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俱进，正确认识国内环境——我国社会阶级阶层发生的新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与时俱进论文,阶层论文,阶级论文,正确认识论文,新变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成员的流动性增加，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同时也分离了部分成员到其他阶层，农民阶级的分化明显，为工人阶级和新的社会阶层输送了大批人员。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推动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前进。
工人阶级：队伍阵容不断壮大，整体素质日益提高
当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后被确定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之后，我国工人阶级就变为由工人队伍、知识分子队伍和干部队伍三部分力量组成，相互之间由于从事的工作性质不同，在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不同的变化，总体上，素质提高，队伍壮大，流动性增强，先进性在发展，是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力量。同时，在发展中也存在着许多不足。
——作为工人阶级主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基本力量的工人队伍阵容扩大、活力增加。突出表现为以下四大特点：
第一，队伍阵容迅速扩大。1978年全国职工总数1.2亿人，现在达到2.7亿人，比1978年增加1.5亿。目前我国的工人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城市中的工人，乡镇企业中的工人，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其中，乡镇企业的职工人数从1978年的2878万人增加到1998年的12537万人。工人队伍的扩大，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阶级进步的必然趋势，对逐步缩小工农、城乡等社会差别，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有积极作用。
第二，科技文化素质不断提高。随着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随着新兴经济部门的出现，随着二、三产业中知识技术含量的增加，工人的科技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一是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工人的文化程度提高，在国家劳动计划管理范围内的职工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70%，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仅占3%。具体构成是：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职工只占0.5%，小学文化程度占2.5%，初中文化程度占25.9%，普通高中文化程度占23.1%，中技、中专文化程度占19.4%，大专文化程度占19.4%。职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19年，比1992年增加了0.74年。二是职工的知识技术构成进一步优化。目前，在国家劳动计划管理范围内的职工队伍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占18.4%。改革开放20年来，平均每万名职工中专业技术人员从583.1人增加到1903.7人，增加了2.26倍。
第三，工人队伍的经济生活状态有很大变化。就总体而言，工人的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个人收入一成不变的局面已一去不返；家庭财产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一些工人还开始拥有企业的股份。同时，由于个人受教育程度、智力体力方面的差异以及就业方式的差别，工人之间的收入出现差距；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就业的竞争，部分工人暂时下岗，生活遇到困难。就业竞争和收入的差距，有助于促进职工积极进取，使工人队伍充满活力，始终保持先进性，更好地发挥主人翁的作用。
第四，就业方式发生变化，择业的自主性增强。国家分配、计划就业的模式被自主择业、双向选择的就业方式所取代，职工与企业的关系也逐步契约化。据统计，1997年底，全国城镇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的职工达10728.1万人，占总数的97.5%；乡镇集体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的从业人员达1795.8万人，私营企业和个体劳动者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的从业人员达714.9万人。通过劳动合同建立和规范劳动关系，企业的现代化管理水平日益提高，职工参与经济活动的自主性、积极性和竞争能力大增强。
工人择业的自主性增强。职工可以在不同所有制单位流动，也可以自谋职业。全民所有制职工比重下降，集体所有制职工比重上升，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里雇有大量工人。1978年，在国有、城镇集体经济单位就业的职工占77.0%，在乡镇企业就业的职工占22.9%，而非公有制经济近乎绝迹；1997年在国有、集体经济就业的职工占44.9%，在乡镇企业就业的职工占45.4%，在非公有制企业就业的职工占9.6%。自主择业、双向选择的就业方式使劳动者更切实地成为自身劳动的所有者和支配者，更加体现出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
应当看到，在改革逐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新形势下，工人队伍也面临新的挑战。
