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后期思想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库恩论文,后期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803(2001)02-0068-06
托马斯·库恩是当代最负盛名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之一，他继承了图尔敏、汉森等人的科学哲学思想，是西方历史主义学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与逻辑经验主义者把科学哲学单纯地等同于逻辑，只注重科学的静态的逻辑结构不同，库恩同波普尔一样，注重科学的动态发展过程。但与波普尔不同，他反对试图为科学行为定下不变的不可违反的规则的规范方法论。库恩认为，归纳主义和证伪主义都不能给科学发展以合理的说明，前者看不见科学中的非积累的发展阶段；后者则忽视了科学中受传统束缚的常规活动，却用那仅仅间断出现的破坏传统的活动即科学革命来代替整个的科学活动。为克服这两种科学观的片面性，库恩在他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自己关于科学发展的范式变革理论，以此阐明他的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交替出现的动态的科学发展模式。然而，由于库恩过于注重从心理学与社会学方面来考虑问题，因而他的科学革命观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争论。进入20世纪80年代，库恩转换了观察问题的视角，着重从语言分析的角度讨论科学革命问题。这标志着库恩的思想与早期相比，已经发生了一些重大的改变。
一、科学革命的本质是语言革命
在《结构》一书中，库恩认为，“科学革命在这里被当作是那些非积累的发展事件，在其中一套较陈旧的范式全部或局部被一套新的不相容的范式所代替”[1]。因此，科学革命首先是范式的转变，抛弃旧范式接受新范式是科学革命的根本性内容。科学革命具有以下含义：第一，范式转换过程必然是一个重新概念化的过程，即抛弃旧的科学概念体系，建立新的科学概念体系，对经验材料重新作新的系统化解释的过程；第二，科学革命必须带来探索问题的改变，与解决问题的合理性标准的改变；第三，科学革命也是一个世界观与方法论的转变，每一次革命都彻底改变了科学的形象，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说，那个人们在里面进行科学研究的世界也根本改变了。“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的鸭子，在革命之后就成了兔子”[1]。这样，库恩强调科学家在接受一个新范式以后，将产生视觉的、知觉的及其它心理的转变，以至会以与以前不一样的方式来看这个世界，也就是说，科学家在革命之后生活或工作于一个新的世界之中。
面对人们对他相对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责难，重新构建或描述科学的发展过程，是库恩后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库恩认为，传统的科学观遗漏了语言这个重要因素。因而他转换了观察问题的视角，操起语言分析的解剖刀，剖析了科学革命的深层结构。这样，历史视角中的科学归根到底集中表现在语言的结构和进化上。在他看来，科学知识是一种历史产品，科学的历史表明，要获得新的知识总是要付出改变描述语言的代价。因而，科学革命以语言改变为基本特征。
库恩侧重从术语的分类学和语言学角度进行研究，对语言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作了认真的分析。他认为，革命过程中有两种基本变化发生，这就是词义的变化与看问题的方式的变化。这两种变化中，前者更为基本。
