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潮·
摘要：启蒙传统具有两个面相，一是作为意识的清醒化或后习俗思维方式的理智启蒙，二是作为追求个人自由和解放的政治启蒙。两者之间有联系，但不能相互还原。区分启蒙的理智层面和规范层面，即坚持康德的理性的私人使用与公共使用的区分以及贝克的思辨启蒙与道德启蒙的区分，是非常重要的。对待启蒙运动的思想和政治遗产需要避免两种倾向，一是盲目的乐观主义，二是盲目的悲观主义。既要承认启蒙的理智方案中存在着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偏见，启蒙的思维模式和线性进步主义观念中包含生态破坏和意义丧失的消极后果；启蒙的规范政治方案包含着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偏见；但是，不能把启蒙等同于工具理性，把启蒙等同于集权主义。既要在理智上放弃对启蒙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还要更加谦卑地对待我们理智的有限性和不完满性。
关键词：启蒙；理性；现代性；后现代
什么是启蒙?哈贝马斯概括为：“在启蒙的传统中,启蒙思想总是被理解为神话的对立面……是因为启蒙用更好论据的非强制的强制力量来反对世代延续的传统的权威约束。之所以说是神话的反动力量,是因为启蒙使个体获得了洞察力,并转化为行为动机,从而打破了集体力量的束缚。”① 哈贝马斯：《现代性哲学话语》,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23页。启蒙运动已经过去了两个多世纪,作为思想史最宏伟壮观的思想运动,它给现代思想和社会政治秩序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然而,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启蒙却成了一个备受质疑的概念。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出现之后,启蒙的道德普遍主义、历史进步主义和科学理性主义等基本信念和价值更是受到激烈的攻击,甚至连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激进主义这些针锋相对的思潮都能在反启蒙上找到共同点,结成了神圣同盟。今天对启蒙的指责蔚为壮观,詹姆斯·施密特在《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中呈现了一幅斑驳陆离的图景：“一些作者认为,它应该对法国革命负责,对极权主义负责,对自然只是一个要被统治、处置和开拓的对象这个观点负责。它已经以某种方式暗示了欧洲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某些最具威胁的方面。当一些人已经强调说,它关于‘绝对价值’的怀疑论以一种‘虚无主义的迟钝’感染了我们的文化时,其他人则建议说,自由的社会应该使自己摆脱启蒙运动对‘哲学基础’的惦念。据说,启蒙运动对权利和自由的激情释放出一种毁灭性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削弱了对共同体的任何感觉。然而,也有人已经争辩说,启蒙运动假设人性是无限可塑的,这个假定为极权主义国家将所有个性的痕迹从其主体那儿抹掉的企图提供了思想灵感。也有人这样来批评启蒙运动,说它对道德冲动的悲剧特征麻木不仁,它天真地假设所有的困境都有简单的解决办法。也有人争辩说,启蒙运动试图构造一个道德哲学,这个企图以失败而告终,结果留给我们一个贫乏的道德景象,一个对所有无法还原到工具有效性的价值进行压制的景象,要么留给我们一个腐化变质的道德话语,在这个话语中,伦理评价退化为个人偏好的伪装。有人也这样来责骂启蒙运动,说它热爱‘主人式的元叙述’,敌视‘他性’(otherness)。”① 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页。
总而言之,启蒙已从人类的福音变成了罪恶的渊薮。然而,对待启蒙还有另一种声音,虽然比较微弱。哈贝马斯认为,18世纪的启蒙现代性计划并没有过时,虽然在历史中它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扭曲和变形,但本身仍不失为一个有理性潜能的解放纲领。对启蒙的反思和批判切忌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美国哲学家布隆纳在《重申启蒙——论一种积极参与的政治》中明确地说：“启蒙思想仍旧是任何真正的进步主义政治的最好基础,这不仅仅是对西方而言,而且在那些因为西方而遭受莫大损失的国家里也一样。”② 斯蒂芬·埃里克·布隆纳：《重申启蒙——论一种积极参与的政治》,南京：凤凰出版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0页。虽然启蒙在哲学上和政治上饱受攻击,但在这个资本无限扩张、社会关系全面失衡、消费主义和纵欲主义泛滥以及犬儒主义和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复兴启蒙传统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他认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对立的思潮其实是启蒙的政治孪生子,“这两者都激励着进步主义的集体行动,并且出于充分的理由,它们现在仍旧在激励这些行动”③ 斯蒂芬·埃里克·布隆纳：《重申启蒙——论一种积极参与的政治》,第5页。。总而言之,虽然21世纪与18世纪相距两个多世纪,但启蒙并没有过时,我们有必要在新的条件下对之进行更新和发展。
启蒙已成了政治意识形态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是非之地,成了种种思想和政治力量斗争的角力场。这场争论既涉及启蒙是什么的事实问题,也涉及如何对待启蒙的立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以往人们讨论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在理论框架和思想态度上犯了整体主义和简单化的错误,把它视为一个完整的整体,既没有意识到它的内部构成的多面性和关系的复杂性,也没有意识到,启蒙作为历史过程是辩证的,既给人类带来积极成就,也带有自身的片面性和消极后果。其实,启蒙传统是复杂的,不仅具有多个面相,而且存在着内在矛盾。笔者主张把启蒙传统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意识的清醒化或后习俗思维方式的理智启蒙,它标志着一种理性反思的后传统态度,二是作为追求个人自由和解放的政治启蒙,它标志着一种反权威主义的规范态度和追求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政治理想。两者之间有联系,但不能相互还原。同时,我们要区分启蒙的原初纲领和启蒙的历史过程,既不把现代世界的所有病症都归罪于启蒙的原初纲领,也不用启蒙的意图和目的来为历史做形而上学的辩护。
布正伟在《建筑语言的基本语法规则》中提出了建筑词法的典型化规则。典型化规则是指通过词形的变异与提炼，以构成重复使用的具有典型化构形特征的典型词语[23]。余荫山房的水面边界、屋顶轮廓线、景观步道等元素通过对传统建筑语言进行变异处理，大量运用直线代替曲线或圆弧进行造型，形成了典型的语汇。
有些时候我们读古诗词，会产生一种这首诗或者词时序颠倒、不和逻辑的感觉。例如李颀的《送魏万之京》：朝闻游子唱离歌，昨夜微霜初渡河。[9]首句点明了魏万出发的时间是早上，为什么下一句却写昨夜的景象。这不是时间错乱了吗？其实这是倒戟而入的笔法，倒追昨晚发生的事件。早上诗人见到魏万将走是实景实写，“昨夜微霜初渡河”实际上是诗人想象魏万昨晚的情形。看似今晨、昨夜是时间上的混乱，实际上却是艺术创作的神来之笔。
