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资本理论探源与国内外研究综述
徐望
（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江苏 南京210005）
【摘 要】 对于“文化资本”的理论研究，最主要的两个视角是社会学和经济学。社会学视角下，“文化资本”概念由布尔迪厄提出，将文化资本放置在社会场域中研究。继他之后，国内外学者对他的理论不断阐发深化，理论视角更加多样。经济学视角下，思罗斯比将“文化资本”概念引入经济学，用经济学逻辑解释文化资本。他的研究开辟了文化经济学的学科新方向，其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是当前文化产业的主要研究基础。
【关键词】 文化资本；布尔迪厄；思罗斯比；文化经济学
一、布尔迪厄基于社会场域建立文化资本理论
（一）布尔迪厄提出“文化资本”概念
早在16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口号其实就蕴含着文化资本的思想。在浩瀚的学术思想史中，关于文化能力、文化教育、文化修养、文化品位、文化价值、文化分层与阶级分层、文化权利与社会权力（社会地位）等的论述浩如烟海。当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最早将文化视为一种可积累、可传递、可再生、可转化的可用之于个人、家庭和社会发展的资本。关于资本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布尔迪厄对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说明。
1986年，布尔迪厄首先就资本进行明确的阐释，在《资本的形式》中还对其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他认为，资本是一种劳动积累，这一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有相近之处。进而，他划分了三种资本形式，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以金钱为符号表征，形成私有财产，以产权制度为保障根基；文化资本以学位学衔为符号表征，形成知识技能，以学历教育制度为保障根基；社会资本以身份职位、头衔称号、声望名誉和社交关系网等为符号表征，形成社会地位，以社会权力制度为保障根基。他认为这三种资本在具备一定条件时可以互相转化。在他看来，资本形成的过程就是劳动累积的过程，劳动让物质世界呈现出“人化”的特点，而这种“人化”的物质世界经过不断的发展，逐渐形成文化，文化世界也终将取代物质世界。可见，布尔迪厄不但认识到了物质性的资本，更侧重于把握非物质性的资本。
随着知识社会和知识经济的发展，文化资本的价值越来越显著，成为一种统治阶级的资本。布尔迪厄认为文化作为一种资本，可以进行投资，投资的结果是产生权力。在他的专著《区隔》中，他通过对各种社会人群的调查和时尚采样统计，发现阶层斗争通常发生在文化消费场（如生活品位、文化兴趣场域等）中，社会内部的不同也在斗争过程中逐渐呈现，反之社会差异又在这种文化消费过程中再次升华。通过对《区隔》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只有场域、资本与习性之间有交集，才能产生文化趣味，因此文化趣味并非是纯天然的。就本质而言，趣味也体现了阶层属性，社会不平等使得这种阶层分类得到维持、标识和升华，因此社会不平等也潜移默化地深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在他看来，“文化是社会等级区分的标志，文化的区分体系与社会空间的等级在结构上同源，文化从来都不能断绝与社会支配权力之间的姻亲关系”[1]。在追随他的理论研究者们看来，文化资本就是“一种标志行动者的社会身份的，被视为正统的文化趣味、消费方式、文化能力和教育资历等的价值形式”[2]。显然，文化可以作为社会个体的晋升之阶，也可以作为家庭家族的可隐性传承的非物质财富，因此而言，文化也是资本的一部分，也能创造经济利益。
在布尔迪厄看来，所谓文化资本，主要是指在文化生产场域中的劳动积累。这种文化劳动的积累会形成一种影响社会权力结构、阶级结构和社会资源分配的力量。文化资本具有文化的形式，本质却是资本，其发挥资本的作用，可使得价值和资本呈现出增值的效果。换言之，作为资本的一种特殊形式，文化资本也是经济利益的主要创造形式之一。早在私有制社会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文化资本，只不过当时的文化资本多为私人所有，为个人带来利益。
在布尔迪厄的理论中，文化资本以三种形式广泛地存在。第一，他称之为“具体的形态”，即身体的形态，确切地说是人格的形态。文化资本内化于人们的身体和头脑，固化于人们的习性和性情，反映为文化学识、文化技能、文化教养和文化造诣等，或者是文化能力与文化修养。第二，他称之为“客观的形态”，即物质的形态。文化资本外化于种种文化艺术实物，也就是文化产品（书画、书籍、工艺品、文化工具、文物等）。第三，他称之为“体制的形态”。文化资本制度化于学历、职称、行业执照等资格认证与授予上。
饭后，杨晓梅扶着老太太回卧室休息。高河表示要帮忙收拾餐桌，杨年丰摇了摇头，说：“我看你没精打采，是不是火车上的疲劳还没有舒缓过来？你回房休息吧，稍后我去找你，晚上我们大伙一起去江边玩。”
（二）布尔迪厄将文化资本放置在社会场域中研究
