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价值判断与改革目标选择——论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创新学派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派论文,马克思论文,两种论文,自由主义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05）01-0018-03
一、经济改革中的价值判断与目标选择
如果我们将经济体制改革过程看作是一种制度变迁过程，那么，这种制度变迁过程并非仅仅是一种自然演进过程，而是一种自然演进过程和人类理性建构过程的统一。社会现象、社会过程不同于自然现象、自然过程，社会活动中的主体是人，不是物，社会制度变迁的主体同样也不是物，而是能够预期自身利益的利益主体，所以，制度变迁会受到人的主观意志或人的行为的影响，而不仅仅是一种自然演进过程。当我们说制度变迁是一种自然演进过程时，并不能排除它同时也是一种人类理性的构建过程，制度的自然演进过程是指这样一种过程：制度变迁本身是有规律性的，这种规律是不能违背的，人类理性构建作用也同样不能违背这种自然过程。然而，人类理性的构建作用必然会对制度变迁产生很大的影响，制度的选择、目标制度的确定和现实制度的形成都具有理性构建的成份，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制度变迁过程同时也是人类理性的构建过程。
既然制度变迁过程渗透着人类构建理性，而人类理性是与价值判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制度变迁过程也就不可能性排除人类的价值判断。基于不同的价值判断，人们对制度的选择和目标制度的确定不尽相同，制度对理性人的预期效用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同样不能排除价值判断。虽然它也必须遵循制度演进的规律性，但中国经济转型过程并非存在着某种既定的、先验的过程和目标，更不是仅仅存在着西方国家制度变迁的过程和目标。这是因为，其一，不同国家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不同，从而制度变迁的目标和演进过程也不相同；其二，生活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的价值观念不同，对于人的理性的影响也不同，从而对于制度变迁构建过程的影响也不同。
就中国经济转型来说，价值判断对于经济改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经济转型目标体制的选择。至于中国经济转型，需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具有不同价值判断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虽然目标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不同价值判断的人也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以张五常、张维迎等为代表的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学者选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体制；而以程恩富。张薰华等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则坚持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社会主义性质”。第二，经济转型的方式。中国经济转型具体采用什么样方式，具有不同价值判断和价值观念的人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最突出地体现在关于公平和效率关系的处理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与“公平与效率交互同向”和“公平优先，效率兼顾”，这几种观点背后实际上存在着几种不同的价值判断作为支撑的。一般地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更强调市场机会公平和效率，而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创新学派则更强调整个社会的制度，权利、机会和结果的整体公平。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有的转型方式更多地指向公平，而有的转型方式则更多地指向效率。这其中必然会发生价值观念的碰撞。这一点也与上一点紧密相联，采用激进式改革方式的迅速私有化方案实际上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转型的目标体制，而采用渐进式改革方式的中国式改革方式实际上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目标体制的。第三，经济转型具体过程。在经济转型具体过程中，采用不同价值判断的人对于同一制度安排和同一改革方案存在着不同的预期。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认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是核心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能否迅速地建立起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制度；而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综合创新学派则认为，国家应该控制大型国有企业，政府应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中起重要作用，从而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社会主义”性质，并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问题并非是产权问题，而是如何管理问题。国有企业产权私有化会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从而导致一部分人迅速暴富，而另一部分人则沦为赤贫，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公正最终会丧失改革的成果，甚至会由于贫富差距拉大而引起社会动荡。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价值判断和价值观念渗透并有力地影响着经济转型过程，这不仅存在着理论逻辑的依据，而且也一再被中国经济转型的经验所支持。关于中国经济性质的争论，关于中国改革方式争论，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争论，以及关于经济转型中公平与效率的争论等等都是例证。总体上说。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基本的价值判断，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价值判断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价值判断，在这两种价值判断支撑下出现了对于中国改革路径的不同选择，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者主张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指导思想来进行中国经济改革，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则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思想来进行中国经济改革。值得指出的是，那种认为否认和排除中国经济改革中存在着价值判断的人，实际上是在自觉、不自觉地贯彻着某种既定的价值判断。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者总是主张在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理论研究中排除价值判断，实际上，他们在思想观念中已经先验地假定新古典经济学惟一正确的科学理论，是中国经济转型中指导性经济理论，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转型惟一可供选择的目标体制。这种理论本身实际上已暗含着既定的价值判断。
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视野下的改革目标和方式
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这是正常的，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型并无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另一方面，人们对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对立面的市场经济制度存有先天的戒心。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推进，尤其是市场机制的引入，使人们渐进认清了市场机制和体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虽然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但对于经济转型的市场取向逐渐达成一致意见。然而，对于改革方式和改革目标仍然存在着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这主要表现在，其一，中国转型的应该采用什么样方式，是采用渐进式改革方式，保留公有产权尤其是国有经济以坚持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方式，还是采用激进式改革方式，或者虽然采用渐进式改革方式但必须采用以私有化的产权改革为核心的改革方式；其二，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已经确立，但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却存在着不同观点，或者更强调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模式，或者更强调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与此同时，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的路径和目标制度的分歧也逐步形成两种主要的不同派别，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观和新马克思主义的改革观。
在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和方式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改革观的典型表现就是萨克斯对前苏联提出的“一揽子”改革方式方案或所谓“华盛顿共识”，产权私有化、价格（金融）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稳定化是其精髓。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派虽然与华盛顿共识存在着非本质区别，如不认为中国改革可以采用激进方式，而只能采用渐进式道路，主张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具有中国特色等等，但其精神实质与华盛顿共识是一脉相承的。
