泄密年代的美国外交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政策论文,美国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政府对有人泄露有关其不当行为的各种机密材料似乎极为愤怒。这是当然之事：三年前名叫切尔西·曼宁(Chelsea Manning)的陆军士兵将几十万份机密电文交给维基解密，美国当局将该士兵投进了被联合国酷刑特派调查员认为是残忍的和不人道的监狱之中。共和党参议院领袖米奇·麦康诺(Mitch McConnell)此后在“与媒体见面”节目上将维基解密的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称为“高技术恐怖分子”。
最近，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前分析员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披露了有关美国监听项目后，美国官员动用了大量外交资本来试图说服其他国家拒绝让斯诺登避难。在遭俄罗斯总统普京拒绝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取消了一次早已定下的两国首脑会晤。
但尽管作出了这样的努力，美国当局仍不得不极力去解释为何这些泄密者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事实上，曼宁与斯诺登所泄漏的材料并没让人太过震惊。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对维基解密所引发的恐慌有点不以为然，他在2010年曾对记者说，被泄露的情报只造成“相当小”的影响，且没有危及情报来源或手段。虽然斯诺登的做法肯定已经危及情报来源和手段，但他透露的情报都没出乎意料之外。在他爆料之前，大多数专家都已认为美国在对中国发动网络攻击，在窃听欧洲各大机构，并在监视全球互联网的通信。就连他的最轰动性爆料——美国和英国已经危及了旨在保护在线隐私和安全的核心通讯软件和加密系统——也只不过证实了熟知内情的观察家早在怀疑的东西而已。
比起对美国国家安全的直接攻击，曼宁与斯诺登这些爆料者所构成的深层威胁是微不足道的：它们破坏了华盛顿从事秘密行动并不受惩罚的能力。他们的危险不在于他们曝光了新的情报，而在于他们从书证上确证了美国实际上正在做的事情及其原因所在。当这些书证同政府的公开言论相冲突时(经常如此)，就很难让美国的盟友忽视华盛顿的秘密行为，也更容易让美国的对手证明自己行为得当。
很少有美国官员将自身的秘密行动能力看作是一种关键的战略资源。事实上，美国秘密行动富有成效的原因之一是出于诚意：大多数美国政治家并不承认美国存在两面性。但随着美国发现自己不太有能力否认自己的言行不一，它将面临着越来越艰难的抉择——而且有可能最终被迫言行一致。
虚伪的霸主
虚伪对华盛顿的软实力——能让其他国家承认其行为的合法性——是至关重要的，但很少有美国人欣赏它的作用。自由主义者相信其他国家之所以与美国合作，是因为美国的理念是有吸引力的，而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是公平的。现实主义者可能更愤世嫉俗，所以每每说到华盛顿的虚伪，都认为是没有意义的。对他们来说，促使其他国家与美国进行合作的正是华盛顿的冷实力、硬实力，而不是它的理念。
当然，美国绝非国际政治中的唯一伪君子。但美国的虚伪比其他国家的更重要。这是因为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生活在美国所创建的秩序下，一个由美国的实力作担保和因自由理念而合法化的秩序。美国对法治、民主以及自由贸易的承诺已扎根于美国在二战后帮助建立的多边机构中，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以及后来的世贸组织。尽管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近来对美国的超群地位构成了挑战，但国际秩序仍然是美国的秩序。
这种体系需要虚伪作为润滑油来保持齿轮的转动。为了确保这一世界秩序继续被视为合法，美国官员就必须定期推进并宣誓效忠于核心的自由原则；美国不能全靠武力来强加其霸权。但正如最近的泄密事件所示，华盛顿也无法始终如一地遵守它所鼓吹的这些价值。这种脱节会带来风险，可能会让其他国家断定美国所主导的秩序根本就不合法。
当然，美国侥幸逃脱虚伪惩罚已有时日了。例如，它长期鼓吹防止核扩散的美德，并胁迫一些国家放弃核野心。与此同时，它却默许以色列核武化，而且尽管印度获得核武器而蔑视了《防止核扩散条约》，但美国仍在2004年签署了一项正式协议，承认印度有权使用民用核能。同样，华盛顿对民主说得很动听，但在埃及军方7月推翻民选政府时却袖手旁观，拒绝将一场政变称为政变。再有就是“反恐战争”：华盛顿虽说在人权上极力逼迫外国政府，但一旦觉得自身安全受到威胁时，就宣称自己的行为属于例外。
美国此前没有为这种虚伪承担后果的原因是其他国家因故意视而不见而获益多多。鉴于其他国家多少都得益于华盛顿所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所以它们就没有多大兴趣去提及霸主的不良行径。公开批评有可能使美国政府转而采取自利立场，进而削弱更大的世界秩序。此外，美国还能通过降级贸易关系或其他的直接报复方式来惩罚那些指出其行为不一致的国家。因此，盟友通常都是在私下里表达各自的关切。美国的对手也许会直言不讳，但很少能够令人信服地占据道德制高点。中国和俄罗斯的抱怨并不能激发起对它们更纯洁政策的尊重。
