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定位中的错位与越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614(2007)04-0018-03
高校定位是近年来高等教育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和论著都很多，仔细比较后我们会发现，“定位”一词在这些文章中语境不同，使得其含义也因此有了变化。比较典型的有以下几种：一是从高等教育宏观角度出发，讨论整个高等教育大系统中高校的类型及其比例问题。如研究型大学、一般本科院校、职业院校等应如何分布、各有何职能等等，并不涉及某一具体高校的发展；二是从高校自身层面来探讨。其中多从高校管理的角度出发，对具体高校当前的情况进行分析，明确它目前的发展状况以及它在整个高教系统或地域发展中所处的位置，进而对高校某段时期内的发展进行战略规划，对近期发展目标进行定位。这也是将高校作为一种大型社会组织进行管理的新趋势；三是来自负面的较多评论，也就是许多学者对高校不“安分守己”现象的一种指责。他们认为目前高校之间的“趋同”和“攀比”现象与形成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体系目标相悖。许多文章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这样的忧虑：职业院校不安心职业教育；一般本科院校不安心本科教学，费尽心思地考虑“升级”；研究型院校则盲目追求硕士点、博士点数量的增加，这样就在客观上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和教育腐败。本人认为，在我国高等教育还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今天，高等学校格局还远未定型，如果希望各个高校在这个时期就“安居乐业”、“各司其职”，也就将一所高校目前的状态延续到了未来，这已经不是“定位”，而是一种“定型”。这将限制高校的发展，对高校自发形成多层次、多类型、多元化格局不但无利反而有害。本文将主要对这样的“定位”观进行一些反思。
一、高校的“个性”与“趋同”
1.高校组织的个性。如何办出高校的特色是前几年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热点问题，各具特色是高等教育多元化的必要条件，而目前对高校的“责难”也常常是指责高校过于“趋同”，毫无个性。但是给高校定好位置，对号入座，就是有个性的高校了吗？那么简单的几种划分就能反映个性吗？个性是能预先设定的吗？张楚廷教授对个性发展的观点是：在发展中形成个性；在全面的发展中形成个性；在自由的发展中形成个性；个性的充分发展才能导致多元化；个性发展、自由发展、和谐发展、全面发展在某个层面上来说是完全相同的，它们都离不开一个词，就是“发展”。[1]
2.高校组织趋同的类型及其原因。高校组织的趋同根据它模仿的对象不同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普遍的一种就是备受指责的“攀比”类型，这是一种“向上”的趋同。社会学学者对这种组织趋同现象有着正面的分析：组织经常模仿同领域中成功组织的行为和做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环境的不确定性。当环境不确定时，各个组织不知道什么是最佳方案，通过模仿其他成功的组织，可以降低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2] 另外还有两种经常被忽视的趋同现象：一是模仿同等类型的学校，比如开设相同的专业和课程、引进相同的人才等；二是模仿地位不如自己的学校，比如很多大学在其外围开设了很多的自考助学班、职业培训班等。这两种可分别视之为“同位”趋同和“向下”趋同。这些组织的趋同方式虽然造成了高校组织间的相似性，但在高校组织内部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多元化”。对高等教育组织内部的多元化，有学者这样分析：通过产品的多元化可以在规模上保留竞争优势，从而确保它们获得稀少资源的能力；这种涉及尽可能多学科领域的多样化也便于我们妥善处理危急的偶发事件。[3] 一个庞大组织的多元化可能更有利于组织的稳定性，面对高等教育将要面临的一些问题(如适龄人口减少等)将会有更大的防范和缓冲余地。研究认为，模仿可以分为竞争性模仿和制度性模仿。前者指模仿竞争对手，后者指模仿被社会普遍接受的合情合理的做法(人们普遍认为的好的标准)。[4] 组织在形成趋同的过程中，一般遵循两种机制：一种机制是理性的选择；另一种机制是合法性机制，即指一个制度在被广泛接受，形成社会事实后就会转化成为一个重要的制度力量。[5]
我国高校在一个崭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飞速发展，没有多少经验可循，高校彼此之间对成功经验的暂时模仿也自然会成为高校发展的一种手段。在这个过程中，高校对自己拥有和利用什么资源、能获得什么利益的考虑是经过理性权衡了的。比如学校的“升级”会在政府投资、吸引生源、提升学校形象等方面带来诸多益处，而并非只是盲目“攀比”。很多人指责的高校“盲目”发展只是因为他们不大认同这种“理性”，或者是担心抢占了稀缺资源。
