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路佛教传播路线西南转向与茶马古道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佛教论文,陆路论文,古道论文,路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2007)01-0066-05
一、茶马古道以前远征传播路线
根据我们近十多年来的初步调查研究，我们认为茶马古道是以滇藏川三角地带为中心，跨越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以人赶马（少数为牛、骡）运茶为主要特征，并伴随马、骡、盐、酒、糖、皮毛、药材等商品交换和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科学观念等精神交换的文化传播纽带。茶马古道向北翻越昆仑山可深入新疆、青海、甘肃与北方丝绸之路会合，向东可延伸到广西、贵州、湖南等省区，向西可抵达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和中亚，向南可延伸到东南亚的缅甸、越南老挝、泰国等国家，并继续伸向南亚、西亚、东南亚的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
青藏高原北缘的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由西向东联成一线，北边是北方丝绸之路的网络，南边是茶马古道网络。北方丝绸网络上主要活动着操阿尔泰语系的民族，茶马古道上主要活动着操汉藏语系、南亚语系和南岛语系的民族。高山峡谷河流纵横的独特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样的民族文化背景及其至今犹存的活生生的形态，使茶马古道以其艰难险峻、强大的渗透力和顽强的生命力而不同于北方丝绸之路，并成为世界上文明古道和文化传播的一份独特遗产。
茶马古道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是盐的使用。有人栖居的村落必须要有盐。与水和食物等生活必需品不同，对大多数村落来说，粮食可以自己生产、采集，牲畜可以自己蓄养，衣服可以自己做，水可以依山旁湖获取和自己打井获取，但盐却不是每个村寨都有能力或条件自己开采的。盐往往是来自他乡的生活必需品，要从很远的地方获取。因此村落必须要有盐运古道连接，这形成了村落对盐运古道的依赖性，于是从盐井、盐市到各个村落的盐运古道网络开始出现。
靠人工背盐形成的古道网络还是一种近距离的古道网络。当马帮和盐两个因素汇集在一起时，就形成了跨越范围较广的盐运马帮古道。在横断山深处，盐运马帮古道是一种生命力非常顽强的古道，马帮古道和盐运古道的性质同时体现在盐运马帮古道上：一方面是崇山峻岭中需要古道网络来运输盐，另一方面是马帮克服艰难险阻的能力使盐运古道网络得以运行。
盐运马帮古道形成了较广的古道局域网，但还没有连成跨越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的远征文化纽带，是茶马古道的形成使盐运马帮古道成了跨越世界屋脊的远征古道。
现在的问题是，在茶马古道形成以前，有没有远征线路把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的盐运马帮古道连接起来？如果有是什么？经过一些初步的调查研究我们发现，首先把盐运古道连接起来的是佛教传播线路，这是由佛教陆路传播路线的转向引起的。
二、丝绸之路上佛教传播路线的受阻
佛教在陆路上的传播路线最初主要是沿中国西北的丝绸之路东渐。西汉末公元前80年左右印度佛教经由克什米尔，越过葱岭，传入西域于阗地区。西行求法的法显出行取丝绸之路，返回取海路，唐玄奘往返都是取丝绸之路。但是，后来的情况有了变化。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7世纪30年代，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取得统治地位并开始向外扩展。《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传》较早地记录了这一事实：“龙朔（公元661-663）初，（大食）击破波斯，又破拂菻，始有米面之属。又将兵南侵婆罗门，吞并诸胡国，胜兵四十余万。”大食即阿拉伯帝国，拂菻即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旧唐书》的记载说明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已经进入中亚和印度一带。
