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的原初“制作”——西方哲学诞生的技术现象学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学论文,形而上学论文,西方哲学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探讨形而上学的原初“制作”，意味着要从技艺的角度去追问原初形而上学的构造。本文拟从语言技艺的技术现象学视域，来尝试探索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之原初形而上学“制作”的隐秘。
一、原初形而上学与语言技艺
一般认为，“形而上学的形成以巴门尼德的存在学说为其开端，中经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念论，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初步完成”。(张志伟等，第16页)这个观点并非没有争议。譬如，尼采、海德格尔等人就把原初形而上学等同于柏拉图主义，以至于认为西方历史上的种种形而上学体系不过是柏拉图主义的某种变体。而施特劳斯学派却认为柏拉图本人并不是柏拉图主义者。如罗森所说：“柏拉图主义的历史，肇始于亚里士多德而非柏拉图。”(罗森，第193页)在他们看来，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才是真正原初的形而上学。
确实，巴门尼德开启了以“存在”为对象的思想先河，使哲学摆脱了古希腊早期主要追问自然“本原”的自然哲学之路。但在笔者看来，他的思想只是蕴涵了形而上学的某种基本因素，并非真正的形而上学。众所周知，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没有使用过“形而上学”一词。但从后世使用“形而上学”一词的多重意义看，柏拉图的“形式论”(过去译为“理念论”)无疑是他的形而上学。柏拉图用“形式”(eidos)或“形相”(idea)来探讨超越感性的、不变的、永恒的、普遍的、绝对的“存在”：“形式”是现实可感世界的终极原因和本质，是真理性知识的源泉。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包含的范围则要宽泛得多，它至少包含关于终极原因和原则的科学、关于“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科学和关于不动的动者的“神学”等三个方面。显然，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是在继承了柏拉图形而上学基础上的革命性发展。这种发展不仅是研究范围的扩展，更重要的是通过逻辑技艺创新，改变了在柏拉图那里形而上学半诗半逻辑的性质，使它成为一门逻辑上严格、体系上完整、具有“本体论”(ontology)形式的第一哲学。可以说，离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将是无源之水；撇开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则将因其内在的矛盾而处于未完成形态。因此，笔者更愿意把原初形而上学理解为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思想发展的过程与结果，它的“制作”完成标志着西方哲学的真正诞生。
技艺从古希腊起就遭到哲学家长期的忽视或排斥。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斥责手工业者：“他们的灵魂已因从事下贱的技艺和职业而变得残废和畸形，正像他们的身体受到他们的技艺和职业损坏一样”。(柏拉图，1986年，第246页)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任何职业、工技或学课，凡可影响一个自由人的身体、灵魂或心理，使之降格而不复适合于善德的操修者，都属‘卑陋’。所以那些有害于人们身体的工艺或技术，以及一切受人雇佣、赚取金钱、劳悴并堕坏意志的活计，我们就称之为‘卑陋的’行当。”(亚里士多德，1983年，第408页)这些蔑视技艺的言论除了有鄙视劳动者的阶级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企图维护无功利的、静观的理论知识追求自由与真理的崇高地位。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把人类的认知分为理论的、实践的和制作的(theoria,praxis,poiesis)三类：理论只与知识(episteme)相关；实践则与实践智慧(phronesis)相关；而制作只与技艺(techne)相关。三者之间互不包括，并且有等级之分。其中理论最高贵，实践次之，而制作最低贱。形而上学作为“第一哲学”，作为理论的最高形态，是不可以从形而下的、低贱的“制作”技艺层面去讨论其本质的。亚里士多德明确地说过：“从古代哲学的历史看，也可以明白它不是一门制造术。……人们是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的。”(汪子嵩等，2003年，第3页)