一方面，改革给工人队伍带来一些暂时性的困难。利益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对于每一个社会阶层的成员都会构成工作和生活压力，工人由于处于改革的第一线，面临的压力更为突出。失业和下岗是目前最直接的压力。1997年到2000年底，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达2100万人，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现在已有1400万人通过技术培训，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但没有就业的下岗工人仍有很多。失业和下岗往往与贫困联系在一起，由于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一部分人及其家属的生活便陷入窘迫的状态。
另一方面，工人的主体意识出现弱化趋势。一是主人翁意识有某种程度的淡化。由于企业制度、经营方式、分配方式的变化，在企业经营决策、技术改造、利润分配等方面工人民主参与的积极性明显减弱，尤其是一般的工人，在企业中的自我感觉仅仅是普通劳动者；二是集体意识弱化。管理者与普通工人之间的区别，工人之间的竞争，都影响到工人群众的集体意识，相当一部分职工关心个人多于关心企业，关心国家；三是先进阶级的责任感有某种程度的淡薄，失落感增强。由于现代企业突出技术、管理的重要性，突出经营者和科技人员的地位和作用，往往忽视了占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的普通工人的主体地位和需求，造成工人群众在改革开放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得不到发挥，导致阶级使命感、责任感弱化。据全国总工会以及部分省、市1982年以来对职工队伍的几次调查：回答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使祖国强大、实现四化的人数所占的比例：1982年为69.99%，1986年为57.82%，1992年为38.8%，1996年为29.42%，呈下降的趋势。而回答最高理想是“有个幸福家庭、有个好职业、多赚钱、当个好工人”的人数所占比例：1982年为23.5%，1986年为34.98%，1992年为57.1%，1996年为59.16%，呈上升的趋势。有部分职工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半信半疑。
——知识分子队伍发展壮大，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承担着开拓先进生产力、传播先进思想、培育“四有”公民和生产优秀精神作品的重任，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数量增大。据中组部的统计，1980年全国专业技术人员为772.39万人，1990年达到2436.89万人，1998年增加到2877.35万人。
知识分子的年轻化、高学历趋势越来越明显。全国专业技术人员中，35岁以下的人员所占的比例从1980年的35.66%上升到1990年的45.62%，到1998年达到50.67%。目前科研院所的学科带头人、各条战线的技术、管理骨干，绝大多数是改革开放以来培养成长起来的中青年知识分子。1991年全国专业技术人员中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达到376.30万人，占15.73%，1998年本科以上学历专业技术人员增加到503.34万人，占全国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17.49%。
知识分子队伍中共产党员的数量和比例稳步增长。1980年专业技术人员中共产党员有171.27万人，占专业技术人员的22.17%；1998年专业技术人员中共产党员有887.34万人，占专业技术人员的30.84%，党员人数增长了5倍多，党员比例上升了8.67个百分点。
知识分子关心国家命运，带着强烈的参与意识，时刻关心着身边发生的重大事件。有资料显示，受教育程度高者比受教育程度低者有着更多的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积极性和实际的行动。
流动性增强是当前知识分子队伍的一大新特点。90年代以前，知识分子“下海”是零星的，到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的“下海”全方位扩展。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的知识分子进入多个领域。一些人创办民营科技企业，有的人从事自由职业工作，有的进入外资企业从事管理和技术工作。知识分子下海，改变了我国民营者队伍的素质结构。80年代城市私营企业主的教育程度低于城市同龄人口的教育程度，1992年以后的调查表明，城市私营企业主的教育程度已高于城市同龄人口的教育程度。北京市的调查表明，近年来北京市在册登记的知识分子总人数正以每年近1000人的幅度在逐年递减。其中有两上递减高峰，一个是在1991-1993年间，每年以2.5万人的幅度减少；另一个是1994-1996年间几乎以同样的幅度减少。与此相应，北京市知识分子流动人数逐年上升，除把关系转到固定的“三资”企业的知识分子之外，1998年在北京市人才交流中心登记的人数就达68061人之多。在自然科学研究机构中专业人员的减少，在国民经济应用行业和民营科技企业中从业的专业人数的激增，这说明在国家政策引导下，人才资源正在重新配置，科技正在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创造者和开拓者，知识分子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依靠力量。知识分子始终站在科教兴国的第一线，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高技术发展计划即"863"计划实施10多年来，经过科技人员的努力，在生物、航天、激光、通讯、新材料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等七个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植物基因图谱、两系法杂交水稻等一大批关键技术成果，为我国高技术在国际上赢得一席之地。同时还带动了一批高技术产业。据统计，1998年北京市新技术开发实验区技工贸总产值492.2亿元，占北京市国内总产值的24.5%；天津市1998年新技术产品产值达到548亿元，占全市总产值的17.5%。
作为先进思想的传播者和优秀精神作品的生产者，知识分子是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依靠力量。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文学艺术界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加入我们党的队伍，改善了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的结构，提高了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改革开放以来，按照党员标准，吸收了大量知识分子入党，根据干部队伍“四化”方针，选拔了一批优秀知识分子进入各级领导班子。据中组部统计，1981年全国机关县处级以上干部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占16.38%；1998年大专以上学历的占80.53%。
