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墨思想的精华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思想论文,精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2002)04-116-03
除了文化荒漠，任何一种文化输入任何一个人群，都需要原有的文化为其提供合适的土壤。产生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能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枝繁叶茂，蓬勃发展，必然有其深厚的文化土壤。那么，这种文化土壤是什么呢？是中国儒、墨思想的精华。
一 儒、墨思想的精华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起了积极作用
儒、墨思想精华不等同于封建性的儒、墨思想，他是指儒、墨思想中的进步的、有用的、带有某些民主性的成份。中国的封建思想和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生根有着巨大的阻碍作用，但是儒、墨思想的精华，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却有着十分积极的影响。
1.大同思想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人的头脑作了铺垫。
春秋时代的孔子在《礼运·礼记》中描绘出了一个美好的大同世界，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有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自此以后，大同世界便成了中国人的梦想。时至近代，洪秀全不仅完全继承了这一思想，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注：天朝田亩制度[A].太平天国印书上册[Z].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409。）的主张，而且还在南京一度实施过一切财产归公的圣库制。人们的吃穿住全归圣库负责，喜庆活动也由圣库按照一定标准开支。
太平天国失败后，中国人并没有因原始共产主义已不符合时代要求，而放弃儒家设计的大同世界的空想，反而在西方的各种共产学说的影响下，提出了更加完整、更加具体的大同世界的空想。维新变法运动的巨子康有为曾写有一本专门著作——《大同书》，描绘出了一个无家界，无国界，无产界，一切财产归公的大同社会。以洪秀全第二自称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又大倡民生主义。在土地问题上，他力主平均地权，在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主张实行集产主义，他还十分欢迎社会主义。认为“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注：孙中山全集，二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1.523。）。
五四前夕，在中国较系统地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合作主义者更加雨后春笋。表面上看，这些思想似乎已与中国的大同思想完全无关，实际上这些思想能在中国落脚，并迅速传播开来，与大同思想为其进入中国人的头脑作了铺垫，有着很大的关系。如早年的毛泽东，就是在大同思想的影响下积极地接受西方的各种共产学说的。1917年，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就谈到：“大同者，吾人之鹄也”（注：毛泽东早期文稿[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89。）。不久，他又将大同思想与新村主义、工读主义混合，写成了《学生之工作》一文，提出要创建“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村，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注：毛泽东早期文稿[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454。）。后来，他又因这些思想只是说起来好听，实际上做不到，进而信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吴玉章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也是由于其头脑中早已有了大同社会的影子。
2.“崇实”思想是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检验尺度。
儒、墨两家都十分崇实。墨子提出的“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的三表法，就强调判别是非，要根据前人的经验，根据当代人的亲身经验，根据其实践效果。东汉的班固还在《汉书·河间献王传》中提出了“实事求是”。
五四前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多继承了中华民族的重视实践的传统。早期的毛泽东，尽管其哲学思想还是唯心主义的，但却十分重视实践和实功，他在《讲堂录》中就记有：“不谈过高之理，心知不能行，谈之不过动听，不如默尔为愈”。李大钊、陈独秀也是崇实主义者。陈独秀认为：“物之不切于实用者，虽金玉圭璋，不如布粟粪土。若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逛人之事也。诳人之事，虽祖宗之所遗留，贤圣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C].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134、487、144。）李大钊也认为：“故人生本务，在随实在之进行……”（注：李大钊文集，上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535。）。他创办的“少年中国学会”，还以“奋斗、实践、坚忍、俭朴”为信条。
这些先进知识分子的传统的崇实思想，使他们能够在各种形形色色的思潮中，冷静地分析各种主义的利弊，然后作出客观的选择。
李大钊和陈独秀等，早先都是大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李大钊还一度受过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的影响。他们后来抛弃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那些空泛的共产学说，而首先专意马克思主义，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在中国行不通，那些空泛的共产学说又没有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而马克思主义不仅提出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办法，而且还指导俄国的人民，夺取了革命的胜利，使俄国成为了一个“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许更有所有权”的国家。（注：李大钊文集，上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600。）
其它的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抛弃过去的杂乱的思想和无政府主义，专意马克思主义，也有着同李、陈一样的认识。毛泽东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就明确地讲到：“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做不到的”。中国“应用俄国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注：毛泽东书信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8、4。）。周恩来在这一方面的认识，也与毛泽东相类似。他曾说：“……A.ism（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这样旧势力盘据的社会里，而要解放一切强迫，解放一切束缚，所以便容易流为空谈了……A.ism思想在人心中是会常常发现的，但要拿他当解渴的水，救饿的面包看，则急切不得用了”（注：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26～27。）。显然，毛泽东、周恩来等接受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事实上做得到这一因素考量的。
3.民本主义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
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主张为天下劳苦人民谋利益。对于这一崇高的思想，中国的儒、墨思想中，孕育着旺盛的基因。中国很早就产生了民本主义。《尚书》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左传》提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儒、墨两家更将民本主义提到了极高的高度。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墨子主张“兼爱”。孟子更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此后的历代中国思想家，强调民本主义者层出不穷。如隋初的王通，主张“爱民厚生”。北宋的张载主张“为生民立道”。明清的王夫之主张“君以民为基”。