首先，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产权问题。国有企业效率不高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公有产权，即国有企业缺乏明确的产权代表者，国有企业摆脱困境存在着两种选择：回到垄断或民营化，基于中国经济转型的条件，民营化是惟一出路，最优所有权安排并不包含价值判断，一个人作为企业所有者并不意味着比不是企业所有者时的处境更好（注：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第8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张维迎，1999）。这里所说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实际上是指国有企业产权私有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一方面排斥改革中存在着不同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将产权私有化作为改革的根本路径。这种改革路径的选择实际上是基于这样一种价值判断和价值观念：中国经济转型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而市场经济的典型形式即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体制，这种市场体制的核心和基础是私有产权制度，没有私有产权制度即没有市场经济，换言之，在公有产权制度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在这里并不存在什么不同市场经济制度的选择，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是人类惟一自然合理的制度，它在否认制度方面的价值判断的同时，实际上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贯彻着这样的价值观念，或者是基于这样的价值观念来考察中国经济的改革方式。
其次，公有制效率必定低于私有制效率。他们从新古典经济学出发，指出公有制的低效率不仅仅在于其缺乏产权激励，而且还在于公有制不可能构成成熟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派积极主张产权私有化的一个隐含前提和内在逻辑是，公有产权的效率必定低于私有产权的效率。这种判断更多地是基于一种信念：资本主义制度是自然合理的制度，是最符合人性的永恒的制度。从理论逻辑上说，新古典经济学证明了，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是一种能够使资源配置效率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制度，然而这种市场经济也只能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理念，因为这种推理还需要一些“不言自明”的隐含逻辑和理论上严格的假设前提——资本主义制度是量符合人性的自然演进的制度，西方自私经济人假设和完全竞争市场假设等等（很明显，这种假设是建立在某种先验的观念基础上的），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关于私有产权制度效率高于公有产权效率的命题仅仅是一种关于信念和理想的命题。不仅如此，私有产权制度效率高于公有产权效率的判断和理论逻辑也并未能获得经济发展经验史实的支撑。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制度既存在着像工业革命时期那样的经济增长的迅速，也同样存在着像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那样的经济大幅度下降的史实；同样公有产权制度既存在着像中国文革时期那样的经济下降和停滞，也同样存在着像中国“一五计划”时期那样经济的迅速增长。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正是从这种基于某种既定信念基础上的价值判断来排斥和批判公有制，从而选择产权私有化的改革路径。
最后，产权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以及相应出现的贫富差距拉大属于正常现象，这是改革必须要付出的成本。新古典经济学以及随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是西方中心主义文化的产物，它们是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成熟过程的一种经济理论抽象和概括，资本主义在经济增长经验上的成功更加强了这种理论在经济学界的支配地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是伴随着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一起出现的，而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是一种生产资料与劳动力被强行分离的过程，资本积累过程则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贫富分化日益加剧的过程。从种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是以贫富差距拉大，或者说是以一极是贫困的积累，另一极是财富的积累为代价的。同样，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也是在中国建立私有产权制度的代价。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逻辑，市场经济制度本身就是建立在贫富差距之上的，它强调产权改革是一种财富增长和财富创造的过程，国有资产流失和贫富差距拉大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经济转型或公有产权私有化必须要付出的成本。
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家不摆脱其理论研究中的价值判断，或者说这种价值判断也并非是中立的，它显然是与现阶段中国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价值判断相吻合的，而不能代表中国最大多数中下层人民的利益。
三、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创新学派的改革观
中国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创新学派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新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力图超越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马克思经济学的新综合与创新。
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创新学派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并非是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而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是要在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基础上完成用市场机制置换原有计划经济的任务。
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创新学派否认私有化产权改革是改革的“独步单方”，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够有机地结合起来，坚持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按劳分配的平等与商品交换的平等结合后，市场竞争会影响按劳分配的实现方式和程度，但若不与大私有制相结合，其本身无法带来两极分化，妨碍共同富裕”（注：程恩富，《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39页。）（程恩富，1997）。因而，该学派坚决反对国有产权的私有化道路，坚决反对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反对以国有资产换取特权，支持郎咸平关于产权和国有经济的某些观点。基于“公有制未必是低效率”的价值判断与实证分析，该学派强调坚持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强调产权改革不是国有资产私有化和将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产权改革和加强管理并行不悖，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具有搞效率与高公平的双重功能。（注：参见程恩富主编：《中国海派经济论坛（2001）》，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程恩富，2001）
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创新学派主张汲取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拉美国家和菲律宾等推行西方新自由主义即新保守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政策的失败教训，反对在美国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味淡化国家调节的作用，不注重国家经济安全和民族产业的发展。
简言之，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创新学派主张“四主型”的市场经济改革观，认为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初级社会主义经济公式是“四主型”的，也就是说：（1）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改革观，强调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中外私有制经济；（2）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改革观，主张按劳分配为主体，多要素所有者可凭产权参与分配，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是交互同向和并重关系；（3）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改革观，提出多结构地发展市场体系和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配置资源的作用，同时在廉洁、廉价、民主和高效的基础上发挥国家调节的主导型作用；（4）自立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改革观，主张处理好多方位开放并引进国外技术和资本同自力更生的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和高效利用本国资本等关系。（注：参见程恩富：《中国经济学的重建与改革流派——程恩富教授在日本经济理论学会和国立横滨大学的讲演》，《文汇报》2004年4月11日。）（程恩富，2004）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创新学派的改革观同样也是一种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念和基本思想，中国的经济改革不是步苏东国家的后尘，退回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来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从而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过渡到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它秉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性和党派性相统一的观点，在改革中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中国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创新学派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在改革目标和路径选择上的根本分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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