任何理论的运思与写作都必须使用语言。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十分重视语言的作用。如柏拉图认为，要从事哲学首先必须学习正确地使用语言。他在《克拉底鲁篇》中专门讨论了怎样使名称正确的问题，并引申出名和实的关系问题，甚至他的“形式”就是从词义分析中衍生出来的。(参见柏拉图，2003年，第57-133页)亚里士多德更加注重哲学范畴的词义分析。比如，他在《形而上学》第五卷中就分析了30个哲学名词的各种歧义。(参见亚里士多德，1993年，第110-144页)可见，他们早已意识到语言是理论构造必不可少的工具。然而，如上所述，他们极端贬低技艺，那么，他们能把语言视为一种技艺吗？
从他们对智者的批判中，可以看出他们对语言的态度暧昧的：一方面，他们肯定智者的修辞学是必要的语言技艺，赞同智者用logos来思考语言的做法。古希腊的logos包含有三层意思：“第一，语言的形式方面，包括正确措词和表达技巧等；第二，思维方法和思维形式；……第三，语言所表述的思想内容，包括公式、定义、原理、规则等。”(汪子嵩等，1993年，第161页)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智者仅从logos的前两层意思、尤其是第一层意思去讨论和教授语言，并以此为获取利益而不是真理的手段，从而使修辞学沦为在论辩中以“求胜”为目的、追求华而不实的词藻和玩弄文字游戏的低贱技艺。他们旨在将logos的第三层意思发展成以“求知”为目的的“辩证法”，它才是无功利的、追求真理的语言之道和求知之道。如此说来，以功利为目的的制作，无论是实物的制作还是语言的制作，都是低贱的技艺，而以非功利的知识、真理为目标的理论构造，才是高尚的事业。对于理论的运思与构造来说，语言技艺仅仅具有从属的、次要的、服务的地位与作用，本质上并不具有思想上的生产性，绝不可能主宰思想的创造。
从把现象学与实用主义结合起来的技术现象学(technological phenomenology)立场看，语言，包括高贵的哲学语言，仍是某种技艺。这种技术现象学旨在从技术的立场来看待人与世界的境域性构成，即主张探讨人作为有机体与环境世界如何在技术中在场，认为技术是我们原始地经验人与世界的视域。这意味着我们将以生活世界中的各种具体技术给予的原初经验为视域来理解人的行为、人的存在和世界的构造。在这样的技术现象学视域下，语言不仅是“表达”技艺，而且是能够“生产”多重复杂意义、构建人的思维方式的技术力量。
首先，语言是一种技艺。技术现象学力图拓展技术的范围，打破传统技术哲学仅将技术视为实物工具及其使用活动的观念。在杜威的“有机体-环境”模式中，他认为一切能够有效控制与调节有机体与环境的工具手段都是技术。如拉里·希克曼所说：“杜威不同于大部分技术哲学家，他认为技术工具包括非物质的对象，例如观念、理论、数字和逻辑对象(例如逻辑联结词)。……杜威的技术批判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认为工具或设备跨越了心理和物理、内在和外在、实在和观念这些传统的界限。”(希克曼，第2页)沃尔特·翁指出：“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面对这个事实：文字是技术。……思维过程并不仅仅是在自然力量里诞生的，而是直接或间接地由文字这种技术力量构建的。……文字改变人类意识的力量胜过其他一切发明。”(翁，第59-63页)就是说，语言以及由语言构成的理论本身都是某种技术工具，理论活动可以理解为在生活世界中运用语言技艺在观念上处理各种关系的技术性行为。技术史的研究也表明：“语言作为最重要的工具，主要不是一种用于表达思想的方式，而是首先扮演着更为实际的角色，那就是行为控制。”(辛格等，第57页)如果认可上述观点，那就意味着必须突破亚里士多德关于理论、实践和制作的三分法，颠覆理论高于实践、实践又高于制作的等级；反过来，确立技艺制作对于理论的奠基地位。
其次，语言技艺具有“生产性”。在传统观念中，语言仅仅是“表达”的工具，与具有创造性的思想本身相比，它只是外在的、从属的，并不具有“生产性”。甚至连胡塞尔都认为语言只是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并不具有创造性。他说：“表述的层次——这正是其独特性所在——，除了它将表述赋与一切其他意向性之外，不是生产性的。”(胡塞尔，第304页)分析哲学也只从如何能够进行有意义的合理表达来看待语言。然而，海德格尔认为：“就其本质而言。语言既不是表达，也不是人的一种活动。语言说话。”(海德格尔，2005年，第10页)在希腊早期，logos及其动词形式logein既意指“说”，又意指“让某种东西现出”。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说话”就是让事物是其所是地在语言中在场显现，语言带出事物、带出世界。“词语缺失处，无物存在。……语言是存在之家。”(同上，第152-154页)在“带出”这个意义上，语言是具有“生产性”的。语言并非只是表达思想的符号体系，而是和人的其它活动编织在一起生产思想、调节情感与行为、创造生活的“生产性”活动。
