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牧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考_人与自然论文

青藏高原牧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考_人与自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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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现状

青藏高原作为“世界屋脊”和“地球第三极”,雄踞亚洲大陆中部,幅员辽阔,总面积290万平方公里,在我国境内250万平方公里,占我国陆地总面积的1/4强。境内多数土地处在干寒地带。海拔5000米以上多为雪山、冰川,冰雪融水成为诸多河流的发源地。5000米以下多为高寒草甸、草原,约1.2亿公顷, 著名的有青海湖环湖草原、青南草原、川北草原、藏北草原等。但其中不少是荒漠土地,高寒草甸、草原草场产量低,每公顷不足1400公斤,年生长期只有4个月左右, 且土壤厚度仅在30厘米左右,表层与草根交错盘结成草皮层,一旦草根受损,草皮极易被风蚀雨冲而退化。高原东部大通河、湟水、黄河谷地以及东南部谷地、西藏雅鲁藏布江流域及藏南谷地为农业区。可利用面积仅226.7万公顷,不足总面积的1%,其中140多万公顷已被开垦种植。受高海拔影响,青藏高原气候寒冷,年均温度为1.37℃,海拔4000米以上地带,年均气温在0℃以下。日照辐射强烈,早晚温差大。 多数地区属寒冷半干旱气候类型,降水量少,季节、地区差异大,2/3地区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下,且降水分布不均。一般来说,前半年干旱,后半年降水总量达全年的80%左右。高原西北部尤为寒冷干燥。绝大部分地区空气稀薄,含氧量少,空气密度只有海平面的一半,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60—80%。

青藏高原是由脱离非洲板块的印度板块和亚欧板块经过长期碰撞、挤压, 造成地壳变形而隆起的巨大高原,由于印度板块至今仍以每年5厘米的速度向北移动, 使得地质不稳定,抬高活动始终进行,延续至今,平均每年隆升4—6毫米。这种持续隆升带来地质、地貌和生态方面的变移,地震、火山活动频繁,气候朝寒冷干旱方向发展,同时引起东亚大气环流改变,对周边地区的气候带来巨大影响。加之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印度洋热带海洋季风向高原内部尤其西北部逐渐减弱,致使这里的气候更趋寒冷、干燥、少雨、多风,干旱程度进一步加剧。高原地势的抬高,导致冻土厚度减薄,在干旱状态下土壤退化、冰川面积缩小、雪线后退,加之降水量减少,河流径流量下降,多数湖泊水位降低,不少已干涸消失,草原、草甸有机质积累缓慢,呈砾石多或不同程度的钙化和盐化。边缘地带由于构造运动和河流长期侵蚀,地势陡切加剧,剥蚀和坡面堆积作用广泛,滑坡、山崩、泥石流等现象不断。由于这些自然因素的影响,青藏高原气候一直处在波动式的变化之中,植被退化明显,沙漠化、荒漠化面积不断扩大。长期以来,我们不仅忽视了对高原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而且一度因决策失误和人为破坏,加速了恶化趋势。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在“以粮为纲”思想的指导下,多次大规模地盲目垦荒,导致生态破坏,难以恢复。随着高原人口逐年增长,牲畜数量增加,草原负担日益加重,牧区超载严重(青海牧业区普遍超载30~40%,最严重的地方达到70%),特别是牧民自主经营后,在牧民生产积极性提高、牛羊增多的情况下,疏于管理,轮牧无序,草畜矛盾更趋突出,冬春草场放牧时间得不到限制,草场无喘息之机,牧草营养期生长不良,产草率降低。以黄河源头曾为全国富县之一的玛多县为例,退化草场占整个草场的70%,平均产草量高寒草甸从20世纪60年代的每公顷2760公斤降至1107公斤,高寒草原从每公顷1175公斤降至511公斤,分别减少60%和56.5%,牛羊单体重量普遍比20世纪50年代降低20%。建国初,一度将狩猎作为牧区的主要副业之一,猞猁、鹰、狐狸等草原天敌锐减,草原生态食物链遭到人为破坏,致使高原鼢鼠、鼠兔等大量繁殖,鼠害泛滥,不少原本优良牧场成为黑土滩。据不完全统计,仅青海玉树州鼠害面积多达3381.3万亩,占可利用草场的19.34%。同时,迫于财政困难,往往竭泽而渔,采取杀鸡取卵式的开发,人们依靠掠夺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来换取经济的增长,经济开发的无序性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柴达木盆地在开发初期,由于大肆捕杀野生动物,乱砍滥伐森林,大面积刨挖固沙植被,导致资源的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低下,为长远和整体的经济发展留下隐患。据统计,海西州1959年野生动物总量4,140,490头(只),至1988年下降到21万头只;1954年森林总面积为698375公顷,总蓄积量为1243309立方米,至1990 年一半以上森林已被破坏;到1961年,沙生植被破坏面积达到2000万多亩,占沙生植被面积的2/3,在20世纪90年代初,仍以每年6667.7公顷的速度继续消失。由于大面积开荒,野生植被遭破坏,引起风沙流动,严重影响了农牧业生产。①类似情况在其它地区亦甚严重,以青海省青南牧区为例,每年到冬虫夏草采挖季节,成千上万的外地民工便蜂拥而至,安营扎寨,进行掠夺式采集,一些领导睁一眼、闭一眼,只签合同收钱,并不按规定管理。乱采砂金的队伍规模更为宏大,如长江源头的曲麻莱县全县2万人口,而外来的淘金者年逾11万人,乱挖乱采,使大片草场沙化。随着中藏药资源开发,白唇鹿、棕熊、麝、藏羚羊、雪鸡等珍稀动物禽类濒临灭绝,虫草、贝母、雪莲、大黄、藏菌陈、红景天、羌活等药材不断减少,也使生态环境遭到灭顶之灾。不少地方只有无限制地攫取自然资源来满足日益膨胀的消费欲望,却很少投入到草原的基本建设中,1951年至1985年的35年间,青海省这方面的累计投入仅1.2亿元, 每亩草地平均0.25元,同期草地产出价值78亿元,产出与投入之比为65∶1。②因此,对于青藏高原来说,避免持续的环境损害,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治理保护生态环境,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二、保护青藏高原生态的重要性