随着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的兴起，北方丝绸之路上的佛教传播开始受阻。《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录玄照法师第二次到印度取道唐蕃尼道，时间是麟德二年或乾封元年（公元665年或666年）。根据前面《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传》关于阿拉伯帝国已经进入中亚和印度一带的记载，玄照法师取道唐蕃尼道而不走丝绸之路，理由应该就是丝绸之路受阻。《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录玄照法师第二次到印度未归的理由时，进一步证实了丝绸之路受阻的情况：“但以泥波罗道吐蕃拥塞不通，迦毕试途多氏捉而难度。遂且栖志鹫峰，沈情竹苑。”[1](P17)
吐蕃拥塞不通应该是因为当时唐和吐蕃已经开战，暂时不能取此道。“多氏”，义静原注云：“言多氏者即大食国也”，大食国亦即阿拉伯帝国。迦毕试途多氏捉而难度应该是因为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的兴起所致。迦毕试国在兴都库什山南部的喀布尔河谷地带，这说明当时伊斯兰势力已经扩展到喀布尔河谷地带。由北方丝绸之路到印度，需要翻越兴都库什山，渡喀布尔河谷地带，阿拉伯帝国势力扩展到这一带后，沿丝绸之路求法开始受阻。
丝绸之路上由西域到我国西北佛教传播路线受阻并不是说我国西北佛教活动就停止了。实际上从唐代开始，西北的佛教进入了新的繁荣时期，在高昌（吐鲁番）、龟兹（库车）、焉耆等地的千佛洞中，有大量唐代开凿的洞窟及具有浓郁唐风的壁画，是佛教繁荣的重要证据。不过这时的佛教传播方向主要是从内地往西北，而不是从西域进入西北，所以由西域到我国西北佛教传播路线仍然受阻。佛教传播路线受阻后，很多高僧开始取海路到天竺，这在义静《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有很多记载，义静本人也取的是海路。当时陆路佛教传播路线怎样连通印度，需要有一条新途径。
三、佛教陆路传播路线的西南转向
与此同时，很多高僧也在寻找新的陆路。连接唐、吐蕃、尼泊尔的唐蕃尼线路为佛教提供了新的陆上传播路线。
就在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兴起的同时，松赞干布于631年统一诸羌，建立了吐蕃王国，开始和尼泊尔、唐有了往来，这就为陆路佛教传播路线的转向提供了条件。《宋史》外国传八·吐蕃传（《宋史》卷四九二列传第二五一）提到了从公元627年以后吐蕃经常到唐朝贡的情况：“吐蕃本汉西羌之地，其种落莫知所出。或云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其子孙以秃发为国号，语讹故谓之吐蕃。唐贞观（公元627）后，常来朝贡。至德（公元756）后，因安、史之乱，遂陷河西、陇右之地。”
松赞干布于640年和唐建立友好关系，641年迎接文成公主进藏。唐蕃古道开始形成。《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吐蕃传》是这样记载的：“贞观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令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主婚，持节送公主于吐蕃。松赞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
在此以前，松赞干布先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吐蕃到尼泊尔的古道已经接通了，随着唐和吐蕃来往，自然连成了唐、吐蕃、尼泊尔的唐番尼古道。
最初顺着唐蕃尼古道出行的是官方使节。根据列维(S.Levi)的研究，唐王玄策于贞观十七年（643年）、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显庆二年（657年）三次都是沿唐蕃古道，经过泥婆罗国（尼泊尔）出使天竺（印度）。[2]
王玄策三次出使印度说明唐蕃尼古道可以延伸到印度，唐蕃尼古道成为当时唐朝和尼泊尔、印度连接的重要通道。根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当时佛教传播路线有陆上和海上两条道路。现在来分析一下陆路的活动情况。根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的情况和王邦维教授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并结合我们的初步调查和核实，我们可以整理出唐代高僧从陆路出西域求法线路的大致情况：
可以看出，从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进藏到唐与吐蕃关系破裂（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期间，取陆路往印度的僧人主要是走唐蕃尼古道，这说明唐—吐蕃—尼泊尔—印度的佛教传播路线开始形成，也说明这条线路当时很重要。由于后来唐蕃开战，唐蕃尼道暂时中断，更多的僧人取海路。