第三，语言技艺结构的多层次性与整体性。通过语言技艺制作的任何“产品”，可以说都是某种信息形态的人工物，它以某些物质形态的东西为载体，以语音、文字、符号、图像等“能指”建构出具有某种意义的“所指”。“意义”才是一切思想、语言活动的根本目的，因为“意义”使人类对自身的行为、存在方式、万事万物乃至于整个世界有所领悟、有所理解，并借以控制和调节情感、认知、行为以及与环境的多重复杂关系。语言技艺之所以能够操作生产，关键在于，有意义差异的语言基本单位(词)可以组合成不同层次的意义。从语言的结构上讲，语言至少可分为四个层次：(1)词；(2)句子；(3)段落；(4)全文(文体)。这些层次的意义构造需要不同的语言技艺来制作：定义、判断、推理、论证；修辞、语法、逻辑；转喻、比喻、隐喻；诗文、散文、论文，等等，构成了复杂多变的语言技艺。“文体”作为语言的最高层次，在整体上呈现出人的思维方式及情感特质；一定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文体”，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该时期的历史、文化及生活方式。
在理解了语言的技艺本性之后，现在回到本文的主题，那就是从古希腊语言技艺的演变，来解释哲学家制作原初形而上学的隐秘。
二、古希腊的语言技艺的演变
语言技艺经历了从口语技艺到文字技艺的发展。古希腊文字是公元前8世纪中叶由腓尼基人带到希腊来的，后来逐步形成了以伊奥尼亚、埃俄利亚和多立亚为主的三个语言分支。“随着雅典的崛起，同伊奥尼亚语支比较接近的，并又具备这三个语支的共同点和优点的阿提卡语言就获得统治地位。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古希腊哲学、文学和历史等著作，就是用这种文字书写或传抄的。”(汪子嵩等，1988年，第23页)此后，古希腊语言技艺在时间上先后形成三种占主导地位的文体：诗文、散文和论文，它们对应着三种不同的语言技艺。
1.诗文技艺
诗文“文体”是古希腊最早形成、占统治地位的语言，它包括史诗、教谕诗、抒情诗和悲喜剧(也用“诗”的技艺写作)等。“诗”先以口述的方式被行吟诗人吟唱了数百年，公元前8世纪希腊文字形成后，才用文字记载下来，荷马史诗就是如此。此后，“诗”开始以吟唱与书写两种方式存在，诗文技艺是统领希腊全部精神世界的语言技艺。
古希腊人用“诗”的技艺开启了当时希腊人“诗意”的存在方式，开启了人生存于其中并由神创造的世界，人与神在“诗”的境域中不可分离地关联在一起。荷马的《奥德赛》和《伊利亚特》展现出充满诸神、神迹、英雄、战争、人与神的交往、城邦政治、伦理、法律等的世界与历史；赫西俄德的教谕诗《神谱》展现了宇宙的起源和神的谱系，《工作与时日》颂扬了公正与勤劳的美德；萨福的抒情诗展现了人的离别之愁、嫉妒之感、永恒的爱情；品达的抒情诗热情洋溢地赞美与歌颂了希腊民族的生活，等等。诗人作为掌握了高超语言技艺的、最早的“知识分子”，被看作是“神的使者”，在古希腊具有与先知、祭司一样神圣的地位。
那么，诗人究竟掌握的是怎样的语言技艺？在笔者看来，这种语言技艺可归结为如下三点：(1)从词句层次的技艺上讲，诗文“文体”起源于口耳相传的民谣、用方言构成的诗句，其有韵律的吟唱不仅易于打动人，而且易于记忆储存。这就使得“诗”及其承载的精神易在广大的地域传播，并为世世代代所传承。当代学者米尔曼·帕利、阿尔伯特·洛德等人的研究表明，古希腊行吟诗人已经掌握了套语、名号、程式、主题、场景、音节、音步、韵律等“预制件”，以及将它们自由地编织、拼装起来的口语技艺，诗人们凭此语言技艺创造出了成千上万行的伟大史诗。(参见翁，第14-22页)文字产生后，诗文技艺依然保持着这种口语技艺的传统。(2)从文体层次的技艺上讲，诗人制作“生产”的神话、故事乃至于整个世界图式，并非全是虚假的幻象，而是真假参半，既含有想象的因素、古老的历史传言，也含有真实生活的写照，加上生动感人的文风，使大众对它们深信不疑；充满神性的“诗”构成了人们理解和解释世界与人生唯一的、稳定的视域和模型，成为生活习俗、政治秩序保持稳定的基础。(3)从运思的技艺上讲，当时古希腊还没有产生出抽象的概念、范畴，更没有推理、论证的逻辑规则，在运思上依靠的是强大的记忆力与想象力，因而诗文极为丰富多彩并富有创造性。维柯说：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就是“把各种不同的人物、事迹或事物总括在一个相当于一般概念的一个具体形象里去”。(转引自汪子嵩等，1993年，第134页)
2.散文技艺