青藏高原是我国西部开发的重要地区,在开发和发展的理念上, “既要考虑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不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也就是说,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可持续发展理论思想的核心,一是要规范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强调科学合理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二是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做到和衷共济、平等互利、互助互信、共建共享。这就要求人们以高度的认知水准和道德责任感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创造一个和谐的世界。对于青藏高原这样一个自然地理环境特殊、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来说,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尤其显得紧迫而重要。

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避免持续的环境损害,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兴衰。 青藏高原被称为北半球气候变化的启动区和调节区,它所具有的大陆性环流系统不仅控制着高原上的气候和生物过程,并辐射周围形成下沉气流,影响到附近地区,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大气环流和中小尺度的气流交换。由于青藏高原的存在,增加和维持了太平洋的暖夏季风,给我国东部地区以充沛的雨量,高原土地的利用和植被覆盖变化影响到热力作用,进而影响到季风的进退和性质。因此,青藏高原素有“生态源”、“气候源”之称,是全国和东南亚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保护和建设好这里的生态环境,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是保持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而且对维系整个江河流域的生态平衡,促进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人所共知,青藏高原是最重要的水源区。我国地表水总径流量约2700亿立方米,其中2/3来自高原和山地,来自青藏高原的约1000亿立方米,占总径流量的37%。我国许多大江、大河都发源于此,因此青藏高原是名符其实的“中华水塔”。同时南亚、东南亚地区的主要江河也发源于青藏高原,这里是真正的水源大本营。源于青海的黄河、长江流经区域总耕地近3800万公顷,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主要粮仓。如前所说,由于自然因素和人为的破坏,形成严重的环境问题,造成干旱、洪水、冰雹、沙尘暴等多种自然灾害频繁,青藏高原雪线后退,冰川面积剧减,冰川区冰雪融化速度加快,湿地缩小,土地沙化面积不断扩大,草原林区水量涵养功能减弱,致使生态系统的循环受到破坏,大江大河或洪水成灾,或出现断流。从1972年至1998年27年间,黄河断流21次,直接经济损失350亿元;沿河流域水土流失严重,每年输入黄河的泥沙量达8800多万吨。 长江源头通天河谷地,方圆一百多平方公里山坡原本林木茂密,景色秀美,可是近半个世纪的砍伐破坏,使植被单一,水土流失,雨水冲刷出一道道的纵深沟壑;上游甘孜、阿坝和青海班玛地区多高山峡谷,岩石疏散,是全国有名的暴雨区之一,由于多年无节制地砍伐原始森林、破坏水源涵养,更使泥沙疏松,江水随暴雨泥沙俱下,每年输入长江的泥沙量达1200多万吨,到中下游泥沙淤积,致使洞庭、鄱阳等湖河床抬升,排洪、泻洪能力降低,造成像1998年那样的洪灾,仅1998年长江流域洪灾造成国民经济损失3000亿元。长江源头格拉丹冬原有庞大的冰川群,近年许多泉河、湖泊干涸,一些支流断流,源头第一县曲麻莱县城约改滩因河水断流不得不掘井供人畜饮水,到2000年又因地下水位下降,所掘118口井90%干涸,只能到5公里以外的通天河拉运取水,以每桶0.4元高价出售,出现了长江源头买水喝的怪事。 发源于祁连山中断的黑河是我国西北部仅次于塔里木河的第二大内陆河,它以祁连山的冰川融水为水源,汇八宝河和托勒河,穿高山峡谷,滋润河西走廊10多县的旱地,其下游流入内蒙古西部额济纳河,注入古居延海,堵挡腾格里大沙漠的扩延。宋元以来,古居延海地区历朝驻兵屯田,有“居延大粮仓”的盛名。