“场域”或“场”是布尔迪厄建构文化资本理论的基本语境。他对“场域”下了具有结构主义特征的建构主义的定义：“场域是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网络 （network）或构型（configuration）。”[3]这些位置是由资本乃至权力的分配所决定的。因此，对资本以及资本带来的权力的占有，对于场域中的竞争是利害攸关的。任何场都是竞争场，都是资源争夺的场域。他进一步指出，社会场域是一个积累的场域，资本就是积累的劳动，而资本的积累决定了社会场域中竞争机会的高低和运气的大小。这是“社会场”不同于轮盘赌场的根本所在。在社会场当中，资本的积累，特别是文化资本的积累，往往决定了竞争的成败。也就是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运气是偶然也是必然。
和“场域”这个描述社会世界客观性结构的概念一同提出的是作为布尔迪厄建构文化资本理论的又一关键词，用以说明社会主体的主观性状态的核心概念是“惯习（习性）”。如果说“场域”是文化资本理论的客观语境，“惯习（习性）”就是主观语境。布尔迪厄所言的“惯习（习性）”是一种在社会结构发展的历史中，各种形式资本积淀于人本身，经过较长时期，内化为某种具有明显主体特征（即个性）的精神思想，固化为某种性情的非物质性的、主观形态的东西。他提出这一概念显然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实践观，反映了他跳出传统结构主义的藩篱，产生了独创性的思想，开始走向生成性结构主义学说。“惯习（习性）”一词包含多重含义：第一，作为生成性结构中的一种，惯习（习性）多产生于后期，不是与生俱来的。与此同时，文化资本就是身心与社会结构有机结合的产物，处于不断更新与变化当中，是一种“深层结构”，而这种社会结构是依托于资本而形成的。第二，惯习（习性）是一种型塑机制（structuring mechanism），这一机制使得个体不断被塑造成型。第三，惯习（习性）不是习惯，“习惯”一词侧重于说明某种行为的机械性重复，强调惯性和惰性，缺乏有机性和生产性，而惯习（习性）一词承认了实践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虽然惯习（习性）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也具有惯性，但并不具有惰性。它是一种生成性的创造性能力，是主体性情系统中的一门生存技艺或处世艺术，往往呈现为主动环境和阶级等客观性社会结构相适应的艺术品位、生活趣味、举止风度等，具有强烈的审美特征，或称之为艺术性。第四，惯习（习性）存在于客观、历史（发展）的社会结构中，虽然表现为主观的个性，其实是一种客观的共性，是一种集体结构的个体化。惯习（习性）所反映的个体心态其实是一种集体心态。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处于同一阶层的人作风相近。所以，惯习（习性）是时代精神和阶级精神的产物。这一观点具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意味。
全娃和我一同考进了县城初中。第一学期，他每天只吃一顿饭，晚饭的时候，常常一个人躲到操场去。班主任姓杨，是隔壁一条沟里的人。他看着全娃心疼，有时他会去操场把全娃叫到他宿舍，用一个搪瓷缸子给全娃煮面条吃。第二学期，全娃勉强上了几个礼拜就不去了。他让父亲想办法买头牛来放养，养壮实了给别家犁田打耙，兴许能换些粮食回来。
近年来，国内社会学领域学者运用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研究民族、人口、家庭、教育、阶层、城镇化和城市发展等方面问题的学术文献数量大增，这里仅列举几本专著，反映几个代表性视角。马翀炜、陈庆德站在民族学与人类经济学层面上对文化资本进行研究，并在其著作《民族文化资本化》中对其进行了集中反映。薛惠娟的《文化适应与个人资本形成——中国学生留英经历研究》，运用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探讨了中国留学生文化适应与资本形成的过程及关系。周守军在《学者的文化资本》中研究了诸多与文化相关的问题，如文化资本的学科场域、文化资本再生产和文化资本的独特之处、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间的关系和文化资本的累积等。林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内驱力与文化资本理论，探索了农民工子女成就动机内驱力与家庭文化资本间的关系，以期促进农民工子女的健康长远发展。孙远太在《文化资本与教育不平等》中以家庭地位与教育成就为脉络，探讨地位优势传递的领域及机制，把家庭文化资本作为家庭地位和教育成就之间的中介机制，揭示地位优势在教育不平等中的深远影响。龙坚在《新加坡华商之文化资本的积累与转换》中应用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研究框架，从场域与资本相关联的研究视角来探讨新加坡华商文化资本的动态积累与转换过程。
综上所述，布尔迪厄率先就文化资本进行分析和阐释，并在实践和研究的基础上就文化资本理论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但从未给文化资本下过确切的定义。他认为文化资本这一概念应当不断发展、不断深化，而任何明确的定义都将限定文化资本概念的发展，并或多或少地掩盖或曲解文化资本的本质。而且，布尔迪厄在提出文化资本概念后，并未对此概念进行深掘，也并未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但他的思想却启发了后人，许多社会学家沿着他的思想脉络，对文化资本概念进行了深入的阐释。
二、布尔迪厄后社会学界对文化资本的理论研究
（一）国外研究
