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危机呼唤新型城市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气候变化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本文第一部分——“理智的悲观主义”中，我援引了一些论点，证明我们与全球变暖的斗争的第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已经遭到失败。京都议定书，用它的一个主要反对者虽然有些自鸣得意，但遗憾地说，却是极其准确的话来说，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没有任何明显的作用”。全球所增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本应下降的数额相等。温室气体的积累量到2020年极有可能不会稳定在百万分之450这条著名的“红线”以内。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下一代人即使再英勇无畏地努力，也将无法阻止生态、水资源和农业系统的根本改变。而且，在一个日益变暖的世界里，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将具有气象学上的必然性。那些富有的北半球国家，虽然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摧毁了全新世的气候平衡，却不愿意与那些贫穷的特别容易受到干旱和洪水侵袭的亚热带国家一起分享适应所需的资源。
本文的第二部分——“想象的乐观主义”，是我对自己的反驳。我呼吁大家重视一个矛盾现象：全球变暖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即人类城市化，也可能是21世纪后半期人类生存问题的主要解决办法。我们必须开始像诺亚一样思考，要建造一个新的方舟，绝望的人类只能从反叛团体、盗版技术、非法传播的媒体、反叛的科学和已被遗忘的乌托邦中寻找现存的材料。
理智的悲观主义
我们在过去12000年里所居住的旧世界已经结束了，尽管至今还没有任何报纸刊登过这一科学讣告。此定论是由伦敦地质学会的地层委员会作出的。对于这一问题，即“我们现在是否生活在人类世”，地层委员会的21名成员一致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在一份2008年的报告中，他们罗列了很多有力的证据来支持全新世已经结束的假说。而且，在过去的几百万年里，地球已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地层区间”。除了温室气体的积累，地层学家们还列举了“现在已经超过一个数量级的（年度）自然泥沙生产量”的人文景观变化、海洋不祥酸化以及生物所遭受到的无情摧毁等现象。
地层学家们解释说，这样一个新时代是根据变热的趋势（其最为相似的例子就是，发生在5600万年前古新世—始新世的被称为热极限的灾难）和未来环境可想而知的极不稳定性而界定的。在一篇文章中，他们提出了严肃的警告：生物灭绝、全球物种迁移以及农业单一种植普遍取代天然植被，这些特点结合起来构成了独特的当代生物地层信号。这些影响将是永久性的。未来的进化将在保存下来的（并时常遭到人类的重新安置的）种类中发生。
自发脱碳？
委员会对人类世的承认，与对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所发表的第四次评估报告的日益激烈的科学争论是一致的。专门委员会的任务是评估气候变化的可能范围和建立适当的减排目标。其中，最关键的底线包括对温室气体积累不断增加的“气候敏感性”的估计，以及对能源利用和排放的不同社会经济前景的预测。但是，最近很多高级研究人员，甚至包括专门委员会的主要参与者，对四卷本的第四次评估报告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这种评估方法在地球物理学和社会科学方面过于乐观。
其中，最著名的持异议者是美国宇航局戈达德研究所的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这位全球变暖方面的勇敢预告者在著名的1988年听证会上第一次向国会指出了温室效应及全球变暖的危险。他给华盛顿带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由于专门委员会没有将地球系统的关键反馈参数化，因而给了进一步的碳排放预留了太多的余地。与专门委员会建议的二氧化碳浓度为百万分之450的红线不同，汉森的研究小组发现了令人信服的古气候的证据，表明安全阈值只有百万分之350或更少。他认为，气候敏感性的重新检验所得出的“惊人结果”证明，“通常所说的把全球变暖的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的目标是一个避免全球灾难的方案，而不是让全球得到拯救的方案”。的确，既然目前的水平大约是百万分之三百八十五，我们可能已经超过了众所周知的“引爆点”。汉森动员了一支由科学家和环保主义者组成的堂吉诃德式的队伍，主张征收紧急碳排放税来拯救世界，这将使温室气体浓度到2015年恢复到2000年前的水平。