以上讨论的唐蕃尼古道主要是指从西宁经拉萨到尼泊尔再到印度的线路。根据我们的初步调查研究，从拉萨还有一条茶马古道线路出印度，即沿雅鲁藏布江上游马泉河西行，进入西藏阿里，出札达和噶尔可到印度、巴基斯坦。
前面提到玄照法师出行路线，已经涉及到这条路线。《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录了太州玄照法师第一次出行印度的路线，有这样一段话：“背金府而出流沙，践铁门而登雪岭。漱香池以结念，毕契四弘；陟葱阜而翘心，誓度三有。途经速利，过睹货罗，远跨胡疆，到吐蕃国，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渐向阇阑陀国。未至之间，长途险隘，为贼见拘。”[1](P10)
从这次出行记录看，玄照先由丝绸之路翻越帕米尔高原到中亚，然后又折回到吐蕃，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渐向阇阑陀国。根据义静的记录习惯，如果从吐蕃取道尼泊尔，总要加以说明，而记录玄照出行路线并没有提到尼泊尔。玄照应该是从吐蕃境内某个离阇阑陀国比较近的地方渐向阇阑陀国。阇阑陀国，即北天的王都Jalandhar，也就是现在印度北部萨特莱吉河边上的贾郎达尔，从贾郎达尔顺萨特累季河上游西行，就进入西藏段的朗钦藏布，汉语称象泉河。
当时帕米尔的中亚一带可能有线路直接通吐蕃，因为不仅玄照翻越帕米尔高原以后折回吐蕃，《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录道希法师出行路线时，提到道希法师翻越雪岭以后也经过吐蕃：“涉流沙之广荡，观化中天；陟雪岭之嵚岑，轻生殉法。行至吐蕃，中途危厄，恐戒检难护，遂便暂舍。”[1](P36)
以上的佛教陆路西南转向线路都可以统一到唐蕃古道上。佛教陆路传播西南转向的第二条路线是蜀身毒道。西汉张骞所提到的蜀身毒道，是从四川经过云南再到印度的古道。这条古道从唐代开始已经有了佛教传播的迹象。玄奘谈到过这条道路的情形：（迦摩缕波国以东）“山阜连接，无大国都，境接西南夷，故其人类蛮僚矣。详问土俗，可两月行入蜀西南之境。然山川险阻，嶂气氛沴，毒蛇毒草，为害滋甚。”[3]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支那寺”也谈到了从蜀川出去的情况：“古老相传，云是昔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国僧所造。（支那即广州也。莫诃支那即京师也。亦云提婆佛咀罗，唐云天子也——原注）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牁道而出，（蜀川去此寺有五百余驿——原注）向莫诃菩提礼拜，王见敬重，遂施此地，以充停息，给大村封二十四所。”[1](P102-103)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81《牂牁》在注释牂牁一词时，谈到了蜀身毒道在当时的路况：“若从蜀川南出，经余姚、越嶲、不韦、永昌等邑，……今并属南蛮，北接互羌，杂居之西。过此蛮界，即入土蕃国之南界。西越数重高山峻岭，涉历川谷，凡经三数千里，过土蕃界，更度雪山南脚，即入东天竺东南界迦摩缕波国。”“此山路与天竺至近，险阻难行，是大唐与五天（竺）陆路之捷径也。仍须及时。盛夏热瘴毒虫，不可行履，遇者难以全生。秋多风雨，水泛又不可行。冬虽无毒，积雪冱寒，又难登陟。唯有正二三月仍是过时。仍须译解数种蛮夷语言，兼赍买道之货，仗土人引道，展转问津，即必得达也。”慧琳这段话没有提到哪些僧人走过这条路，不过作于南诏中兴二年（公元892年）的《南诏图传》（现藏于日本国京都藤井有邻馆），描绘了很多梵僧人物及其活动，说明出在蜀身毒道重要地段的南诏一带佛教活动当时已经相当昌盛。
佛教陆路传播西南转向的第三条线路是滇藏线。9世纪滇藏之间已经有佛教传播，《南诏图传文字卷》第七段记载：“保和二年乙巳岁（公元825年）有西域和尚菩立陀诃来到我京都云：吾西域莲花生部尊阿嵯耶观音，从蕃国中行化至汝大封民国，如今何在？”
剑川石宝山石窟有不少印欧人像。比如第一号窟刻有题记，题记中的“天启”为南诏第十代王丰祐的年号，天启十一年即唐大中四年（公元850年）。该窟刻有深目高鼻印欧人像。第三号窟也有外国人像，旁边刻有“波斯国人”的字样。其他一些石窟中也散见有宽额头、大鼻子、阔下颌的印欧人像。剑川石宝山位于茶马古道进入藏区的要道上，是云南西藏印度线上佛教传播的重要证据。
云南大姚白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藏式喇嘛教塔型，历史久远，造型在云南独一无二，相传为唐天宝年间（8世纪中叶）进入滇中地区的吐蕃所建。如果这个时间成立，则滇藏线上佛教传播时间还可以上推到8世纪。
滇藏道和蜀身毒道的佛教传播在大理一带相遇，至今在大理一带可以看到很多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相互融合的现象。