从布尔迪厄提出文化资本理论到他逝世，这一理论一直在不断发展中，并未形成系统理论。然而，该理论在社会学界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下面对主要学者的主要观点进行分类列举。
第一类是阐释文化资本的含义，就其内涵与本质进行解读，以期促进相关社会问题与社会现象的解决。戴维·斯沃茨主要站在权力和文化间关系的层面上就布尔迪厄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和解读。在其著作《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中，戴维·斯沃茨提及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思想是在阿尔都塞、列维-斯特劳斯、萨特等人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观念综合了韦伯、马克思、涂尔干等人的思想精髓。此外，该文还深入解读了文化资本理论，对其概念、内容、意义等进行了全面的阐释。克拉格和斯哥茨曼视文化资本为社会文化和物质文化所共生的资本形式，探讨了经济发展和文化制度之间的互动作用，分析了性别、种族和语言等文化因素如何和社会经济发生关系。詹姆斯·费雪把文化资本看作是个体为了实现自我价值而对自身进行教育投资所获得的文化能力（技能），强调了教育作为资本积累的主要渠道，突出了文化资本的价值增值属性。克里斯多夫和肖莎娜认为文化资本的资本价值主要蕴含在特定的社会语言环境和社会分工制度（如性别分工制度）上，能生成文化收益以促进社会发展，需付出昂贵代价来创造和维持。乔纳森·特纳关注文化资本的文化内涵，其观点具有文化人类学的学科视角，认为某类群体的日常行为文化（非正式的人际交往技巧、语言风格、时尚品位、生活方式、教育素质、观念看法、价值信仰、态度立场等）的累积沉淀会生成特定的文化资本。詹姆斯·科尔曼则从人类发展角度看问题，认为文化资本是人类劳动过程中所投入的文化要素。贝克尔和福尔克进一步认为文化资本是一种能力资本，诸如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等都是人类为了改造和利用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而进化出的文化适应能力。内田隆三认为布尔迪厄一味关心社会结构再生产中的支配性力量，没有把着重点放在资本运作方面，更没有对文化资本的真正内涵进行阐释，这套理论实在是一个败笔。
虽然当前关于文化资本的研究国内与国外相比较少，但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国内学者大多站在社会学范畴上研究文化资本，研究最多的两个方面：一是阐释布尔迪厄系列理论；二是关注因文化资本占有量不等引发的教育不平等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阶层固化”问题。国外很多学者都对文化资本与国家、政治、社会、族群、群体、文化消费、文化品位和文化时尚等方面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相对而言，国内学者对此较少涉足，理论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戴维·思罗斯比于1999年发表《文化资本》一文，将“文化资本”这一概念引入了现代经济学领域。他论述中说道：“文化资本是以财富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的积累。这种积累紧接着可能会引起物品和服务的不断流动。与此同时，形成了本身具有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商品。”[6]由于“资本”通常是一个经济学术语，和以布尔迪厄为代表的社会学领域学者对于文化资本的界定相比，显然，思罗斯比给文化资本下的定义更符合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资本含义。
（二）国内研究
相比于国外跨越了较长历史时期，理论阐发视角多样，理论积淀颇有厚度的研究情形，国内学界对于布尔迪厄系列理论开始了解，对于文化资本理论开始研究，要到20世纪90年代末。《国外社会科学》1994年5期刊载了译文《区隔：鉴赏判断的社会批判（导言）》；1995年第4期刊载了译文华康德的《解读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其根本目的在于对瑟伦伊和布尔迪厄的相关研究进行整合和阐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文化资本论。从一定程度上说布尔迪厄理论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包亚明发表著作《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其中收录布尔迪厄的一系列学术访谈，以及其著名的论文《资本的形式》（该书译作《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使国内学者对其思想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1998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布尔迪厄与华康德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将其社会学理论进一步引入。1998年，台湾学者邱天助出版了《布尔迪厄文化再制理论》，这是国内较早研究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和文化再生产理论的学术专著。