事实上，专门委员会确信通往后碳世界经济的发展之路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这一转变不仅需要国际排放上限和国际碳交易，而且还需要公司自愿承诺开发一些连样品都还不存在的技术，如碳采集，清洁煤，氢和先进的转化系统，以及纤维素生物燃料。评论家们早已指出，在专门委员会的很多方案中，非碳排放能源供应系统的使用已超过了“1990年全球能源系统的规模”。
京都议定书和碳市场的设计（与凯恩斯主义“政府对商业企业的投资”相似），可以用来架设填补自发减碳与每个方案所要求的排放目标之间的差距的桥梁。虽然专门委员会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但是它的减排目标必须假定，从下一代较高的矿物燃料价格中获得的利润将被有效地用于开发可再生能源技术，而不是浪费在高达数英里的摩天大楼、资产泡沫和对股东的巨额支出上。总之，国际能源机构估计，要想使温室气体量在2050年之前减少一半，所耗资金将达约45万亿美元。但是，如果在能源效率方面无法取得大量的“自动”进步，这座桥梁将永远无法搭建，专门委员会的目标也将无法实现；最坏的情况是——这是从当前的能源使用状况中得出的直接推断，到本世纪中叶，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极可能增加两倍。
评论家们引用了过去失败的十年中的糟糕的碳纪录，证明专门委员会关于市场和技术的基本假设不过是自欺欺人。尽管欧盟采用了广受赞扬的上限与交易系统，但欧洲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仍然在持续上升，在某些领域还有猛烈的上升。而且，近年来，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能源效率在自行提高，而这是专门委员会方案的必要条件。很多被说成是新技术带来的效率的东西，其实一直都是美国、欧洲和前苏联国家的重工业被关闭的结果。搬迁到东亚的能源密集型产业使一些经合组织国家的碳的负债表发生了变化，但是，去工业化不应与自发脱碳相混淆。大多数研究人员认为，能源密集程度实际上自2000年以来一直在上升，也就是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与能源使用的速度持平，甚至相比之下还有轻微地增长。
煤炭大王的回归
此外，专门委员会的碳预算已经被打破。根据全球碳计划的记载，碳排放量的增长速度甚至比专门委员会的最坏预测还要快。从2000年到2007年，二氧化碳每年上升百分之三点五，而专门委员会的预测为百分之二点七，并且20世纪90年代记录的数据仅为百分之零点九。我们已经超过了专门委员会的预测，换句话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意外加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煤炭。在过去的十年中，煤炭生产得到激剧的恢复，19世纪的噩梦又开始困扰21世纪。在中国，500万矿工在危险的条件下辛苦劳作，来开采这种脏兮兮的矿物，据说这些燃料可以让北京每星期都开设一个新的燃煤发电厂。在欧洲，煤炭消费量也在不断增加，预计在未来几年将开办50个以煤炭为燃料的新的发电厂。而在北美地区，200个这样的工厂也正在规划之中。正在西弗吉尼亚州建设的一个大型发电厂，其产生的碳相当于100万辆汽车排出的废气。
在《煤炭的未来》这一引人注目的研究报告中，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们得出结论说，煤炭使用率即使在任何可预见的方案中、甚至是高碳税的情况下，都将提高。而且，对碳采集和存储技术(CCS)的投资“根本不充分”。即使假设这一技术确实实用，至少在2030年以后，它才有可能成为一种可以通用的替代品。美国的“绿色能源”立法只是为应用商建造更多的燃煤发电厂提供了“持续的刺激”，应用商“希望免费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得到承认，从而使这些工厂的排放有朝一日成为未来的碳排放法规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一个由煤炭生产商、煤炭应用商和煤炭运输商联合起来的财团（自称为美国清洁煤电联盟）为2008年的总统选举投入了4000万美元，以确保两位总统候选人都为这种最脏的但却是最便宜的燃料说好话。
