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石寨山文化艺术品中所见之早期中印交通史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迹论文,所见论文,艺术品论文,中印论文,交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04)06-0028-06
本文所讨论的问题，在童恩正诸先生的著述（注：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考古》1999年第4期。）中已有所涉及，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结合近年的考古新发现，对此再略陈管见，以期将中外交通史的重要课题——“南方丝绸之路的综合考察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迄今为止，中国南部边疆及其相邻的东南亚地区，已发现了多种不同的区域性青铜文化类型，在云南地区即有著名的“石寨山文化”（亦被称为“滇文化”），它因1950年代后期晋宁石寨山墓地的发现而得名，且以时间延续长，分布广，文化内涵丰富，艺术成就卓越而驰誉中外。由于石寨山文化的分布区（以滇池地区为中心）是处于滇缅印古道的前段，也为早期南方中外交通的门户，故其文化面貌存在上古印度文化因素也是可以理解的，下面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青铜冶炼术的影响
石寨山文化青铜艺术品形式多样，造型精美而绚丽多彩，这首先是取决于制作者具有高超的青铜冶炼术。除了合范铸造技术，还存在失蜡法铸造技术，这在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出土的艺术品上已有明确的反映。失蜡法在近代仍不失为先进常用的金属铸造技术。关于它在云南的出现，其时间途径迄今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最近有的学者甚至说，传统观点认为春秋中期出现的云南万家坝型铜鼓，其时代也不会早于西汉时期（注：李龙章：《楚雄万家坝墓群及万家坝型铜鼓的年代探讨》，《文物》200年第12期。）。
目前亚洲考古发现较早的存在青铜失蜡法铸造技术的古文明，一是泰国东北部的班清文化；二是中国内地的殷周文化；三是印度河文明的哈拉巴文化。从泰国发现的万家坝型铜鼓为失蜡法铸造产品的情况看（注：今村启尔（日）：《失蜡法铸造的先黑格尔Ⅰ型铜鼓的发现》，《南方民族考古》（二），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它应当是由云南输入的，故可排除云南的失蜡法青铜冶炼术是从泰国东北部的班清文化引进的可能。何况，这两者也几乎是时代相同且彼此存在一定相互交流影响的区域性青铜文化类型（注：王大道：《云南青铜文化及其与越南东山文化、泰国班清文化的关系》，《考古》1990年第6期。）。
失蜡法青铜冶炼术是否在中国的商代青铜文明中已经产生，这一点学术界尚有争议，不过到了战国时代，中原内地的人民已熟练掌握了这一冶炼术。但是，要说是东周式的失蜡法青铜冶炼术最先输入云南和泰国东北部的班清文化中，其立论似乎又过于勉强。因为，中外学界的一般观点认为泰国班清文化出现失蜡法青铜冶炼术的时间，大致不会晚于公元前1500～1000年左右（注：童恩正：《再论早期铜鼓》，《中国铜鼓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当时的班清文化居民已普遍用失蜡法浇铸各种青铜装饰品和小容器。
我们认为东亚南部失蜡法青铜冶炼术的可能来源，最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河文明的哈拉巴文化。考古发现表明：印度河城市远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当地的工匠就熟练地掌握了青铜配方和冶炼术，出产过铜刀、矛、装饰品、人物塑像等精巧的工艺品，而且会用失蜡法铸造青铜人像（注：（美）J·M·基诺耶著、张春旭译：《走进古印度城》280、6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因此，不排除滇、缅、印古道是印度河文明青铜冶炼术输出到东亚南部地区的一个途径。
1.昆明羊甫头饰蛙岣钺(M113:182-5) 2.石寨山猴形铜饰(1:45) 3.石寨山型铜鼓纹饰([17]P25) 4.石寨山孔雀蟠蛇铜饰(M13:10) 5.石寨山铜鹿(5:34) 6.羊甫头人头形木祖(M113:384) 7.石寨山双人舞钹铜饰(M13:38) 8.石寨山贮贝器群雕展开图（局部[23]P131）