据周小林在2001年青海日报上的《西部:找回失落的绿色》一文,13世纪,这里“水源充足,松林茂密,野驴和各种野兽经常出没其间”,沃野千里,农牧兼宜。20世纪60年代初,古居延海仍有300多平方公里的湖面,周围“芨芨芦苇入望迷,红柳胡杨阔无边”, 生态良好。60年代之后,黑河干流上陆续建起几十座水库和水利枢纽工程,终于使额济纳河断流,古居延海干涸,85万亩胡杨、红柳、沙枣等天然植被衰败死亡,5000亩草场沙化,一批批农牧民不得不举家搬迁,沦为生态难民。由于我们忽视了对地面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地表植被不断遭到破坏,导致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全国仅水土流失面积达3.67亿公顷。一些资料表明,每年流入长江、黄河的泥沙总量高达20多亿吨。土地沙化已危及1亿多人口的生存和发展。 这种土地沙漠化和水土流失现象主要发生在西部,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国的80%,荒漠化土地面积占全国的95%,这与青藏高原的自然生态退化和破坏直接相关。以青海为例,海西州是全省沙漠化最严重的地区,沙漠面积占全省沙漠面积的90.6%,仍以年100至120万亩的速度扩大;海北州沙化草场达650万亩;海南州共和县塔拉滩总面积320万亩,26%的土地已沙漠化,仍以年1.81万亩的速度增加。青海湖区近几十年来人口增加,开垦耕地34万亩,流入湖中的河水被大量截流用于灌溉,一方面使270万亩草原退化或沙化,严重的达86万亩之多;另一方面,使湖水减少,湖面以每年12厘米的速度下降,著名的鸟岛已同陆地相连,变为半岛,湖滨流沙蔓延,已达113.5万亩。由于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过度开垦、放牧,破坏植被和水资源,致使草地退化,鼠害猖獗,毒草蔓延,森林面积减少,蓄水能力减弱。青藏高原30%以上湖泊干化成盐湖或干盐湖,黄河源区不少湖泊已干涸,生物资源受到严重威胁。黄河源头第一县的玛多县25000平方公里,素有“千湖之县”之称,全县4077个湖泊现3/4干涸, 不足1000个。著名的鄂陵湖和扎陵湖近年来水位平均下降2米,湖面面积缩小20 平方公里,水线消退20米。目前全县75%的草山因沙化、退化和鼠害等因素无法放牧,并以每年20%的速度加快沙漠化进程。从1997年开始,黄河即在这里频频出现断流,“由于生态的极度恶化和频繁的自然灾害,老百姓已经失去了从事畜牧业这个主业的信心”,2001年遭受百年不遇的旱灾,“老百姓在极度恐慌中竞相廉价变卖牲畜,许多牧民沦为无畜户,玛多基础产业的优化升级正面临着严重威胁。”③青藏高原湖泊盛产鱼类,资源丰富,但近几十年来锐减。青海湖湟鱼1979年被国家列为稀有水生动物,现有资源量约7500吨,该湖北岸的沙柳河是湟鱼的第二大产卵区,每年六、七月份,产卵亲鱼溯流而上,在河流中完成繁殖后再游回湖中。由于沙柳河沿岸农场和村庄修建拦河坝和引水工程,导致断流,使成千上万产卵亲鱼死在河道内。青海日报2001年8月11 日《青海湖湟鱼因干旱大量死亡》一文称:沙柳河拦河坝上一段长约200米的河道内形成一条约50厘米厚的“鱼道”,至少有5000吨湟鱼惨死。随着生态环境恶化和沙漠化土地不断扩大,沙尘物质源区面积越来越大,近年来我国北方沙尘暴天气出现的频度和强度为历史罕见,并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到20世纪末,黑河下游地区、内蒙古草原沙化成为危害华北平原和朝鲜半岛的沙尘暴发源地之一,严重影响着许多地域的工农牧业生产和经济的稳定发展。1998年4月, 从内蒙古额济纳扬起的沙尘暴竟席卷北京、济南、徐州,直达南京。2000年以来,这样的大规模沙尘暴出现10余次。恩格斯早就在其《自然辩证法》中告诫人们要学会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认识人类自身与自然界的一致性,反对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④。他明确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的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储存水分的中心。”⑤无数事实说明恩格斯的论断确实是智者之见。今天青藏高原出现的环境问题,已经影响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保持青藏高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首要战略。换言之,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是青藏高原开发的根本点和切入点。