在笔者看来,这两种态度分开来看都有合理因素,但都无法为21世纪启蒙的反思和自我批判提供合理的思想坐标。合理地对待启蒙的方式必须既是批判的,也是重建的。启蒙有两个核心方面,即理智和思想启蒙与道德和政治启蒙,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启蒙之所以出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中国近代以来命运多舛、启蒙屡屡受挫,虽然欧洲启蒙思想家曾一度被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伦理学和世俗政治所吸引,但是,中国近现代启蒙运动主要受西方影响,从五四运动到当代中国,启蒙运动的科学与民主虽屡遭批判和质疑,但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输入中国的文化背景,也是中国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当今西方世界启蒙遭遇的问题也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我们的任务不仅要坚持启蒙,而且要以合理的方式言说启蒙。
一、理智启蒙与规范启蒙的区分
在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坚持理智启蒙的知识和合理性理想,但是,我们需要区分科学精神与科学主义。科学精神就其本身来说是正当的,尤其是在自然认识领域更是如此。但如果把自然科学的方法扩广到一切知识领域,就不仅会陷入实证主义和科学意识形态,而且会导致价值和意义的丧失。正如《启蒙辩证法》所批判的,“对启蒙运动而言,任何不符合算计和实用规则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在通往现代科学的道路上,人们放弃了任何对意义的探究。他们用公式代替概念,用规则和概率代替原因和动机”；在此,“形式逻辑就成了统一科学的大学校”。①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第4、3、5页。思想成了对世界的算计,而“正义、平等、幸福、宽容,所有这些以前被假设为理性固有的或由理性来认可的概念,已经丧失了它们的思想渊源”。② 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第16页。显然,原有的启蒙理智的方案是狭隘的。拯救启蒙需要突破这种限制,以更全面的方式来理解理智的启蒙。
启蒙运动不仅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运动,也是力图改变现实的雄心勃勃的政治运动。正如彼德·盖伊所说：“虽然启蒙运动是由一群启蒙哲人构成的,但不止于此。它还是一种文化氛围,一种社会环境：启蒙哲人在其中活动,从中发出反叛的鼓噪,也从中悄悄地获得许多思想,同时还试图对此推行自己的改革纲领。”⑤ 彼得·盖伊：《启蒙时代(上)：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前言第4页。启蒙运动的观念和思想是复杂的,其中有两个关键词非常重要,一个是理性,一个是自由,反映了其思想诉求和规范政治诉求。前者为卡西尔所强调,后者为彼德·盖伊所强调。卡西尔认为,如果要用一个词来代表启蒙精神的话,那就是“理性”,因为“‘理性’成了18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取得的一切成就。”① 卡西尔：《启蒙哲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4页。彼德·盖伊在著名的《启蒙时代》中说：“18世纪有许多启蒙哲人,但是只有一个启蒙运动。……启蒙人士统一在一个雄心勃勃的纲领之下。这是一个提倡世俗主义、人道、世界主义,尤其是自由的纲领。这里说的自由包括许多具体形式：免于专横权力、言论自由、贸易自由、发挥自己才能的自由、审美的自由,总之,一个有道德的人在世界上自行其是的自由。”② 彼得·盖伊：《启蒙时代(上)：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第1页。把卡西尔和盖伊对启蒙的理解结合起来可以看到,启蒙有两个面相,理性表达了启蒙的理智和认知理想,自由表达了启蒙的规范和政治理想。这两个方面又统一在“进步”这一更高的概念之中。卡西尔说：“大概没有哪一个世界像启蒙世纪那样自始至终地信奉理智的进步的观点”③ 卡西尔：《启蒙哲学》,第3页。。孔多塞在《人类历史进步史表》中提出,一切政治的错误都是道德知识的错误,而一切道德知识的错误归结到底是物理学(即自然科学的错误),因此,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人类的道德政治知识也将取得进步,这种进步将把人类带入启蒙运动所追求的社会完满状态。遗憾的是,今天启蒙思想家这种关于理智启蒙必然带来社会进步的信念瓦解了,许多人相信,“今天人性的堕落是和社会进步联系在一起的”④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第4页。,一个完全启蒙的世界给人呈现出的是韦伯所说的“意义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
总而言之,启蒙运动在理智上代表着一种人类知识进步的理性主义理想,在政治上体现了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平等主义理念,在这里,理性和科学的理智诉求与自由和平等的规范政治诉求相互依赖,被朴素地认为是相互促进的。然而,18世纪以来启蒙的主导理解形式并非完美无缺,它不仅对理智启蒙和规范启蒙的认识有片面性,而且相信两者是天然统一,并且是相互促进的。实际上,启蒙的理智层面把自然科学视为一切知识的典范,认为科学不仅必然造福人类,而且为人类知识提供了普遍标准和唯一正确的方法,显然包含着一种片面的科学主义偏见。在规范层面上,启蒙受资产阶级世界观影响,把从孤立的单个的个体作为理性和自由的唯一主体,把个人的抽象权利和私有财产权作为所有社会秩序的规范基础,显然也带有自由主义偏见。最重要的是,经典的启蒙思想家认为理性与自由、理智启蒙与规范启蒙是天然和谐的,没有认识到它们之间不仅存在张力,而且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康德对启蒙的理解包含着两个层次,在一般层次上,启蒙意味着一种后习俗化的反思和批判的理智态度。康德说：“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Sapereaude(敢于知道)!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⑦ 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第61页。在此,启蒙意味着一种批判反思的态度。在特殊意义上,启蒙是指公共领域的道德和政治批判实践。康德明确区分了理性的私人使用和理性的公共使用：“按照我的理解,理性的公共使用就是任何人作为一个学者(Gelehrter)在整个阅读世界的公众面前对理性的运用。所谓私人的运用,我指的是一个人在委托给他的公民岗位或职务对其理性的运用。”⑧ 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第62页。如何理解康德的理性私人使用和公共使用区分的意义?大致可以用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实用理性”(pragmaticalreason)与“实践理性”(practicalreason)的区分来解释。