美国在言行不一上的这种安逸自在已经在领导人中滋生了自满情绪。由于很少有国家指出美国赤裸裸的虚伪行径，而且即使这样做了也往往被忽略，所以美国的政治家对本国的双重标准已变得不敏感了。而多亏了曼宁和斯诺登，这类双重标准正在变得越来越难忽略了。
变得诚挚的重要性
要弄清这种情况会如何发展，不妨考虑一下斯诺登泄密事件对美国网络安全政策所造成的影响。直到不久之前，美国官员始终没有谈及本国的网络空间进攻能力，而是强调抵御外来攻击的战略。与此同时，他们越来越直接地警告中国的黑客行为，详述了它对美国计算机网络的威胁以及对美中关系的潜在损害。
但美国暗中对中国以及其他对手计算机发动的重大进攻已有一段时间了。美国政府已悄悄投入数十亿美元资金用于发展网络空间上的进攻和防御能力(两者其实往往是可以互换的——擅长于为自己系统编制防御程序的人员也知道如何侵入别人的计算机)。而斯诺登也证实，美国军方不仅已经侵入中国军方的计算机，而且也侵入了中国手机公司以及最知名大学的计算机。
虽说在斯诺登爆料之前，许多专家就意识到——或者至少有理由推断——美国政府参与了针对中国的黑客行动，但华盛顿仍可以从官方层面予以否认。为保护自身不受严厉指责，美国官员正在策划一场重大的公关行动，力促中国减少在网络空间中的活动。中国官员虽然很清楚美国人的言行不一，但仍避免直接点名，以防进一步损害两国关系。
但北京的逻辑在斯诺登泄密事件后改变了。中国突然之间有了充分理由来公开反击美国的虚伪做法。毕竟华盛顿几乎不可能因中国指出已被美国官方文件所证实了的行为而迁怒于北京。事实上，这些爆料使中国除了公开回应之外别无选择。它如果不指出美国的虚伪做法，那么沉默就会被看作是软弱。在泄密事件后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国防部的一位发言人强调这一丑闻“折射出美国有关互联网安全的真实面目和虚伪言行”。
美国发现自身猝不及防。正如美国反间谍机构前主管乔尔·布伦纳(Joel Brenner)所强调的，它可能尝试据称不可接受的黑客行为(旨在窃取商业秘密)与自己针对军事或其他安全目标的完全合法的黑客行为之间加以区分。但那些区别可能会被置若罔闻。华盛顿已被迫放弃了对黑客行为点名道姓的羞辱性攻势。
曼宁和斯诺登的泄密事件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新时代里，美国政府再也不能够指望为自身的秘密行为保密了。今天有几十万美国人有机会接触到机密文件，若这些文件被公开传播，那会令美国感到难堪。正如最近的泄密事件所示，在手机摄像和闪存盘盛行的年代，即便最严厉的法规和报复也将无法防止情报外泄。因此，华盛顿面临着一种可被形容为虚伪加速崩溃的局面——美国公开愿望与肮脏的私利追求之间的回旋余地急剧缩小。美国政府、它的朋友以及敌人都不再能够否认美国外交政策的阴暗面，而且将不得不去解决它。
言出必行，言行一致
虚伪的崩溃使得美国面临着不愉快的选择。无论如何，美国的政策以及言论将不得不相互靠拢。
美国政府可采取的最为简单方针将是彻底放弃虚伪言论，并且承认自身的许多行为有着狭隘的利己目标。泄密事件如果只是涉及华盛顿已经声明的政策内容，那就不会太令人尴尬——而且破坏性也较小。事实上，美国可以模仿俄罗斯的剧本：这些国家不是从共同利益上来设计行为，而是指责任何被它们视为侵犯其国家主权的做法，并断言随意追求自身利益是它们的特权。华盛顿能够做同样的事情，同时继续用严刑惩罚泄密者，并对可能同意他们避难的国家发出威胁。
但这种做法的问题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同一个具有多边关系和相对开放的全球性体系是息息相关的。华盛顿暗示会对接受泄密者避难的国家实施经济报复，这已经削弱了它对自由主义的承诺。如果美国抛弃这种互惠言论，那就会向全世界发出信号，它不再致力于它所主导的秩序。随着其他国家效仿，并退而为赤裸裸的私利辩护，华盛顿花了几十年时间建立起来的贸易和合作的纽带可能会断裂。在一个人人都以普京的方式来考虑国际合作的世界中，美国是不会获得繁荣的。
一个更好的替代方案将是华盛顿朝相反方向行动，使行为更符合言论。这种做法代价昂贵，而且并不完美，因为国际政治中的各种理念和利益往往会发生冲突。但美国政府肯定可以中止某些虚伪行为，同时又不损害国家安全。在酷刑上的双重标准，对非美国平民伤亡的近似漠视，监视范围的显著扩大——其中没有一个对美国的福祉是至关重要的，而在某些情况下却损害了美国的福祉。目前的奥巴马政府虽然已经消除前几任政府的某些弊端，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保密可以被定义为一个民主社会的一项政策。但露骨的虚伪则是一种粗暴的推销。选民知道他们不可能了解政府所做的一切，但他们不喜欢被欺骗。美国如要减少故弄玄虚的危险，那就必须接受真正的监督，并就有关政策展开一场公开的民主辩论。随意作假的年代已经结束了。
选自美国《外交》杂志2013年11月/12月号
原文标题：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Age of Lea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