鸦片战争后，虽然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已传入中国，并逐渐取代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但是，一直到五四前后，中国人的资产阶级民权思想中，仍有大量的民本思想的成份。正是这一思想成份，使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农专政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在这一方面，毛泽东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早年最喜读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以后又崇拜过梁启超，曾深受郑、梁的民权民本混合思想的影响。一直到1919年7月，他还没有将民本思想与民本思想、平民思想明确区别开来。这年7月14日，他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号上解释平民主义的时候，就认为平民主义即“兑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注：毛泽东早期文稿[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293。）而他在这一时期提出的入世救民，“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圣域”，以及“民众的大联合”的思想，可以说是其民本思想的直接体现和发展。他正是在这一思想的作用下，不断地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最终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早年是主张以“惟民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的民彝政治的（注：李大钊文集，上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58。）。然而，李大钊的民彝思想中，具有不少的民本思想因素。1916年5月15日，他就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多处提到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的一些观点，如：“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视听之器，可以惑乱于一时，秉彝之明，自能烛照夫万物”（注：李大钊文集，上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53～156。）。这种以民众利益为依归的思想，后来成为了他接受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动力。就是已认识到民本思想非民权思想的陈独秀也是由民本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1915年10月15日，他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中曾说到：“民主而非国家，吾不欲青年耽此过高之理想；国家而非民主，则将与民为邦本之说，背道而驰。若惟民主义之国家，固吾人财产身家之所托。”（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C].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134、487、144。）后来，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为了真正维护人民的利益。至于其它的先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多是出于救国救民的目的。
二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含有大量的儒、墨思想的精华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由于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很快被中国共产党人将其中国化。这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3。）。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儒、墨思想的精华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实事求是思想。前文提到过实事求是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内容，这一思想不仅被毛泽东同志成功地融化在马克思的哲学体系中，而且成为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同志一向重视实事求是，早在1930年6月，他就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937年7-8月间，他又写了《实践论》、《矛盾论》，为实事求是思想作哲学的论证。1938年10月，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地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概念，1941年5月，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其作了科学解释，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一切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以后，他又多次强调和阐述了这一理论，将其作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2.大公无私思想。孔子曾提出“天下为公”；墨子提出要向天学习，做到“广而无私”；《汉书·贾谊传》更明确地提出了“大公无私”，曰：“为人臣者，主耳忘身，国耳忘家，公而忘私”。对于儒、墨倡导的这种奉献精神，毛泽东将其作了创造性的发展，要求共产党员、党的干部，“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而应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注：毛泽东选集一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77。）。
3.重德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中，重德是个重要内容。孔子就强调“为政以德”。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道，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注：杨伯峻·论语译注[C].北京：中华书局，1980.11～12。）。墨子也主张“列德而尚贤”（注：《墨子·尚贤》见谷兴荣.中国古代四大治世精典[C].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7.508。）。此后，中国提倡德治者层出不穷。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更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观相结合，形成了新的重德思想。他一方面将德作为用人的标准，主张党的干部必须“才德兼备”（注：毛泽东选集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6。）；另一方面又十分注意“道之以道”。要求人们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注：毛泽东选集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0。）邓小平同志继承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不仅强调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而且还在使用干部时，提出要“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注：邓小平选集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9。）。江泽民同志在毛、邓这一思想的基础上，大大地前进一步，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思想，从而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建设思想与中国传统的“为政以德”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融合和发展。
4.重民思想。重视民众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之一，也是邓小平理论的三大基石之一，更是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的核心内容。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一思想，既以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为主体，又继承了儒、墨的民本主义。儒、墨的民本思想，强调仁民、忧民、爱民、取信于民。中国共产党人的群众路线，除强调人民的主人翁地位，一切为了人民以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内容以外，其它的如关心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等思想与传统文化中的重民思想是有相似、相承之处的。如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宋代的程颢、程颐提出：“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注：河南程氏文集·卷五。）毛泽东同志则提出：“为人民服务”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