饶宗颐先生也指出，事实上，中国南疆的古代百越人早期入居东北印度的历史已得到了考古发现的证明。据他考证，在印度Gujarat（《诸蕃志》中的胡荼辣国）的Rangpur出土古物中，有89个陶器刻符，其中不少同于中国境内发现的越族陶文。此外，印度阿萨姆及中部地区都有百越式的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出土，加上两地陶文符号的雷同，足见越人早已入居身毒（印度），Rangpur陶文之使用者，必为后世文献中所记的“滇越”或“僄越”之民。其西部移民的先声当可溯至距今4～5千年前左右（注：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67～74页，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山版社2000年。）。
由此可见，中印的早期交通当远在印度雅利安人到达阿萨姆地区之前。另一方面，印度河文明的失蜡法青铜冶炼术也可能是通过滇缅印古道，而影响到东亚南部地区的早期青铜制造业。
二、自然崇拜观的交融
石寨山文化的艺术品中，体现了十分浓厚的自然崇拜色彩。
例如，崇蛇崇蛙。其艺术表现形式是以蛇主题最常见。如数量较多的青铜剑就称“蛇首剑”；石寨山出土的错金剑鞘（注：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二册），文物出版社1959年。）也见有对蛇纹饰。过去童恩正先生曾认为石寨山文化的蛇崇拜可能与古印度文化传入有关。笔者以为这恐怕是偶然的巧合。事实上，越人崇蛇更是由来已久，也可谓史不绝书。考古发现也表明，大约在距今6000～3500年左右，环珠江口地区的越人史前陶器彩绘图案上就出现了蛙、蛇的图腾主题形象（注：杨耀林：《环珠江口地区出土史前彩陶纹饰试释》，《东南亚考古论文集》，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1995年。）。不过，当越人文化西渐与古印度崇蛇文化在滇池地区交汇后（注：学术界关于石寨山文化的族属有百越、濮人、氐羌等数种看法，余祖百越说。例如，铜鼓本起源于滇西地区，但铜鼓同时也成了“骆越”的代名词，《后汉书·马援传》称交趾土著民为“骆越”，李贤注：“骆者，越别名”。旧本《水经注》则倒写作“越骆”，“温水”下说：“盖藉度铜鼓即越骆也”。又“叶榆河”（今云南洱海地区的西洱河）下说：“击益州臣所将越骆万余人”；《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载：“越骆之菌”，高诱注：“越骆，国名”（见《闻宥论文集·族名小考》，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内部发行，1985年）。文献所载表明，云南的滇人与骆越都应是百越系统的民族。），它才可能在青铜艺术品中表现得如此丰富多彩。
崇蛙亦然。石寨山文化青铜器中见有许多蛙形母题，滇系短剑、铜钺就饰有蛙纹（图一）。蛙图腾信仰的产生，这与需要水热条件的稻作农业有很大关系，蛙鸣水至会解除旱情，稻田生产丰收在望。而且蛙也可避兵祸（《御览》卷949引《文子》曰：“蟾蜍辟兵”），故越人用以作兵器纹饰。越人蛙崇拜早见于《韩非子·内储说上》等记载（注：详述参见张步天：《中国历史文化地理》293～298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广西恭城所出春秋晚期的越人青铜尊也有蛇蛙相斗的纹饰。同样，越南东山骆越文化中也多见蛙形装饰主题。可见，崇蛙本为越人习俗。饶宗颐先生曾认为，西南民族铜鼓艺术中的崇蛙风俗是从古印度传来（注：饶宗颐：《铜鼓三题——蛙鼓、土鼓与军鼓》，《南方民族考古》（二），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目前看来也只能说是东西方自然崇拜观在滇地的交融。
牛、猴、孔雀崇拜。从石寨山文化的镜形铜饰等装饰图案主题中，我们也察觉到印度文化风俗与它们的联系。例如，石寨山所出的圆形猴边镶石铜饰，猴相戏铜饰（图二）等，皆可与常见的牛纹透雕饰交相辉映。视牛与猴两种动物为圣物并加以崇拜（如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此为古印度教延绵古今的礼俗，这两种观念在石寨山文化的装饰艺术中屡屡得到鲜明的反映。
石寨山文化青铜艺术品中有很多猴的造型，如长方形猴边镶石铜饰物，其写实的群猴栩栩如生，姿态相对各异，其充满情趣的画面透露出艺术家对猴子的喜爱和崇拜心理，个中刻划与古印度人的崇猴观念颇有共通之处。