知识分子队伍在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部分知识分子思想认识中有错误倾向。30岁以上的高学历者，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思想认识上回避政治组织的倾向，不讲政治，甚至厌倦政治、反感政治。还有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与党离心离德，甚至走向党的对立面，否定党的领导，认为党的领导“不合乎世界民主潮流”；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队伍的专业结构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存在差距。现有的专业技术人员主要集中在工程、卫生、教学、经济、会计等五大行业，这些行业集中了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89.1%。而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更为集中，工程、科研、卫生、教学四个专业集中了83.6%的高级技术人员，其他类别的专业技术人才比例极低。近年来，金融、信息、外贸、法律和现代管理专业的人才有较大增长，但仍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从高等院校的学科构成来看，国民经济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所需学科在校生比例不高，尤其是现代生物与医药、新材料和环保等专业的在校生比例极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所需的人才出现整体性短缺。
——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提高，是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骨干力量。
20年来，干部队伍不断调整、充实、提高，在各条战线较好地行使了领导、管理和服务的职责，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从整个干部队伍的情况看，当前干部队伍的基础性构成更加科学合理，来源呈现多样化。一是年龄结构更加合理，年轻化趋势明显。90年代初，干部队伍中45岁以下的干部占到70%，年轻干部成为干部队伍的主体。截止1999年底，县处级以上的干部中45岁以下的干部数，占同级干部总数的36.1%，比1995年增加1.5个百分点。二是干部队伍的文化素质有了显著提高，“高学历、高学位、高职称”干部逐年增加。据调查统计，截止1999年底，全国各级各类机关县处级以上干部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同级干部总数的82.7%，比1995年增加了11.9个百分点。三是干部队伍的来源多样化，但逐渐形成了来自城市、出自学生的发展趋势。与1978年相比，1998年内蒙古自治区干部中，出身干部家庭、工人家庭的干部的比例扩大；新增的机关干部中，大中专毕业生比例从25%提高到31.37%，从第二位上升到第一位。四是干部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有较大提高。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广大干部与时俱进，政治方向明确，政治立场坚定，思想逐步解放，思路开放，竞争意识增强，积极进取，大胆创新，富有献身精神。1999年在吉林省的调查问卷显示，认为目前党政机关干部思想政治素质“好的”和“比较好的”占85%，对吉林省四个县的随机访谈，认为本地党政机关干部思想政治素质“好的”和“比较好的”占73%。
干部队伍的收入情况比较稳定，也出现了复杂化问题。改革开放20多年来，干部的工资逐步增长，级别差距趋小；奖金和福利有所增强，部门和地区差距拉大；总体生活水平略有提高，在工薪阶层中处于中等水平。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干部收入也出现了复杂化问题。调查表明，有52.71%的抽样调查对象认为，党政机关干部除工资收入外，存在按权力分配和按关系分配的灰色收入。
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在这方面，干部队伍还存在不少问题，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
新旧体制的衔接时期，干部队伍面临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少数干部政治思想素质不高。有的干部特别是一些年轻干部，缺乏艰苦环境的锻炼，政治上还不够成熟；有的干部组织纪律观念淡化，置中央政令和国家利益于不顾，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干部作风漂浮，脱离实际，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有的宗旨意识不强，经不起金钱、美色的考验。一些领导干部“傍大款”，权钱交易，生活腐化堕落。干部队伍的理想信念受到冲击。市场机制的利益导向，不仅使普通人的利益动机增强，也使一些党员干部的行为动机抹上厚厚的利益色彩，再加上利益差异现实影响，高收入、富裕干部与低收入生活困难干部并存，引发了不同层次、不同地区的一些干部的思想差异。
干部制度急需改革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十分重视干部制度改革，在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和干部任前公示制等方面已经作了积极的探索，但与时代发展的要求相比，改革的力度还不够大。干部能下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干部工作中个别人说了算的现象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与此相关，干部选拔任用中的不正之风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跑官、要官、骗官、买官的现象屡禁不止，严重影响到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和地位。
农民阶级：农民群体发生分化，整体素质明显提高
农民阶级作为我国人数最多的群体，是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农民阶级发生了两大明显的变化：
