学翻译与晚清文化社会的关系及其译着对晚清社会现代性的影响。论文结构线条式地交代了本论文七大章节的主要内容。第二章为林乐知西译——集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之大成。本章节首先涉及林乐知其人其译，探讨其西学译介的意图与策略及其在晚清的文化认同。其次，本章以翔实的史料展示一幅以林乐知为首的近代上海美国传教士翻译潮的图景，彰显出美国教士在沪的科技翻译及其成就、他们的科技翻译之天时地利人和及政治之要素以及美国在沪教士对近代中国科技译介的奉献。再次，以林乐知主编的《万国公报》（A Review ofthe Times）与西学译介为例，本章先是回顾《中国教会新报》（Chinese Church News）到《万国公报》的嬗变，接着梳理美国教士在《万国公报》中的西学译介，尔后指出《万国公报》西学译介的策略和手段，并在此基础上阐发《万国公报》西学译介之目的。本章的最后部分以林乐知中国近代军事经典之译——《中东战纪本末》(The WholeCourse of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为例，介绍林乐知与《中东战纪本末》的关系，阐述林乐知编译《中东战纪本末》之动机与翻译策略，并将《中东战纪本末》与同时代的传教士军事翻译做比较，以突显《中东战纪本末》在中国军事译史上的意义。第叁章为丁韪良西译——竖近代国际法现代性之丰碑。本章节在梳理丁韪良翻译经历与翻译成就的基础上，从本质上揭示其国际法翻译外在与内在之动机，并就其国际法译着从翻译动机视角窥视其应用的翻译方法与翻译手段等翻译策略，以引带出丁韪良一系列国际法译介在近代中国法学界乃至对整个晚清文化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拓展近代中国翻译的新译域；为晚清文化社会培养一批本土国际法译者；树立西学译介与政治结合的范例，并使得政界与学界的一大批有识之士具有国际法的现代意识；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创造并留下一串迄今为止还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法学新词汇。第四章为嘉约翰西译——立东渐西医现代性之标杆。本章节首先在简要梳理晚清美国传教士在澳穗的翻译活动以及西学翻译后，描述其西学译介的特色以及澳穗美国传教士西学东学翻译的意义；然后，检视了明末清初的医学翻译以及与嘉约翰同期的其他外来教士的医学翻译，把嘉约翰置于中国医学翻译更大的历史背景进行考察分析，以凸显其在医学翻译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特成就；接着，切入嘉约翰在华的医学翻译的正题，从大夫到译家、在华翻译成就、医学翻译动机等叁个方面对上述正题加以阐释。最后，从西医现代性的角度，概括性地论述嘉约翰的医学译着在中国译史上的地位与价值。第五章为美教士翻译对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的叁大贡献。本章节主要追述美国传教士群体来华几十年来在西学翻译领域对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的叁大贡献。首先是美国传教士对晚清科技翻译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在回顾晚清来华美国传教士的科技翻译活动与历程的基础上，论文阐述了他们的科技译介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其次是他们对晚清翻译机构建立的贡献。本章总共列举了晚清时期在中国近代翻译界涌现出的九大翻译机构，它们多半与外来美国传教士的存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九大翻译机构分别是让国人睁眼的叁支开路先锋、随洋务运动崛起的两大翻译主力以及促进洋务运动深入发展的四大推进器。最后是他们对晚清现代教科书的贡献。本章该节以晚清现代教科书编译机构为主线，梳理了在华美国教士编译教科书的硕果，探讨了他们教科书编译的定名原则及编译手段，阐发了他们教科书的编译对现代教育的意义。第六章为理论视域下“叁杰”译介目的、产生及影响。本章节首先应用当代翻译目的论，在指出晚清译坛美国传教士“叁杰”翻译目的与翻译策略及其异同的基础上，探讨“叁杰”的西学翻译目的与翻译策略。其次，本章应用当代翻译操控论，从“叁杰”的西学翻译对晚清政治动荡的催生、对晚清转型社会变革的触动以及对晚清现代教育的呼唤等叁个方面追述“叁杰”西学译介产生的文化背景。最后，还是应用翻译操控论，本章节探讨了“叁杰”译介对晚清社会文化的客观影响以及对晚清社会现代性意识的发展。第七章为结语。本章节重点得出本论文的几大结论：第一，中国历史上的第叁次翻译高潮因晚清外来传教士的西学翻译而兴起。第二，从整体上看，后起之秀的美国来华传教士超越了他国前辈，在晚清翻译界独占鳌头，成为第叁次翻译高潮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第叁，先后来华的林乐知、丁韪良和嘉约翰叁大杰出的美国传教士翻译家是来华美国传教士中的代表，“叁杰”在各自领域独辟蹊径，所做出别具一格的西学翻译贡献为晚清译界所瞩目。第四，由其他美国传教士构成的翻译群体是晚清译坛不可或缺的基础力量，其贡献表现在多个方面。第五，在华美国传教士的西学翻译之最大作用是在晚清文化社会中表现出鲜明的现代性，即一方面在晚清政治、思想、军事、宗教、教育、报业、法律等意识形态领域观念更新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在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起到了催化促进的作用。第六，在华美国传教士的西学翻译始终贯穿着明显的“目的”和“操控”。借助当代翻译理论中的翻译目的论与翻译操控论，我们可以从“叁杰”的西学翻译中解读和阐述出许多值得借鉴和令人深思的意义。