煤炭，作为一种已经证实可以提供200年能源供应的矿物燃料，广受欢迎。因此，单位能源的碳含量实际上有可能在持续增加。在本次经济危机之前，美国能源部正计划把全国的能源产量在未来的30年中至少增加百分之二十。随着国际石油输出量增长一倍，全球矿物燃料的总消费量预计将增加百分之五十五。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可持续能源目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它警告说，要使人类远离失控的红色变暖区域，到2050年，将需要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少百分之五十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然而，国际能源机构预测，实际上这种排放在未来50年中很可能会增加近百分之一百，大量的温室气体将会推使我们越过几个关键的临界点。国际能源机构还预测，除水电之外的可再生能源到2030年将只能提供百分之四的发电量，只比今天增加一个百分点。
绿色的衰落？
目前的世界经济衰退是专门委员会的规划者所忽略的一个非线性事件，尤其是在油价低迷，因而延迟了打开焦油砂和油页岩等新的大型碳储存库的潘朵拉盒子的情况下，经济衰退可能提供了一个暂时的缓解期。但经济萧条却不大可能会减缓亚马逊雨林的毁灭，因为巴西农民想通过扩大生产来寻求捍卫其合理的总收入。由于电力需求没有汽车使用的弹性大，煤炭在碳排放中所占的比重将继续增加。在美国，事实上煤炭生产是当前少数增员而不是裁员的民用产业之一。更重要的是，下降的矿物燃料价格和紧缩的信贷市场，正在破坏企业家们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风能和太阳能的动机。在华尔街，生态能源类股票的下跌已经超过了整个市场的下跌，投资资本几乎已经绝迹，所剩下的只是一些最著名的清洁能源初创企业，如特斯拉汽车公司和晴空太阳能公司等，它们也正处在猝死的危险之中。奥巴马所倡议的税收抵免政策不可能扭转这种绿色抑郁症。正如一位风险投资经理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所说的，“单价仅6美元的天然气使得风能成为一种令人怀疑的想法，使得太阳能变得令人无法想象地昂贵”。
因此，经济危机为新郎再次把新娘丢在祭坛上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借口，大公司开始纷纷违背它们开发可再生能源的公开承诺。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亿万富翁布恩·皮肯斯已缩减了其兴建世界上最大的风力发电厂的计划的规模，而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已放弃了投资伦敦阿雷公司的计划。政府和执政党也同样热衷于逃避其碳债务。正如美国政府取消了它的一项主要的碳采集技术的计划一样，由西部石油和煤炭利益集团支持的加拿大保守党推翻了自由党支持的以2007年全国碳税为基础的“绿色转移支付”计划。
在大西洋的所谓更为绿色的一边，贝卢斯科尼政府正处在使意大利的电网从石油向煤炭转换的进程中，因而把欧盟将排放量在2020年前削减百分之二十的计划斥为“负担不起的牺牲”；而据《金融时报》报道，德国政府支持几乎完全免除工业的义务，从而“严重打击了迫使企业为它们的二氧化碳排放买单的建议”。羞怯的德国外长解释说：“这场经济危机改变了我们考虑事情的优先项。”悲观主义情绪现在非常浓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负责人伊沃·德波尔(Yvo de Boer)承认，只要经济危机持续下去，“即使是最明智的政府也不愿意通过碳排放管制的方式来给企业追加新的成本”。因此，即使看不见的手和主张干预的领导人可以重新启动经济增长的引擎，他们也不可能及时调低全球的恒温器，以防止失控的气候变化。我们也不要指望七国集团或者20国集团会迫不及待地清理它们所造成的糟糕状况。
生态不平等
以京都—哥本哈根为样板的气候外交假定，一旦主要人物们接受了专门委员会报告中的科学共识，他们就将承认控制温室效应是高于一切的公共利益。但是，全球变暖并不是H.G.韦尔斯(H.G.Wells)影片中描绘的入侵地球的火星人不分阶级或种族地将人类同等消灭的“世界大战”。而是相反，气候变化会对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阶层产生极为不同的影响，对那些进行有目的的适应所需资源掌握最少的贫穷国家，造成的破坏将最大。排放源与环境后果的地理分离破坏了前瞻性的联合行动。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强调，全球变暖首先是对穷人和未出生人这“两类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政治发言权的选民”的一种威胁。要代表他们发起全球协调行动，要么以赋予他们以革命的能力为前提（对此专门委员会并没有考虑到），要么就将富裕国家和富裕阶层的自利行为转化为一种史无先例的启蒙性的“联合行动”。