公元前7世纪末爱奥尼亚人开始了叙事性的编年史、年谱的书写。在“诗”统治的世界中开始出现了散文文体，它最早的形式就是历史散文。随着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史学大家的出现，希腊历史散文的写作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稍后，散文文体又发展出另一种形式：哲学散文。本来，古希腊人以“诗”作为工具，来让神使人间事务获得秩序、形成习俗和原始宗教，以维系人与人、人与氏族社会、氏族与氏族之间的稳定关系。但随着农业、工商业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形成，个人和城邦利益的追求迅速膨胀，各种战争连绵不断。“诗”所描绘的诸神的世界尽管也充斥着冲突与矛盾，但出于对神的虔诚敬畏，人们不敢怀疑神，只能主张神人分离，将目光专注于人间事务的混乱。显然，此时已不能用充满神性的诗文技艺来单独地理解和解释人间事务，只能“发明”新的语言技艺来处理和重建人间的秩序与习俗，制止动乱带来的破坏。在笔者看来，转向对人间事务的关注正是散文“文体”产生的根本原因。希罗多德所用的“历史”(historia)指的是一种“探究”(inquiry)：他不仅想让人们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而且力求告诉人们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探究”隐藏在背后的各种原因。因此，散文技艺带来了诗文技艺所没有的新功能，那就是“探究”。
古希腊散文的语言技艺可概括为如下几点：(1)从词句层次的技艺上讲，因为散文“探究”的是人间事务，自然要采用更加质朴的日常词句，简洁、扼要、生动、流畅，不追求“诗”句的优美的词藻。亚里士多德说：“散文结构的形式，既不应当押韵，也不应当没有节奏，押韵的形式，因为是人工做作的，所以会破坏听者的信任。”(亚里士多德，1979年，第89页)这种语言技艺对于大众参与讨论生活世界中的各种事务，对于清楚明白地发表个人演说，乃至对于城邦民主政治的形成都大有益处。正是在频繁的演说活动的推动下，古希腊散文逐渐形成了一种长期影响后世的正规文体：“散文仿佛是用理智性的‘类’来说话的”(维科，第238页)。(2)从文体层次的技艺上讲，历史学家通过散文技艺，努力“探究”并企图“制作”出稳定人间事务秩序的社会模型，以此为基础来建立新的社会伦理、习俗、法律及各种制度，从而制止社会动荡变化所带来的破坏。散文技艺首度成为人类探究和表达“知识”、追求真理的重要工具。(3)从运思的技艺上讲，散文技艺利用的不是诗文技艺的“想象力”，而是实地的观察、记录和搜集资料。希罗多德、修昔底德都认为，人所说的一切必须以直接的观察为基础。(罗森，第41页)但是，由于缺乏严格的概念界定和逻辑推理、论证等理论思维的技艺，要从纷纭复杂的人间事务的背后通过观察“探究”出历史因果关系是十分困难的，它往往被掩埋在结构松散、枝蔓芜杂、细碎繁琐的历史叙事之中。
3.诗文技艺与哲学技艺的争斗
历史散文不仅对充满神性的“诗”的语言保持着敬畏与尊重，而且还继承了它的一些重要特性。但是，稍后同样从散文技艺发展而来的哲学散文，则以革命的姿态来对抗和挑战“诗”及其技艺的“神圣”地位。与关注人间事务的历史散文家不同，最早的哲学家关注的是自然。为什么关注自然就会与“诗”发生争斗呢？最初的哲学家大多公开地把某种物质性的东西当作万物的本原，这显然与当时高居统治地位的“诗”尊崇的万物来源于“神”的信念产生了巨大冲突。“早期希腊哲学家经常表现出一种姿态，试图与诗歌的权威地位拉开一段距离。他们通过界定诗人有限的认知或交流范围，借以表明哲学家才是能力无限的饱学之士。他们还试图为自己开辟一块理智思维的空间，从而享受比其他社会交流形式更多的特权与自主性。”(Most，p.334)从此，两者之间的相互攻讦就一直不断。塞诺芬尼谴责荷马、赫西俄德等人把神人格化，亵渎和丑化了神灵。赫拉克利特也说赫西俄德虽然饱学多才，但并不具有真知，而荷马更是应该被驱逐出赛会并遭受鞭笞。柏拉图认为诗人无法告诉人们真理，只是擅长摹仿术和自命不凡的骗子而已，应该把诗人驱逐出城邦。而诗人也大肆攻击哲学家是“对着主人无助地吠叫着的狗”、“痴人瞎扯中的高手”；阿里斯托芬在他的喜剧《云》中将苏格拉底狠狠地丑化和嘲讽了一番；苏格拉底甚至可以说死于诗人之“手”，因为控诉他的人之一就是诗人美勒托斯，他宣称这是“为了给遭受侮辱的诗人们报仇”，等等，不一而足。(参见先刚，第74-75页)
在“诗”统治的时代，要与“诗”抗争，哲学必须“发明”一套新的语言技艺，笔者把这种新的语言技艺称为“哲学技艺”(或称“论文技艺”)。“诗”与哲学的争斗实际上就是诗文技艺与哲学技艺之间的争斗。可以说，哲学正是在这种争斗中，通过哲学技艺从发明、历练、再创新到走向成熟的漫长岁月中形成的。
三、“哲学技艺”与原初形而上学的“制作”
