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银行应注意金融调控的地区差别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央银行论文,应注意论文,差别论文,地区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计划向市场过渡的转轨时期，金融体制作为整体经济体制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也是计划金融与市场金融并存，并基于地区间原有基础的不同和经济制度转轨步伐快慢各异，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二元金融结构：东部地区的市场金融较多，计划金融成分微弱，而西部地区则相反。从理论上说，对于一个区域金融经济发展非均衡的经济，如果奉行“一个国家、一种金融政策”，则这种相同的金融政策投入势必会引起不同地区间的不同产出，出现“苦乐不均”的现象，并可能扭曲地区间的经济关系。从这个角度说，我国长期以来所实行的全国范围内均齐划一的宏观金融政策，表面上看来是平等的，但是在具体的经济环境中反而会产生强烈的不平等，并诱发地区经济金融利益的冲突与摩擦，进而成为区域经济金融发展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宏观金融政策不应是简单的、统一的，而应根据各时期、尤其是各地区的经济金融实情实行多样化、区域化。然而我国金融调控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忽视地区差别，实行“一刀切”的政策倾向。经济实践证明，这种忽视地区差别的政策倾向非常不利于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宏观经济的稳健运行。
一、统一金融政策与地区经济差别之间的不协调性
1.“一刀切”的紧缩货币政策
纵观经济体制市场化变迁以来的历次经济波动，我们发现，沿海省区作为推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和主力，其经济波动与我国整体经济的波动基本呈现一致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更多的是以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运行为参照系，而忽视了不同地区经济的景气差异，单纯地采取了“一刀切”的政策。从经济景气的角度看，不同地区经济在事实上是存有“冷”“热”差异的，其中东部沿海地区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乃至整个内陆地区则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往往当东部沿海地区进入“高热”状态时，中西部广大省区往往还处在偏“冷”状态之中。而当全国景气值达到较高状态时，西部地区可能刚刚进入景气状态。而当全国景气被迫调整时，西部地区又过早地先于全国平均水平进入低谷期，而东部地区则往往处于景气回落的中间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一刀切”的宏观紧缩政策在地区间产生了各异的效应。“一刀切”的紧缩货币政策使东部经济从过热状态中降温下来的同时，却将西部经济从正常增长的轨道拉入停滞衰退的深渊。并且，紧缩政策往往发生在落后地区刚刚启动经济之时，对其打击尤为沉重，使其恢复和重新进入繁荣阶段的能力弱于东部地区。并最终导致东西部地区间经济金融差距的不断扩大。
2.统一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自1984年建立中央银行体制以来，存款准备金就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一项重要工具。它对于保证商业银行经营的流动性，保护存户存款的安全性以及加强信用规模的宏观调节均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经济运行区域化的条件下，统一的存款准备金在客观上不利于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首先，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西部落后地区的存款增长能力远比东部沿海地区小，因此按同一准备金率交存准备金必然会加剧西部落后地区资金匮乏的状况，使之难以摆脱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均衡陷阱”。其次，抑制了西部地区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因为货币乘数＝（1 +现金比率）／（法定准备金率+备付金率+现金比率），在基础货币一定的条件下，货币乘数越大，货币供应量也越大，反之亦然。由于西部地区的货币信用化水平远低于东部地区，其存款与现金的比率较高，而法定准备金率和备付金率是全国统一的（1998年二者合并），未能得到应有的照顾，自然使得西部地区的货币乘数长期低于东部地区以至全国平均水平。西部资金紧张的状况虽是多方原因所致，但货币乘数低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3.统一的利率管制
资金具有趋富嫌贫的天然本能。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在客观上形成资金预期收益率的地区差异，因此经济落后地区的资金总是存在着向发达地区流动的内在冲动。从表面上看，全国各地执行统一的官方利率政策，但在事实上却形成了实际利率和官方利率并存的双轨利率格局。其中，东部沿海地区的实际利率已基本实现市场化，而西部地区仍严格执行统一的官方利率，导致实际利率长期处于低利率或负利率状态之中。从自身利益出发的西部各商业银行基层行宁愿将本来数量不多的信贷资金向外拆借，也不愿用于本地贷款，反映在银行帐户上，则主要表现为西部省区的存款增势缓慢，而东部省市的银行存款大幅增长。尤其是自1994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开始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资金运用更多地是基于安全性、盈利性、流动性的经济理性原则进行。这使得西部地区经济效益较差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难以得到银行的资金支持。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过低的实际利率，在客观上还诱发低效企业的贷款欲望，以赚取高通涨率与低利率之间的差额部分。这进一步加剧了西部地区资金紧张的状况，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保护落后、抑制先进的负面效应，非常不利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4.统一的再贷款政策