牛崇拜，更能反映出多重意义。牛为东亚南部各民族的贵重财富，牛也被人们视为神灵，牛也是献神的最佳祭品，人拥有牛的多少也是地位权势的象征。因此，用牛头作为房屋的装饰，近代仍可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觅见。滇人以牛头铜雕饰作随葬品，这表明滇人也以牛头作房屋建筑装饰。石寨山所出金剑鞘上也镌刻有醒目的牛头装饰主题；越南东山文化的骆越铜鼓中也见有犎牛纹饰。饶宗颐教授疑此崇牛之风是由印度传来，笔者对此再作补证。
例如，石寨山文化艺术品中往往常见剽牛、缚牛、捕牛的图像，这与南亚一些非雅利安人的原始民族（如那伽人）的风习（注：谢崇安：《沉沙中的失乐园——追踪上古印度文明》172页，重庆出版社2002年。）很相似，均体现了十分浓厚的南方土著民族色彩。所不同的是，印度教禁食牛，而滇人既崇拜牛，也广泛使用牛牲，这在表现种种隆重的仪式庆典和社会生活的艺术形象中都可得到反映。
然而，必须强调的就是，石寨山文化艺术品中常见的犎牛形象，当为舶来品，非滇地特产。犎牛亦称“瘤牛”。张增祺先生认为石寨山文化青铜雕像中的犎牛是来自印度，是古代雋人（塞种斯基泰人）所牧养的畜种，这种犎牛的颈背突起如驼瘤（图三），它当是西北月氏塞人入迁云南时带来的畜种（注：张增祺：《中国西南民族考古》41～4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诚然，《汉书·西域传》“罽宾国（今克什米尔）”条有载，西域塞地出犎牛，同传“大月氏”条也有相似的记载注释。可见，犎牛确有北来的渠道。不过，犎牛也有南来的记载。
例如，《华阳国志·南中志》曾记东汉在滇西初置永昌郡时，当地“有户六万”，其中就“有闽濮、鸠僚、傈越、裸濮、身毒（印度）之民”。此记载为汉明帝永平十二年以前滇西就存在印度移民之确证。
公元前后，内迁中国西南地区的除了印度移民，应当还有一部分东南亚土著民族，即操南亚盂高棉语的尼格利陀人种（热带黑人种）。其典型例子是焦侥种夷的内迁。《御览》卷786引《后汉书》曰：“安帝永初中，永昌（今云南保安地区）缴外，焦侥种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种内附，献象牙、犎牛。其人长三尺，穴居善游，鸟兽惧焉”。（亦见《山海经·大荒南经》、《淮南子·地形篇》注）
我们认为，此“焦侥种夷”，当属热带黑人种的尼格利陀人，其黝黑矮小的体质特征很接近近代仍留存生活在马来亚深山丛林中的原始色曼人（注：（美）J·P·穆达克：《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第四章），四川省民族研究所1980年印，童恩正译。）。《后汉书》所述焦侥夷人所献之永昌缴外的犎牛，即可与云南石寨山文化和越北东山文化青铜艺术品中的犎牛形象相互印证，它是印度犎牛由滇缅印古道输入中国西南和越北各地的确证。
三、印度宗教文化的踪迹
关于印度宗教文化由南线传入中国内地的途径和时间，学界尚无定说，我们从青铜艺术遗存的考古发现也可寻到一些迹象。
迄今，在印度阿萨姆邦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都发现了佛教、耆那教和婆罗门教（早期印度教）的遗迹，它表明古印度宗教文化的东渐是交错平行展开的。例如，考古学者在布拉马普特拉河南岸梅加拉亚的西加罗丘陵，发现过一座半径5公里的内部为砖砌的城址，其中有八角形的印度教湿婆神庙布局，也有佛塔和佛教庙宇，这表明该地区的印度教和佛教曾共存繁荣。西加罗遗址的发现还表明，该地区与中国、罗马从早期历史时代起就有了贸易的往来，时代在纪元时期或更早（注：江玉祥主编：《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263-302页（第二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因而在公元前后的考古遗迹中，是很难区分婆罗门教与佛教的界限的，这正如我们在晋宁石寨山和昆明羊甫头的汉墓中所看到的情形一样。
石寨山11号墓曾出土过两件铜盒，器身作莲花瓣座形状，盖钮作3卧虎，这可能是受到佛教造型艺术莲花主题的影响。其时代属西汉中期。
在佛教的灵物中，也体现了多种的动物崇拜，它们也是佛教造型艺术中最常见的主题，即有瘤牛、象、马、狮子、孔雀、鹿等形象。这些动物崇拜一般认为都是从早期的印度教崇拜发展而来。前四种还被视为印度的“四神”（注：常任侠：《印度与东南亚美术发展史》7-11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