——农民的角色和思想观念发生重大转变。
改革以来，农民的角色发生重大转变。改革前，农民是集体组织下的农业生产者；土地承包之后，农民对土地享有充分的使用权，变成了享有充分自主权的经营者，随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造就了一大批离土不离乡的兼业农民；劳务输出则造就了一批既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人。农民身份的变化，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进程加快。
与之相应，农民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改革前，绝大多数农民受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和集体生产模式的束缚，习惯于“等、靠、要”，形成了安于现状、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的心态；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日趋丰富，特别是随着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和迅速发展，农民逐步确立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自主自立、科技领先等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大步迈进，农民的整体素质明显提高。
——农民群体开始分化，初步形成不同的利益阶层。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个体素质的差异，致富门路的不同，使农民这个庞大的群体开始了阶层分化。
农业劳动者仍然是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力量。他们以农业收为主要来源，人数总体上逐年减少。他们中的一部分是高效农业的经营者。文化程度较高，思想解放，掌握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基本技能和科学知识，是现代农业的生产经营者。这些农业劳动者中具有超前创新精神，科技素质最高，是发展潜力最大的先进群体，是实现农业新飞跃的推动力量，代表着未来农业发展的方向。另一部分还是传统的农业劳动者。他们文化低、年龄大、女性多、观念旧、能力弱，被拴在了土地上。在一些相对落后的地方，他们是目前农业生产的主干力量，但由于素质的限制，也是农业生产水平进一步提高的制约因素。
在各类工商企业务工的农民职工，他们的部分收入直接或间接用于农村再生产，对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一部分是工作不固定的临时工，或在本地以做工为主兼种承包地，或在外打工。他们初具现代意识，对发展前景充满向往；另一部分是长期固定从业的职工，就业于规模大、效益好的乡镇、村办集体企业或其他企业，他们已走出土地，脱离农业，成为职业化工人。他们经过长期磨练，素质有了提高，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具备了我国工人阶级的一般特征。
农村管理者阶层在农村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履行领导、经营、管理职能，了解政策多，经营有信息，致富有点子，发展有门路，多数掌握一定的实用技术，自营产业效益较好。加上集体给予的误工补贴，实际收入较高，发达地区的生活更加宽裕。他们的职业声望、社会地位最高，最受人尊敬，其职业具有较大吸引力。
此外，农民中的还有一部分成员已经转变为个体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
农民阶级是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一方面，农民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之一。据统计，从1950年到1996年，中国农民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所提供的资本积累总额超过2万亿元，约占我国全社会资本存量的2/3。农民每年生产大量的粮食、棉花等农产品，不仅基本满足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而且为其它非农产业提供了原料，有些产品还支持了对外贸易。另一方面，农民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造就了生活在乡村的工人群体，壮大了工人阶级队伍。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从农村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工业化的过程，也就是从主要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向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括从事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并不是单独奋斗，通过实现农业的机械化、产业化、现代化，推动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使农民阶级逐步向工人阶级转变。工人阶级与广大农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结成的联盟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并将继续发展。
农民阶级是维护改革大局，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我国十三亿多人口，九亿在农村。九亿农民对农村改革的态度如何，能否在改革中使农民的利益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关系整个经济、政治改革的全局，也关系农村的稳定。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因此，团结、教育和依靠农民阶级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具有重大意义。
农村社会的新变化给党的建设带来新的挑战。
农民阶级的分化，给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提出新的课题。农民阶级的分化，使农村利益主体多元化，各个群体有不同的利益需求，这些需求既具有合理性，相互之间又有排斥性，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截然对立。如何处理这些多样化又带有一定矛盾性的利益关系，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一种考验，是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面临的新问题。