佛教陆路传播西南转向的第四条线路是川藏线。川藏线上有关佛教早期传播的记录比较晚，一些寺庙还能够反映出早期佛教传播的情况。雅安永兴寺位，始建于唐，地处雅安市蒙山西麓，以汉传佛教为主的佛寺。康定塔公寺修建于公元七世纪中叶，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塔公乡，塔公寺后来是藏传佛教萨迦派（花教）俄尔巴传承寺院。康定南无寺，位于康定县城南，是著名的黄教寺庙，北宋年间建，原为藏传佛教中一座白教寺庙，建于今跑马山。以上是川藏线上始于唐宋时代的佛寺，但年代上还需要进一步确定。川藏线上更多的是明代以后的佛寺。可以说，川藏线上的佛教传播大约开始于唐代，由西向东是藏传佛教的传播方向，由东向西是汉传佛教的传播方向，两者在四川的康定、雅安一带衔接。但川藏道上留下的证据似乎说明当时川藏道不如唐蕃古道、蜀身毒道、滇藏道活跃。
四、佛教陆路传播路线西南转向和茶马古道的关系
从以上初步分析可以看出，我们提到的属于茶马古道的几条主要线路，[4]从唐代开始都不同程度地成为佛教的主要传播路线。这种重叠可能不是偶然的，大致说明了在茶马古道的形成过程中，佛教传播路线的西南转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来自西域的佛教陆路传播在西北受阻以后，我们还没有找到材料来证明后来有过大的恢复。相反，从我们初步收集和调查到的一些材料看，从唐代开始，伊斯兰教一直在不断东渐，到宋代，伊斯兰教已经遍及阿图什、英吉沙尔、叶城、莎车、于阗（和田）、喀什、巴楚、阿克苏一带。公元1006年信奉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攻占佛教重镇于阗城，是伊斯兰教东渐的一个大转折。以后伊斯兰教仍然不断东渐，取代佛教地盘，宋代龟兹（库车）、焉耆、高昌（吐鲁番）、伊吾（哈密）、鄯善（若羌）、吉木赛尔都还是佛教为主的地带，今天这些地带都是伊斯兰教为主了。
随着伊斯兰教不断东渐，迫使佛教对西南陆路传播路线的依赖更强，这为茶马古道的形成提供了条件。随着茶马古道在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一带形成，对佛教的传播也是有利的条件。
佛教传播路线和早期的盐运古道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人们对它们的依赖性，只不过盐运古道是由于对盐这种物质的依赖形成的，而佛教传播路线是对佛教的精神依赖而形成的。佛教传播路线和早期的盐运古道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早期盐运古道是局域性的，而佛教传播古道却是远征性的。比如西南地区曾经有过好些有名的盐井，每个盐井形成一个中心，以这个中心形成盐运古道局域网络，不同的局域网络是相对独立的，像盐井、盐津、盐源、自贡等都是相对独立的盐运古道网络中心，除非某个中心的产盐量供不应求，或除了官盐的统一规划，通常并不需要把这一中心的盐运往另一个中心，这样就不会形成对远征古道的强烈需求。与此不同，佛教中心和佛教需求地区的距离有些是很遥远的，高僧远征求法需要有远征古道或开辟远征古道。佛教的这种远征性和茶马古道的远征性正好相同，茶是藏族的生活必需品，但藏区却不产茶，茶来自很遥远的地方。茶马古道具有远征性，佛教传播路线也具有远征性。
接受佛教是信仰的需求，传播是僧人的宗教热忱，即使跨越万水千山，历经艰难险阻，也在所不惜，这使佛教传播路线有条件把相对独立的一些盐运古道网络连接起来。佛教的远征性使这些相对独立的局域网络连成了跨越横断山和喜马拉雅山的远征古道，为茶马古道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
佛教陆路传播线路的西南转向，即佛教传播路线在滇藏川兴起，又是和伊斯兰教的东渐分不开的。由于伊斯兰教的东渐，丝绸之路上佛教传播或者说强文化因子的传播出现了障碍，这是其他类似丝绸、盐等文化因子没有遇到的问题，因为在伊斯兰教东渐的过程中，丝绸、盐等文化因子的传播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问题，丝绸、盐等文化因子可以在不同的信仰群体中继续传播，佛教却不能。佛教作为一种强传播文化因子，是精神必需品，需要有新的线路来满足其传播。于是佛教主要传播路线面临一个转移问题。另一方面，吐蕃的兴起为陆路佛教传播路线的西南转向提供了条件。可以说，佛教陆路传播路线向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一带的转移同时依赖了两个条件，伊斯兰教的兴起和吐蕃的兴起。如果只有伊斯兰教的兴起而没有吐蕃的兴起，佛教传播路线可能会主要转向海路。如果只有吐蕃的兴起而没有伊斯兰教的兴起，佛教的转播路线可能将继续集中在丝绸之路和海路，因为这两条线路比跨越横断山和喜马拉雅山的古道更容易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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