三、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基本思路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是人类在经过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冲突的沉痛教训后作出的科学选择,它以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和良性循环为目的,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统一,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自身需要能力的发展;既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又实现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与环境相协调,不透支子孙后代的自然资源,使子孙后代能够安居乐业,得以生存和发展。因此,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发展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应强调各社会经济因素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联系与协调,寻求人口、经济、环境各要素之间相互协调发展,着力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确立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关联关系。根据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和对周围地区在气候、水量、生态等方面的深刻影响,其经济地位和作用主要表现在生态效益方面,其生态地位日益突出。因此,在青藏高原地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问题上,应确立生态保护优于经济发展的观念,这里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比,生态效益远大于经济效益,因此生态地位在国家全局中占有重要位置,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密切相联系。只有站在这一战略的高度,才能有效扼制这里不断恶化的生态状况,确保全国经济社会的永续发展和国家的生态安全。

青藏高原生态地位的确立和实现,除了观念上的转变, 还要有必要的经济手段,同时应从实际情况出发,调整生态治理思路,把生态治理的重点放在对整个牧区草原的保护上。青藏高原高寒草甸、草原区约1.2亿公顷, 应为生态治理的重点区。整个草原区生态急剧恶化逐步引起政府和广大群众的重视,从20世纪70年代起,主要针对草原载畜量过重的现实,提出压缩牲畜存栏数,减轻草场压力,在不触动牧区传统经济体系的情况下,就生态论生态,重点推行“以草定畜”方针,增加牲畜出栏,加快牲畜周转,并通过一定的资金、人力和技术的投入,建设草库仑、网围栏,实施灭鼠、改造黑土滩等工程,力图保护天然草地。但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些做法虽然对经济与生态的矛盾有所缓解,但由于人畜增长快,产业结构单一,科技落后,资源利用率低,生态建设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无法解决,因此从根本上并没有能够抑制草原生态的恶化。近年来,随着国家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生态建设和保护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重点针对那些水土流失严重、产出水平低的25度以上陡坡耕地,干旱缺水、广种薄收、农作物保收率低的25 度以下山旱地, 海拔在3000米以上、土质不利于农作物生长的高寒耕地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毁林毁草新开垦的耕地,实行了大规模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对于整个青藏高原来说,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这只是一个很小的范围。多年来,青海等地牧区已实施以草场围栏种草、人畜饮水、牲畜棚圈、牧民定居为主要内容的草原“四配套”工程建设,对于畜牧业生产摆脱起落不稳、增强抗御自然灾害能力、提高牧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等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对于草原区的生态保护来说,还并非是一种根本性的途径;近年来广大草原区虽已确定江河源头等若干自然保护区,但还有待拿出更具体的治理保护技术和措施;为了保护草场的人为破坏,各级人民政府曾有过若干禁牧、禁猎、封湖、封山等方面的命令。青海省人民政府曾以青政[2001]77号文发出通知,要求冬虫夏草主要分布区州、县人民政府编制虫草保护和利用规划,明确虫草分布的地域、面积、生态保障措施等,确定采集区和禁采区。在采集区内,按规定的方式和工具采挖,诸如此类规定要求虽不断制订下发,但实施乏力,对保护和治理草场的收效有限,总的形势仍然是局部有改善,总体在恶化。因此,对于青藏高原生态的治理,必须调整思路,突出对草原区的保护这个重中之重。具体措施上,主要应是:

1、划区实施生态保护。为了落实禁牧或减牧措施,建议划区实施生态保护。青藏高原自东南向西北大致分湿润、半湿润、半干旱和干旱地区,自然景观相应地呈现出森林、灌丛、草甸、草原、荒漠状态。其中藏北和青南牧区,面积广大,高寒干旱,自然环境尤为艰苦。它南起冈底斯山、北至昆仑山以南包括西藏自治区羌塘高原和青海省玉树、果洛、黄南三个藏族自治州的广大草原牧区,东西长约1000公里,南北宽约700公里,海拔4000米至5000米,面积约占高原总面积的1/3,近80 万平方公里。目前这一地区已建立了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羌塘自然保护区、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等,建议将这些保护区连为一片,建立全国最大的高原自然保护区。同时逐步扩大保护区范围,将高海拔、陡坡地、湖泊沼泽地、名山名川风景区等纳入保护区范围,扩建生物多样性自然保护区。考虑将这些保护区分为三个层次:其一为核心区,以三江源自然保护区为中心,将湖泊、沼泽地、高海拔山地、珍稀野生动物栖息地、严重退化草地实行全面封闭,禁止任何人类生产性活动,主要依靠自然力恢复草原。其二为缓冲区,即核心区外围的半休牧区,只允许少量牧民进行季节性游牧,牲畜养殖以解决当地牧民的肉食为原则,控制数量,禁止采集、挖掘活动。其三是生态牧业区,主要包括海拔3000米以下的青海湖环湖草原、祁连山地、柴达木盆地生态条件较好地区、青南藏北自然保护区东部边缘地带、藏南谷地山地等。这里气候条件相对较好、水土资源较丰富,在保护好自然环境、注意自然资源的节制永续利用的原则下,发展生态牧业,做到资源保护与开发结合、环境保护与发展经济结合,促进经济与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⑥