希腊哲学的“诞生”几乎走了200多年的“难产”历程。这一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从泰勒斯到巴门尼德；(2)从智者到苏格拉底；(3)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这个论点一定会遭到众多质疑，因为在常识看来，哲学早在以泰勒斯为首创的自然哲学家那里就已经“诞生”了，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里则走向成熟，并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故怎么能说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才“诞生”呢？笔者之所以持上述观点，是因为在笔者看来，只是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技艺才真正成功地被“开发”出来，并以此为语言工具，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分别完成了原初形而上学的“制作”；原初形而上学的建立，才真正标志着以它为核心的希腊哲学的“诞生”。因此，按照上面三个阶段的划分，第一、第二阶段都不过只是哲学“诞生”之前的“孕育期”而已。
1.哲学“诞生”前的“孕育”
第一阶段那些最初进行“哲学”摸索的人通常被称为“自然哲学家”。他们以“自然的本原”为对象进行思索，主要依靠散文技艺来进行运思，许多人还继续用“诗”的形式来表达。当他们摆脱诗文技艺展现出的神，而以散文技艺的“观察”来面对自然之时，发现自然给他们呈现出的永远是不断的“涌现”与“变化”。因此，赫拉克利特只能无奈地叹息：一切皆变，万物皆流！(汪子嵩等，1988年，第441页)在这个可感的世界中，依靠肉体之眼“观察”，根本找不出“变化”的“根据”，即稳定的“本原”。这就意味着“观察”根本不能敞露自然的“真理”，顶多只能达到关于自然的“意见”。但是，不肯就此罢休的“爱智者”继续思索：不动的、稳定的“本原”一定不在自然中，因为自然就是变化；那么它只能在自然之外，在可感的世界之外，巴门尼德将之称为“存在”(to on，也译为“是”)，他用名词化的、抽象的“存在”一词，来表示永恒的、无生无灭的、连续的、不可分的、稳定的“本原”整体。(同上，第618页)然而，如何“探究”“存在”？靠散文技艺根本“观察”不到它，靠诗文技艺则可能退回到“神”那里；由于哲学技艺尚未发明产生，无“技”可施的巴门尼德只好把超自然的、不可感的“存在”想象为可感的“圆球”。(同上，第676页)第一阶段的贡献在于，在自然与本原、变化与稳定的结构中，确立了“存在”为此后形而上学研究的对象。
第二阶段的“哲学”探索者主要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语言技艺；另一方面，则把关注的重心转向人间事务。首先关注这两个问题的是智者。智者“开发”的语言技艺在哲学诞生过程中的贡献表现为如下两方面：(1)智者用修辞学融合了诗文技艺与散文技艺的传统，既注重遣词造句的排比、对称、修饰、生动、华丽，也注重整篇文章或演讲的前后因果推理与归谬论证等方法，再加上演讲中的声调、手势、表情、姿态，使语言具有打动人心、使人相信并促人行动的各种效果；(2)智者对语言技艺的研究推动了书写语法的完善，推动了正确措词、正确表达等语言“正名”问题的解决，推动了论辩术水平的提高，由此也推动了逻辑思维形式的发展，等等。(同上，1993年，第129-130页)虽然智者在修辞学、语法学、逻辑学等方面对哲学语言技艺都有着巨大影响，但他们大都并不关心也不认为语言技艺可以解决“存在”问题，比如，高尔吉亚关于“存在”问题就提出了著名的诘难。(参见同上，第265页)
苏格拉底的思想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前面说过，人间事务首先为历史学家和智者所关注，但历史学家用散文技艺“制作”的企图稳定人间事务秩序的社会历史模型，既没有成功地制止人间事务的混乱，也没有真正改变人们对正义、勇敢、德性、知识等重大观念的混乱认识；而智者对这些观念的相对主义解释则使人们趋向于怀疑论。因而，苏格拉底决心对这些重大观念重新进行理性的定义，并就这些观念与智者进行论辩。在此过程中，他一方面深受智者关于语言技艺思考的启发，另一方面也深感超越散文技艺的必要，同时也为缺少哲学语言技艺而感到无奈。故此，他开始不自觉地讨论语言中的修辞、命名、意义等问题，开始建构推理、证明的逻辑形式、规则及辩证法。由于他并不关心“存在”问题，因而也没有完成哲学技艺的逻辑化系统建构。但他确实为柏拉图、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系统地建立以形式逻辑为核心的哲学技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准备。(同上，第512-550页)
2.柏拉图对原初形而上学的修辞学“制作”
