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洛斗，将毁王宫”事件的考古学观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考古学论文,王宫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语·周语下》载：“灵王二十二年，谷、洛斗，将毁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晋谏曰：‘不可。’……王卒壅之。”三国时期吴国人韦昭注曰：“谷洛，二水名也。洛在王城之南，谷在王城之北，东入于瀍。斗者，两水激，有似于斗也。至灵王时，谷水盛，出于王城之西，而南流合于洛水，毁王城西南，将及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晋谏曰：‘不可。’”关于这一事件，学术界多信从之，并指出，东周时代作为国都的王城及其宫殿区域应靠近谷水（涧）入洛水之处①。更有学者指出：“谷水，即现在的涧河，王宫应在涧河入洛水处，正相当瞿家屯附近。”② 今试以考古勘探、发掘资料为基础，对这一问题作一探讨。
《史记·周本纪》：“平王立，东迁于雒邑。”《正义》注云：“（雒邑）即王城也。平王以前号东都，至敬王以后及战国为西周也。”考察与王城有关的文献记载，王城自平王东迁至周亡更不改变，其地即今涧河两岸的东周城址。但从考古发现来看，在该遗址区内发现最多、遗存最为丰富的多是战国时期的。特别是近年来公布的东周王城东墙的考古资料，证明其始筑年代在战国时期，在战国晚期又进行了增筑③。考古勘探结合发掘情况来看，东周王城的四面城墙应是一体的，它们的始筑年代应该是一致的。发掘者将东周王城的城墙的始筑年代定为春秋时期，其考古学上的主要证据有：夯土中包含的陶片从晚商到春秋的都有，但没有晚于春秋的；从地层上讲，57LST130中压在夯土“二层台”上的第④层出土有属春秋晚期的盆、罐口沿及一片瓦当，并且57LST130中开口于第④层的活土坑A1打破“二层台”，而A1内出土物均属春秋晚期④。我们对以上证据进行分析：其一，夯土内的包含物无晚于春秋时期者，则可定夯土时代不早于春秋时期。其二，叠压夯土“二层台”的57LST130第④层，出土物未公布，但其瓦当，在《洛阳发掘报告》中被定为战国时期⑤。其三，打破夯土二层台的A1，从出土物来看，其鬲（A1：1），同《洛阳发掘报告》中的Ⅲ式战国陶鬲（T467M1：2）则几近一致；其盆（A1：2），同于《洛阳中州路》⑥ Ⅱ式盆（M1806：3），而此式陶盆在春秋战国时期均见；其罐（A1：3），则与《洛阳发掘报告》中的Ⅲ式战国陶罐（H440：4）相近；其豆（A1：4），完全同于《洛阳发掘报告》中的战国Ⅲ式陶豆（H451）。从57LST130第④层及A1出土物可知，二者均为战国时期遗存，则始筑夯土城墙年代当不晚于第④层及A1即战国时期。综合起来说，东周王城城墙的始筑年代不早于春秋时期，也不晚于战国时期。结合我们以前论述的新的考古发现证明东周王城东墙始筑于战国时期⑦，而与东墙一体的其余三面城墙的始筑年代也应与此同，则东周王城的城墙始筑年代当在战国时期。
我们之所以讨论王城城墙的建造年代，是与“谷、洛斗，将毁王宫”这一事件有关联的。现今规模宏大的东周王城城墙始建于战国时期，其城内遗存也大多为战国时期，且规划有序。如其宫殿区位于王城的西南部（包括其仓窖区）；平民居住址及作坊遗址主要分布于王城的北部；王陵区在王城内有两个分布区：一个位于汉河南县城东北部，另一个位于王城东南部今周王城天子驾六博物馆至体育场路一线区域。相反，东周王城春秋时期的布局则不清楚。前面我们已论述王城城墙始建于战国时期，春秋时期的王城没有战国时期那样规模宏大的郭城，能确定属春秋时期的重要遗存有两个：其一是宫殿区，也即王宫所在地，当与战国时期的宫殿区位置相同，对此认识最有力的支持即1960年发现的位于瞿家屯附近的下层建筑南、北两组⑧；其二是王陵区，位于今体育场路一线区域王城东墙内外⑨。春秋时期的王宫所在地仅局限于王城西南部这一区域。因此，探讨“谷、洛斗，将毁王宫”这一事件只用考察此一区域内的相关地理环境即可。
东周王城春秋时期的王宫所在区域可参考战国时期宫殿区的分布范围。东周王城战国时期宫殿区的分布范围大致北起今行署路南一线⑩，南至瞿家屯村东周王城南城墙一带(11)，东起王城大道以西、东周王城仓窖区东侧的河道(12)，西至涧河(13)。东周王城春秋时期的王宫所在区域与此略同。考虑到春秋时期无郭城，并且在东周王城南墙以南涧河人洛水处的三角台地发现有春秋时期的地层堆积及作坊遗址(14)，推测春秋时期的王宫区域南可至洛水。（图一）
图一 东周王城王宫区域示意图
有研究者认为现今从王城西侧南流人洛的涧河（谷水）即形成于灵王二十二年“谷、洛斗，将毁王宫”这一事件之后，我们认为这一看法不妥。如果“谷、洛斗，将毁王宫”事件发生之前，王城西侧没有河道的话，为什么在灵王二十二年谷水盛时单单从王城西侧南流？这只能说明在“谷、洛斗，将毁王宫”事件发生之前，王城西侧即存在一条河道。这条故道在1960年的考古勘探中已经被发现(15)。河道宽约30米，淤土厚约12米。河道北起七里河村老石桥的东面，东行一段以后南转，一直南下入洛河。但从图中河道宽度结合比例尺来看，河道宽度应在100米以上。这应该就是古涧河河道的一段。（图二）《水经注》云：“洛水东迳九曲南……南流，历九曲东而南流入于洛。洛水之侧有石墨山。洛水又东，枝渎左出焉。……枝渎又东，迳周山。又东北迳柏亭南。又东北迳三王陵东北出。枝渎东北历制乡，迳河南县王城西，历郏鄏陌，枝渎又北人谷。”郦道元明确指出洛水枝渎经王城西侧而北入于谷水，也即王城西侧在灵王二十二年“谷、洛斗，将毁王宫”这一事件发生之前已经存在一条南北向河道。这条河道自南向北从东周王城春秋时期的王宫西侧北注入谷水，当是与其时的王宫用水有关。