李益顺[4]2014年在《晚清期刊中的科学话语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晚清期刊中的科学话语传播是在西学东渐、西力东侵的历史格局中进行,与科学话语传播结伴而行的是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而晚晴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经历了酝酿期、萌芽期与初步形成期叁个不同的阶段。其中酝酿期以传教士的格致话语传播为主,萌芽期以维新报人的格致话语传播为主,初步形成期则以辛亥报人的科学话语传播为主。从格致话语传播到科学话语传播的嬗变,就是晚清期刊科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内在理路与外在表征。格致话语与科学话语代表着两条不‘同的传播路径。一条是传教士格致话语传播路径,基本上沿袭明末清初传教士的“以学辅教”的宗旨,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格致”来指称Science,“科学”一词直到1905年间,《万国公报》上才开始使用“科学”词汇。传教士格致话语中的“格致”更多的是指称狭义上的科学,即自然科学,尚属“小科学”的范畴。并概述格致的本义、方法、分类、功能与精神等方面。鉴于晚清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实指中国人的自主构建,传教士只是起着一个中介与播种的作用。传教士中文报刊在格致话语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传统。一个是《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代表的的“《察世俗》传统”,“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科学内容很少,属于宗教期刊。另一个是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为代表的“《东西洋考》传统”,以科学为主,宗教次之,类似世俗期刊。首先是“《察世俗》传统”主导,然后“《东西洋考》传统”取而代之。19世纪60年代以前,“《东西洋考》传统”一直被《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西闻见录》与《格致汇编》等传承。《中国教会新报》创刊后,两种传统共存。《万国公报》介绍了西方一些格致新闻、格致成果与格致理论,并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1907年终刊后,传教士格致话语传播式微,“《察世俗》传统”回归主导。但“《东西洋考》传统”并未消亡,仍然被维新报人与辛亥报人所传承。另一条路径是中经日本的科学传播路径。维新报人与辛亥报人掀起了科学话语传播的两次高潮,具有“以学辅教”之表征。内容有区别,前者重视科学知识与科学新闻的介绍,是第一阶梯传播。后者更侧重于形而上的科学话语传播,是第二阶梯传播。并使用日文中的“科学”来指称Science。国内最早使用“科学”既非康有为,也非严复,而是《实学报》(1897年11月15日),但因未署名而难以确定身份。20世纪初“格致”与“科学”共存与混用,1905年以后,“科学”词汇才逐渐淘汰“格致”。日本成为了戊戌维新时期与辛亥革命时期科学话语传播的主要中介与信息来源。而日本国内的“科学”原本就有“大科学”与“小科学”两种发展趋势,但输入中国并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系统之学”的“大科学”。晚清期刊科学话语传播主要具有信息传递、科学启蒙两项功能,与当时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形成互动。一方面,科学话语传播是观念革命的助产士,也是认知图式变革的加速器,对人们的认知方式、认知的地理空间与知识结构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宏观的宇宙天体、中观的人事社会与微观的物质世界都逐渐纳入人们的认知范围,科学的理性精神、怀疑精神和创新精神逐渐被人们所内化,科学传播所催产的这种深层变革,使得人们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发生变化。另一方面,科学不再是奇技淫巧与旁门左道,而被正名,这是科学发展的外在要求。科学话语传播过程是近代科学的中国化过程,也是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与西方近代科学文化之间碰撞与融合,并促成了中国古代科学的近代转型。晚清期刊科学话语传播有五项特征,即信息源上的外源性、传播途径上的单向度线性传播、传播绩效上的局限性、生长周期上的短暂性、话语体系构建上的渐进性等。科学传播层面上,晚清期刊科学话语传播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与理论基础,是新文化运动的先声,而新文化运动是对晚清期刊科学话语传播的传承与发展,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二者一脉相承。