前者给人们提供实用的技术和临机处置紧迫事情的技巧,就此而言,理性的私人使用虽不妨碍启蒙,但并不必然促进道德和政治的进步,它只是意味着人变得更聪明和机智。后者则要求根据普遍的理性意志对公共事务做出道德和政治判断,消除一切不合理的法律和政治强制,使之受理性公共使用的公开性批判的检验。譬如,牧师有两个身份,作为牧师团的成员,他受其职责和岗位限制,无权公开质疑和批判基督教教义,但作为公民,牧师无须受特殊共同体的限制,他与其他公民一样有自由思考和表达的权利,否则的话,法律和社会制度就是外在强加的,是不人道的和非人性的。康德强调,一个规则能否成为法律,其试金石在于人民能否愿意把它施加于自己,在此意义上,合法性意味着符合所有人的自由意志的可普遍化规则。作为哲学家,康德对革命的态度是有保留的,而对启蒙的态度却是无保留的。康德说：“一场革命也许会导致一个专制的衰落,导致一个贪婪的或专横的压制的衰落,而它决不能导致思想方式的真正变革。而新的成见就像老的成见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乏思想的民众的缰绳。”① 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第62页。但是,“当大自然在这个坚硬的外壳下打开她精心照料的幼芽亦即自由思考的倾向和职责时,它就反作用于人民的精神面貌,因此使得他们变得愈来愈能够自由地行动,最终甚至反作用于政府的原则,使之发现：按照人的尊严去对待现在不仅仅是一部机器的人,对于政府本身也是一件好事。”② 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第66页。显然,康德有关理性的私人使用与公共使用的区分触及启蒙的理智方面和实践方面,但他没有把它们上升为核心概念。这项工作是他的学生约翰·亚当·贝克做的。
约翰·亚当·贝克不仅继承了康德的启蒙信念,而且对之加以激进化。在1795年发表的《启蒙导致革命吗?》一文中,他区分了“思辨的启蒙”与“道德的启蒙”,这一区分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我们所说的理智启蒙和规范启蒙的区别。“思辨启蒙”类似于康德说的理性的私人使用,在这里,启蒙是一种认知性能力,不包括道德和法律自由的实践意识。贝克认为,依靠思辨的启蒙,至多只能产生出一个“机智、聪明、优雅、自私、仍然胆怯的”民族。这样的民族也许善于明哲保身,但它会出于对暴力的恐惧而安静地忍受一切取消不可转让权利的凌辱。在他看来,道德启蒙意味着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改变社会的革命意识,基于此,他强调,社会变革是道德启蒙的结果。与康德对革命的消极立场不同,贝克认为,法国革命不是启蒙误入歧途,而是新的道德意识的证明。“如果这个民族认识到或感觉到作为负担施加给它、并且无视它的人性的种种不公正,那么一场革命就不可避免了。”③ 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第14页。他相信,启蒙是一架自我驱动的列车,一旦启动就无法阻止：“一旦启蒙在一个民族这里播下了种子,灭绝人类比灭绝启蒙来得更加容易”④ 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第14页。,“革命的时代与启蒙的时代通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对一个改进其公民的家长制的关怀加以拒斥、献身于维持自由的国家。”⑤ 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第14页。显然,贝克认为,只有政治启蒙才具有社会进步的意义。
笔者认为,区分启蒙的理智层面和规范层面是非常重要的。启蒙并不仅仅是清醒地对待世界的态度,而且意味着献身于正义和自由国家的实践意识。启蒙的理智方案与政治方案的结合对坚持启蒙有着重要意义,否则就会陷入对它的片面理解。在当今时代,对启蒙的指责有许多方面,其中之一是把理智启蒙等同于启蒙本身,认为启蒙是自我保存的意识,理性对世界的启蒙必然导理性对世界的控制和工具化。就像斯洛特戴克在《犬儒理性批判》中指出的,犬儒主义是“启蒙了的虚假意识”,一种反思地自我保护的自我意识。显然,拯救启蒙首先必须区分理智启蒙与规范启蒙,对它做全面的理解。
其实,俞吾金先生在《启蒙的缺失与重建》中实际上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讨论欧洲启蒙精神时不是强调一个方面,而是同时强调两个方面。他指出,如果把康德和其他启蒙思想家的观点综合起来,启蒙的理想化的主导原则分别是：理性法庭、世界祛魅、追求平等、个性自由。① 俞吾金：《启蒙的缺失与重建——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思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前两个方面可归于理智启蒙,而后两个方面则属于规范启蒙。至于上述概括是否全面可以进一步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对启蒙的理解如果不同时包括这两个方面,就会走向片面化,对启蒙的命运做出不恰当的判断,不是把启蒙理解为工具理性,就是把它理解为实际上的乌托邦或自由的暴政。
引种栽培后，需继续研究药材能否在引种地正常生长，以及药材品质的变化情况，以确定引种地是否适宜药材大面积生产以及药材适宜采收期，制定黄芩无公害栽培标准操作规程，进一步建立黄芩无公害生产体系，为中药材生产提供优良黄芩种质资源及药材产品。
二、两种启蒙概念的重新理解
前面我们谈到,对启蒙的理解需要区分理智启蒙与规范启蒙,也就是需要坚持康德的理性的私人使用与公共使用的区分以及贝克的思辨启蒙与道德启蒙的区分。
在我国农村金融创新过程中，需要在农村开展普惠性的金融教育，提升农民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意识、信用意识、法律意识，特别是培育负债经营意识，逐渐建立农村金融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防止盲目投资和过度负债。
作为理智方案的启蒙,体现在18世纪及以后的哲学家对待世界的理智态度之上。“在漫长的中世纪,欧洲人为基督教的信仰所催眠。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逐步兴起和发展,沉睡的理性被唤醒了。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自觉地把理性视为最高的原则,不但倡导个人要独立思考,而且也主张全社会应当以理性,而不是以信仰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于是,‘理性法庭’诞生了,至少在人们的心中,理性的权威被建立起来。”② 俞吾金：《启蒙的缺失与重建——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思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启蒙思想家受牛顿和伽利略的物理学成就所鼓舞,相信自然科学是理性的典范,自然科学和数学的方法可以运用于人类所有领域。在现代科学的辉煌成就面前,不仅宗教信仰显得愚昧可笑,而且传统知识也相形见绌。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在18世纪末,科学作为亚系统的制度化已独立于神学和人文主义修辞学,其充分发展以至于这一发现真理的组织成为国家和社会组织的典范。启蒙成了通过科学知识和它多方面的实践效果来摆脱偏见的政治概念,用孔狄拉克的话说,就是哲学对公众意见的影响。”③JurgenHabermas,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vol.1,Bacon Press,pp.146-147.