随后，我国学者对于布尔迪厄思想的兴趣渐趋浓厚，在21世纪初，兴起了一股译介和研究其理论的热潮。2001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商务印书馆于2002、2003、2004年陆续出版了 《国家精英》《实践感》《再生产》《男性统治》《继承人》等译著。2003年，金元浦、陶东风、高丙中主编了《文化研究》第4辑，专题是“纪念皮埃尔·布迪厄（1930—2002）逝世一周年”，其中就文化资本理论进行了详细的说明。高宣扬在整合布尔迪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先是系统阐释了文化资本的概念、脉络等基本问题，接着对“语言象征性权力”“资本”“场域”“生存心态”“文化再生产”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最后还详细阐释了文化品位、生活风格、权力正当化、文化再生产等系统社会问题，详细可见其著作《布尔迪厄的社会理论》。朱国华发表了《权力的文化逻辑——布迪厄的社会学诗学》，对布迪厄文化理论进行了系统介绍与研究，并运用其理论对于中国语境中的历史文化实践展开了说明。曹荣湘、薛晓源对文化资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著作《全球化与文化资本》先是阐释了文化资本理论，接着从文化资本与全球化、经济发展、阶层分析、个体发展以及后科学的关系几个层面入手，展现了文化资本理论研究的前沿成果。张意整合了布尔迪厄的研究成果，阐释了文化社会学的基本内涵，并在其著作《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以文化与符号权力的关系为要旨，道出了文化资本的社会学逻辑。陈锋的博士论文《文化资本导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有机地结合了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与马克思资本理论，更全面地阐述了文化资本理论的基本内涵与意义，以期促进现代文化的发展与建设，其中对于文化制度建设、文化人（知识分子）转型等社会学问题做了专门探索。台北的周新富出版了《布尔迪厄论学校教育与文化再制》，专门对于布尔迪厄将文化资本理论运用在学校教育制度上的研究做了进一步解读。宫留记于2009年和2010年分别出版了《布尔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资本：社会实践工具——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这两本研究布尔迪厄理论的专著，包含了文化资本理论的诸多内容。目前，中央编译局是国内介绍与研究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的中心。
布尔迪厄从资本的形式谈起，提出了文化资本的这种资本形式。把对于文化资本的研究放置在“场域”这个客观语境和“惯习（习性）”这个主观语境之下。他注意到资本、场域和惯习（习性）三者具有统一性，场域为客观结构，资本为结构的前提与动力，惯习（习性）是一种主观的结构，在他的理论中，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有着不可割舍的联系，其中前者为直接联系，后者为间接联系，其越来越成为社会结构赖以形成和产生变化的依托性资本。
思罗斯比跨越社会学和经济学，另辟蹊径，从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两个维度论述了文化资本。然而，其研究的遗憾之处在于：并未深化这一理论，和社会学界的布尔迪厄一样，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而且，没有具体研究和估算文化资本存量和增量、文化资本既有价值和预期价值的具体方法，只是建议增加文化资本指标，像估算自然资本那样测度文化资本。
第二类是对文化资本与个体发展、阶级分层的关系的探讨。显然，个体发展差异的代际传递会形成一个阶级分层机制，也就是一种结构（社会结构）再生产机制，是文化再生产导致了社会再生产。阿尔文·古尔德纳承袭了布尔迪厄的思想，指出作为资本的重要形式，文化资本也能创造经济利益，同样是阶级权力的主要来源，并且文化资本可以独立于经济资本之外，为一个新的权力阶级（如知识分子阶级）提供基础性支撑，“新阶级”之所以得以崛起是由于某些特殊的文化技能是一种垄断性的文化资本。比尔·马丁和伊凡·塞勒尼观察到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教育程度高低往往和阶级以及阶级内部的阶层的高低正相关。迪马哥和摩尔把父辈文化程度、配偶文化程度和家族文化背景等作为实证统计分析的变量参数，论证了文化资本阶级形成的关系。西考雷尔指出文化资本在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分配具有潜在的不平等性，如教育的差异，对于人生影响很大。皮亚卢以工人阶段的青年为研究对象，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指出正是因为广大青年不具备文化资本（其主要为私人所有），因此工人阶段的青年无法拥有统治阶级的惯习（习性），无论怎样采取策略，也只能处于被统治被剥削的境地。莱温站在历史视角上，对于美国高雅艺术的神圣化过程做了分析，指出了雅俗文化的分界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区隔，并且这种界线不断被制度化。