从理性主体的角度来看，只有在特殊群体没有特惠的“退出”选项，国际民意能够驱动主要国家的决策，温室气体减排无需北半球国家的生活水准作出大的牺牲也能实现，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后一目标看来才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这些条件似乎都是不太可能的。此外，像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和罗伯特·门德尔松(Robert Mendelsohn)那样的著名辩护者不乏存在，他们认为如果等较穷的国家变得更为富有并有能力承担损失的时候再进行减排，那将更有意义。换言之，环境和社会经济日益动荡不仅没有促成大的创新和国际合作，而且可能会使精英更疯狂地企图把自己与其他人分开。在这一虽然还未被探查却并非不可能的方案中，全球减排可能会被悄悄地放弃（在某种程度上现在已经遭到抛弃），以便为了地球的头等舱乘客而加快在选择性适应上进行投资，目标就是在否则将会灾难深重的地球上建立一个绿色和封闭的永久富裕的绿洲。
当然，条约、饥荒救济、人道主义的杂技将继续存在，欧洲一些城市和小国也许会全面使用替代能源。但是，整个世界对气候变化的适应，需要对穷国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城市和农村的基础设施进行数万亿美元的投资，需要对非洲和亚洲的数千万计的人口进行援助性移民，这就必需一个几乎是神话般的大规模的收入和权力再分配上的革命。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向一个致命的会合点加速前进，这个会合点将出现在2030年左右，甚至更早，到时候，气候变化、石油峰值、水峰值以及地球上新增加的15亿人口的共同影响，可能会产生超出我们想象的负面协同作用。
根本的问题是，富裕的国家会不会真正调动政治意愿和经济资源来实现专门委员会的目标，或帮助贫穷国家适应不可回避的、已经是“义务的”全球变暖量值。更明确地说，那些富裕国家的选民会放弃其目前的偏见并打开围墙高垒的边界，来接纳马格里布、墨西哥、埃塞俄比亚和巴基斯坦的那些据预测将处在干旱和荒漠化的中央的难民吗？美国人用人均外援来衡量，属于最吝啬的人，他们愿意自己纳税来帮助重新安置数百万来自有可能被淹没的人口密集的大型三角洲地区如孟加拉国等地的难民吗？北美的农业综合企业很可能是全球变暖的受益者，他们会自愿把世界粮食安全而不是把从卖方市场获利当成最优先考虑的事项吗？
当然，以市场为导向的乐观主义者，将会提出具有示范作用的碳抵消计划，如清洁发展机制，他们声称这一机制将确保在第三世界进行绿色投资。但是，清洁发展机制的作用迄今为止仍然可以忽略不计，它资助的是小规模的造林和对工业排放物进行净化，而不是对国内及各个城市所使用的矿物燃料进行基础投资。此外，发展中世界的立场是，北半球国家应当承认它所造成的环境灾难，并负担起清洁环境的责任。贫穷国家反对把适应人类世的最重的担子压在那些碳排放最少且从两个世纪的工业革命中得到的好处最少的国家，这是不无道理的。最近的一份对1961年以来经济全球化的环境成本，包括砍伐森林，气候变化，过度捕捞，臭氧层破坏，红树林转化和农业扩大等所进行的评估表明，最富有的国家导致了占世界百分之四十二的环境退化，而只承担了由此产生的费用的百分之三。
南半球国家的激进派还会理直气壮地指出另一种债务。30年来，在发展中世界，城市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而对基础设施、住房或公共卫生的公共投资却不能与其匹配。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之一是独裁者们所借的外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强迫还债，而且由于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协议，公共支出遭到缩减或重新分配。这一全球性的机会和社会正义赤字，在下列事实中得到集中体现：根据联合国人居中心的统计，超过十亿的人口目前仍然居住在贫民窟，他们的人数到2030年将增加一倍。还有数量相等或更多的人仍然处在所谓的非正规领域（第一世界对大规模失业的委婉说法）。同时，强大的人口增长势头将在未来的四十年中使世界城市人口的数量增加30亿，其中百分之九十将生活在贫困的城市。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及20国集团在内，没有人知道一个充满贫民窟并且食品和能源危机不断加剧的地球如何让自己的生物生存下去，更不用说满足他们对于基本的幸福和尊严的需求了。