韦伯把启蒙理解为世界的祛魅化,是迄今为止对理智启蒙的最深刻定义。传统神话和宗教世界观的特征是自然的附魅,它把人类的情感和心理特征投射到自然事物之上,认为世间万物与人一样有情感和意识,人可以通过巫术对自然施加影响,而自然也通过瘟疫和天灾等现象对人进行报复。与古代神话世界观相反,启蒙就是世界的清醒化,唤醒世界就是摆脱泛灵论或拟人化的世界观,用客观的真实的态度看待万事万物。从本质上说,理智启蒙是一种合理化的态度,它不仅对自然和社会做了区分,而且理解到事实性与有效性的区别。这不仅意味着对自然界的客观的科学态度,而且也包括对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的反思和批判态度。正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阐述的,现代意识不再对权威抱自然认可的态度,相反,一切权威都必然经过人的思维的认可。在谈到伦理的理性基础时,黑格尔说：“人是能思维的,他要在思维中寻求他的自由以及伦理的基础”,“人不能只停留在定在上,也主张在自身中具有衡量法的尺度”。④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序言第15页。在这里,理智启蒙不仅是对自然现象的反思和批判意识,而且也是对一切社会现象的反思和批判意识,即人们无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上,都需要达到现代意识水平。
启蒙运动不仅仅是理智思想运动,而且是道德政治运动。关于规范启蒙,即道德和政治领域启蒙的意义,历史学家阿弗雷德·库班在《追求人性：启蒙运动在现代历史中的作用》中说：“由于西方文明本质上是政治的,政治是它整个现代阶段的重要中心……因此想要恢复伦理价值观就意味着必须先复兴政治理论,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向18世纪的思想回归,重拾被丢弃的、断裂的思想线索。”① 引自斯蒂芬·埃里克·布隆纳：《重申启蒙——论一种积极参与的政治》,第9页。启蒙运动对宗教信仰和传统知识的批判,不仅意味着自然意识的觉醒,而且意味着道德、法律、政治、美学等新的意识的觉醒,“批判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几乎所有公认的欧洲传统。知识分子分析政治传统、社会和经济结构、看待过去的态度、人性思想、知识、科学、哲学、美学和道德理论,以及最重要的基督教的教义和机构。启蒙作家的目标是推翻旧有结构,重建人类社会、机构和知识,并用所谓的自然秩序为新社会提供坚实的基础。”② 彼得·赖尔、艾伦·威尔逊：《启蒙运动百科全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页。
从18世纪到现在,规范意义上的启蒙已经有了丰富的内容,人们不仅把自由、平等、博爱、法治、民主、团结以及世界主义等作为人的自我理解和社会关系调节的普遍原则,而且要求摆脱历史连续性的惯性,按照新的规范和价值对社会进行改造。启蒙的规范和价值很多,平等和个性自由是其中两个最核心的方面。就平等而言,启蒙运动的政治诉求表现为对一切等级和特权的拒斥,以及对以自由和平等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憧憬。启蒙思想家的政治意识千差万别,有的主张开明君主制,有的向往共和制,有的激进,有的相对保守,但他们都把个人的自由意志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不仅像卢梭这样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崇尚平等,而且像黑格尔这样的“保守”思想家也把人格平等视为现代法律的基础。黑格尔明确地说：“自我被理解为普遍的人,即跟一切人同一的,这是属于教养的问题,属于思维——采取普遍性的形式的个人意识——的问题。人之所以为人,正因为他是人的缘故,而并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天主教徒、德国人、意大利人等等不一。”③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17页。并把人格平等视为现代人应有的普遍教养。正是得益于启蒙运动,平等不仅成为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旗帜,也成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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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想为吕布的行为辩解。单就史料上看，他的确为利所动，杀了丁原、董卓，没什么好。只是，他真的比曹操、刘备等等，更恶吗？去读读《三国演义》，满目是狡诈、变节、阴谋、争战。所谓“老不看《三国》，少不读《水浒》”，因为年纪大点，经些世故，就能觉出，刘备之仁厚近乎伪，关张则近乎僭。
为了把启蒙从这种悲观主义中解救出来,我们需要回到其思想源头获得对它的更全面理解。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中康德说：“我们的时代是真正的批判时代,一切都必须经受批判。通常,宗教凭借其神圣性,而立法凭借其权威,想要逃脱批判,但这样一来,它们就激起了对自身的正当的怀疑,并无法要求别人不加伪饰的敬重,理性只会把这种敬重给予那经受住它的自由而公开的检验的事物。”⑤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序言第3页。康德所说的批判时代就是启蒙的时代。康德在1784年那篇著名论文《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中自问我们处在什么样的时代,他的答案是：我们不是生活在启蒙了的时代,而是生活在正在启蒙的时代。⑥ 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第67页。显然,康德把启蒙视为是一个待完成的任务。
在过去两个多世纪中,启蒙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和失败,今天我们应该以批判和反思的态度对待启蒙本身,一方面我们需要对理智启蒙与政治启蒙的区分有更明确的意识,另一方面还要对两者之间在具体历史过程中的复杂关系更为敏感。福柯在《论启蒙》中正确地指出,我们要主张区分启蒙精神和启蒙教条,启蒙精神的本质是批判和超越,而启蒙的教条包含着对启蒙的科学主义、抽象普遍主义以及进步主义等偏见。因此,启蒙本身也必须再启蒙,必须对它进行批判和重建。
三、启蒙的批判与重建
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18世纪启蒙运动的现代性方案是把人类知识积累的合理性潜能用于现实生活,促进社会和日常生活的合理化。在这个意义上,启蒙运动是一个解放的纲领。然而,无论是理智方案还是政治方案,启蒙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它既存在着“设计失误”,也出现过“执行失误”,坚持启蒙首先需要批判启蒙。
(2) 计划周期内水火电的发电量。对以电力电量缺额最小为目标的仿真模型进行求解,得到满足系统各种发用电约束的可行的水火电计划,如图1所示。火电机组承担主要的发电需求,因而该水火电计划既不节能也不经济,需要进一步进行优化。