熊晓曼[5]2011年在《传教士与中国传统学术》文中研究指明《万国公报》是西方传教士在华所办中文报刊中历史最长、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一家,存在时期达四十年之久,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万国公报》中传教士对中国传统学术的观察为研究对象,对《万国公报》的历史沿革、版本及文献价值以及传教士的学术背景与对中国传统学术关注的缘由进行了简单交待。重点分析了传教士对中国传统学术各个方面的评析,包括佛老学、儒学、格致学以及中国的语言文字学四个部分,总结出传教士的基本思路,并将他们的观点与当时中国学者的观点进行了粗略对比。另外,将传教士对中西学术的根本特点所进行的对比及中国学术落后的原因进行了归纳整理。针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弊端传教士对中国教育所作的改革笔者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包括开设新式学堂、改革科举制度、充实师资、增强教学设备及改进教学方法及制定中西兼有的新课程,并对这些改革措施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最后,对传教士的成果及对后人有借鉴作用的研究思路进行了总结。
陈婷[6]2017年在《晚清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文中提出天文学在中国具有独特的地位,西方天文学自明末清初传入后引起中西之间的争端,对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晚清时期,西方天文学再度传入中国,在承继前次天文学知识与影响的基础上做出新的补充和推动。它在这一时期呈现出承上启下、新旧交织、中西冲突与融合的多重特点。学界对于西方天文学在华传播问题早有关注,并取得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但是晚清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尚未有系统的研究和梳理,而这恰恰是理解和评价晚清西方天文学的关键。在晚清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近代天文学的翻译与传播活动如何开展;哪些因素影响了翻译活动的推进;天文学如何逐渐取得自主发展的地位,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综合新旧史料,以知识传播主体和媒介——译着、报刊、学校为专题,梳理和分析西方天文学在晚清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并以"异常天象"彗星为案例,检验近代天文学在中国传播的效果。通过系统、全面的梳理及论证,本文厘清了西方天文学在晚清时期传播的阶段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评价了其价值与影响。西方近代天文学在晚清的传播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早期,新天文知识初步传入中国。新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之初,所出版的书籍、报刊以及教会学校的教育,皆以宗教内容为主,天文知识仅作为宣传宗教的一种手段,且常与其他学科内容相杂糅,较为零碎,尚未有清晰的学科界限。第二阶段,19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至六十年代,近代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渐成规模。传教士开始调整宗教与科学知识传播的比重,并且聘请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到西方天文学的翻译工作中,所译书籍的内容趋向系统。洋务运动中,中国官方兴办学堂教授西学。在此背景下成立的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开始教习天文测算理论和方法。江南制造局也设立翻译馆,聘请西人与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翻译西书。第叁阶段,19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近代天文学传播的高峰。新教传教士开始相互联合,统一在华传播西方科学的各项工作。在此背景下,一批高质量的天文译本出现,更新了西方天文学的新发现。报刊增设了天文资讯、读者问答等栏目,天文内容趋向多样化,更新速度及通俗性增强。中国官方在这一时期继续推动近代天文知识的翻译,他们尤为注重与测绘、航海等相关的实用天文学知识。近代天文学的普遍传播及其对传统天文学的质疑,也引起后者的反抗,双方以报刊为平台激烈交锋。不过,随着近代天文知识传播力度的不断增强,反对近代天文学的声音逐渐减少。