柏拉图的原初形而上学“制作”，走的是“存在——修辞学——形式论形而上学”的路线。他所使用的哲学技艺是把诗文技艺、散文技艺、智者的修辞学、苏格拉底的逻辑学与辩证法等加以融会贯通，在总体上呈现出修辞学倾向的创新成果。在哲学与“诗”爱恨交加的纠缠中，柏拉图完成了他那些诗情飞扬又玄机深远的伟大“对话”文本的“制作”。柏拉图并没有用专门的著作来集中系统地阐述形式论，但他的每一部对话几乎都涉及了形式问题，其中比较集中的是《理想国》、《斐多篇》、《蒂迈欧篇》、《巴门尼德篇》等。从这些对话中可将其形式论概括如下：
(1)存在论。柏拉图认为“存在”就是“形式”，形式构成了一个真实存在的“形式世界”，形式不是我们脑子里的某种奇特观念，也不是人为约定的共同名称，而是客观真实的“存在”。从此，巴门尼德无着落的“存在”终于在柏拉图的形式世界里站稳了脚跟。形式世界与现实世界两者相互分离、并存不交：形式不在我们这个现实的世界中，它们是超越的、超验的，而现实世界是可感的；由于形式不存在于时间、空间中，它们又是普遍的、必然的、永恒的，而现实世界则是特殊的、偶然的、流变的；由于形式是现实世界的本质，现实世界的任何东西正因为“分有”、“摹仿”了形式，才获得其本质，因而，形式又是现实世界绝对的、纯一的、终极的原因和其摹仿的完美样本和范型，而现实世界则是相对的、幻象的、杂多的和不完美的。
(2)知识论。由于现实可感世界中的一切都是变化的，用我们的“肉体之眼”只能看见变动不居的现象，就此获得的只是“意见”：“知识与存在相关，无知必然与不存在相关……意见既不是无知，又不是知识。”(柏拉图，2003年，第467-469页)因而，意见有时真有时假，而知识是不会错的，因为它是关于形式的知识。形式是现实世界的本质，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绝对性、永恒性、终极性和完美性。但是“肉体之眼”看不见形式，它们不在我们这个可感的现实世界中，哲学家只有用“心灵之眼”才能达到知识。诗人、艺术家、历史学家摹仿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本是形式的摹仿，是形式的“影子”，因而他们的作品只能是“影子”的“影子”，是更无价值的幻象般的“意见”，根本不是知识。诗人的作为就像骗子，所以应该把他们逐出城邦。
(3)伦理学。柏拉图说：“善的型是人们要学习的最伟大的东西，与之相关的是正义的事物以及其他所有有用的和有益的事物。”(同上，第500页)就是说，关于善的形式的知识是最高的、终极的知识，一切知识只有与它关联才成其为知识，才有用。因为善的形式是其他一切形式的源泉，善的形式把它们关联成井然有序的结构整体，构成整个形式世界。善的知识作为最高的知识，作为终极的目的，把所有的知识统一起来构成知识整体。可以说，柏拉图确立了伦理学在知识论中的最高地位。智慧、正义、勇敢、节制只有在善的整体结构中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善”本身才能呈现出来。
(4)政治学。哲学家决不是为知识而追求知识；除了掌握各种一般的知识，他还必须掌握善的知识、实现善的知识，也就是要去做城邦的统治者，去做“哲学王”。按照“善”本身井然有序的整体结构去安排城邦的各种事务，城邦就能成为完美的理想城邦。
柏拉图为什么要这样来建构他的形式论呢？首先，柏拉图的政治意图十分明显，他建构存在论、知识论和伦理学，最终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哲学家凭什么能做“哲学王”？因为他掌握了建设理想城邦所需要的善的知识，而善的知识是把所有的知识统一起来的知识整体。知识是对形式把握的能力，而形式就是“存在”。因而，哲学家具有把握“存在”的技艺，从而使其政治技艺具有坚实的“存在”基础，使其知识成为一种政治能力。其次，柏拉图建构以“存在”为基础的伦理学是为了应对人间事务的动荡与混乱，重建有知识论基础的社会习俗和社会秩序。第三，他建立以“形式”为对象的知识论不仅有其存在论的基础，而且把“心灵之眼”的“看”，即理智的方法(包括数学与辩证法)，构造成强有力的哲学技艺，用以对抗以想象力为基础的诗文技艺，用以排斥以观察为基础的散文技艺，并把它们从可感世界中获得的“知识”贬损为“意见”，企图在思想内容生产的层面确立哲学技艺的霸主地位。但是，怎样才能让人相信并接受他的形而上学呢？由于当时的逻辑还未发展走来，柏拉图不可能用严格的逻辑技艺来构造和论证其思想。他另辟蹊径，吊诡地利用大众喜闻乐见、广为接受而他在思想内容上反对的诗文技艺、散文技艺、智者的修辞学以及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把它们糅合成奇特的哲学技艺，并使它们以深邃而富有诗意的方式发挥作用。这表现为如下方面：