库朗基于布尔迪厄关于惯习（习性）的论述，探讨了大学生的结社行为，认为学生时代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其实反映了阶层惯习（习性）造成的社会区隔，这种区隔对学生日后发展影响深远。马特·莱特用文化资本理论来分析波罗的海德语人群的兴衰历史，认为这一特定人群之所以能够在沙俄帝国内显赫一时，拥有较高地位和享受自治特权，主要是由于他们拥有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取向，如自律精神、职业道德和崇尚教育等，而这些恰恰是当时沙俄政府欠缺的，而这一群体的衰落也说明，文化资本要发挥其促进结构再生产的作用，必须由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提供条件保障。布儒瓦站在文化资本的角度上，阐述了毒贩怎样让恐怖文化在社会底层的文化土壤中滋生蔓延，如何利用底层文化左右逢源地拓展毒品生意，又如何导致贫民受到此种暴力文化的创伤，进而使贫民阶级的文化土壤不断恶化。约翰·多拉德把种族主义文化视为一种导致种族隔离制度形成的文化资本。迈克尔·赫克托运用文化资本理论分析了族群内部文化分层的原因[4]。
给排水工程施工过程中，需要做好线路选择工作，这也是具体施工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虽然，我国给排水工程在建设过程中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已经有了一个相对成熟的施工方案，但是，从而实际情况来看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思罗斯比基于“资本”一词本源的经济学语义，考察了以布尔迪厄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对于“文化资本”这一概念的阐释和应用，进而把这一概念引入经济学范畴，以经济学研究方法对这一概念重新定义。他把“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视为文化资本概念得以建立的基础，把文化资本视为一种独立的资本类型，区别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三种传统的资本类型。他指出：由于文化艺术品“实际上具有资本的所有特性”，如果仅仅用看待传统意义上经济资本的方式来看待它们，“那么这对解释它们对人类发展总的影响以及特别是它们对经济交往的影响来说是不够的。因此，正式明确文化和经济活动中此类现象的作用，确定一个独立的文化资本的概念，是非常必要的”[6]。
三、思罗斯比从经济学视角界定文化资本
（一）思罗斯比将“文化资本”概念引入经济学
第三类是对于家庭文化资本的专门性探讨。格拉夫对于荷兰家庭的教育氛围进行了研究，发现父母教育背景、文化涵养和家庭经济情况有所关联，对子女积累文化资本有明显影响，具体化的影响就是喜爱阅读的父母往往能培养出具有良好阅读习惯的子女，进而有助于子女获得学业成就。法卡斯、哥卢布、申汉、沙云等人把学生的学习能力、仪表穿着、出勤率等同文化资本关联起来，泛化了文化资本概念，他们通过学校场域中反映的学生占有文化资本的情形，间接地反映学生的家庭文化资本情况。伊特建立了学生家庭文化资本的三个测量维度：文化眼界广度，包括学生参观各类文化场馆的次数、旅行次数等；文化课程种类，包括校内和校外的文化艺术体育课程种类及文化活动数量；家庭教育设施，包括书籍数量、文化工具种类（电脑、文具、乐器等）等[5]。
高血压自我管理小组的建立和发展，作为提高群众保健意识及全民身体素质的一项治本工程，已列入政府卫生工作的重要内容。随着其内涵和内容的不断延伸，如何建立健全“医患合作、患者自助、自我管理”群防群控慢性病的社区居民健康自我管理模式已成关注重点。由于自我管理小组投入小、效果突出，因此，随着自我管理队伍的逐步扩大及覆盖面的不断延伸，将使包括高血压在内的所有慢性病防控工作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落地，对辖区实现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思罗斯比进而划分了两种形式的文化资本，“有形的文化资本的积累存在于被赋予了文化意义（通常称为“文化遗产”）的建筑、遗址和诸如油画、雕塑及其他以私人物品形式而存在的人工物品之中。这些财富导致了服务的流通,这些服务在进入最后消费阶段的时候立即被作为私人或公共物品被消费，并且（或者）紧接着可能会产生新的商品和服务，其中包括新的文化资本。另一方面，无形的文化资本包括一系列与既定人群相符的想法、实践、信念、传统和价值。然而这个群体是事先确定的，并且与之结合在一起的也是以公共物品的形式存在于公共领域中的一系列艺术品，例如文学和音乐，这些无形的文化财富同样会引起服务的流通，这种流通也许会形成部分的私人最终消费，并且/或者也会导致新的文化商品的出现”[6]。
3.1.1解剖结构因素 从解剖结构上来看，这些漏误诊的病例中大多数都是解剖结构比较复杂，在X线平片上重叠组织较多。本例较多的肋骨骨折漏误诊中，由于肋骨的走形弯曲且本身多个部位相互重叠，还与肺纹理重叠，与胸部、背部褶皱的皮肤重叠，有的位于膈肌上方，有的位于膈肌下方，还有的肋软骨钙化、有的不钙化。所以细微的骨折容易漏诊，与局限性皮肤褶皱影重叠区及肋软骨钙化与肋骨的结合部容易误诊。
（二）思罗斯比用经济学逻辑解释文化资本