当库恩的视角倾注于词的意义时，他将范式置于一边，而转向对词义间基本的相似性与相异性进行探讨，转向对这些词之间的关系进行分类研究。在这里，他引入了分类学的概念。库恩指出，一个团体的任何一个时刻关于世界的某些知识被包容在分类学中，分类学的变化便是科学革命的核心。就对语言和意义的范围而言，库恩关注的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一类术语。它们是分类词，一个包括自然类、人工类、社会类或可能的其他类的广泛的范畴。这些分类词有两个不可或缺的特性。其一是类标签身份，我们可以用接受不定冠词的特征来定义它们。其二是概念性，它涉及分类词与它的所指之间的关系。分类词具有不重叠原则，“要么是一者完全取代另一者，要么分裂为二”[2](P183)。这种不重叠原则建立在分类词的相互关系上，而且反映了语言的词汇结构。因此，我们只能在一确定的词汇语境中定义分类词，把它同其他相关的分类词的关系考虑进去。分类词的相互联系，或者作为一个整体的词汇分类，保证了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以统一的方式定义分类词。
在库恩的分类学体系中，词汇表或词典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库恩认为，人们要是能够得一张词汇表或一部词典，也就得到了一种最适合于描述世界的高度完善的工具[3]。科学就是通过各种词汇表对世界进行不同的切割，从而组成不同的可能世界，并同时决定了不同的科学。因此，“它们是常规科学的一个新传统的基石”[4]。在库恩看来，常规科学的发展在语言上并未突破已有的词典，至多只是对其作局部的修正和调整。但是当反常增加时，局部的修正和调整已显得无能为力。此时，便不得不抛弃旧词典而编纂新词典，才能使反常得以消除，这就是科学革命的语言根源。
库恩认为，不同词典的主要差异在于其分类范畴的不同。正是不同词典的这种结构上的差异，使得完全意义上的翻译变得不可能。库恩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指出新旧理论是不可翻译的。而指出新旧理论的不可翻译性，正是为了强调科学发展中革命性的一面，强调新旧术语之间的不可还原和新旧理论的质的不同。然而科学发展毕竟是有继承性的，库恩自己也承认新旧理论的可比较性和部分可交流性。而这种可比较性和部分可交流性之所以得到实现，是因为科学革命乃是科学词典的重新编纂，在此，尽管新词典代替了旧词典，显著地添加了新词汇，但从语义分析的角度来看，科学发展依然具有连续性。这主要表现在：(1)在旧词典中描绘经验内容的观察术语大都进入了新词典，只不过是用新词典的理论术语对它们作出了新的、更深入的理解或说明。(2)新旧词典往往有足够的覆盖面，从而保证了二者的可比较性乃至部分的可翻译性。(3)旧词典中的某些理论术语在新词典中指称未变，只是赋予了新的涵义或意义，而旧意义作为某种要素在新意义中也不见得会完全消失[5]。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科学共同体实际上就是语言共同体，它是使用同一类词典的科学家的集合。共同的科学语言是维系科学共同体的不可缺少的纽带。是否接受一个词典，实际上也就是是否共享相同的分类，是构成科学共同体的重要特征。而一部词典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表达了一种知识要求，一个科学家必须接受共同体大量现有的知识要求，拒绝接受这种知识要求就会使这个共同体中的成员身份减弱，从而也会拒绝科学实践[3]。由于科学革命改变了词典，从而使科学共同体发生大分化、大重组，出现了运用新科学词典的新共同体。
这样，库恩的思想已经从过去的理论——范式的意义论走向了理论——语言的工具论。在他那里，语言、词汇是描述世界的工具，语言、词汇的意义在于它的用法。对语言、词汇不能仅仅从其本身来理解，而必须从语言、词汇的使用方式，从它的附着于自然的方式，从它的所处环境和从它所要达到的目的中才能理解其意义。这样学会一种语言，就等于学会一种描述自然的方式，并获得了所描述的自然的知识。使用不同的语言工具，产生了不同的历史产品——科学知识。
库恩认为，科学的革命变化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革命变化多少是整体性的，是整个科学体系的全面重构；(2)语言、词汇附着自然的方式发生变化。这种语言革命的特征是作为科学描述与科学概括先决条件的某些分类学范畴发生了变化。不仅名词据以同自然界相联系的标准发生了变化，而且那些名词所联系的对象类或情况类也发生了变化，即指称本身也改变了。库恩认为这种整体性变化来源于语言的本性。在他看来，语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向外望着世界，一面向内望着存在于语言的关联结构中的世界映象[6]。(3)革命变化包含一种模型、隐喻和类比的根本变化。