其一，曾经是诗人的柏拉图，深谙“诗”的生动鲜活语句能够激发人的欲望与热情，因而在遣词造句上他多采用诗意般的语言，使得人们不得不把他当作一位“真”诗人。这就造成了人们对他在《理想国》中竟然要逐出诗人的困惑，造成了在他身上体现出的哲学与“诗”的矛盾与纷争。在笔者看来，柏拉图实际上是要在思想的内容上“逐出诗人”，而在思想的形式上却要做一个用诗来写哲学的“诗人”。其二，同样深谙散文技艺的他，在文体上采用较为理性的散文“对话”文体来进行写作，30余部对话几乎全部涵盖了他的主要著作。而由于当时还没有形成后来的论文文体及其技艺，所以柏拉图的著作没有一本是用论文文体一本正经地书写的。其三，在斥责智者的同时，他又大量采用修辞学的比喻、隐喻来说理论证，比如，著名的“太阳比喻”、“线段比喻”、“洞穴比喻”及众多的神话隐喻等，这些比喻、隐喻让人获得了形象化的理解，当然也引起了后世对它们的争论不休。柏拉图十分注重在论辩中应用修辞学技艺来产生打动人心、使人信任、促人行动的政治效果，这也是笔者把柏拉图的哲学技艺视为以修辞学为主导的杂多语言技艺混成的根本原因。其四，柏拉图还借助语法的技艺分析来产生思想，比如，他从表达思想的主谓结构句型：“S is P”，来说明形式是谓词P，例如：云是白的，纸是白的，马是白的……这些句子中主词S代表可以变化的特殊的东西，而谓词“白”则是不变的，可以述说许多事物的普遍形式，由此来证明形式的普遍性。(参见张志伟等，第30页)其五，柏拉图的语言技艺也有缺陷，它导致了柏拉图形式论的困境。比如，在《巴门尼德篇》中，他就对其形式论作了认真的反思与自我批评，这便是著名的“第三人论证”。(柏拉图，2003年，第763页)由于当时的逻辑技艺发展水平的限制，柏拉图不能找出问题的病根，从而影响了他思想的走向。
晚年的柏拉图意识到其语言技艺的庞杂遮蔽了“存在”，开始用更加逻辑化的方式讨论“存在”。(参见张志伟等，第59～60页)但是他毕竟老了，这项工作最终只能由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来完成。
3.亚里士多德对原初形而上学的逻辑学“制作”
亚里士多德的原初形而上学的“制作”，走的是“存在——逻辑学——本体论形而上学”的路线。他所使用的哲学技艺是把散文技艺、智者的修辞学、苏格拉底的逻辑学、柏拉图的形式论等彻底变革为严格的、系统化的形式逻辑体系，并在形式上表现为本体论的创新结果。在宽广、严格、深入、细微的沉思中，亚里士多德完成了包罗万象、宏大深刻、体系严密完整的论文文本的“制作”。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无疑是对柏拉图形式论形而上学的继承与革命性改造。他的形而上学“制作”也历经了继承、改造、再创新、再发展的曲折过程。由于其形而上学涉及“终极原因和原则”、“作为存在的存在”和“不动的动者”等多个方面，致使他关于形而上学的对象“存在”的讨论呈现出扑朔迷离的景象。他曾在《形而上学》中无奈地说：“存在是什么，换言之，实体是什么，不论在古老的过去、现在、以至于永远的将来，都是个不断追寻却总得不到答案的问题。”(亚里士多德，1993年，第153页)亚里士多德在其思想发展的不同时期，对什么是实体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截然不同的，由此其形而上学思想也就表现为一个从早期经中期向晚期的发展。在以《范畴篇》为代表的早期逻辑学著作中，亚里士多德把个别事物确立为第一实体；在以《物理学》为代表的中期物理学著作中，他把构成个别事物的质料和形式确立为第一实体；但是在后期的《形而上学》“核心卷”(指第七、八、九卷)中，亚里士多德则明确地将“是其所是”确立为第一实体。但是，这并不是他对什么是实体的最终回答。构成这一最终回答的是《形而上学》中的“形而上学卷”(指第四六、十二卷)：在那里，通过对“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分析，亚里士多德最终确立了“不动的动者”也就是神作为终极的实体。(张志伟等，第67页)因此，从本文的视域看，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制作”的关键，在于通过对“作为存在的存在”的思想操作来构造出“不动的动者”即“神”。
如何理解“作为存在的存在”？如何对它从思想上进行操作？亚里士多德说：“存在着一种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以及就自身而言依存于它们的东西的科学。……我们应当把握的是作为存在的存在之最初原因。”(亚里士多德，1993年，第84页)这门“科学”就是本体论，它作为形而上学的核心，探讨什么是“是”，什么是第一意义的存在，以及不同种类的“是”如何互相联系。这意味着要用语言的逻辑技艺去制作，从而揭示存在本身的意义。亚里士多德概括了以实体为核心的十个范畴：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状态、动作、所有、承受等，其中实体是最基本的范畴，其它范畴都从它而来，依附于它才能存在。他认为：“就自身而言的存在的意义如范畴表所表示的那样，范畴表表示多少种，存在就有多少种意义。”(同上，第121页)形而上学的“制作”就是用逻辑技艺把这些以实体为核心的范畴联结起来，“制作”成一个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存在之网”，去认识和把握世界。进而，形而上学的“制作”还要用“存在之网”去把握整个宇宙。在亚里士多德的眼中，宇宙就是从纯质料向着纯形式的连续转化生成过程：纯质料是起点，是潜在的、尚未展开的形式，而纯形式是终点，是现实的、充分展开的质料。从潜在到现实就是宇宙的运动，运动是周而复始的永恒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必然是不动的，这就是“不动的动者”，也即“神”，神对应着“存在之网”中的实体。(同上，第268-288页)各门具体科学也必须以这个“存在之网”为基本工具，去把握世界的某一部分。因此，形而上学是任何科学的基础，是最高的、终极的科学。