威廉·克莱因(William Cline)的跨国研究是对当前有关全球变暖对热带和亚热带农业所可能产生的影响而进行的最为尖端的研究的一个总结，他把对气候的预测与农作物生长以及新李嘉图主义的农场产量模型联系起来，并考虑了二氧化碳的肥力作用的不同水平，以便探查人类营养的可能的前景。他的观点是严峻的。即使在克莱因的最为乐观的模拟中，巴基斯坦（将比当前的农业总产值减少百分之二十）和印度西北部（减少百分之三十），以及中东的大部，马格里布联盟，撒哈拉地带，部分南部非洲国家，加勒比地区和墨西哥，农业系统有可能受到破坏。根据克莱恩的研究，29个发展中国家会因全球变暖而使农业产量损失其目前水平的百分之二十或更多，而在已经富裕的发达国家农业产量反而可能会平均增加百分之八。
想象的乐观主义
人口增长高峰、农业萧条、气候突变、石油利用高峰、部分地区的水资源消耗高峰以及日积月累起来的对忽视城市化后果的惩罚等，面对这些可能同时出现的事件，学术研究现在似乎为时已晚。如果说在未来几十年中，德国政府、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对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世界经济危机对国家安全所产生的影响的调查结论极其悲观，这是根本不足为奇的。最近的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指出：“气候变化问题的紧迫性是史无前例的。”虽然古气候学能够帮助科学家预测地球变暖的非线性物理情况，但是要预知21世纪50年代会发生什么，既没有历史先例可寻，也没有优势可依，到那时将有一个90至110亿的人口高峰，人们相互争斗，以适应气候混乱和矿物能源衰竭的环境。任何可能的情节，从文明的崩溃到聚变发电的黄金新时期，几乎都可以投射到我们的子孙后代未来的奇异屏幕上。
然而，我们可以肯定，城市仍将是灾难的聚合中心。虽然森林砍伐和出口性单一种植在向新的地质时代过渡的过程中发挥了根本性作用，但是原动力却一直是北半球城市地区的几乎呈指数增长的碳排放。城市建筑环境的供暖和降温，大约占据了目前碳排放量的百分之三十五到四十五，而城市工业和交通占据了又一个百分之三十五至四十。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生活正在快速破坏使向复合体进化成为可能的生态龛——全新世的气候稳定性。
然而，这里存在一个明显的悖论。即使在最大的巨型城市，致使城区发展在环境方面不可持续的显然就是那些非城市的或郊区的特征。其中，首先是大规模的横向扩展，它把蓄水层、水域、蔬菜农场、森林、沿海生态系统等至关重要的自然服务功能的极端退化与基础设施扩展的高昂费用联系在一起。结果，产生了很多不伦不类的超大型环境覆盖区，交通和空气污染随之增长，而最常见的是向下游倾倒废物。城市形态由投机商和开发商主宰，并避开了对规划和资源的民主控制。其产生的可预测的社会后果是：按收入或种族进行的极度的空间隔离以及对儿童、老人和有特殊需求者来说极不安全的环境；为了谋求内城发展，通过搬迁而造成下层与富裕阶层的分离。在这一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城市文化被不断摧毁。此外，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些资本主义全球化条件下的大城市的社会政治特点：城市外围的贫民窟和非正规就业的增长、公共空间私有化、警察与为维持生存而犯罪的人之间的不太剧烈的冲突以及处于已经拆迁过的传统的市中心或有围墙的城郊的富人区。
然而，那些最“传统”的城市要素结合起来，即使是在小城镇，也会产生更加良性的循环。如果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明确界定的分界线，那么城市的增长就会继续保有一个开放的空间和各种至关重要的自然系统，同时也会由于交通运输和住宅建设的规模而产生环境方面的经济节约。外围通往市中心的交通将变得可以承受并可以更有效地得到调节。垃圾更容易被回收，而不是向下游倾倒。在第一流的城市理念中，通过城市集体空间中个人意愿和认同的社会化，公共富足将取代私有消费。大范围的公共住房或非赢利性住房，将使整个城市种族和收入不同的人以不规则的规模杂居共处。平等的公共服务和城市景观设计能够照顾到儿童、老人和有特殊需求者的需要。民主控制为进一步的税收和规划提供了巨大潜能，同时还有高水平的政治动员和公民参与，公民记忆相对于私人图标的优先权，以及工作、娱乐和家庭生活空间的一体化。
城市作为它自己的解决方案