农村中存在的不公平竞争，不利于农村经济社会的稳定。村与村、农民与农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除了资源、资金和观念方面的差异外，改革中的不合理、不公正因素也造成了农民之间基础、条件的差异，导致贫富差距拉大。不公平的竞争，会助长农民中的投机、冒险风气，不仅扰乱经济秩序，而且不利于社会稳定，不符合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落实党的富民政策，必须注意为广大农民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
农民自身的矛盾性，给党的农村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农民自身在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中体现出许多过渡性的矛盾特征：民主意识增强与法律观念淡漠的矛盾、进取意识与从众心理的矛盾、渴望科学与讲究迷信的矛盾，物质富足与精神贫乏的矛盾。
总之，教育、改造农民的任务还很艰巨。
新的社会阶层：来源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
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之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而且他们中间也在不断地涌现出先进分子。
——个体户，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队伍较为庞大，主要服务于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需要，靠经营劳动获取报酬，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特殊劳动者。
个体户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先出现的新的社会群体，也是人数较多的一个阶层。个体经营对资金、技术的要求不高，是比较容易的自我就业方式，计划经济体制下服务业的萎缩、滞后，为个体户提供了广阔的拾遗补缺空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从事个体经营的队伍越来越庞大，成分构成也越来越复杂。从行业分布上看，很长时间里个体户主要从事小型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饮食业、修理业、服务业等传统行业，近年来，从事电脑修配、计算机培训等活动的新行业不断兴起；从规模上看，从沿街叫卖到有固定场所甚至开设公司层次不齐；从成员来源上看，既有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也有城市下岗职工和没有正式就业的学生、退伍军人等无业人员；收入水平随技术水平、资金水平、经营水平以及市场竞争的程度而不同，有的仅足以谋生，有的略有积累，有的则很快发家，向私营企业主演变。总的来看，这一群体中的多数人接近于劳动者阶层，靠辛勤劳动、合法经营获取收入，思想观念上也与普通劳动者比较接近，但他们又不是普通的劳动者，一方面他们有一定的自有资金或生产资料，另一方面由于规模小、底子薄，直接承担市场风险，他们的职业压力很大，对经济、社会秩序的变动更为敏感。
改革开放以来，个体户队伍不断扩大，对活跃人民生活，促进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以其特有的灵活反应，参与、推动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一些人，致富不忘回报社会，经常捐款、捐物支援受灾地区、贫困地区的人民，资助希望工程，在社会上有很好的影响。
在个体户的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一方面是经营者欺行霸市、占道经营、欺骗顾客、逃避管理以及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另一方面管理者也存在错误的认识，以收税代替一切，对个体户存在的问题不关心，尤其是对个体经营者的所思所想，对他们的要求不予理睬，对苗头性的现象反应迟钝；有的甚至贪图私利，与不法经营者沆瀣一气，助长歪风，挫伤正当经营者的积极性。
——私营企业主阶层是新的社会阶层中发展最快、影响最大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通过投资、管理获取较高收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私营企业主来源复杂，经常流动、分化。私营企业主大多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个体户中分化而来。自80年代初开始，到党的十四大以来，从事私营企业经营的人数越来越多，到目前有300万人左右。他们有的是通过长期的个体经营，逐步发展起来；有的是响应党的号召，在带领农民脱贫致富中发展起来；有的是在机构改革或企业发展中“下海”、下岗分流后创办私营企业；有的是利用股票、房地产、开发区等几次机遇“暴富”后投资经营企业；有的是依靠高科技专利等智力资本的投入而创办私营企业的；还有的是购买改制的国有中小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而搞私营企业的等等。私营企业主有很大的经营风险。他们集中在竞争性行业，淘汰率较高。经营得法，可以增加经济收入，经营失败，则承受损失甚至是倾家荡产的代价。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私营企业主认为有必要建立自我利益的保护与协调组织，主要是为了行业的管理、协调和维护自身的利益。一般来说，私营企业主这个群体处在一种经常的分化之中，他们原来是由城市、农村的普通劳动者转换而来，有一天有可能再转换回去。
私营企业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特殊群体，在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不断扩大。
私营企业主在经济建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私营企业主不仅是投资者，很多人还是经营者、管理者，和雇员一样付出劳动和心血。他们尽管收入很高，但用于个人和家庭消费的比例不大，1996年私营企业主家庭平均收入11.95万元，用于个人和家庭消费3.54万元，占家庭收入的29.62%，其余70.38%投入再生产或是存入银行，重新回到社会再生产过程。70%多的收入用于社会再生产，促进了资本积累、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