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是启蒙的源头,然而,无论是启蒙的原初方案,还是它的历史实现过程,都包含着一些影响深远的偏见和片面性。其中,最重要的有三个方面：在认知领域中,启蒙的片面性表现为科学主义；在文化领域中,启蒙的片面性表现为对传统的虚无主义；在道德政治领域中,启蒙的片面性表现为对个人权利的盲目崇拜的自由主义倾向。这些片面性和消极后果在其启蒙的最初阶段表现还不明显。相对于宗教和神学世界观的蒙昧主义,科学主义的世界观是更合理对待世界的认知态度；相对于对传统权威的无限崇拜,启蒙的激进的非传统立场显然是进步的；最后,资产阶级的平等和自由观念和相关的制度虽然是抽象的主义的,但个人主义相对于封建等级意识和特权专制主义统治形式而言无疑有解放意义。随着历史的发展,启蒙就愈加显示出意图与结果的冲突。对21世纪来说,启蒙理想并没有过时,但它不再是一个无须批判就可以继承的传统了。今天我们需要写一部新的《启蒙辩证法》：“一部既公正地对待启蒙的阴暗面,解释它产生的原因,又要兑现和阐述自由、正义和幸福的希望这些仍然固执地向我们诉说的东西。”①Richard J.Benstein(ed),Habermasand Modernity,Boston：Polity Press,1985,p.31.如何对启蒙进行批判和修正,笔者认为需要在下述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超越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实现理性诸要求的互补。就理智方案而言,启蒙运动受伽利略和牛顿力学的启发,把一切知识还原为主体对客观事物的知识,把它限制在经验证实和数学推论的范围内,具有实证主义的思想倾向。虽然普遍性、精确性和可实证化的知识取代宗教和形而上学的神秘主义是思想的袪魅,但这一成就却是以缩小知识有效性的范围为代价的,哈贝马斯指出,“实证主义驱逐了冒牌的启蒙者,以换取理智圣殿的圣洁,但代价是总体上降低了启蒙的整体水平”②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页。。虽然我们不能把启蒙的理智方案等同于实证主义、工具理性,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启蒙传统包含着实证主义的倾向。正如卡西尔所说：“18世纪没有跟以往的哲学学说中的那种思维方式亦步亦趋；相反,它按照当时的自然科学的榜样和模式树立了自己的理想。”③ 卡西尔：《启蒙哲学》,第5页。启蒙哲人相信,人类已经在科学领域实现了自己的认知理想,现在只需要把它推广到其他领域,就可以实现人类认识的普遍进步。在18世纪启蒙思想家看来,人类社会一切问题都是知识问题,一切道德政治的知识问题都是物理学问题,一旦我们把自然科学方法运用到所有知识领域,就可以获得解决一切社会政治问题所需要的知识。显然,这种观点不仅是片面的,也是幼稚的。
小学语文主题教学是现代化新型的一种教学模式，打破了传统教学中根据教材内容设备按顺序进行教学的方式，通过教学主题的方式开展单元教学。在小学语文主题教学中，通过四位一体的教学体系，对主体整合单元以及语文课堂教学中的实际开展构建了一个具体的流程。
启蒙运动是18世纪欧洲一场重大的思想和文化运动,它的核心特征是相信理性和知识的发展是社会合理化和人类幸福的条件,因而,这个世纪被称“启蒙世纪”或“哲学世界”。黑格尔明确认为,启蒙是“世界历史上这个伟大的时代”③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240页。,在这场伟大的运动中,法兰西民族和日耳曼民族起到核心作用。法国启蒙运动是政治的,德国的启蒙运动是哲学的。黑格尔说：“法国哲学著作在启蒙思想中占重要地位,这些著作最值得佩服的是那种反对现状、反对信仰、反对数千年来一切权威势力的惊人魄力。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特点,即反对一切有势力的东西,与自我意识格格不入的东西、不愿与自我意识共存的东西、自我意识在其中找不到自己的东西的那种深恶痛绝的感情；——这是一种对理性真理的确信,这种理性真理与全部遥远的灵明世界较量,并且确信可以把它摧毁掉。它把各种成见统统打碎了,并且取得了对这些成见的胜利。”④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第218-219页。从本质上说,启蒙是理性和人的主体性的觉醒,法国哲学家以政治的方式参与了这场思想运动,日耳曼民族则在哲学上思考了这场运动,并把它提升到哲学基本原则高度。
从哲学上说,启蒙理智方案的缺陷在于它把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统一于现代科学范式,取消了规范和价值的独立价值以及实践理性相对于理论理性的特殊性和自主性。虽然休谟对这两者的混淆提出过警告,康德在三大批判中也主张对理性概念“分而治之”(divideand
conquer),从中区分出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和审美判断力。但是,这种对理性的复杂理解并没有在启蒙传统中扎下根来,并得到系统地发挥和整合,相反,主流的启蒙思想本质上是仍然是科学主义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当然是受近代自然科学相对早熟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理性的现实化背景有关。启蒙和现代性主要是在西方资本主义背景下展开的,由于资本主义盲目追求资本积累和剩余价值,理性的理智启蒙越来越服务于对自然的支配和控制功能,以致人类活动不同领域的知识合理性标准和发展逻辑从没有得到系统的澄清。
实际上,无论作为理智方案还是政治纲领,启蒙都是复杂的,关键不在于“启蒙运动的那些人在理论、秉性、环境和代际方面都有差别”④ 彼得·盖伊：《启蒙时代(上)：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前言第3页。,而是说,过去两百多年间,与启蒙相伴生的历史效果是复杂的,启蒙既给我们带来了科学与理性、自由与民主、工业与财富,也夹杂着剥削与异化、殖民与战争、种族主义与大屠杀。面对这样的复杂事物,如果我们抱着整体论思想方式和非此即彼的非辩证态度,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当今对启蒙有两种典型的思考方式。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对一个传统不要去看它的过去的好的方面,而要看它的最近的坏的方面,如同《启蒙辩证法》所言：“我们并不怀疑,社会中的自由与启蒙思想密不可分。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同样也清楚地认识到,启蒙思想的概念本身已经包含着今天随处可见的倒退的萌芽。”①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页,这种思考方式把目光放在启蒙的否定方面,从光明中看出黑暗,从文明中看出野蛮,从进步中看出退步,从自由中看出压迫,启蒙被理解为理性和自由的自我毁灭的否定辩证法。另一种观点认为,“想要阐释启蒙运动的精神,不妨从它能提供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开始”,② 斯蒂芬·埃里克·布隆纳：《重申启蒙——论一种积极参与的政治》,第17页。虽然启蒙中包含着异化和暴力,但现代社会进步归根到底是与启蒙运动分不开的。
如何拯救启蒙的理智方案?哈贝马斯提供了一个思路,这就是区分现代意识与它的实证主义的具体形式。作为一种现代意识,启蒙是解神话化。神话世界观是一种总体化的思维方式,典型特征是自然的拟人化和社会的自然化。其中,语言作为表达中介没有从现实中抽象出来,符号的语义内涵与其经验的指涉物也没有分开,知识的有效性要求,如对与错、善与恶、美与丑等与它们的经验概念混为一体。“神秘思维不允许在基本概念上区分物与人、有灵魂的与无灵魂的、可以操纵的对象与具有行为和语言表达能力的主体。只有解神话化才能驱除魔障,……启蒙的过程导致自然的非社会化和人类世界的非自然化。用皮亚杰的说法,这个过程可以说是世界观的解中心化过程。”③ 哈贝马斯：《现代性哲学话语》,第132页。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理智层面的启蒙代表着人类认知结构和思维方式的进步,这种进步在元结构层面上可以理解为皮亚杰所说的“世界观的解中心化”,它要求我们在不同的领域确立不同的合理性概念,并根据它们对已有的知识进行批判和修正。在结构层面上,哈贝马斯主张把启蒙理解为现代认知结构和规范结构的形成,当意义关联与现实关联、语言的内在关系与事物的外在关系得以区分后,我们才能对客观物质世界按照事实判断的真实性加以评价,对社会规范和价值要求按照正当性进行评价,对个人的主体世界的自我表达按照本真性和独特性加以评价,形成与科学技术知识、法律道德知识、艺术和审美知识相适应的有效性要求。这样,启蒙才能超越对自己的科学主义和工具主义的理解,并自觉地批判种种对理智启蒙的片面化理解。