2、适度转移人口,减轻草场压力。青藏高原草场退化的人为因素,最根本的是载畜量过重问题。高原中西部高寒地区自然生态十分脆弱,生物生长艰难,生态一旦破坏,便很难恢复,由于目前人畜过多,超载放牧,造成草地退化和沙化。实践证明,在现有的牧业生产力状况下,如不转移减少人口,载畜量很难压下来。青海省玉树、果洛两个藏族自治州是江河源头主要地区。玉树藏族自治州可利用草场面积约13400万亩,1950年全州总人口11.3424万人,共有各类牲畜184.3535万头(只),人均占有牲畜16.25头(只),每头牲畜占有草场72.69亩;1993年全州总人口23.85万人,共有各类牲畜400万头(只),人均占有牲畜16.77头(只),每头牲畜占有草场33.5亩,下降39.19亩,下降率近112%。⑦果洛藏族自治州可利用草场面积8860万亩,1952年全州有各类牲畜146.71万头(只),人均占有牲畜26.2头(只),每头牲畜占有草场60.39亩;1993年全州总人口11.97万人,有各类牲畜261.73万头(只),人均占有牲畜21.86头(只),每头牲畜占有草场33.85亩,下降26.54亩,下降率78.4%。⑧数据表明,经过40多年的牧业发展,在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人均牲畜占有量并未增加,还有减少趋势,而草场的负担却增加了一倍,说明只靠牲畜发展不仅不能致富,相反使脆弱的生态雪上加霜,草原无喘息之机,走上竭泽而渔的路子。近年来,对青藏高原黑土滩退化草地成因的研究结果表明,形成“黑土型”退化草地的主要驱动力是超载放牧,而鼠害、冻融、水蚀、风蚀作用等因素是退化的辅助因子,它们的存在和互相影响、叠加等作用加速了草地退化的进程。因此,为了保护高原生态环境,使牧民脱离贫困,实现青藏高原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在对牧区草场进行综合治理的同时,必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下决心从那些已失去生存条件的高寒地区迁出大部分人口,将一部分转移到新开辟的开发区,一部分相对集中到半休牧区和生态牧业区,把用于高寒偏远地区修路盖房等公共设施的资金投入集中于主要项目与城镇建设上,降低公共消费成本。凡规划为自然生态保护区内的人口由政府组织,集体迁移,半休牧区的牧民,根据草场分布和生态状况,统一部署,适当迁移。自然保护区内禁止生产性活动,实行全休封育,利用自然力实现草原植被的自我恢复;半休牧区应是生态重点治理区,把这里的群众变为专业护林人、种草人、灭鼠人,保留少量生活畜,吃粮靠退牧补偿,花钱靠特色经济,集中主要人力,实施水利建设、人工种草、治理鼠害等工程,以修复草原;其他相对集中起来的人口,可组建生态产业农场与牧场,从事城镇建设、交通、水利、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开展畜产品加工、服务、经商等生产活动。

四、主要保障措施

1、进一步提高对青藏高原生态地位的认识。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其目的是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和良性循环,它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涉及到人类如何安身立命的重大问题,与所有社会成员的生活息息相关。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人口资源环境工作是强国富民安天下的大事”。因此,要保护好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必须提高全体公民的认识,重在全社会的积极参与。要通过生态教育影响人们的价值导向、伦理规范,倡导健康、文明的生产和消费行为,使公民树立生态文明观念,这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自然与社会生态关系上的具体表现。只有提高全民的认识,才能有更广阔的视野,找出科学的方法和手段。青藏高原独具的地理气候对全国乃至北半球的气候有着巨大影响,甚至对全球的气候变化具有敏感性和调节作用。就环境价值而言,青藏高原的环境效益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本身,而且关系到南亚和东南亚人民的未来和发展,这里的环境优劣状况对全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在考虑今后的发展问题时,一定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做到人口、资源、环境和谐统一,把青藏高原的环境保护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计划动作,确保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安全,使之成为一个高质量的“生态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创造良好的空间。为此,国家应加大协调区域、地方之间关系的力度,形成必要的组织管理系统,要有必要的政策倾斜,安排落实工程项目,用法律形式建立区域间的生态恢复补偿机制,以保证青藏高原的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

2、加大投入是生态治理的重要保证。青藏高原的生态治理在一段时间内需要大量的投入。以青海省为例,全省牧业人口近60万人,其中分布在重度退化、沙化的草场和黑土滩,需要全部迁移实行封闭休牧育草的牧民约12万人,分布在轻度退化草场的约13万人。加上藏北草原和其他半休牧区的迁移户,大约30多万口人需要迁移。为保证其生活,中央财政须给予经济补偿,以解除被搬迁牧民的后顾之忧。青藏高原生态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多年来用于生态建设和保护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却长期对草原的掠夺性经营,超载过牧,导致草场大面积退化。从过去的情况看,由于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未能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人口增长超过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乱垦草原、乱伐林木、滥捕野生动物,长期无价或低价使用西部自然资源,给这里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冲击和破坏,现在治理的责任不应该全由这里的人们来承担,作为国家和东部等受益地区应提供一定的生态补偿。从长远来看,青藏高原是我国大江大河的发源地和重要的水源涵养区,这里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将改善和调解全国的气候,为东部提供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所必需的水资源供应,提高国家的自然资源存量,并保障整个国家的生态安全和环境质量。也就是说,生态治理的好处人所共知,其利益绝非西部地区所独享。因此,不少有识之士倡议构建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按照受益者补偿的原则,国家、社会和西部地区自身应为生态补偿的主体,以国家和社会补偿为主,自我补偿为补充,确保生态建设有稳定的资金来源。”⑨为了保证青藏高原生态治理工程的良好顺利运转,避免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撞车”,同时处理好退耕还林草、退牧还草与农牧长远生计之间的关系,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建议在国家投资为主的前提下,应将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流域补偿和资源开发利用者对生态恢复的补偿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并提倡国内外各种组织和个人对青藏高原生态环境捐款,鼓励与生态建设相关项目的投资。