给城市生活特点的“好”与“坏”划出如此明确的界限，使人想起20世纪那些试图概括出一种标准的都市主义或反都市主义的著名尝试：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和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和沃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柯布西耶(Corbusier)和国际现代建筑会议宣言(the ciam manifesto)以及安德烈·杜安尼(Andrés Duany)和彼得·卡索普(Peter Calthorpe)的“新都市主义”，等等。但是，人们并不需要城市理论家，就能对他们所推崇或劝阻的建筑环境和各种社会交往的好与坏形成有说服力的观念。然而，在这种道德的清单中，常常遭到忽视的是社会正义和环境正义、社区精神和更为绿色的城市之间一直存在的密切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吸引，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话，应是具有磁性的。例如，市区绿地和水景的保存，有利于维护城市新陈代谢所需的重要自然因素，同时还为大众提供了休闲和文化资源。更好的规划和更多的公共交通，不但可以减少郊区交通堵塞，还可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无数事例都指向一个原则问题：低碳城市的基础根本不是任何特定的绿色设计或技术，而是公共富裕相对于私人财富的优先性。众所周知，人类还需要增加几个地球才能让大家都在郊区的房子中居住，并拥有两部汽车和一个草坪。这一明显的局限性有时被用来证明，有限的资源与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大多数当代城市，不管是在富国还是穷国，人居密度所固有的潜在的环境效益都受到压制。城市的生态特点仍然是一个大多还是隐蔽性的巨大力量。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建设民主的公共空间（可持续平等的引擎），而不是单元化的个人消费，那么地球将并不缺乏“承载能力”。公共富足（表现为大型市区公园、免费参观的博物馆、图书馆以及居民之间各种可能的互动）是另一条通向基于地球友好性社会交往的生活富裕标准的道路。大学校园虽然很少受到学术界的城市理论家们的关注，但是它的确是一个小小的集学习、研究、表演和人类再生产于一身的富裕的公共的准社会主义乐园。
从生态的角度对现代城市进行空想的批判的先锋是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这种批判开始于受克鲁泡特金(Kropotkin)和后来的格迪斯(Geddes)的生物地方主义思想影响的行会社会主义为重新技工化的英国工人建设园林城市的梦想，结束于1934年奥地利内战中卡尔·马克思园(Karl Marx-Hof)这一红色维也纳在公共生活中的伟大实践被大炮轰毁。在两者之间还出现了俄罗斯和波兰社会主义者所发明的集体农庄、包豪斯建筑学派的现代主义社会住房项目以及苏联20世纪20年代对都市主义所进行的特别辩论。这种激进的城市空想是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悲剧的受害者。一方面，斯大林主义崇尚纪念碑式的建筑和艺术风格，在规模和质地上非人性化，与第三帝国时期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的瓦格纳主义的夸张鲜有区别；而另一方面，战后的社会民主放弃了另一种不同的都市主义而选择了凯恩斯主义的大规模住房政策。这种政策重视因在郊区建设高层廉价住宅而产生的规模经济效益，从而根除了传统的工人阶级的城市身份。
然而，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关于“社会主义城市”的对话为我们思考当前的经济危机提供了宝贵的出发点。譬如，埃尔·里希奇(El Lissitzky)、梅尔尼科夫(Melnikov)、列昂尼多夫(Leonidov)、戈洛索夫(Golosov)、维斯宁兄弟(the Vesnin brothers)和其他杰出的社会主义设计师，尽管受制于苏联早期城市的贫困和公共投资的极为短缺，还是提议建造设计精美的工人俱乐部、人民剧院和体育场馆，以缓解拥挤的公寓生活的压力。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建设公共食堂、日间托儿所、公共浴室和各种合作社组织，以解放无产阶级妇女。虽然他们把与大规模福特主义工厂和高层住宅结合在一起的工人俱乐部及社会服务中心设想为无产阶级新文明的“社会缩影”，但是他们也详细制定了务实的策略来提高贫穷的城镇职工的生活水平，否则他们将生活在十分阴郁的环境中。