3.作为发展手段和过程的“组织趋同”。那么，趋同就是发展的终点吗？答案显然并不如此。我国人类学学者对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经济和民族文化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在调查了福建、贵州的一些少数民族村落后发现：在经济落后时期，这些民族经常会模仿汉族的一些行为特征。但当他们的经济得到发展，甚至超过很多汉族农村地区时，民族的表意文化不仅得到了持续发展，还会更加特化和强化。甚至已经被汉化的族群也纷纷恢复其少数民族身份，有些汉化的族群已经遗失了对民族特征的记忆，他们就从资料中去找寻，有的甚至特意创造出与汉文化特征不同的一些习俗。[6] 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对组织的“趋同”忧心忡忡。“趋同”只是发展的一种手段、一个过程，在“趋同”之后就是“求异”，这种求异是自然发生，而不是刻意设计的。“趋同”之后就会迎来一个寻求个性的时代，但是其前提一定是发展，而不是故步自封。发展未必会导致个性，但是个性却一定需要充分的发展，这种自发的求异比预先设计的求异将更加持久、更富有生命力。
二、高校的“生态位”与“定位”
1.生态学中生态位概念的含义。一些学者也曾用生态位原理来解释高校定位的合理性。生态位是生态学中的一个概念，它指在生态系统中一个生物单位(包括个体、种群或物种)对资源的利用和对环境的适应性、其在时间和空间上所处的位置以及与其他相关生物单位间的功能关系。在生态学中，生物单位在有限环境空间内增长时，随着生物单位密度的增加，对有限资源的争夺将必然导致竞争的加剧，影响生物单位的实际增长率。竞争者越多，各生物单位的生态位重叠越大，实际生态位空间相对减少，竞争就越激烈。各生物单位占据不同生态位，用相互补充来代替直接竞争，通过生态位的分离来更有效地利用环境资源，实现共同生存的目的。[7]
2.高等教育的“生态位”概念。效仿生态学的高等学校生态位概念是指高校对资源和环境的选择范围所构成的集合。高校的资源和环境应遵循生态学的生态位原理：生态位差异大的高校，彼此之间的竞争就小，甚至处于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反之，生态位越近似的高校，相互竞争就越大。因此，在竞争中高等学校通过与竞争者生态位的分离来充分利用市场资源，寻求个性的发展，实现其共生共荣。
在这个概念基础上，甚至有学者在模仿美国大学分类的基础上，设计了中国大学的分类。并设计了一系列的指标，给每类大学安排了不同的任务，并建议高校对号入座。认为这样可以通过生态位分离来降低竞争的强度。
3.对高等教育环境中生态位概念的几点疑问。对这样的分析，我们不禁有几点疑问：(1)生态位是怎么形成的呢？难道大自然事先就制定了各种生态位，并赋予各类生物不同的秉性，然后它们各归其位吗？生态学自己的解释就不是这样！生态位是生物在竞争中形成的，生态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是一种既成的事实。高校的生态位同样需要通过竞争来形成，生态位不是预先设定的，而是在发展中逐步形成的。我们在高校还没有充分竞争的今天就先给各个高校设计出不同的定位，难怪很多学者和官员会感叹“高校地位为何这么难”！(2)对生态位的描述和分类是否就精准呢？即便是精准的，我们是否已经把存在的所有生态位类型都考虑进去了呢？我国目前对高校如何进行分类是有争议的，即使对高校的分类达成共识，高校分布的细节仍不清楚。首先，高校分类只能采用几个简单的指标，完全不能概括高校丰富的内涵。其次，在高校分类的各个类别里，各个高校的分布又如何反映呢？又有多少高校在临界点附近徘徊？对它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是否有一个类似于足球联赛制的制度，可以让这些临界点附近的高校上下流动呢？如果可以上下流动，从理论上看最低端的学校完全可以通过努力层层越位，那么，这样的定位理论还有什么含义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高校的分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标准，它是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美国的高校分类是在美国高校系统基本成熟和稳定的时候开始的，美国卡内基《高等院校分类》有1973年、1976年、1987年、1994年、2000年几个不同的版本[8]，它本身就根据不同阶段进行了调整，而高校的发展正是它调整的原因。高等院校分类是针对高校的过去时态和现在时态，是业已形成的静止状态，而不是对未来高等院校的分类。如果根据分类理论来演绎高校未来的发展，依据并不充分。(3)是不是还有我们没有分析到的生态位呢？在这个已经貌似拥挤的生态空间，是不是还有空余的生态空间并没有被占据呢？这些空余的生态空间是否很大，大到超过我们理性能分析到的范围，甚至超过我们的想象呢？在我们这个高等教育的大系统中，我们能准确知道的东西并不多，很多时候我们是朝着某个方向模模糊糊地前进，不知道它确切的状态，一种确定的状态描述只能用于一种完成的现实。[9] 而高校作为一个有生命的组织正处在过程当中，因此，我们只能表达某种倾向，并不能确定未来。
三、高校定位与高校发展