事实上，早在印度河文明时代的艺术品中就出现了瘤牛崇拜，到印度的列国王朝时代之后，它才演变为佛教的四灵之一。瘤牛（犎牛）崇拜，可说也是石寨山文化中最常见的艺术形式。值得注意的是，石寨山型铜鼓纹饰中见有瘤牛背负大鸟的形象（图三）（注：王大道：《云南铜鼓》25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此形象也早见于古印度哈拉巴文化的彩陶纹饰。这可能也不是偶然的巧合，石寨山型铜鼓犎牛负鸟的装饰纹样及寓意或可能就是受到了印度古文化影响的结果，当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此外。孔雀也是古印度人以及佛教信仰中的崇拜物，它同样是石寨山文化艺术品中常见的主题之一（图四）。
石寨山文化艺术品中还习见鹿的造型（图五），这也反映滇地有同古印度宗教相似的自然崇拜信仰。在佛教的《鹿王本生》故事中，它是把慈悲的鹿王说成是佛祖前世的化身之一，它实际上是源于古印度人的原始自然崇拜。从考古发现来看，两地的造型艺术主题多有相合之处，这就不能排除有文化与民族交往融合的可能。
早期印度教传入云南滇池地区的证据，笔者认为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昆明羊甫头的发现。1998～1999年，考古学家在此发掘了大批的滇文化墓葬，其中出土了为数不少的“林伽”崇拜遗物（东汉中期），如有的青铜铲柄即作成男根（铜祖）形状，更多的是人头漆木祖或动物头漆木祖（注：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昆明羊甫头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4期。）（图六）。这在此前的晋宁石寨山滇文化基地是未见的现象。它的突然涌现当与早期印度教的“林伽”崇拜信仰传入有关。林伽（男根）崇拜是印度教湿婆大神信仰的主要形式，在印度教艺术中它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如有著名的“一面湿婆林伽像”。昆明羊甫头的人头漆木祖实为古印度“一面湿婆林伽像”的变体，但其宗教含义应是共通的，这可能是印度教“湿婆林伽教派”信仰传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的最早物证。其源也可追溯到上古印度河文明的男祖（林伽）崇拜，此后才为早期印度教信徒所继承发展。东汉中期滇文化墓葬的上述新发现，足可印证《华阳国志·南中志》中有关印度（身毒）移民记载的可靠性。
公元前后有印欧语系民族入迁中国云南，前辈学者早有指出。如丁文江先生根据实地调查和人体测量材料推论，云南之彝族体质特征具有某些印欧人种的特点（注：丁文江：《云南之土著部落》，《中国医学杂志》1921年3期；转引[24]P178-190。）。冯汉骥先生也一度认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主人冉尨夷是为塞种月氏人的一部（注：转引周锡银：《论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四川岷江上游历史文化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后来日本学者白鸟芳郎又进一步提出了西南夷中的“昆明”族为来自西北的月氏塞人种的观点（注：白鸟芳郎（日）：《石寨山文化的主人》，《石棚》1976年10号，朱桂昌译；转引[14]30～44页。）。
由南北两路入迁云南的小部分印欧人种移民（《华阳国志·南中志》：“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后来无疑都与当地的土著民融合得难以觅踪了，其在语言和文化上也不可能不产生根本性的变化。但从考古资料和民族志观察，其仍有一些踪迹可寻。
例如，汪宁生先生早就注意到，云南石寨山文化的“双人舞钹铜饰”（图七），其人物雕像作深目高鼻，当来自西方，舞者所跳的舞蹈名为“钹舞”，而钹舞在东方最早是出现于印度（注：汪宁生：《民族考古学论集》384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其形象似可证明印度文化的东传及印度雅利安人入居中国西南边区的史实。
张增祺先生也曾认为，石寨山文化青铜贮贝器盖上的赶集人（亦有人认为是纳贡者）图像（图八）中，有一组穿窄衣窄裤，蓄长须的人物当为“雋人”，即由中国西北流徙到云南的月氏塞种人。笔者认为，此亦不能一概而论，如同图中的全身近裸，仅穿连裆腰裤，戴脚钏的手牵牛者（注：《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131、178～190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倒颇近似南亚古印度人的装扮。
古印度人入居中国云南后融入当地土著民族的史迹，在文献中也有所反映，笔者认为值得注意的是有关白族来历的一些古史传说。