二、不可通约性实质上是不可翻译性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库恩认为范式转换是一种格式塔转换，相竞争的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不能加以理性的比较。自《结构》问世以后，不可通约性问题一直是库恩思考的焦点。他认为，不可通约性必须是所有历史、发展或演化科学知识观的一个必要的成分。“确切地理解不可通约性正是要在发展的前景中，重新唤起人们注意到认知评价的整体概念中某些棘手的东西时所需要的”[7]。对库恩来讲，不可通约性是一个这样的概念，它是因为要力图理解过去的科学教科书中那些明显无意义的段落而出现的。事实上，那些段落是被误读了，通过发掘包含其中的某些名词术语的旧意义，可以除去无意义的表象。
库恩的不可通约性观点被很多哲学家斥之为相对主义。库恩反复申辩是人们误解了他的观点。为了避免有关相对主义的批评，库恩作出的一个关键性的修正就是放弃格式塔类比。为了明确不可通约性的意义，他强调科学革命以语言改变为基本特点。在他看来，要获得新知识就总是要付出改变描述语言的代价。于是，“科学的发展最终不仅依赖于人们关于世界轮换地说了些什么，还依赖于人们轮换地用什么词去说。这种必要的词汇变革正是不可通约性的实质”[3]。库恩进一步论述说，在阅读古老的科学著作时，历史学家总是遇到一些讲不通的段落。面对这些段落，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说明怎样才能理解，怎样才能讲得通。而实现这一目的的基本步骤就是，“为读者找出并教导他们以久已废弃的使用某些字的方式，这种方式正是那些段落之所以讲不通的原因所在”[3]。像“运动”这一概念，在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不仅指位置变化，还指各种各样的性质变化。而对于牛顿物理学来说，“运动”一词指状态，而不是指状态变化。“正是在这里牛顿用语采用了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用语的切割方式”[3]。
在此基础上，库恩进一步指出，科学家在从不同的范式出发来讨论理论、概念或术语时遇到了翻译上的困难，不可通约性因此被限制于反映概念变化而变成一种不可翻译性。他进一步引入“局部不可通约性”的观念，声称就两种理论而言，大部分共有术语其功能是相同的，只有一小部分术语和包含它们的句子才有翻译问题。这样，不可通约性就变成了由一小群术语的意义变化而引起的不可翻译性[2](P171)。
在此基础上，库恩还进一步对不可通约性从语言与进化认识论方面作出了新的阐释，通过引入分类学理论和双语类比而进一步限制不可通约性的范围。他认为科学共同体由于具有不同的语词系统，因而其理论具有不可通约性，而不同的分类词是构成它们的不可通约性的重要原因。由于分类词的相互理性形成分类，科学革命被限制于分类词意义变化下的分类学变化。来自相竞争的范式的科学家面临不可通约性是由于他们构造出不同的词汇分类并据此以不同的方式来划分世界[2](P175)。
除了分类学理论以外，80年代初，库恩发现，翻译事实上涉及两个可区分的组成部分，一个技术性的翻译过程和一个诠释的过程。技术性的翻译只在于将外语里的词或词组替换成母语里的词或词组；然而，诠释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因此，不可通约性只是在技术性意义上与不可翻译性有关[2](P177)。这样，库恩进一步明确了不可翻译性的含义，不可翻译性不含不可理解性，反之，可理解性也不保证可翻译性。
库恩进而导入双语类比来阐明两个连续范式之间的认知关系。他认为，双语者的学习过程有一组很重要的特征：(1)在双语者学习一门第二语言时，他们无需把每一个词都翻译成母语，所以没有翻译的理解是可能的；(2)他们实践的是一个语言添加的过程，通过将两种不同的语言相联，双语者都能够通过把新掌握的分类中的多组词语加进母语的分类中而使其得以丰富[2](P178)。
通过上述转变，库恩有限地放弃了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体现出的总括性整体主义转而强调科学革命的局部性特征。通过类理论的双语类比，库恩就抓住了范式转换的语言特征。翻译和理解这两个问题的分离，对不可通约性的论点具有重要意义。现在，意义变化和相关的不可翻译性不含有不可比较性，而不可通约性也不牵涉相对主义。
库恩的进化认识论也给不可通约性的意义带来重要变化。它重新界定了不可通约性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按传统认识论，不可通约性的影响是负面的，它制造交流困难并且妨碍理性的比较。但库恩现在把不可通约性看作一种分离两个专业的概念差异。因此，不可通约性对知识的进化有着积极的影响，它通过制造障碍帮助群体分离从而促进专门知识的扩散[2](P183-184）。