哈贝马斯把启蒙理解为意识形态的元批判,“如果批判试图阐明的是理论的有效性,而没有从它的发生语境中分离出来,理论的背后还隐藏着权力和有效性不应有的混杂,……那么,批判就变成了意识形态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试图指出的是：在意义关联和现实关联之间进行明确区分的基础上,这些内在关系与外在关系是如何混合起来的——这些关系之所以出现混乱,原因在于,有效性要求是由权力关系来决定的。意识形态批判自身并不是一种可以与其他理论并列而行的理论,相反,意识形态批判纯粹是对特定理论命题的运用。”① 哈贝马斯：《现代性哲学话语》,第133-134页。今天,我们区分了启蒙的现代意识与它的片面形式,避免把启蒙的理性化要求与其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片面形式相混淆。只有通过对启蒙塑造的现代意识的概念批判这一迂回形式,我们才能回应《启蒙辩证法》对启蒙的批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试图借助‘工具理性’概念,对篡夺理性地位的算计性的知性进行清算。这一概念同时提醒人们,一旦目的理性膨胀成为总体性,也就取消了有效性要求与自我持存要求之间的区别,进而摧毁了有效性和权力之间的壁垒,消解了现代世界观以为可以克服神话就可以实现的基本概念的分化。”② 哈贝马斯：《现代性哲学话语》,第137页。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理性是多声部的统一,其中包含着客观知识、道德实践知识和个人自主性的知识,只有当这些知识被合理地运用于各自领域,并在现实中形成合理的联系时,启蒙才不会走向工具理性化和自我毁灭的道路。
其次,超越现世主义和传统虚无主义,实现与传统的批判性和解。希尔斯在《论传统》中把建立在现世主义基础上的反传统偏见追溯到启蒙运动。他认为,在启蒙激进进步主义的自我理解中,旧的东西必然是落后的,新的东西必须是先进的,似乎知识的有效性不是根据它们的内容,而是根据时间的远近来判定的；与此同时,它又把现代科学视为新的知识,并与合理性相等同,“人们一直认为经验科学和判断的合理性本身就是好的,它带来了无穷的裨益。他们一直赞誉科学与理性,视其为统治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法则之本源。每当这时,传统就要受到批判。人们断言,科学知识和传统知识是对立的；科学程序最终依靠的感觉经验以及对经验的理性批判,它与因长者的权威而接受的知识形成了对照”③ 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页。。正如《启蒙辩证法》所批判的,启蒙反对神话,但启蒙本身也倒退为神话,希尔斯也认为,“在进步主义者、现世主义者及理性主义者中间,无疑普遍存在着迷信,然而,传统性却在进步主义者中间背上了迷信所享有的那种坏名声,而他们自己的迷信却免获此丑名”④ 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第4页。。在这个意义上,启蒙把矛头对准别人,却赋予自己以批判的豁免权。启蒙对待传统就如文明人对待野蛮人一样,仿佛以往的传统都不重要,人类的知识可以从任意选定的地方开始。显然,这种态度是非历史的和虚无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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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启蒙的反传统主义态度相反,柏克式的保守主义态度代表着另一个极端。柏克并不认为传统本身都是好的,而是说,任何对传统的质疑都是有害的。“在这个启蒙的时代我十足敢于宣称,我们总的来说乃是具有天然情感的人们；我们不是抛弃我们所有的那些旧的成见,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珍视它们；而且大言不惭地说,因为它们是成见,所以我们珍视它们；它们存在的时间越长,它们流行的范围越广,人们便越发珍视它们。”⑤ 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第17页。显然,柏克这种“成见就是好的”观点与启蒙主流的“成见就是坏的”观点一样也是片面的。启蒙与传统的关系需要重新理解。
与现代知识一样,传统合理与否不在于时间,而在于与理性和真理的关系。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为我们走出传统主义与启蒙主义的对立提供了一个启发性思路。伽达默尔指出,启蒙运动的一个根本成见是“反对成见本身的成见”,它把一切成见视为虚假的、草率的、没有根据的,这种理解的片面性在于：第一,它误解了人类理解活动的本质。人类的理解活动不可能在无前提的状态下展开,任何认识活动都带着自身社会和文化传统的前理解,前理解本身是无法根除的,取消了前理解就取消了人类自我理解的前提。第二,解释学强调理解依赖于前理解的成见,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对传统无批判的接受。传统问题实际上是知识的权威问题,真正的权威与服从无关,而是与理性与真理有关,启蒙应该克服的不是传统,而是传统中的无根据的偏见。在这个意义上,观念的有效性取决于它的有效内容。第三,传统绝不是理性的他者,在人的认识过程中,承认传统优先于个人不过是要人们意识到,一个人的知识总是有限的,其他人或前人的认识也许更好。因此,我们需要放弃自我中心主义,寻找更好的理解。伽达默尔强调,他的哲学解释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文科学方法论,而是一种思考人类认识条件和可能性的本体论,是对启蒙的主体意识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和抽象理性主义片面性的反思和批判。在伽达默尔看来,自我与传统的关系不是主体与客观的关系,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我与你的关系,“这种理解根本不是理解这个‘你’,而是这个‘你’向我所说的真理。……对历史的流传物也是同样如此,如果历史流传物不能告诉我们一些靠自己不能认识的东西,历史流传物就根本不能享有我们对它的那种兴趣”①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13页。。传统并非总是死人对活人的压迫,只要我们具有了恰当的解释学反思意识,传统就会成为我们自我认识的积极因素。
在启蒙运动中,自由如果不是比平等更重要,起码也是同样重要。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如果说平等针对的是等级制,自由则针对任何不合理的思想和政治强制。由于对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不满,启蒙运动特别强调自由的价值,强调18世纪是哲学的世纪和批判的世纪。黑格尔虽然强调新教改革是现代人的自由意识的起点,但只有在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之后,“自由变成了世界状态,与世界史结合起来,变成了世界史上的一个时代”。④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第219-220页。黑格尔认为,“人间(Mensch)最高贵的事就是成为人”,法的绝对命令是“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⑤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46页。