《元史·信苴日传》载：“信苴日，僰人也，姓段氏，其先世为大理国王”。李京《云南志略》也说：“白人，有姓氏，汉武帝开僰道，通西南夷道，今叙州属县是也。故中庆（昆明）、威楚（楚雄）、大理、永昌（保山）皆白人，今转为白人矣”。即史载中属于“白蛮”的白人，为汉代之“僰道”（以今宜宾为中心）地区的僰人（“羌之别种”，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集解》），也即后世之白族。马曜诸先生均祖述以上的说法（注：马曜等：《云南各族古代史略》30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但前人关于白族的族源仅仅是来自氐羌系民族的观点，笔者却不完全赞同。
今云南白族的语言从目前的语言学分类上属藏缅语族的白语支，语言学家认为其来源于古代的氐羌语。但语言同民族毕竟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其间包括民族融合同化等错综复杂的历史演变关系。若从其本族的古史传说来看，白族的起源倒是同东南亚与南亚的民族有着一定的关系，尤其是白族深受印度佛教东传的影响。
《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开天辟地》（人民出版社1959年）中的创世神话说，当大洪水淹没了地上的生物，仅存的只有观世音留下的两个兄妹。可见白族信仰佛教由来已久。
佚名（元）撰《白古通记》，据王叔武先生考证，该书基本上还保留了白族古代史书比较原始的面目（注：王叔武辑录：《云南古佚书钞·十·自古通记》，云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书中说，上古洱海地区（滇西）本为“罗刹”所占据。
罗刹或为土著的操南亚孟高棉语的尼格利陀人种（热带黑人种）。《御览》卷788引《隋书》曰：“罗刹国在婆利之东，其人极陋，朱发黑身，兽牙鹰爪，时与林邑人作市辄以夜，昼日则掩其面。炀帝大业三年，使常骏等使赤土国至罗刹焉”。其文描述的罗刹有夸张不实之处，但所反映的热带黑人种特征还是很明显的。因此，罗刹当指热带的土著民——尼格利陀人，人类学家认为这是南亚和东南亚最古老的原始居民。
罗刹被后居印度的雅利安人史诗称为土著的吃人生番（见《罗摩衍那》等）。《白古通记》说洱海的罗刹后来是被来自西天的梵僧（观音所化）所降服，此后滇西遂成乐土。白族先祖由此而自称其为西海（印度）阿育国王次子弘德之后人，弘德被封于苍山洱海之间，他奉佛，不茹荤腥，日食白饭，故称“白饭王”，是为白国之鼻祖。
笔者认为，去掉上述其中的神话传说成分，可知原属氐羌系分支的白族，也有来自印度雅利安移民的成份，其入迁云南者，或可能就是《华阳国志·南中志》中所记载的永昌郡之印度（身毒）移民。这些印度移民后来无疑都与当地的人民融合了，在语言、文化、生活习俗乃至体质特征上也自然会产生巨大的变化。总之，《白古通记》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反映了早期中、印交通的重要历史背景，但个中历史真实及其研究至今仍可谓是扑朔迷离。
过去，冯汉骥先生也曾指出，彝族（倮罗）的一些特征，又表明其与南方有关，如赤足行走，使用毒箭，头上的“天菩萨”发式（即额顶蓄发一撮高耸成角状）等，其天菩萨发式就如同南亚那伽人的发式。此亦可作为中国西南地区古彝人受南亚文化习俗影响的又一补证。
四、结语
事实上，我们从考古发现的石寨山文化艺术品中，还可寻找到更多的中国西南与印度早期的民族文化交往的史实。限于篇幅，相关论述容笔者另文再作探讨。
搁笔之际，笔者不由得又想起了业师童恩正教授开启的事业——“西南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综合研究”，这是他和张光直教授在1980年代初期共同谋划的宏图。俩人认为，要取得20世纪末叶将来的科学重大发现，中国西南及其邻近国家地区，是最具研究潜力和研究价值的地方。可惜限于当时的条件这一计划未能付诸现实，但童师还是排除干扰，先后主持了“西南六江流域考察”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南方丝绸之路综合考察”的科研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也可谓黎明之初曙。尽管后来两位先贤已相继谢世，但近年西南考古工作者在昆明羊甫头等地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足证他们的远见卓识。我们深信，先生未竟的西南民族考古探索事业在其薪传者的努力下，今后还将会不断以更重要的发掘惊现于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