3、着力解决草原生态环境建设与退耕还林还草中的关键技术问题。高原草场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除了以草定畜、划区轮牧等传统做法外,还必须加大草原鼠虫害防治、牧草种籽基地建设、草场水利设施建设、人工种草、黑土滩治理、改良草场等多方面的基础建设力度。这些方面,之所以成效有限,其根本原因除投入乏力外,关键还在科技含量小,一些关键性技术尚未解决。近年,不少地方注意草原建设中的科技问题,在有限投入的情况下获得了较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充分说明了科技的重要性。如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实施“请鹰灭鼠”工程,用生物方法消灭“草原杀手”鼠虫,防止了以往用药物方法破坏生物链的弊端,仅以8.5 万元的投资,使5万亩草场鼠害得到治理。⑩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满掌乡等地早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了人工种草的成功经验,后因科技人员缺乏等原因未能广泛推广。1996年,青海省下达“‘黑土型’退化草地植被恢复技术研究”课题,由省畜牧兽医科学院、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果洛州草原站共同承担,历时5年, 在“黑土型”退化草地成因、恢复与重建技术、鼠害动态监测及防治技术以及退化草地恢复与重建等方面的示范研究,成功地在果洛州恢复和治理了近3万亩的退化草地,在达日县建设和窝赛两乡建立1278亩人工草地,使当地植被盖度从15%提高到80%以上,认为“只要科技服务与管理到位,在‘黑土滩’上种草没有任何问题。”(11)

4、建立健全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政策。青藏高原以往的发展缺乏可持续性往往同制度有关。因此,相关社会经济政策的建立和健全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主要应有:(1)人口政策。青藏高原虽然地广人稀,但相对于环境承载力, 人口已相对饱和,人口压力日趋显现。20世纪50年代以来,青藏高原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高于全国。青海省人口从1949年的148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518万人,50年间净增37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7.4万人。新增人口的生存与发展以及日益追求的高享受,给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极大障碍。因此应积极宣传和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数量增长,并着力提高高原人口的整体素质,这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重要环节。(2)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政策。青藏高原自然资源丰富, 目前开发利用程度低,破坏性开发严重,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应实行政府主导下的自然资源资产化管理政策,确保良好的经济效益和更优的生态环境。必须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防治并重”的生态保护与建设方针,建立和完善生态保护的法规和政策体系,停止一切破坏生态的生产活动。(3)财政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工程为消除资金匮乏的“瓶颈”,急需国家从加大建设资金投入力度、优先安排建设项目、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大金融信贷支持等方面,给予更大支持。青藏高原各省区应在筹集配套资金、成立项目管理机构、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保证资金运转畅通、及时供应物资、完善项目管理体制、规范金融秩序等诸多方面应有具体的应对措施,防止对资金的截留、贪污、浪费。在政策环境上,应落实一系列优惠政策,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作为开发建设的内在因素,从基础环节上实现有机结合。从长远看,应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项目基金,并通过国际资本市场,鼓励国内外资金流向青藏高原。

5、提升对经济增长认识的境界。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但科学的发展观要求把发展由单纯经济增长推向社会生存条件,不能只求经济增长而破坏污染环境,影响生态平衡,这就要求必须提高经济运行素质,在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生态环境的科学保护等方面真正实现决策科学,只有防止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及急功近利、断子孙路的做法,才能保持资源的永续利用,保护好人们的生存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的决策、科技与教育的发展又与生态保护密切相关。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质量、人力资源分布结构、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以及教育、科技进步因素等有机联系,可持续发展必须是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这种方式主要取决于劳动力素质,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又最终取决于教育。青藏高原教育科技落后是一个严重的现实,因此,重视教育势在必行,应进一步增加教育投入,研究发展教育的有效途径,在发展义务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专业技术教育,注意发挥包括寺院教育在内的民间办学潜力。