在笔者看来，亚里士多德“制作”形而上学的关键在于发明并运用了逻辑技艺。尽管他本人并没有“逻辑学”这个概念，但在被称为“工具论”的6篇著作中，他创建了系统的逻辑学。这不仅为他本人构建严整、博大的哲学与科学知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工具，而且对后世西方哲学与科学的发展一直发挥着最深刻、最有效的作用。恰如斯特劳森所说，关于逻辑与本体论或形而上学之间密切关系的普遍思想，就像千丝聚一线，贯穿从亚里士多德至今的整个哲学史。(Strawson，p.37)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要走这样一条逻辑技艺的“制作”路线呢？
首先，亚里士多德比晚年的柏拉图更清楚地看到了柏拉图的形式论在逻辑上存在的问题与困境。柏拉图认为形式就是“存在”或“是”，现实世界的每个事物在形式世界都有其对应的形式，但他又没有足够的逻辑能力来把形式区分为不同层次、不同种类的“是”，于是在同一个事物上就会有多种形式混乱地聚在一起，根本无法确定事物的本质，“第三人论证”就是例子。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不对多种意义进行区分，就不可能找到存在着的东西的元素，用这种方式来寻找事物的元素是徒劳的。”(亚里士多德，1993年，第56页)在亚里士多德系统地创立逻辑技艺之前，虽然巴门尼德、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都不自觉地利用了一定的逻辑技艺，但它还不是主要的工具。苏格拉底的概念论、辩证法，柏拉图的以修辞学为主的杂多语言技艺等，都不可能为哲学提供系统成熟的哲学技艺。所以，只有当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技艺成功开发出来之时，才意味着哲学的真正“诞生”。
其次，在哲学的真正“诞生”之前，“诗”与散文占据着古希腊人的精神领域，哲学在与它们的抗争中还没有形成被广为接受的自己的知识传统。柏拉图建立在形式论基础上的“知识论”，实际上具有强烈的参与政治、文化等社会实践的目的，决非“为知识而知识”的纯学术研究，更没有将知识进行学科分类的想法，各种知识依旧浑然一体。亚里士多德则依靠他的逻辑技艺，对人类的知识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在他关于人类知识的三大分类中，哲学作为最高的理论知识、形而上学作为第一哲学的基础地位已经牢固地确立起来。此后，形而上学作为专门的知识领域，深深地影响了西方哲学的学术研究乃至于整个西方文化。但它同时也割断了形而上学与政治、伦理实践和生产、艺术技艺的直接关系，造成了理论与实践、事实与价值的长期二分。
第三，从语言技艺上讲，柏拉图采用的语言技艺多元混杂，修辞学、诗文的倾向居多，制作出的文本“文学性”过重，难以形成严格的学术规范。当然，反过来说，他的思想与技艺却更具有创造性。亚里士多德通过形式逻辑这一思想语言技艺的完善与创新，形成了强有力的、专业化的哲学技艺，发明了具有严谨学术规范的论文文体，开启了沿用至今的学术思想的主要运思与写作方式。今天，无论是哲学、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它们的学术成果都以论文文体的方式存在，这应该归功于亚里士多德的“发明”。
以原初形而上学为核心的哲学“诞生”之后，不仅影响了中世纪的神学、文艺复兴以来的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还深刻地影响了近现代自然科学以及现代技术。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现代技术之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一的。”(海德格尔，1996年，第885页)离开逻辑技艺，现代科技根本无法想象。当今，任何对时代文化危机进行彻底反思批判的现代思想家，只有把矛头指向形而上学的根基，才能获得批判的真正力量；因此，他们有必要从思想上返回西方哲学的古希腊源头，去认真面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原初形而上学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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