思罗斯比在文化资本概念与经济学分析之间架起一道桥梁，进一步讨论文化资本的四层内涵。首先，文化与经济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紧密相关的，文化的发展可催生经济发展。其次，作为一种资本变量，文化资本用来测算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他建立了一个简明的模型，“在时间t 内，某个经济过程中所拥有的内在文化资本积累为K ，这种积累也许低于（或贬值折旧）d ，它需要维持（保证）投资I ，那么,如果加上新的投资I ，资本积累就会进一步扩大。我们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第三，他指出，文化资本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增进我们对可持续性的理解。文化资本的这一内在性质和自然资本相似，文化生态系统对于经济体系运行产生影响，若忽视文化资本的可持续发展，“很可能会导致文化体系的崩溃，其结果必然导致福利和经济产出的丧失”[6]。第四，他认为，若承认文化资本，并发现文化资本引发较为显著的经济现象，则可以将它运用到诸如资本预算和成本收益分析等投资分析技术中。
思罗斯比在论述了自己的文化资本理论之后，提出了文化资本理论的几个研究方向：首先在理论层面将文化资本运用到标准的经济分析模型中去，尤其要注重文化价值领域的发展；其次是对文化资本进行估量，扩大文化指标（culture indicator）的范围；最后，要将文化资本问题落实到各个政策方针的制定过程当中，如在制定艺术政策、文化方针的过程中体现文化资本。
三是营造 “鼓励创新、崇尚创业、宽容失败”的市场创新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大连科技局出台的 “企业专利权质押贷款贴息管理办法”，借鉴青岛 “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专利权质押保险贷款和资助办法”，给予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更大的信贷资助力度和更加宽松的融资条件。借鉴推广深圳“以市场化方式探索设立中试创新基金”做法，帮助企业突破中等规模创新试验环节资金瓶颈。依托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优势和东北亚创新创业创投中心建设，集聚大批量中小微科技型高成长性企业，鼓励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围绕企业生命周期提供管理咨询服务。
在思罗斯比提出文化资本的经济学理论之后，又出版了一些相关著作。2011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经济学与文化》。2013年，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文化政策经济学》。
语文写作素材的积累和运用是提高学生写作水平的关键因素，一篇优秀的议论文不仅需要学生有丰富的语文素材积累，更需要学生能够对素材进行正确的选择、运用，达到既突出中心思想，也增强作文文采的效果。
四、思罗斯比后经济学界对文化资本的理论研究
（一）国外研究
社会学和经济学作为两门独立学科，有着不同的研究范式。“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既非社会学元概念，亦非经济学元概念，而是具有学科综合性的衍生概念，文化资本理论本身就具有学科交叉性。思罗斯比的研究试图超越经济与非经济的二元对立，把经济和文化作为一个统一体加以把握，不仅拓展了经济学研究视野，启发了许多经济学领域学者，而且也为社会学重新审视文化的意义和功能、重新建构社会主体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使得对于文化资本的理论研究产生一个学科转向和跨学科的趋势。
工业视频内窥镜检测设备主要由光导纤维、插入管和视频成像系统组成，从而实现对管材内部视场范围内的监视、记录、存储和图像分析。
客观地说，围绕经济学意义上的文化资本这一核心概念来展开研究，在国外，还是比较新颖的视角。近年来，研究文化资本形成机理、运用文化资本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来分析经济发展态势的学者渐多。帕斯·格罗杰和闻程绍构建了文化资本积累的古诺-纳什均衡模型，分析文化资本随文化消费递增而价值增加，因时间递增而价值减少（折旧贬值）的现象，得出刺激文化消费有助于促进文化资本积累的结论。闻程绍把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文化资本和文化氛围作为分析文化生产流通机制的四个方面，特别研究了文化资本形成过程、价值存量和增量变化发展因素、文化资本对于文化和经济的作用等。罗兰德·福莱尔构建了特定文化资本投资的无限重复博弈模型，推理不同投资者的行为模式和收益变动。布奇·阿尔贝托和塞格雷·乔凡娜基于内生增长经济学理论，建立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两者的互补关系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和引发经济增长的外部溢出效应[7]。