私营企业主群体都比较关心政治。特别是关注党和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非公有制人士的政策。同时还注意拓宽政治联系渠道，与党和政府有关部门建立起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联系；一些具备了一定条件的私营企业主，对参政议政表现出很强的积极性和热情，通过各种渠道参与社会活动，并在一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据有关材料，目前，被选为县以上人大代表的私营企业主有5400多人；被推荐为县以上政协委员的有8500多人；进入省级工商联领导班子的有1903人，进入全国工商联领导班子的有183人。
部分私营企业主热衷于社会事业。1994年，10位私营企业家倡议开展了以扶贫开发为主题的“光彩事业”，到1999年，共有3508位企业家投资105亿元，捐资办学及其他公益事业12亿元，扶助192万多贫困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
不容否认，私营企业主阶层中存在着一些政治上先进的优秀分子。广大的私营企业主与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一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了贡献。他们中的一些人热心公益事业，乐善好施，为群众做一些好事，有的不仅是遵法守纪的好公民、经营得法的优秀企业家，而且有先锋模范意识，在一定范围内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有的还提出了入党的要求。
目前，私营企业主队伍中已有相当数量的党员。最初是农村党员干部，后来公有制企业的党员干部和科技人员，都是在党和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创办私营企业的。他们素质比较高，法制观念强。多数人不忘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积极支持党的组织在私营企业中开展党的工作，而且在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私营经济发展的道路，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起到了带头作用。因此，应该发展私营企业主中的优秀分子入党，扩大党在这一阶层中的影响，使私有经济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更好地发展。
当然，私营企业主阶层固有的特殊性，给吸收这一群体中的优秀分子入党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在确定评判一个人政治上是否先进的标准时，“财产的支配和使用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有没有定量的标准，在吸收私营企业主优秀分子入党时，程序及审批权限要不要调整，是坚持成熟一个发展一个，还是要定出一个上限指标防止突破或是一个下限指标保证完成。这些方面的问题，看起来是技术方面、操作方面的问题，实际上与我们的思想认识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涉及到党内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迎接新的挑战，不仅是要吸收新鲜血液，而且是要进一步改进党的建设。
私营企业主也给社会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对党的建设提出新的要求。私营企业主利用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进行以营利为目的雇工经营，都有剥削收入，有一些人在利益的趋动下，唯利是图。有的残酷地剥削雇工，大搞原始资本积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既允许剥削的存在，又要把由剥削引起的消极现象降低到最低限度。
在私营企业主中，有的违法违规经营，掺杂使假，欺行霸市；有的生活侈靡，包养“二奶”；有的大搞封建迷信，修坟造庙；有的经营“黄”、“赌”，毒化社会环境，影响十分恶劣；有的为了达到个人发财的目的，不惜用重金、美色向我们党和政府的干部发起疯狂进攻，拉拢腐蚀干部下水，暗中争夺政治权力。近年来查处的党政干部腐败案件中，几乎每个违法违纪干部的后面都有私营企业主的黑手；还有的勾结流氓恶势力和黑社会，横行乡里。对这种现象要在党的领导下，运用法律等手段进行综合治理，严厉打击。
如何对私营企业主加以教育引导，使他们不仅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积极力量，而且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积极力量，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新课题。
——新的社会阶层中，以知识、技术方面的专长获取较高收入的群体越来越多，他们在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是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他们从知识分子队伍分化而来，在投身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获得较高的回报，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科技企业的创办人员、技术人员，绝大多数是来自科研单位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普遍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掌握相当先进的高科技知识，不仅有较高的科技素质，而且具有较强的开拓创新意识，他们在国家科技改革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下，以极大的创业热情，投入科技成果转化的事业之中。创业的初始投资往往很少，是创业者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资本，使企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步发展起来。民营科技企业的蓬勃发展，吸引着科研院所的技术人才、刚刚毕业的硕士、博士以及学有所成的归国人员不断加入创业者的队伍，进一步推动民营科技事业发展壮大。据统计，目前我国民营科技企业已发展到20万户，从业人员490万人。人力资本的优势，是这些企业发展壮大的雄厚基础和财富来源。作为人力资本的主要承担者的企业管理层或主要核心技术创新者，为我国高科技产品的开发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与在国家单位工作的知识分子不同，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创办人员、技术人员一般都有很高的工资收入，随着企业产权不清问题的逐步解决，创办人员、技术人员将拥有企业的部分股份，成为真正的所有者。他们享有的较高回报，是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结果，是实施科技兴国战略的需要，是党和人民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体现。民营高科技企业创办人员、技术人员，是我国社会中一个与先进生产力保持着密切联系的阶层，他们是高科技创业者，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
