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需求的分布特征及其成因&基于就业期望中介效应的分析_就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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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自高校扩招以来，我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逐年提升。截至2013年，我国高校毕业生的总规模为699万人，较2002年的134万增加了565万。高校毕业生规模的扩大一方面说明了中国人口素质的持续改善，另一方面也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待就业队伍，并导致日趋严重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2013年5月底，我们进行了“2013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需求调查”。调查结果表明，49.1%的受访者表示就业形势很差或较差，40.4%的受访者认为当年就业形势一般，只有10.5%的受访者认为就业形势较好或很好。

       根据Higgins认为，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的出现既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supply-side)有关，也与劳动力供给者(demand-side)的就业意愿和就业能力不足有关，还与供求匹配(job-matching)的效率不足有关。[1]特别是在劳动力的供给方面，由于高校扩招速度过快，毕业生的能力和素质会有所下降，新生代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和价值取向往往也不太成熟，并给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提升带来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下，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吸引了各界的普遍关注，构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体系开始被提上议程。例如：国务院于2009年出台了七项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就业政策，其中便专门强调了要“提升毕业生就业能力”和“强化毕业生就业服务”。

       目前，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体系主要提供了就业信息发布、就业岗位推荐、就业政策咨询、就业能力培训、职业能力培训以及档案管理等就业服务内容。[2]但这些服务内容的有效性，与其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需求的有效对接紧密相关。

       关于公共就业服务需求的研究极为匮乏，专门针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需求的研究则更少。有限的研究中，姚科艳等(2012)针对农科专业大学生展开调查，并认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供求状况不容乐观，但并未对其就业服务需求的分布状况展开更深入的研究。此外，魏下海(2011)对农民工就业服务需求的研究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工群体，其就业服务需求往往更高。但该研究并未解释上述特征出现的原因及其对公共就业服务开发和供给的影响。[3]

       基于此，本文试图立足问卷调查，获取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需求的一手数据，分析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需求的分布特征及其主要成因。该研究有助于识别就业服务重点人群和不同人群的差异化需求，并将对就业服务供给质量的提升产生积极影响。

       二、数据采集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数据集来自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我国高校毕业生社会化就业服务体系研究”课题组“关于2013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需求的调查”。为消除不同人群关于程度标准的差异性，课题组以需求状况和需求满足状况来衡量受访者的就业服务需求①。其中，需求状况为正向指标，需求满足状况为逆向指标。

       课题组于2013年5月15日至31日，在我国北方地区五个省市的9所院校针对本科毕业生发放问卷2000份，回收问卷1888份，其中有效问卷为1335份，问卷回收率为94.4%，问卷有效率为72.8%。课题组在选择受访院校时的基本原则是平衡学校所在地的区域分布和学校所属批次分布。学校地域分布方面，北京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辽宁、黑龙江、河南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内蒙古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学校所属批次方面，9所高校中有3所来自一批次院校，5所来自二批次院校，1所来自三批次院校。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处理，课题组得到样本相关特征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平均成绩和最低工资预期为连续性变量，量纲分别为分和千元；资质证书数量按0-3分为4个等级，分别为0个、1个、2个、3个及以上；父母最高学历按1-4分4个等级，分别代表初中及以下、高中、专科、本科及以上；最低工资预期、就业形势预期和就业服务需求均为五点量表形式；其余指标均为0-1变量。

      

       根据表1和进一步的数据分析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人口统计学特征方面，受访者性别分布平衡、民族分布以汉族为主、大多来自城镇、家庭收入状况大多良好、家庭教育背景多在高中以上。

       学业表现方面，受访者毕业时的平均成绩为79.8分，有24.9%为共产党员，有53.1%曾担任过班干部，有48.7%曾获得过奖学金，大多拥有一个或以上证书资质，文理科分布均衡，大多曾有实习经历。此外，来自二本院校的受访者数量最多，一本院校和三本院校受访者数量大致相当。

       就业服务需求及其他指标方面，受访者对就业服务需求程度的评分为3.20，其中在就业服务需求状况方面的评分为3.16，需求满足状况方面的评分为2.76。也就是说，就业服务总体供给状况仍不容乐观，供给规模仍待提高。