在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交叉点上，巴罗和麦克利认为信仰是一种文化资本，宗教信仰往往对于经济发展起正向作用。路易吉把信仰和观念列入文化资本的价值观层面，探讨文化对于信仰和观念的影响作用和经济发展产生关系。吉多·塔贝里尼从信任、努力、道德和服从四个代理变量上测评文化资本，从欧洲不同文化背景地区采样并统计分析，证实了文化资本和经济绩效的相关性。穆罕默德·罕列出了文化价值观的一系列维度指标，包括信任、尊重、服从和自觉等，把这些价值观指标作为衡量一国文化资本水平的依据，对于亚洲11国的文化价值观进行了实证分析，表明信任、尊重、自觉价值观等对经济增长起积极作用，而服从这一价值观对经济增长起消极作用。普罗斯珀、拉希姆等基于2005年在43个国家获取的文化价值观样本数据，发现了文化教育对于提升文化资本的作用，并得出较高文化资本水平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结论[7]。
在评估文化资本方面，科克伦提出从文化管理目标、文化影响经济发展的程度、文化消费需求三个统计指标上评估文化资本。特拉蒙特和威尔姆斯利用2000 PISA（2000 Programma for Internationale Student Assement，经合组织OECD对组织内28个国家224 058个学生的统计结果）的统计指标，利用层次分析法合成文化资本标准化指数，研究静态文化资本和关系型文化资本对教育绩效的影响。佩雷拉主要运用因子分析法合成调查问卷的统计数据，得到文化资本的替代变量[8]。
（二）国内研究
国内，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文化资本的学者近年来逐渐增多，研究角度不一而足，下面列举主要角度的主要学者观点。
第一，站在文化经济学立场上，探讨文化资本与经济社会发展、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高波、张志鹏提出了运用文化资本与文化成本范式来对文化现象进行经济解释的设想[9]；借鉴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熊彼特所揭示的企业家精神的实质在于企业家在生产中投入了文化资本[10]。陈赞晓指出文化资本即文化因素的资本化，文化资本重在营造[11]。李祝平、宋德勇提出扩大文化资本投资对推动经济增长的路径[12]。田坤明基于文化资本理论框架与“转型期”这个特定中国情境，关注中国经济崛起和文化崛起的关系[13]。李娟伟、任保平、刚翠翠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了市场文化资本和传统文化资本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逻辑机理[14]。仇方道、渠方道、孟召宜搜集了2010年以来江苏区域文化资本发展情况，并站在省域、县域两个角度上对其进行剖析，从而更加全面地阐释了区域发展与文化资本间的关系[15]。王云、龙志和、陈青青测算了我国2004—2009年间省级文化资本存量，在此基础上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及经济计量检验[16]；将文化资本作为重要投入要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构造了扩展的MRW模型分析框架[17]。
第二，探索建构统计评估指标体系，对于文化资本进行量化研究。金相郁、武鹏主要参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新西兰政府部门所设计的文化指标，设计了中国各区域的文化资本存量水平的估计指标[18]。徐明生认为文化资本评价体系的构建可以从有形和无形文化资本两方面选取指标[19]。王云采用CHS模式和永续盘存法（PIM）估算我国文化资本投资和存量；对我国文化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测算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文化资本及其他资本因素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20]。马素伟、范洪认为“城市文化资本”已成为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一种新的资本解释变量，提出了一个测度和计量指标体系，并运用该指标体系对2008年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城市文化资本”进行了实证测度，发现城际间存在显著差异和不平衡性[21]。
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素云并不讨人喜爱，但这一形象的塑造无疑体现了当时社会的中国女性同命运的抗争，以及对自我的重建，表达出了作对叛逆女性身上所表现出反抗精神的理解和欣赏。素云的人生经历就是近代中国女性追求自我身份的例证，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挑战了一个好女人的封建标准。
第三，基于微观视角，研究文化资本与企业文化、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高波认为企业家精神实质是以价值观体系扩展和创新为核心的文化资本积累[22]。陆正华、钟伟、史欣向实证分析了文化资本对广东省21个地级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23]。相关专著的研究则更为系统，诸如李丽、宁凌的《企业发展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本》、刘新荣的《文化资本》、邬锦雯的《打造企业的可持续竞争力：“组织文化资本”研究》、乐国林的《文化资本与企业成长关系研究》、高波的《文化资本、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浙商与粤商成长经验的研究》等。