图二 涧河古河道（采自《洛阳发掘报告》）
除王宫西侧的这条河道外，王宫周围的地貌与环境又是怎样的呢？相关的考古发现也为我们复原其原貌提供了可能。其一是仓窖区东侧的古河道(16)。河道的宽度据参与战国粮仓发掘工作的人员说近100米，深度10余米。该河道南入洛水，向东北延伸，在今洛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北侧的康乐食品厂有发现。从现今的地貌看，在今王城路与九都路交叉口仍是一个大的陷落地带，该河道之规模仍依稀可见。其二是今行署路一线南侧发现的沟渠遗迹(17)。沟渠深达7米以上，发掘者推测可能是城壕。这条沟渠从相关的考古发掘来看，它向西注入涧河，向东在今三门峡驻洛办事处院内仍有发现(18)，我们推测它应是向东延伸与仓窖区东侧的南北向古河道相通，再结合南侧的洛水，这就构成了一个四面沟渠与河道相连的防御体系。不仅如此，沟渠与河道内侧可能还有墙垣一类防御设施，如在行署路一线南侧发现的沟渠遗迹内侧就发现有一道宽3.5米、东西长达数百米的墙垣。另外，1960年在瞿家屯附近发现的东周早期的下层建筑南、北两组，其外也都有夯土围墙，说明东周王城的宫殿区实际就是一个具有一定防御功能的自成一体的小城。
从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谷、洛斗，将毁王宫”这一事件发生的环境背景。因为洛水有枝渎与谷水相通，在灵王二十二年由于洪涝灾害，谷水与洛水暴涨，谷水所在地势较高而倒流入洛水枝渎，谷水与洛水二水相激于王城西南，因此王城西南最先受到毁坏。同时由于王宫四面环水，所以进一步危及到了王宫的安全。
考古发现也证明了该事件的发生。其一是在位于七里河村以南的王城西垣一带，土层复杂，东西有大量淤土存在。其二是在东周王城南墙以南涧河入洛水处的三角台地，也即《国语·周语下》韦昭对“谷、洛斗，将毁王宫”作注“毁王城西南”的这一区域，发现了大面积的破坏春秋时期堆积且早于战国时期堆积的冲积沟(19)。在发现这些冲积沟的初期，我们对这一现象有些迷茫，因为在发掘区域内发现冲积沟是比较正常的事，但是，在瞿家屯东周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外围还有许多填土混杂、包含大量的战国板筒瓦及少量生活器皿残片、夯层较厚、夯打质量不是太好的夯土遗存。这些夯土遗存多从当时的地面以下约5米深处起建，据现今地面深6米以上，发现之初我们认为可能是墙垣一类遗存，因为这类夯土遗存多呈宽带状分布，我们发现的部分可能是墙垣的基槽部分。但随着发掘的深入和揭露面积的扩大，我们的认识慢慢发生了改变。这些夯土遗存在夯打至当时的地面以上之后，向四周铺开，没有什么形状，这就排除了其作为墙垣的可能。同时，在这些夯土遗存之上也没有发现与建筑有关的遗迹、遗物和堆积，所以也排除了其作为建筑遗存的可能。再结合发掘区域内发现的大量的冲积沟及古文献中“谷、洛斗，将毁王宫”的记载，我们才明白这些所谓的宽带状的夯土遗存其实是战国时期为了在此修建大型建筑而将“灵王二十二年，谷、洛斗，将毁王宫”这一事件后形成的大量的冲积沟进行回填夯打所留下的遗存。瞿家屯东周大型夯土建筑区域内的冲积沟回填夯打不仅土色纯净而且异常坚实，夯土建筑区域外的冲积沟回填夯打不仅土色混杂而且比较疏松。而这些冲积沟无疑就是“谷、洛斗，将毁王宫”这一事件在考古学上的反映。
注释：
①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涧滨东周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
② 李学勤：《考古发现与东周王都》，《欧华学报》1983年第1期。
③⑦ 安亚伟：《洛阳市014中心东周及唐代夯土》，《中国考古学年鉴·2001》，第208—209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市东周王城东城墙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年增刊；徐昭峰：《洛阳发掘东周王城东墙遗址》，《中国文物报》2004年6月18日第1版。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报告》，第150页、图版七○，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科学出版社，1959年。以下叙述中《洛阳中州路》均同此。
⑧(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报告》，第139～140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
⑨ 刘富良、安亚伟：《洛阳——从车马坑找到东周王陵》，《文物天地》2002年第2期。
⑩(17) 王炬：《洛阳东周王城内发现大型夯土基址》，《中国文物报》1999年8月29日第1版。
(11)(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报告》，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
(12)(16) 洛阳博物馆：《洛阳战国粮仓试掘纪略》，《文物》1981年第11期。
(14)(19) 徐昭峰、薛方《洛阳瞿家屯东周大型夯土基址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文物报》2006年3月3日第7版。
(18)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