二是受聘于外资企业的中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他们各有专长，收入较高，在服务外商的同时，对我国吸引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起着重要的作用。受聘于外资企业的中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多数是来自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专业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以及刚刚从学校毕业的优秀大学生。因为要经过激烈的竞争才能进入外资企业，他们率先体验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原则。在外资企业工作的过程中，他们不仅以自己的专长，更以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来赢得外商的认可和尊重。他们的付出比较大，他们的收入普遍高于国内企业的同类人员。外商通过他们了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科技管理水平，他们通过在外资企业工作学到许多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他们是党的对外开放政策的积极实践者也是受益者，目前他们是外资经济进入中国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促进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重要力量。这个阶层的成员常常经受很大的风险和压力，有时候由于实际地位的变化、文化方面的差异，常会感到压抑。此外，由于经常与外来文化接触，在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不免受到一定的影响，出现一些消极现象。
三是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普遍具有较高的专业技能并受严格的职业约束，是推动我国经济体制转变，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力量。中介组织是改革开放以来逐渐恢复发展起来的，最早的从业人员都是来自政府管理部门的专业人士，尤其如公正、仲裁、会计、审计等公正服务组织的人员都是从政府专业部门调拨过来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出现了交易服务组织如证券、期货、房地产交易所，这些组织已经具有一定的民间性、自律性，但仍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比较独立的是较晚得到发展的协调服务组织如各种商会、协会。不同类型的中介组织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的作用、地位不同，同一类型的中介组织在发展上也有差异。而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也是参差不齐。其一，来源多样化，既有来自专业部门的，也有来自企业的，还吸收了一些大中专毕业生。其二，不同类型组织的从业人员收入有很大差别。从事交易服务的经纪人员一般收入较高，他们的高收入既有技能因素的作用，也有市场供求因素的影响，同时经济发展中各种过热现象也起了很大作用；公正服务人员次之，靠会费、管理费运转的协会类组织的人员收入水平再次之。其三，中介组织人员素质有很大差异，部分人员素质较高，专业技能、职业道德都很优秀；也有的中介组织人员素质达不到服务职能的要求，有的只知道收费，不想服务，或者是只要有钱，无原则地服务。总的来看，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是推动我国经济体制转变，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力量，他们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长而成长。
四是自由职业人员，他们学有专长，从事具有高自由度、高收入的职业，是从知识分子队伍中分化而来的新的社会阶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劳动者。构成这一阶层的主体是辞掉机关、学校、企业单位固定工作的知识分子，有的人甚至放弃了原来环境优越的职业；也有一些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加入到这一行列。他们具有共同特点：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有的曾经在国外深造过，大多是所从事领域的佼佼者；多数人原来都有一份让普通人羡慕的稳定收入，选择自由职业并不是生活所迫；有自己的追求，想通过自由职业的实践证实自己的价值。自由职业中最具吸引力的是律师，收入高、自由度大，颇受青睐，相当一部分高校教师、机关职员放弃原有的工作，加入这一行业。律师为法人、自然人提供所需的法律救助，在保障社会、经济有序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自由职业者阶层在不断发展壮大，传媒业的自由撰稿人、文艺界的歌星、影星和独立摄影人，越来越多。自由职业者以自己的专长满足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同时获得高额收入，他们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劳动者。但由于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把服务对象的好恶置于对社会的舆论导向、思想传播的责任之上，造成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