达朗贝尔在谈到启蒙运动时就指出：“唯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这场革命的目标、性质和范围,后者将比我们更好地了解它的缺点和功绩。”② 转引自卡西尔：《启蒙哲学》,第1页。也就是说,启蒙的合理性不在于它的自我宣称,而在于它的历史后果。在对待传统问题上,我们同样要区分启蒙的批判意图和它的历史形式。从启蒙意图看,对传统的批判是对无根据的偏见的批判,这一意图并不必然导向对传统的完全拒绝。伽达默尔说：“我们可以遵照亚里士多德以及一种延伸至今的传统而从这种‘正确’的规定中引出一幅正当生活的图景,而且我们肯定会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当我们遇到‘关键的’决定时,社会地预先形成的榜样总会不断继续地得到规定——直至我们不可能再意识到其他的规定性,亦即我们的‘伦理’对我们成了第二‘自然’。于是,个人的榜样和社会的榜样就这样地构成着,而正因为如此,年轻一代的理想相对于老一代人的理想而得到改变,以重新通过自己行动的具体实践而在自己活动的空间和目的关系中继续规定自己,即确立自身。”③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757页。显然,正确理解传统与启蒙的关系应当认识到,人仍然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是他是在更为合理地理解的历史背景下创造的。其实,启蒙本身就是用传统来生产传统,彼得·盖伊指出,启蒙运动意味着理性、科学和人文古典传统。启蒙思想家实际上是用希腊罗马的古典人文主义传统来反对基督教传统,是一次“异教反叛”。在这个意义上,启蒙运动的自我理解本身就是片面的。
真正的启蒙意味着服从理由而不是权威,意味着观念的有效性不能还原为它的起源。如此一来,我们就可避免把过去等同于落后,把现在等同于先进,启蒙本身作为传统也就需要像以往的传统一样受到批判的检验,这样,我们与传统之间就由不自觉的服从关系转移到自由的反思和理解关系,这样,传统与现代的非此即彼的对立就被消解了,启蒙与传统之间达到了解。
再次,超越个人主义权利至上论和抽象的普遍主义,实现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和解。马歇尔在《公民权与阶级》中对18世纪做了历史的定位,认为它是一个市民权(civilright)时代。政治启蒙的重要内容是更新传统的法律和政治观念,在个人自由和财产权基础上确立现代社会秩序的理念和原则。在早期自由主义思想家中,自然法被理解为人权和自由的先验来源,现代社会应该在个人自由基础上被设想为一个互惠性制度。孟德斯鸠说：“在法律制定之先,就已经有了正义关系的可能性。如果除了人为法所要求或禁止的东西之外,就无所谓正义或非正义的话,那就等于说,在人们还没有画圆圈之前,一切半径都是长短不齐的。”①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北京：商务应书馆,2012年,第2页。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指出,人有天赋自由的权利,“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做人的资格,放弃人的权利,甚至于放弃自己的义务”。从自然状态到公民社会并不是要取消个人自由,而是找到自由实现的真正互惠形式,即“‘要找出这样一种联合形式,这种联合形式是以全部共同力量来捍卫和保障每一个联合者的人身和财产的,而且通过这种形式,每一个人在与所有的人相联合的时候,却只服从自己,并且仍然同以前一样自由”② 卢梭：《社会契约论》,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第233页。。康德也认为,法律就是那些使任何人有意识的行为按照普遍自由原则确实能与别人有意识的行动相协调的全部条件的综合,法律固然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但这种限制是为了使所有人的自由能够共存。无论是自然法的正义理念还是与康德的立法原理都强调权利的普遍性和相互性。它们相信,只有在个人自由和权利基础上,才可找到最大限度实现所有人的自主性和非强制结合的社会形式,并相信,现代自由的理念可通过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和自由主义国家得以制度化。
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并没有为启蒙的规范理想提供合理的实现方式,因为以个人自由和财产权为基础所设想的互惠性结构具有自己的局限性。第一,在历史层面,资产阶级的权利概念受到财产、性别和种族的限制。第二,人权和权利话语由于其抽象性,只是保证个人权力和利益的形式互惠性,但无法给人与人的实质联合提供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本质上是利己主义的个人之间私利斗争的战场,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别人当作工具,把自己降为工具。在启蒙时代形成的自由主义学说中,资本家和富人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赋予他们的优势地位,却剥夺了穷人生活的基本权利,也瓦解了人与人之间互惠关系的基础。如果我们不把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观念视为政治启蒙的唯一正确解释,不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视为规范启蒙的真正的对象化和制度化形式,我们就需要对自由主义进行批判。在这个背景下,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市民权和公民权的批判就不能理解为对启蒙本身的批判,而应理解为对其片面的自由主义形式的批判。虽然启蒙时代的普遍主义道德和法律意识并非仅仅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它们在宪政制度、民主意志结构以及个体主义认同模式当中也都有体现,虽然这种体现总是受到扭曲,而且也不完整”③ 哈贝马斯：《现代性哲学话语》,第131页。,因此,今天我们在规范层面上反思启蒙,需要把其合理的意图与其片面形式区分开来,保留个人自由和互惠性原则,超越其狭隘的有限的形式。其实,对个人主义和权利至上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局限性的批判在黑格尔那里已经开始了。黑格尔明确批判启蒙思想家的道德视野的狭隘性。在《精神现象学》和《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都提到,启蒙运动把功利原则绝对化,根据有用性来衡量一切,“凡是我们称为美德的东西,总之一切行动、法律、正义,全都仅仅以爱己、利己为基础,并且是消融于其中的。这个原则是片面的,虽然自我是一个重要环节”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第231页。。黑格尔强调,虽然对物的有用性的强调有其积极性,但是,它只是人与物关系的“一个必要的环节,但不是唯一的环节”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第235页。。因此,我们需要超越启蒙的狭隘物质主义,形成对人的生活的更合理理解。黑格尔也批判了以财产权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私法秩序,认为它使人与人的相互性停留在极低的水平,无法使社会成为一个有机的互惠的整体。
我国体育特色小镇的建设将在促进体育与其他产业创新融合、统筹城乡发展、改善传统城镇模式弊端方面有着重要作用[1]。体育特色小镇新模式的建构将积极响应十九大“全面健身”“体育强国”的号召，为全面健身活动提供更为丰富且全面的活动空间，为实现体育强国提供夯实的后备力量。