在全球环境发生危急的情况下，这种建构主义的计划也可以被转化为下列命题，即城市生活的平等可以为资源保存和二氧化碳减排不断提供最佳的社会物质支持。事实上，除非我们把控制全球变暖的运动与提高生活水平和取消世界贫困的斗争结合起来，否则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或改变人类居住地以适应人类世的希望就会非常渺茫。而在现实生活中，这样做意味着，除了专门委员会的过于简单化的方案，还要参与到争取对城市空间、资本流动、资源库和大规模生产方式进行民主管理的斗争之中。
当今环境政治的内部危机显然正是，缺乏大胆的理念而在人类进步的统一视野下来应对贫困、能源、生物多样性以及气候变化的挑战。当然，在微观层面也取得了一些巨大的进步，如开发替代性技术和被动能源住房。但是，富裕社区和富有国家的示范项目是不可能拯救世界的。富人们现在当然有大量的生态生活设计可选。然而，什么才是最终的目标呢？是让善意的名人炫耀自己的零排放的生活方式，还是使贫困城市社区也能拥有太阳能、厕所、儿科门诊和公共交通？
在绿色区域之外
要为整个人类而非少数特权国家或社会团体来解决如何应对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设计的这一挑战，需要有一个广阔的想象力的舞台，例如，俄罗斯高等艺术暨技术学院和德国包豪斯学院全盛时期的艺术和科学就具有这样的想象力。这样做的前提条件就是一种超越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视野而走向全球革命的基本意愿。这种革命需要对非正规工人阶层和农村穷人的建筑环境和民生进行可持续的重建，在此过程中对他们进行重新整合。当然，这是一种极不现实的方案，但却是一个希望之旅，建筑师、工程师、生态学家和活动家之间的合作在使新世界成为可能的过程中能够发挥虽小、但却至关重要的作用；否则人们只得把希望寄托在未来，那时设计者们将成为被社会精英雇用的幻想工程师。地球上的“绿色区域”可能会提供大量机会而为个人的想象力建立纪念碑，但是建筑和规划的道德问题，只能在公共住宅和“红色区域”的蔓延中得到解决。
从这个角度来看，只有回归显然是乌托邦主义的观念，才能够在地球危机面前维护人类团结。我认为，我知道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建筑师塔夫里(Tafuri)和戴尔·科(Dal Co)的谨防“向乌托邦倒退”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但是，为了提高我们应对人类世的挑战的想象力，我们必须能够设想对主体、实践和社会关系进行不同的组合。在骤然涌现的研究者和活动家讨论全球变暖对发展的影响的学术空间，最令人鼓舞的一个进展是，人们已经开始有意愿来倡导必要的东西而非仅仅是实用的东西。
因此，我认为《自然》杂志最近的一篇社论令人振奋。它阐明，“日益严峻的城市化挑战需要综合的多学科的方法和新思维”。该杂志的编辑呼吁，富裕国家应资助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进行的零碳革命。他们写道，促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特大城市的创新，“似乎是空想的”。在这些城市中，许多居民几乎没有任何藏身之地。但是，这些国家已经展示了一种接受科技的快速发展的才能，譬如，越过固定电话的基础设施需要而拥有移动电话。许多贫穷国家有一个优良的传统，那就是使建筑适应当地的习惯、环境和气候。这是一条通向在西方已经完全遗失的整体设计的土生土长的路径。这些国家现在有机会来使这些传统的方法与现代技术结合在一起。
同样，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警告说，“人类团结的未来”取决于大规模的援助计划，其目的是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冲击。该报告呼吁，消除“那些阻碍用以避免危险的气候变化的低碳科技快速分配的障碍”。不能让“这个世界上”的穷人溺水而亡，或任凭他们随自己的资源一起漂流，而富裕国家却把本国公民保护在气候的防御工事之中。该报告还指出：“直截了当地说，这个世界上的穷人以及我们的后代子孙承担不起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自鸣得意和支捂推诿所造成的损失。拒绝以全人类的名义采取果断行动将是道德上的失败。”如果这听起来像是对各种障碍的一种感伤的呼吁，是从四十年前的教室、街道和工作室传来的一种回声，那么就这样吧。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证据，对人类的前景持“现实主义”的观点，就像看到美杜莎的头，这会使我们都变成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