第四阶段,19世纪九十年代至20世纪初,近代天文学在上阶段井喷式的宣传与推广,推动了中国天文学在此阶段的转型。新式书院的兴办,使天文教育摆脱了以往依附于经史的角色或单纯追求实用的功利目的,天文学逐渐确立了独立、专业的科学知识地位。天文学的启蒙教育也在这一阶段得到重视,西方教学体系开始引入到学校教育中。一批具有近代和专业意识的天文知识群体由此出现,他们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天文学的近代化。然而,传统星占理念并未偃旗息鼓,异常天象与人间变动的联系依旧在清末动荡之际掀起波澜,中国天文学距离学科建制化尚有一定的距离。四个阶段的特征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晚清政治、社会环境变化是直接的推动因素,促使传教士、民间知识分子和官方不断地调整传播策略,以适应新形势下知识的需要,近代天文学的翻译、传播工作井然有序地向前推进。同时期科技的发展以及西方学科的发展极大地提升了知识传播的速率与准确率,中国读者与近代天文学之间的接触面逐渐延展,二者之间逐步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西方近代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是在传教士的主导下,中国由被动、部分的接受转变为主动吸收和学习的动态历程。在这一历程中,原本封锁在宫闱之内的"皇家学问"——天文学,逐渐褪去神秘的色彩,成为民间能够藉助书籍、报刊、学校教育轻而易举获得的知识。晚清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最大的贡献是影响和启蒙了社会,促进人们理性地看待天文学。这—时期的发展可视作学科建制化的序曲,天文学开始逐渐摆脱传统的身份与地位,向着专业化、自主化的方向前进。
陈亚淑[7]2016年在《《万国公报》的日本形象研究》文中提出在早期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刊中,由林乐知担任主编的《万国公报》,办报时间最长、发行最广、影响最大,也最为典型。除大力推广“西学”,发表政论,鼓吹变法外,《万国公报》还用大量篇幅报道世界各国时事。《万国公报》为吸引中国人由仿效日本进而学习西方,减轻在中国传教的阻力,推进中国变法的进程,对日本的报道也一直持续,且数量庞大,内容丰富,涵盖日本的方方面面。除了日本本国的新闻消息外,《万国公报》还用大量篇幅刊载了有关中日战争,日俄战争,日本与琉球、朝鲜等国的交往之类的时事评论,构成其涉外报道的最主要内容。凡此种种,遂构建起了多面多层的“日本形象”。对国家来说,大众媒介最基本的功能是环境守望,即以最快速度直接反映国外时事动态和发展趋势,而近代报刊是大众媒介的利器,是当时国人了解国际风云变幻的耳目和捕获信息的得力助手。自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的近代社会转型期,日本经历了以“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为重点的明治维新,在中日近代化竞争中占据上风。《万国公报》所建构的日本形象只是一个总称,实际上它是由日本的国家形象、政治形象、经济形象、文化形象等不同的形象元素构成,《万国公报》的日本报道涵盖了这些方面,其中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信息给日本这个国家笼上了一层薄纱。貌似追求客观公允的新闻媒体常常是从特定的视角,选择特定的材料对事件加以报道的。《万国公报》是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纸,因此,《万国公报》建构的日本形象的出现与形成,变化与延续,尤其是对信息的选择与过滤,无一不受它身处的西方语境的影响与制约。《万国公报》建构的日本形象虽然有其特殊性,但却与西方人眼中的日本形象紧密相关,是在西方话语下,经过多种力量博弈、多种来源的参与、多样报道手段的运用而形成的。表面上由个体选择与决定的对日认识,其实却受到隐性的历史性、政治性、社会性等种种因素的制约,是政治、媒体、个体叁者互相影响的结果。从解读报刊对日本报道的视角出发,考察“日本形象”的构建与形成,也就是在探讨隐藏于背后的那个时代,探讨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交融与突变。总的来说,《万国公报》所建构的日本形象是文明与野蛮相交织的,是西方文化在世界观念秩序中认同自身而构筑的文化“他者”,固然存在夸张与扭曲,然而同时也不乏符合日本实际的信息。
黄兴[8]2009年在《电气照明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1879-1936）》文中研究表明自古至今,人类曾经采用过多种照明方式,如火炬、油灯、蜡烛、煤油灯、煤气灯和电灯等。照明技术既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社会文明状态的一种标志。近代电气照明技术是西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其核心是电弧灯和白炽灯制造技术。近代电气照明技术发源于19世纪的欧洲,以后逐渐向世界各地扩展。到20世纪初,近代电气照明技术基本成熟。19世纪末,电气照明开始传入中国;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基本掌握近代电气照明的核心技术。