6、继续搞好扶贫开发工作。扶贫开发,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是逐步实现各族人民共同富裕的重大战略措施。青藏高原是边疆少数民族特别贫困的地区,这里的生态环境之所以不断遭到破坏,与当地的贫困直接相关。这里的人们为了维持生存,不得不过多地向大自然索取,或者说,明知道破坏生态环境,但迫于生存,不得不向自然索取,去破坏生态,从而造成环境的持续恶化。近20多年来,为保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促进民族团结、保持边疆安定和社会稳定,在政府主导下,动员社会力量,开展扶贫开发,取得了显著成就。但青藏高原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基础设施条件有限,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贫困人口面仍然很大,要进一步改善这里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改变社会、经济、文化的落后状态,提高广大农牧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如果贫困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那么草原超载、退牧还草、退耕还林等难能真正落实,生态恶化难以有效遏制。因此,必须以人为本,切实解决当地农牧民的生活、花钱、燃料等一系列生存问题,紧密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扶贫方案,扬长避短,找出充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旅游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路径和办法,把优势和潜力尽快转化为经济效益。应继续动员全社会为扶贫开发共同努力,中央和地方财政增加扶贫投入;制定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扶贫;优先安排基础设施项目和资源开发项目,继续搞好东西部地区的扶贫协作等。当然,青藏高原各族人民也应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克服“等、靠、要”的依赖心理,破除封闭保守的思想观念,摒弃安于现状的小农意识,树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开放意识和创新意识,以外部扶持帮助为契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贫困。

7、应把水资源的开发和有效利用放到突出位置。青藏高原虽为“中华水塔”,但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气候因素,多数地方缺水,单位面积水资源拥有量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水资源分布与人口、耕地、矿产等资源不相匹配,且开发滞后,调控能力差,资源性缺水和工程性缺水问题都十分突出。因此,开发青藏高原必须要解决水的问题。除了经常提及的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外,必须教育全体人民树立水资源保护意识,转变落后的用水习惯,形成全社会的节水意识,并且科学开发,以保障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方面,一要作好水资源规划,协调好保护、开发、利用等各个环节,大搞绿化,涵养水源;二要实行水务一体化管理,对水资源的开发、治理、利用、配置、节约、保护等实行全方位、全过程的统一管理,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达到效益的最大化;三要继续开发空中水资源,研究探索云雾成雨的条件和规律,选择与研制廉价高效的人工降雨催化剂等,实施人工降雨作业,以弥补地表水之不足;四要逐步通过实施“南水北调”、“东水西调”等工程,从根本上缓解部分干旱地区的人畜饮水困难,满足生态环境建设需要。

8、弘扬青藏高原民族传统的生态观念,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保护生态环境,做到生态、经济、社会全面的可持续性,这除了必要的法规、政策措施外,还必须树立全民的生态观念,通过生态文明建设,唤起人们的自觉行动,具体落实各种环保措施。人的行为是心理、思维和决策的表现,从环境保护角度讲,如果人们对自然和自己身处环境的感受、想法不同,那么他们对环境保护的态度也就不同。不少研究者认为,一些民族对自身与环境关系的朴素思维正是今天环境得以保护的重要原因。青藏高原各民族长期生活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他们深刻理解环境对于人们生存的重要性,加之传统宗教观念的影响,普遍具有热爱自然、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有与自然和谐的生产、生活方式、简朴的消费行为。如青藏高原的主体民族藏族人民在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保护高原生态环境方面有许多有益的价值观念,诸如人与自然一体观、自然崇拜观念、众生平等观念、节制简朴的生活观等,都是宝贵的生态财富,我们应注意吸收这些财富,从文化和思维方面去寻找环境保护的心理共识,结合现代科学技术,探索环境保护、防止生态退化的路子,诱导一种健康、文明的生产和消费行为,启迪一种将自然、功利、道德、信仰和天地融合为一的生态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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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牧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考_人与自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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