现代社会有两条原则,一是个人的自主性原则,二是社会的相互性原则。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认为,抽象法和道德虽然在概念上预设了个人权利与义务的相互性,但是,“在私法和道德中,缺乏权利和义务彼此之间关系的现实必然性,因此只存在着在内容上抽象的等同,即在这些抽象领域中,如果对一个人是权利,对别人说来也是权利,对一个人说来是义务,对别人说来也应该是义务”③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62页。。为了超越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对人与人关系的狭隘理解,黑格尔提出了自由的伦理共同体概念,认为只有在伦理关系中,人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之间才具有实质性的相互性。在家庭中,儿子与父亲之间权利与义务是不同的,父母的权利对子女来说是义务,同样,子女的权利同时也是父母的义务。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也是一样。黑格尔指出,在现代国家中,“义务与权利的结合具有两个方面：国家所要求于个人的义务,也直接就是个人的权利,因为国家无非是自由的概念的组织。个人意志通过国家初次达到客观定在,而且通过国家初次达到它的真理和现实化。国家是达到特殊目的和福利的唯一条件”④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63页。。大致来说,我们可以把人类的关系分为三种类型,古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是不平等的,不存在互惠关系,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形式上是平等的,在法律权利上人与人之间有对称性互惠关系,但这种关系是以交换为中介的,因而是片面的。黑格尔主张的伦理共同体和马克思主张的共产主义都突破了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的劳动和权利交换的相互性,包含着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更为深刻的互惠性。
布隆纳认为,启蒙运动的局限性是过于相信自由主义方案,即相信人们之间在自由和福利上的互惠可以通过市场交换完美地实现。然而,“如果自由主义被定义为这样一个政治学的概念,这个概念赋予‘权利’之于‘善’的优先性,并且认为国家的首要目的是要保护个人自由而不是公共幸福,那么柏林启蒙运动就没有几个重要人物可以划分为自由主义者”⑤ 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第12页。。启蒙运动并不完全等同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无论在历史的起源还是思想主旨上,主流的启蒙政治方案与自由主义有很多重合,它相信由私法保障的市民社会能够有效地实现权利和福利的互惠性要求。今天,在规范层面上坚持启蒙的立场,一方面需要坚持它的平等互惠性原则,另一方面又要超越其资产阶级的片面形式。
在权利的相互性上,启蒙运动也不是没有任何反思和批判的。雅各比在1782年的《莱辛所言》一文中就对自由主义所信任的市民社会做了辛辣的批判,指认市民社会不能实现互惠性原则,其职能只是为了“保证每一个人对其人身的不可违背的所有权,对他的一切能力的自由使用,以及对他们的雇佣成果的完全拥有”。这种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社会观必然会造成“自我利益、攫取金钱、好逸恶劳的膨胀；对财富、地位和权力的一种愚不可及的赞赏；一种盲目的令人讨厌的顺从；一种不仅毫无热情、而且倾向于奴性最强的焦虑和恐惧”。① 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第13页。卢梭同样也批判私有财产制和市场化的主体性与关系,更不要说后来的黑格尔与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异化和物化的系统批判,以及马克思关于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人联合体理想中包含着的对社会互惠关系的深刻理解。就此而言,启蒙的平等主义理想和对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互惠式理解仍然包含着未实现的合理性潜能。
受动载影响，左帮片冒严重，因此左帮锚杆在安装后，1、3号受力逐渐减小，甚至趋于0，基本失效(图10)。2号未失效，受力约15 kN。这与数值分析中左帮锚杆受力较小相吻合。
结 语
公允地说,现代社会的进步是与启蒙的成就是分不开的,同时,现代世界存在的诸多问题也与启蒙的理智和政治方案的局限性有关。在此意义上,“对启蒙的批判,目的是想准备好一种积极的启蒙概念,以便把它从盲目统治的纠结中解脱出来”。② 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第5页。正如阿多诺在《论进步》中指出,忠于进步的人不是那些盲目相信而是勇敢地批判进步的人。同样,忠实启蒙的人不是那些盲目地相信启蒙,而是那些勇敢地批判启蒙的人。今天人类的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不仅要对启蒙的方案本身进行反思,更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进行合理的重建。
对待启蒙运动的思想和政治遗产,我们需要避免两种倾向,一是盲目的乐观主义,二是盲目的悲观主义。我们承认,启蒙的理智方案中存在着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偏见,启蒙的主观中心主义思维模式和线性进步主义观念中包含生态破坏和意义丧失的消极后果；启蒙的规范政治方案包含着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偏见。但是,我们不能把理智启蒙等同于工具理性,把规范启蒙等同于集权主义。站在21世纪的大地上,我们要在理智上要放弃对启蒙不切实际的幻想,更加谦卑地对待我们理智的有限性和不完满性。“如果启蒙只是看到一个没有阴影、把一切东西都沐浴在理性的光芒之中的世界,那么这个梦想实际上就蕴含着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因为想看到一切东西就是想站在上帝的立场上,或者想站在(福柯所说的——引者注)圆形监狱的瞭望塔中卫兵的立场上。或许启蒙运动教会我们的更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既不是神又不是从外面巡视世界的卫兵,我们是从世界当中来说话的男男女女,必须鼓起勇气来争辩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③ 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第31页。在规范方面,我们要看到,现有社会体制,不论是自由资本主义还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都是有缺陷的,我们需要找到调和自由、平等、效率以及文化自主性和人的个性发展等规范诉求的恰当方式。虽然我们期待在规范层面上,启蒙应该“促成制度的责任感、法律规定的互惠和社会改革试验的承诺”④ 斯蒂芬·埃里克·布隆纳：《重申启蒙——论一种积极参与的政治》,第10页。,期待社会主义能够驯服市场,民主可以驯服权力,以谨慎的态度对待科学技术的使用,更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后发的现代国家,处在由启蒙运动和现代性塑造的世界场景之中。一方面我们遭遇到西方式启蒙的片面发展形式所带有的种种问题,包括科学主义的片面发展、人文精神的失落、社会的原子化、生产盲目发展和自然环境破坏等,因而,我们与西方学者一样需对启蒙传统进行批判的反思。同时,我们又面临着启蒙不足的困难,包括理性主义、普遍主义道德、个人自由意识和民主意识发展的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同时面临着反思启蒙与完成启蒙的双重任务,因而更加任重道远。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2DB013)；复旦大学文科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西方近代哲学和现代性问题研究”
(责任编辑 王浩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