目前,学界从电力工业史或灯具发展史等角度对近代中国电气照明有一定研究,但对近代电气照明在中国的知识传播、技术应用以及影响的研究还显薄弱。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了近代中国电气照明的技术传入、知识传播和相关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而分析了电气照明的传入、传播及应用对近代中国的生活、文化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本文的工作要点如下:第一,根据资料考察中国传统照明发展历程,认为传统照明技术与社会整体技术和文化联系紧密;指出在电气照明传入之前,煤油灯和洋蜡烛已经传入中国,并已被广泛使用。梳理外文着作和中文译着,概括了欧美和日本电气照明技术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历程,指出电气照明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电磁学、真空技术、材料与冶金技术等理论和技术的进步;并且,电气照明技术的发展以及技术开发与产业的结合,对电气照明业和电光源制造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第二,整理近代中国与电气照明技术相关的各种文字、图片和实物资料,考察对近代电气照明传入中国的过程。本文认为,近代电气照明技术传入中国并基本实现本土化的时间段,大致是从19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此期间,电气照明技术的传入先后以进口产品、进口制造装备和引进人才等叁种方式为主。电气照明业的开办方式也经历了官办、官商合办、民营等几种方式;电气照明知识的传播方面,在晚清,科技类书籍和期刊在教育和公共媒体等领域介绍了一些电气照明基本原理、技术内容和使用情况,这促进了晚清社会对电气照明的了解和认同;民国初期,电机工程教育和普通物理教育对电气照明技术人力资源培养贡献显着,促进了国内电气照明技术的研究。第叁,在上述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和阐述了近代相关电气照明产业及其技术应用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本文认为近代电气照明业和电光源制造业推动了中国电力工业和电器制造业的发展。电气照明的应用提升了城市人的生活水平,使得一些行业的工作时间得以延长,创造出了更多的财富和社会资本;电气照明衍生出来的电影、幻灯等技术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在文化方面引起了诸多反响。
吴远[9]2007年在《《万国公报》新闻传播的策略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万国公报》的新闻传播策略是研究《万国公报》的重要组成部分。“策略”的内涵是什么?“策略”是如何发生的?“策略”与“宗旨”及“使命”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策略”的本质和特征是什么?它又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过程?如何对“策略”的成败和研究范式进行评估?这些都是本文力图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本文认为，“策略”的发生机制与《万国公报》的宣教使命密切相关，这可以从使命的两个层面——媒介哲学和媒介宗旨——得到分析的结论：宣教宗旨不变，宣教策略改变。同时，本文还认为，随着历史的发展，《万国公报》的宣教策略在历史进程的变化环境中呈现出一种经由“探索——分析——攻击”路线的动态演进型征。在对《万国公报》宣教策略及研究范式的评估中，本文指出，《万国公报》宣教策略的成败本身就蕴涵着历史的必然——在履行“使命”的路上，它可以点燃其生命的华彩，对中国近代历史发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也可以加速其生命的衰败，在中西文化的剧烈碰撞中，宣教策略不可能达到成功的目标；《万国公报》的研究范式是对“策略”进行研究的价值判断和发现的前提，也是建立研究逻辑体系的前提，并决定了其新闻传播策略研究的走向。
张露凝[10]2012年在《《万国公报》中“儒学辅教”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意图通过研读两次中西方宗教、思想和文化剧烈碰撞的历史，透过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的磨合与整合，捋顺不同信仰、不同宗教、不同思想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存关系和条件。初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借助先进的媒体作为平台和途径，向全世界传播弘扬。并且试图提出当前多元化世界，民族间、宗教间、文化间通过媒体和谐共处、求同存异、殊途同归的设想。众所周知，当两种不同文化体系统的个人或者群体发生接触时，双方都无法维持原有的文化形态，而出现相互采借、接受对方文化特质从而使两种文化越来越相似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文化涵化的过程，特别是比较落后的文化自然地吸收先进文化的特质，来更新自身的文化传统，使逐渐衰落的文化获得新生。