       此外，受访者对最低工资预期的均值为3556元；对就业形势的预期较为悲观，持悲观预期和乐观预期者占比分别为49.2%和9.6%。

       三、就业服务需求分布特征的方差分析

       本文试图通过方差分析，识别就业服务需求的分布特征，为就业服务重点人群的识别提供基础性支持。由于平均成绩是连续性变量，本文将其转化为类别指标，4个等级的标准分别为成绩低于75、75-85、85-90及90以上。方差分析的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在人口统计学特征方面，个人特征较弱势的受访者，其就业服务需求状况明显更高。例如：女性、少数民族、来自农村地区、家庭收入状况较差的受访者，其就业服务需求分别较对比组高0.15分、0.10分、0.10分和0.12分；父母最高学历为初中及以下者的就业服务需求比本科及以上者要高0.15分。

       在学业表现方面，在校期间表现较好的受访者，其就业服务需求往往更高。例如：共产党员、获得过奖学金、一本院校就读的受访者，其就业服务需求较对照组高0.06分、0.06分和0.17分；平均成绩在75分以上者的就业服务需求也显著高于平均成绩在75分以下者。文史类学生的就业服务需求也高于理工类学生。

       此外，就业服务需求在年龄、是否任班干部、拥有的资质证书数量及是否有实习经历等个人特征变量上的差异性并不显著，故未在表2中列出。

       综上所述，不同高校毕业生群体的就业服务需求差异明显，且与常识判断存在一定差异。传统观点大多认为，就业服务需求旺盛群体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和学业表现都应该较差。但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学业表现良好的高校毕业生群体，其就业服务需求也更旺盛。

       四、基于中介效应的高就业服务需求成因分析

       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除了人口统计学特征略显劣势的群体外，人力资本积累状况良好的高校毕业生，其就业服务需求也会更高。这与针对其他人群就业服务需求相关研究的结论极为吻合。[4]前期访谈结果表明，不同人群在未来就业预期上的差异极为明显。人口统计学特征略显劣势的毕业生多对未来就业存在悲观预期，并希望能够尽快实现就业；学业表现更好的毕业生大多并不担心找不到工作，他们更倾向于花更多时间搜寻更好的工作。

       换而言之，就业形势预期和最低工资预期在个人特征与就业服务需求的关系间发挥了中介效应。本文据此提出两个假设：假设1，略显劣势的个人统计学特征通过引起对未来就业形势的悲观预期，提高毕业生对就业服务需求的需求；假设2，优异的学业表现通过引起对未来就业质量的高预期，提高毕业生对就业服务的需求。

       根据温忠麟(2004)，中介效应的检验可以通过依次检验回归系数和Sobel检验实现。分别以X、M、Y代表自变量、中介变量和因变量，检验中介效应的方法主要包括：首先，对Y=cX进行回归，如果显著则分别对M=aX和

进行回归，当a、b均显著时候，考察

的显著性，若

显著，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若

不显著，则存在完全的中介效应；当a不显著时，需要进一步进行Sobel检验以确定是否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5]Sobel检验的具体流程和统计量计算方法详见Sobel(1982)。

       基于此，本文利用STATA10.0，对就业形势预期和最低工资预期的中介效应展开进一步研究，并得到表3。其中，模型1-3检验了就业形势预期的中介效应，模型4、5和Sobel检验在模型3的基础上，检验了最低工资预期的中介效应。

      

       注：(1)表中a、b、c分别代表回归系数、显著性水平和Sobel统计量。其中，回归系数栏中的显著性水平为T检验显著性水平、Sobel检验栏中的显著性水平为双尾检验显著性水平。根据模型3和4，只有女性、家庭教育背景、平均成绩和一本院校需要进行Sobel检验；(2)平均成绩和最低工资预期均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根据表3，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女性、少数民族、贫困家庭、家庭教育背景、平均成绩及就读一本院校对就业服务需求有显著影响，且正负方向与方差分析的结果一致。

       根据模型1，女性、少数民族、贫困家庭与就读院校对就业服务需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农村家庭、奖学金、政治面貌、文类专业、是否为三本院校均与就业服务需求不存在显著关系，无需进行后续的中介效应分析，故在表3中隐去。

       其次，女性、少数民族、贫困家庭和较低的家庭教育背景通过引起就业形势的悲观预期，提高就业服务需求，假设1得到支持。

       根据模型2，女性、少数民族、贫困家庭和家庭教育背景较差对就业形势预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根据模型3，就业形势预期对就业服务需求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结合模型1、2、3，女性、少数民族、贫困家庭和家庭教育背景较差对就业服务需求的正向影响通过就业形势预期实现，就业形势预期在其中起显著的中介效应。其中，在少数民族、贫困家庭对就业服务需求的影响上，就业形势预期发挥完全中介效应。