社会阶层新变化导致人民内部矛盾发生新的变化
——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利益主体的多元差别日益明显。
社会主义制度下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多种分配方式的建立和完善以及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是推动生产力发展，实现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群体发生分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根源。改革开放以来，利益主体的多样化以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差别日益明显，不仅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继续存在并有扩大的趋势，工人阶级内部由于行业、职业以及其他因素的作用也出现多层次的利益差别，农民阶级的分化则更为明显，特别是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使整个社会的利益差别呈现多样化、扩大化的趋势。不同群体的利益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既相一致又有区别，满足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通过满足不同群体的利益来实现，如何驾驭不同群体的利益差别是摆在各级党的组织、党的领导干部面前的重大课题，不仅需要解决认识上的问题，还要求在实践中大胆创新。
——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日益复杂。
不同层次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往往交织在一起。企业管理者与职工之间的矛盾常常与职工之间就业、提薪的竞争交织在一起；而职工就业和收入的变化，进而影响到子女受教育的程度和可能获得的就业机会；城乡出身的差别导致同样的儿童受教育的机会或是成本不同，而这种矛盾往往又与教师的待遇缠绕在一起；随着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发展，一个地区的农民相互之间存在矛盾，与其他地区的农民之间有竞争，与化肥、种子的供应商、农产品的收购商，与收取税费的管理人员都有矛盾，一旦出现矛盾冲突，常常是一连串的问题同时出现。个体私营业主，相互之间竞争激烈，与政府部门的管理人员、与消费者之间发生这样那样的冲突。这些复杂的矛盾关系从经济领域进一步扩展到社会交往和思想观念以及政治意识等方面，矛盾格局进一步复杂化。解决复杂的矛盾，要求我们的干部不仅能够坚持正确的原则，而且具有较高的工作水平，能够很好地掌握和运用法律的、经济的、政治思想的手段协调解决各类矛盾；并能够在实践中积极摸索，建立和完善各种公开民主的办事制度。
——在部分领域，人民内部矛盾的对抗性增强。
一是社会成员经济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决定了他们经济利益的差异，进而决定了他们政治态度的差异。在私营、外资企业中，虽然有国家法制的限制，但剥削关系仍然存在，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利益对立的基础上，不可避免地带有对抗性，近年来，私营企业主残酷剥削工人的事例屡有发生。二是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合法经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贡献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间有些人特别是那些以不正当手段聚敛财富的暴发户，正在暗中同我们党争夺权力，有的用金钱买官，或买什么委员、代表，有的用重金腐蚀拉拢党的领导干部成为他们的保护伞或代言人。少数干部抛弃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大款打得火热，走上与人民群众相对抗的犯罪道路。
——群体性突发事件逐渐上升。随着改革向纵深发展，经济体制的转型到了实质性阶段，利益调整的程度和牵涉的面都在扩大，人民内部矛盾越来越集中到某些突出问题之上。在农村，与农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税费负担、村级财务、干部作风、土地占用等问题；在城市，改制企业下岗职工的生活出路问题、离退休职工的养老保障问题以及企业拖欠职工工资的问题，涉及到很多人的切身利益，极易引起对立情绪。而社会经济关系的新变化，使普通群众的心理焦虑因素增多，一旦有人煽动，对立情绪就会演化为过激行为，酿成群体性突发事件，甚至造成局部性的社会骚动。而群众要求解决的问题，或是改革中的难点问题，或是多年沉积的历史性问题，处置的难度往往很大。不仅要控制突发性局面，而且要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这对我们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是十分严峻的挑战。
——思想文化领域的矛盾更具长期性。
随着改革的深入、对外开放的扩大，我们介绍进来的西方思想文化越来越多。例如80年代出现的“文化热”，存在主义、早期人文主义、西方技术文化与未来主义、弗洛伊德、尼采等思想理论和社会思潮此伏彼起，“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风靡一时。同时，海外华裔学者的“新儒学”也在国内引起反响。在这些思想理论和社会思潮中，确有于我有借鉴意义的、属于人类文明的成果；但也应指出，其中也有陈腐不堪的精神垃圾。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乘机而入，各种封建迷信、甚至解放后绝迹已久的一些坏事也死灰复燃，包括尊孔复古、为古代反动政客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涂脂抹粉等“层次高”的逆流，也包括占卜算命、勘看风水、重修庙宇、烧香拜佛等“层次低”的封建迷信活动。这些都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目标背道而驰，不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在部分社会成员中还有很深的影响。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将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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