一般而言，文化涵化通常包括叁个相继出现但互有迭合的过程：文化传播、文化融合和文化创新。本文选取第二次西学东渐过程中，来华传教士所办中文报刊中最有影响力、最有代表性的《万国公报》为例，通过该报所发表的文章、传播的思想中借助儒家经典宣扬基督教义的内容分析，总结出传教士“儒学辅教”的策略方法，提炼出跨文化传播的几种模式，进而探索出两种文化接触、碰撞、交流、融会过程中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意义。全论文共计叁个章节，第一章简述《万国公报》与中西方思想文化交流的历史沿革。通过还原历史，分析基督教思想与儒家学说的共性和异性，初步探索《万国公报》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并阐述我选取《万国公报》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第二章从分析论述西学东渐过程中基要派与自由派的宣教方式切入，重点论述有关“儒学辅教”策略的几大问题：首先是集中分析《万国公报》中涉及中西方文化交流时“儒学辅教”范畴的几种理论学，其次是按照儒学辅教产生的效果重新划分模式类型，分析该模式的本质特点，分别进行消极类“儒学辅教”模式探究和积极类“儒学辅教”模式探究。第叁点，《万国公报》不同时间段内采取的“儒学辅教”方式，分析其中对《万国公报》传播基督教义中“儒学辅教”模式不同历史时期的划分详细展开。第叁章探讨《万国公报》“儒学辅教”产生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首先对《万国公报》中“儒学辅教”策略的模式与规律进行了总结，分析“儒学辅教”的叁种模式及其特点。分别是：厚耶薄儒的批驳模式、儒表耶里的借用模式、貌合神离的融合模式。其次，对《万国公报》“儒学辅教”过程中进行这一理念和实践所产生的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进行了分析与阐述。这种历史作用包括了客观上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并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还包括了使儒家思想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传播并产生深远影响，以及为后世学者关于多元化的当前世界，各宗教思想文化之间的共处与整合提供丰富的经验总结和成功的历史借鉴。这些对“儒学辅教”的现实价值的思考，将给中国文化文化如何走向世界打开真诚的启示。总之，一二百年之前，西方的文化使者用“儒学辅教”的方式向我们介绍神学经典和西方经典；今天的中国，基督教在中国迅速发展，而我们的国学却在海外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我们能不能反省自身，能否也尝试以“神学辅教”的方式介绍中国的儒学经典和中华经典。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可以“反弹琵琶”，借用前人的文化交流模式，演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宏伟场面。这正是我们研究《万国公报》与“儒学辅教”这一问题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 《万国公报》传播近代科技文化之研究[D]. 邓绍根. 福建师范大学. 2001
[2]. 中国近代科技期刊与科技传播[D]. 唐颖.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3]. 传教士翻译与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D]. 高黎平.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1
[4]. 晚清期刊中的科学话语研究[D]. 李益顺. 湖南师范大学. 2014
[5]. 传教士与中国传统学术[D]. 熊晓曼.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6]. 晚清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D]. 陈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7
[7]. 《万国公报》的日本形象研究[D]. 陈亚淑. 山东师范大学. 2016
[8]. 电气照明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1879-1936）[D]. 黄兴.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09
[9]. 《万国公报》新闻传播的策略分析[D]. 吴远. 安徽大学. 2007
[10]. 《万国公报》中“儒学辅教”研究[D]. 张露凝. 辽宁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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