1.高等教育的大发展是高校发展的良机。我们经常批评教育制度限制了学校的发展，限制了人的发展，但高校定位的呼声却经常来自于高校内部。我国的高校特别是公立高校在某些方面具有国家机关附属物的性质，很多的时候我们必须服从政府，而政府并没有给高校很大的自主空间。对高校是否定位的问题，恰恰政府并没有强制性的措施，而只是采取了一些比较柔和的手段，如，经济引导、加强评估和舆论宣传等。而在这个时候，高校却开始自己限制自己。
高等教育大规模发展的这些年里，一些曾经不大被关注的院校异军突起，显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而一些曾经有些影响力的大学却变得默默无闻，很多指标的评估越来越靠后，见诸媒体的几率越来越小，影响越来越弱。这其中当然有很多原因，但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些院校安于现状。高等教育现在正处于大发展的阶段，一旦体系发展成熟，多元化的局面形成，不同类型的院校分布将基本稳定。我们从世界大学的发展史就可以发现，大学组织的地位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世界很多知名大学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巩固的地位。因此，如果错过现在的发展良机，以后发展的成本将要大大增加，而且未必能够成功。
2.高校组织的地位差异是已经存在的事实。为了高等教育多元化的发展，政府在对职业教育加大投资的同时，在舆论上还广泛宣传：任何高等教育形式都是好的，它们之间没有等级的区别，办职业教育的院校并不比办普通高等教育或者研究型教育的院校要低人一等。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曾几何时，政府为了减轻高等院校的压力，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大力发展电大、函大、夜大、自考等教育形式，并且明文规定这些办学形式颁发的本科专科文凭和全日制大学颁发的文凭一样，都是国家承认的文凭，它们之间没有等级区分。但在人们心里，这种区别客观存在，而且区别很大。即使是现在，很多国家机关对只接受了“上述国民教育系列”教育的人员还是有着诸多限制的。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系统曾经在1988年前以“平等而有差异”为原则(假设高级教育学院与大学地位平等但职能不同)实施“双重结构”，但最终还是结束了这种政策。原因如下：(1)其理论基础既不稳定又自相矛盾，所产生的结果与想要达到的目的相悖，双重制区分的两种院校在教育职能上趋于彼此相同，但地位上仍不相同；(2)双重结构否定了院校等级的现实，即大学处于最高层次，享受最高地位、最大特权和最好福利。[10]
即使这些教育形式确实都已经不相伯仲，按照社会心理的习俗，人们还是要设定新标准来区分谁更加卓越，谁比较普通。如果很多人对卓越的理解相同，那么，就只有通过竞争来自我实现。竞争会浪费资源，但如果潜力得不到发挥，造成的损失将更大。经济领域的发展给了我们一个良好的证明。高校在“攀升”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不择手段”、“不知廉耻”的事件，这恐怕另有非常复杂和深刻的原因，高校的“攀升”只是这种病症的一个载体，而不是病因。在这个过程中，高校自身亦被伤害。
3.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我们经常强调，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一所高校是整个高教系统的一部分。按照传统的目的论，每一部分都是为了整体的最大利益而努力，从而和谐地组织在一起。当我们把一个小有机体的生命归属于大有机体的生命时，我们接受的是一种外在目的论的原则。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其中的每一个部分本身在某种情况下也可能是一个有机体，小的有机体也具有独立性，每一个组织首先要为自己而存活。[11] 当个体将自己的生存发展目标寄托于整体时，给整体组织带来的不仅仅是生机和活力，而更多的是干扰和负担。如果高校将自己的发展和规划寄托于国家，我们的政府将不堪重负。当然，个体的发展总是希望和整体的发展基本保持一致，但是个体并非总是清楚如何去做才能真正有益于整体的利益，其中一条可行的途径应该就是——成为一个优秀的个体。尽力办好每一所高校，不仅是对组织自身负责，也是对高等教育系统负责，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负责。
大学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不断“越位”的历史。[12] 从仅仅培养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和神职人员，到把科学研究纳入自己的羽翼之下，到直接影响经济发展，再到现在慢慢地把根系伸入社会各个领域，大学早已不仅仅是城市文化的点缀品。虽然社会对大学有着诸多责难，但是却深深地依赖着大学，离不开大学。大学的未来是什么样子？大学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让我们在前进中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