       最后，更高的学习成绩和就读一本院校通过引起对最低工资的高预期，提高就业服务需求，假设2得到支持。

       根据模型4，学习成绩、就读一本院校对最低工资预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根据模型5，最低工资预期对就业服务需求的影响并不显著；根据模型3、4、5和Sobel检验的结果，最低工资预期的中介效应仍然显著存在。也就是说，学习成绩和就读一本院校对就业服务需求的影响显著地通过最低工资预期实现。此外，男性和较高的家庭教育背景也通过引起对最低工资的高预期，提高就业服务需求。

       总之，假设1和假设2均得到支持，基于就业预期中介效应的分析很好地解释了就业服务需求分布特征的成因。个人特征略显劣势的人群，其就业服务高需求来自于对就业形势的悲观预期，他们会担忧因自身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劣势而无法实现就业；但个人特征优势明显的人群，其就业服务高需求则来自于对未来工作岗位的高要求，他们并不担心找不到工作，只是对就业岗位的质量要求更高。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结论

       随着毕业生规模的不断提高，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日趋严重。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体系必须以有效识别各类高校毕业生群体的就业服务需求状况及其分布特征为基础。数据分析结果表明：

       首先，根据描述性统计结果，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服务需求旺盛，且存在一定程度的供不应求。数据分析结果表明，高校毕业生对就业服务需求状况的评分远高于就业服务需求满足状况，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他们的就业服务需求程度普遍较高。

       其次，根据方差分析结果，人口统计学特征上略有劣势及学业表现较好的高校毕业生群体，其就业服务需求更旺盛。具体来说，人口统计学特征主要包括少数民族、女性、家庭收入状况较差、家庭教育背景一般；学业表现特征主要包括学习成绩较好、就读于第一批次院校。

       最后，根据中介效应的分析结果，不同人群高就业服务需求的原因差异明显。人口统计学特征略显劣势的高校毕业生，其就业服务需求更旺盛主要是基于对就业形势的悲观预期；家庭教育背景良好、学业表现优秀的高校毕业生，其就业服务需求旺盛则源于其对未来就业岗位的更高要求。

       (二)对策建议

       未来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体系的构建，需要以满足不同人群就业服务的差异化需求为导向，在广覆盖的基础上，向需求旺盛群体适度倾斜，并提供差异化的就业服务内容。

       首先，应进一步扩大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的供给规模，实现就业服务的广覆盖。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体系的建设应以实现就业服务的广覆盖为导向。具体来说，就是要加强就业服务供给渠道的建设，在吸引社会资本的同时，出台相关政策法规，规范毕业生就业服务市场秩序、改善就业服务供不应求的基本状况。

       其次，应加强就业服务重点人群的认定工作，提高对重点人群的关注程度。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体系的建设还应注意就业服务向特定人群的倾斜。具体来说，就是要与各高校的学生信息库实现对接，系统掌握毕业生性别、民族、家庭收入状况、家庭教育背景、学习成绩等个人信息，在认定就业服务重点帮扶对象的基础上，加大就业服务内容向重点人群的倾斜力度，并保证重点人群能够快速、便捷地获取就业服务信息。

       再次，应重点针对个人特征劣势群体，开发旨在帮助其快速实现就业的服务内容。针对个人特征劣势群体的就业服务应以帮助其实现快速就业为导向。具体来说，就是要在充分识别该类人群就业流向的单位类别、区域分布、行业特点，提供专门性的就业服务，服务的供给形式应在兼顾职业能力培训和就业能力培养的基础上，以就业信息发布和就业岗位推荐为主。

       最后，应针对学业表现优秀的群体，开发旨在提升其招聘选拔环节表现的服务内容。针对学业表现优秀群体的就业服务内容则应以提升其职业素养为导向。就业服务的供给形式应以职业能力培训和就业能力培养为主。考虑到各批次院校毕业生就业服务需求的差异性，此类服务应该成为一批次院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体系的建设重点。

       注释：

       ①需求程度由需求状况和需求满足状况两个指标组成，其中，需求满足状况为逆向指标。两个指标均为李克特5点量表样式，需求程度以[需求状况+(6-需求满足状况)]/2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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