1993年7月，针对当时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攀升、 货币超经济供给的经济形势，中央银行在货币管理体制上进行了重大改革，集中管理货币信贷，上收货币调控权，取消人民银行一级分行7 %的资金调剂权（再贷款权），原先的专项贷款划归有关政策性银行。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实行总行对总行的形式，中央银行总行贷款给商业银行总行后，由商业银行总行自己进行区域资金的分配和调节。这样一来，人民银行通过再贷款调节资金区域配置的功能不复存在。不仅如此，商业银行总行受经济利益驱动，相对以至绝对减少了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资金运用。这在客观上影响了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金融的发展，进而引致区域经济金融差距的扩大。
5.统一的金融机构设立门槛
近年来，为了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银行业的稳健运行，我国对金融机构的设立进行了严格的管理。在机构的审批条件，特别是资本金的规定以及审批权限等方面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固然，这些规定和管理从总体来看，对于宏观金融的稳定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看，对资本金的要求一视同仁而不考虑地区差别却不尽合理。我们知道，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金融实力远非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所能同日而语，二者存有巨大的差距。在这种情形之下，相同的资本金要求对于东部省市可能不算什么，对于中西部省区则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因此，这种没有差别的全国均齐划一的金融机构设立门槛在客观上只能认为是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金融业发展的桎梏和限制。目前，我国中西部欠发达省区金融业的发展，特别是地方性金融机构的数量远比东部省市少，固然有起点低、金融需求小等方面的原因，但是国家从宏观上忽视不同地区的差异，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金融业发展扶持不够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6.统一的金融组织形式
虽然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金融体系已经得到了迅猛扩张，从体制内外成长起大批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但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依然是国有商业银行。长期以来，国有商业银行均实行全国统一的总分行制。这种组织形式在客观上不利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因为总行受全行资金效益最大化的目标驱动，必然会统一调度其各地方分支机构的资金，并向预期资金收益率高的地区倾斜投放。由于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在贷款收益上存在事实上的差距，因此各国有商业银行总行必然会以内部上存资金等不同形式“虹吸”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资金，导致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资金大量外流，加剧其资金匮乏的状况。由此可见，这种总分行制的银行组织形式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金融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二、矫正金融调控忽视地区差别的政策倾向
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表明，基于自然禀赋的差异和人文历史的沉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大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常形态和基本特征。许多发达国家在历史上都曾不同程度地经历了区域经济差异扩大到协调发展、区域差异缩小以至消除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区域经济差异扩大是一个“市场失灵”的领域，因为“市场力的作用倾向于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间的差异”，要缩小地区差别，就必须加强国家对落后地区的政策倾斜。因此，我国金融调控必须摆脱目前这种忽视地区差别、只顾全国统一的政策倾向，采取地区差别式的金融政策，以抑制地区经济差距的扩大，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金融政策作为发达国家区域经济政策体系中最重要的政策手段之一，历来特别注重统一金融政策和地区经济差别之间的协调性，在金融调控过程中能兼顾落后地区的经济利益，并有意识地采取倾斜式的措施，扶持其经济金融的发展，“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因此，我们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同时借鉴发达国家政策实践，为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希望对宏观决策有所启迪和可资参考。
1.建立平等参与的货币政策决策机构和地区经济景气研究机构。
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政策手段的实施也要从制度设计上保证各地区有平等的参与权和表达权。作为国务院货币决策机构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人选安排应按地区公平分配，实行不同地区的平等参与，以反映各地区特别是落后地区的呼声。除中央银行行长是货币政策的当然委员以及一些经济学家加入之外，其余委员可由31个省区代表组成。无论大省小省，穷省富省，“一省一票”，在国务院领导下，专职研究和审议我国各个时期的货币政策及其运作。