第四，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文化产业”这一概念正式出现在十五届五中全会上，会上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并提出 “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以来，我国文化产业研究热度一年甚于一年，结合文化资本和文化产业的当代研究逐渐起步。陈锋在其博士论文中用一章研究了文化资本和文化产业的关系[24]。牛宏宝认为就本质而言，文化并非资本的一部分，只有在现代产权制度的作用下，文化资本才能逐渐形成。在文化产业中，文化资产一直扮演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其资产的评估和测量也应以文化资本为核心[25]。厉无畏认为文化资本因创造观念价值而推动创意产业发展，探讨了推动形式和路径[26]。赵小波提出了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换途径，以文化产业3P战略指标体系作结，将文化资本的研究引向量化与深入[27]。何一鸣提出适应文化资本的制度转轨是经济绩效提高的关键[28]。在专著方面，主要有李富强的《让文化成为资本——中国西部民族文化资本化运营研究》、李沛新的《文化资本运营理论与实务》、王雪野的《国际文化资本运营》、皇甫晓涛的《文化资本论》等，这些专著都侧重于从文化资本化（资本化运作）角度来研究当今文化产业问题。
总体而言，国内经济学界关注文化资本还是比较新的事情，以文化资本作为切入点对当代中国文化产业进行的研究还比较少，角度还不够丰富，研究方法还不够综合，学科跨度还不够大，还有很大的研究和创新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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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清恋
Review of the Origin of Cultural Capital Theory and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XU Wang
（Jiangsu Provincial Academy of Culture and Arts,Nanjing Jiangsu 210005,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cultural capital”,the two main perspectives are the sociology and economic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the concept of “cultural capital” was proposed by Bourdieu,placing the cultural capital in the social field.Following him,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have continuously elucidated and deepened his theory,and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divers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Throsby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cultural capital” into economics and explained the cultural capital with economic logic.His research has opened up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discipline of cultural economics,which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and is currently the main research foundation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Key words: cultural capital;Bourdieu;Throsby;cultural economics
中图分类号： G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8004 （2019 ）01-0100-11
DOI: 10.19493/j.cnki.issn1673 －8004.2019.01.013
收稿日期： 2018-05-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资本与消费社会双重视阈下的当代中国文化消费研究”（17CH221）。
作者简介： 徐望（1985— ），女，江苏南京人，助理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文化政策与文化产业研究。
标签：文化资本论文; 布尔迪厄论文; 思罗斯比论文; 文化经济学论文; 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