由此可见，库恩关于不可通约性的观点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通过语言和进化认识论方面的阐述，库恩论证不可通约性并不意味着不可比较，从而部分地从不可通约性中清除了相对主义。
三、评价
库恩的科学观在本质上是一种整体主义科学观，他提出的范式概念就是这样一种整体观的产物。他第一次表明作为包含理论却又超越于理论的范式对科学发展的巨大影响力，较好地从宏观角度把握了科学的发展变化过程。库恩构建了一个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交替发展的模式，并特别阐述了常规科学的特点及其意义，这对人们更好地了解科学的实际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库恩主张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紧密结合，开创了历史主义传统；然而却又走向极端，反对一切规范的方法论原则。因而使得他的理论更多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并且，他把社会的、心理的因素摆在不恰当的位置，因而使得他的科学观带有浓厚的相对主义与非理性主义色彩。他认为常规科学只有一个统一的范式，只是一种无批判性的修修补补的工作，这不符合科学的“常规”历史。
在科学革命与不可通约性问题上，库恩认为，科学革命是新旧范式的转换，抛弃旧范式接受新范式是科学革命的根本性内容。而新旧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理论选择的方法论标准，理论选择所依赖的不是规则，而是价值，是未来的信念。到后期，库恩对其观点进行了部分修改，主要从语言角度来讨论科学革命，不可通约性也被限制于反映概念变化的不可翻译性。这样，库恩也就承认了新旧范式之间理性的比较和交流是可能实现的。在科学进步问题上，在库恩的意义下，新旧范式不可通约，理论的选择也只能凭价值与信念，因而没有理由说新范式比旧范式进步。尽管后来库恩对此有所修改，但依然存在问题，无法说明科学的进步。
库恩的工作尽管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仍然存在不少的困难。陈向对此进行了深入地分析，他指出：(1)就分类学理论而言，即便意义变化被局限在有限数量的分类词中，相竞争范式的理性比较也不总是可能的。因为如果意义变化是发生在处于理论框架内核的中心分类词之间，来自竞争范式的科学家无法以兼容的方式来定义这些中心分类词，这就可能导致科学共同体交流的搁浅。(2)就双语类比而言，理解两种语言与理性地比较它们是不同的。除非我们确信比较是采用共同的评判标准，学习一门语言的能力并不总能确保对其进行理性的判断的可能。(3)库恩的进化认识论是建立在科学发展与生物进化的类比之上，然而两者之间还是有着实质性的差别。因而生物进化不能作为解释科学发展的依据。同时在专门知识的扩散与不可通约性这一问题上，库恩也陷入了循环论证。他一方面表明专门知识的扩散是由于不可通约性在不同专业间起了概念隔离，另一方面，不可通约性之所以不可避免又是因为它促进了专门知识的扩散。此外，若根据库恩对理性概念和那些二级标准的看法，科学进步应该行与专门知识扩散相反的道路[2](P125)。因此在这一方面，库恩的观点也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另一方面，库恩在论证方法上把类比当成论证的主要手段。在《结构》中，他把科学与宗教作类比，把科学革命与政治革命作类比。在后期思想中，他又把理论选择与语言选择作类比，尤其是把科学发展与生物进化作类比。在库恩看来，科学共同体成员与共同体的关系类似于单个有机体和种的关系；科学发展和生物进化都有相同的生长模式；科学发展和生物进化两者皆在其成长过程中制造出隔离的单元[2](P182)。然而，科学理论的选择是人工选择，生物进化则是自然选择，人工选择就有个目标，有个价值标准和评价标准，这是与自然选择的最大差别。因此，科学发展与生物进化之间有着实质性的差别。由此可见，类比尽管能给我们以提示和启发，但不能作为论证的依据，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因果性依据，以解释和说明科学活动为什么是这样。因此，库恩用类比当作论证的主要手段是缺乏说服力的。
收稿日期：2001-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