前已述及，我国地区经济运行景气存在时间上的差异，因此应对不同地区不同的经济金融运行态势进行逆向调节。除了各大央行大区分行应认真搞好货币政策的区域研究之外，可借鉴一些发达国家解决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成功经验考虑成立一个专门研究西部经济发展的机构，归国务院领导，专门研究、论证、提出开发西部经济的意见、政策和措施。
2.实行地区差别式法定存款准备金制。
随着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存贷款差额的缩小，若最终使其存入额大于向央行的贷款额，则存款准备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调节作用。由于西部的货币乘数远小于东部，为使存款准备金能够发挥调节资金配置的区域结构的功能，可以考虑按地区制定差别准备金率的政策。发达地区的存款准备金率可以高一些，而不发达地区可以低一些。使中央银行集中部分发达地区的资金支持欠发达地区，以保持资金配置区域结构的适度平衡。具体做法可以是考虑给每个大区分行一定的准备金浮动权和再贷款权，以使之可根据本区域经济金融的实情因地制宜地确定比较适当的准备金率和发放一定数量的再贷款，从而达到支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例如美国会员银行法定准备金额，不但根据银行规模大小，而且根据银行所处的三类地区分别制定。如1935年纽约、芝加哥、圣路易斯的国民银行都属于“中央储备城市银行”，活期存款准备金率为26%；其他16个城市较大的国民银行为“储备城市银行”，准备金最高为20%；其余不发达地区如阿肯色、俄克拉荷马、得克萨斯国民银行为“乡村银行”，准备金限额为14%。这一措施显然有利于促进落后地区的开发。自1945年以来，美国法定准备金屡有变动，但依据不同地区银行设置不同准备金率这一原则依然如故。
3.实施地区差别式的利率政策。
中央银行在规定全国统一基准利率的前提下，应赋予各央行大区分行不同程度的利率浮动权。并最终使得东部地区实际贷款利率高于基准利率，而中西部地区则相反。同时为避免由于资金追求自身增殖的本性导致中西部地区资金外流，中西部的中央银行大区分行还应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对资金的外流实行限额比例管理，明确规定本区域金融机构向外净拆出资金应不得超过自有资本的一定比例，以限制资金的过度外流引起的本区域金融震荡和区域间金融的不平等竞争。同时应明确规定跨区域贷款的审批权限，建立异地贷款的信用证制度和严格的资信评估制度。此外，为刺激对落后地区的投资，央行总行可赋予大区分行实行倾斜式利率政策的权利，即主要采取利息补贴的形式对向落后地区开发的投资给予利息补贴。譬如比利时为鼓励对落后地区投资，利息补贴达到5～7%，享受补贴额可达投资总额的75%，补贴期为5年。 再如80年代初法国政府为推动老工业区“再工业化”计划和老工业区企业技术改造，专门设立了优惠的“再工业化”贷款基金，以两种方式发放：一种是直接发放给企业，利率为9.75%（通常利率为16.18%）； 另一种是间接提供，即先按9.75%的利率发放给有关信贷公司，再由信贷公司贷给有关企业，利率为13～14%。
4.设立专门支持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中西部开发银行。
我国目前虽已成立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但是尚无一家专门为欠发达地区提供政策性融资的金融机构。因此可考虑成立一家专门为支持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资源开发和经济建设的政策性银行—中西部开发银行。如日本的冲绳振兴开发金融公库，就是为开发边远地区—冲绳地区提供长期资金的金融机构，同时兼办其他政策金融机构在冲绳的业务。又如意大利的南方金融租赁公司，是为开发南方落后地区而设立的，其目的是专门为南方中小企业优惠出租先进技术设备和生产流水线。
5.适当降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设立金融机构的门槛。
在制订相应的制度的法规基础上，今后可以金融机构的组织形式和是否跨区域，作为划分央行总行和大区分行之间的审批权限，即区域性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设立可交由人民银行大区分行统一审批，而总行只负责审批跨区域的总分行制的金融机构。同时，总行应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设立金融机构降低资本金等方面的门槛。如美国在设置商业银行的资本金上依据各地区不同情况，做出不同要求。美国银行所在地不到6000人的，最低资本金为5万美元，6000人至5万人的，资本金为10万美元，超过5万居民的，最低资本金额为20万美元。显然， 这种地区差异对商业银行资本金所做的不同规定，对促进经济落后地区的金融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6.实施地区差别式的金融监管。
新成立的九家中央银行大区分行实施的是中观层次的金融监管，在服从总行宏观监管的前提下，在具体监管目标以及监管工具方面，应紧密结合区域经济金融发展状况。具体说来，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大区分行在金融监管上主要是规范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有序竞争、稳健经营、逐步与国际金融业接轨的运行环境，促进发展与改革；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中央银行大区分行的金融监管则主要是使金融业向基础产业倾斜、推动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在监管工具方面，发达地区的中央银行大区分行将主要和更多地运用符合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如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政策等。而欠发达地区的中央银行大区分行将主要和更多地使用一些较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如利率政策、信贷政策等。同时，即使使用相同或相似的货币政策工具，各大区分行也应结合区内经济和金融状况的不同，注意把握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力度、货币政策工具传导机制的时滞等方面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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