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经验及其存在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功经验论文,存在问题论文,我国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以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代替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在世界，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是一场最深刻、最复杂、最伟大的社会革命，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上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新问题。由于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参考借鉴，也由于原苏联经验在当时是唯一的社会主义经验，并且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因此，我们的体制模式和经济发展战略不能不在许多方面受到原苏联的影响。但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继续推动中国历史向前发展，党中央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提议，不失时机地提出了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这条路线指引下，我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使社会生产力继续得到发展，广大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创造”（注：江泽民：《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笔者认为，其主要成功经验在于：
其一，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即把社会主义改造同创造这一改造的物质基础辩证地统一起来，同时进行，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设想，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现代化大机器工业的物质基础之上，因此，如果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活，那就必须首先补上工业化这一课，而后再对旧的经济制度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原苏联正是基本按照这样的要求，先搞了国家工业化，再实行农业集体化的。在我国，经过三年恢复国民经济的努力后，党和毛泽东同志把如何推进中国历史继续向前发展的课题提到了突出的议事日程上来，但是，那时面对的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现代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的东方大国，显然，我国国情同马克思设想的、同原苏联的情况都不一样。因此，我们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候，不能照抄原苏联模式，必须依据我们的特殊国情，开创一条有我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为此，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方面首先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须以现代机器大工业为物质基础的基本原理，考虑到我们基本巩固了政权，恢复了国民经济，也就是基本具备了实现革命转变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因此，他们把工业化问题摆上首要位置，即将其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体；另一方面，他们又考虑到在我们这样的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建立完整的强大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需作长期的奋斗，但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解决工业化同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之间日益发展的矛盾。也就是说，在我国不容许等工业化成功了，再进行对资本主义和劳动群众私有经济的改造。党在开始酝酿和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就确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两者“并举”的方针不等于原苏联的先工业化，后集体化，而是把“一化”同“三改”辩证地统一起来，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宏观要求，反映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的客观规律。实践证明，“一化”和“三改”的相互促进，三大改造的相互促进，极大地激发了我国广大劳动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和生产热情，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全面推进并加速了我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进程。
其二，根据中国商业改造的特点，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和和平赎买的政策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并把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改造和对资本家的改造同时进行。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和和平赎买的方式，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马克思和列宁都有过设想，但马克思没有实践这一设想的条件。十月革命后，俄国资产阶级拒绝接受和平赎买，当时苏联被迫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强行没收的办法，所以，列宁也未能实行他所设想的和平赎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没有简单照抄前苏联模式，而是充分考虑到我国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同我们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依据民主革命时期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经验，确定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和和平赎买的方针，将资本主义的私有经济一步一步地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公有经济。对资本主义企业不是实现一次性没收，对原资本家也不是一脚踢开，而是把他们安排在企业里工作，发挥他们经营管理和技术上的专长，并请他们的代表人物参与国家的领导工作，同时教育改造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们用有限的一笔钱（从1956年到“文化大革命”十年定息计12亿元，加上以前保留的部分高薪，计24亿元），买了一个资产阶级。我们接收了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从根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在一个情况复杂而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东方大国，进行如此深刻、伟大的社会变革，非但没有引起社会震动，造成对社会生产的破坏，反而使社会生产连年持续增长。这同苏联没收资本主义企业，造成社会生产力的大幅度下降，是完全不同的。
其三，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选择了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实现，稳妥前进的道路，不同于原苏联没收资本主义企业和全盘集体化都是一次完成的做法。旧中国产业基础薄弱，经济文化落后，但是经过建国后三年的努力，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已经历了较深刻的改组和改造，私营企业的大多数已采取不同方式同社会主义经济联系与合作，已不同程度地改变了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关系，不再是普通的私人资本主义性质，而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同社会主义经济相互联系的、并受工人监督的低级国家资本主义。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如何发挥这些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所以，从低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统购包销、加工订货等）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先是企业的内部合营，最后是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逐步改造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
同样，对农业的改造，也是坚持从我国农业经济落后，土改后的农民同时存在个体经济和劳动互助的两个积极性的客观实际出发，充分考虑个体农民几千年形成的小生产者特点，提出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创造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这样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过渡步骤，逐步引导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这种逐步转变的方式，比较容易为农民所接受，同时也避免了社会震动和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在这个逐步转变的过程中，党和国家坚持了“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的原则，用说服教育，帮助互助组、合作社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等切实措施，让农民亲身体验到合作化的优越性，从而激发他们走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了社会震动，促进了农业生产持续增产增收。我国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因其基本情况同农业差不多，所以其实施方法步骤也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差不多，采取从小到大，从低级到高级，从供销合作社到生产合作社的渐进过程，在比较平稳中胜利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
其四，坚持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在三大改造过程中，始终注意保护和调动劳动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将其放在突出的位置。由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特点就是革命和建设并举，所以，在三大改造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党和国家十分重视保护和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十分重视生产的发展。1953年，党在积极推行互助合作的同时，特别强调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是农业生产，互助合作搞得好不好，根本的一条要看是否增产。1956年上半年，毛泽东同志虽然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三大改造，但他还是多次强调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为着保护和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协调好同农民、手工业者等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一五”计划一开始，我们党就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关注的“四面八方”政策作为根本方针，特别注意在处理同农民关系方面，按价值规律办事，严格执行等价互利政策，对入社的牲畜和大农具等，都强调要合理作价，作价款要按时归还。1956年4 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在总结前苏联经验教训时，提到“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了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由此，我们看到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同原苏联的又一个重要不同处，这也是我们的又一特点，又一条独创经验。
其五，在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同时，继续保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推动和保证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进行。党从我国实际出发，把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从而保持了党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建立起来的政策联盟。而对作为统一战线基础的工农联盟，国家首先在五亿人口农村的合作化过程中，贯彻了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对富农则采取从限制到逐步消灭的政策，从而团结了农村中的绝大多数人。同时，党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两个并举及其中的各项政策，解决日益明显的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等矛盾，以使工农联盟在新形势下得以坚持并进一步发展，并用这个联盟的巩固来促进党同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新的政治联盟的建立和巩固。就这样，党运用统一战线的形式，在经济上充分利用两个联盟的互相作用，来促进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在政治上注意启发、提高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积极性，同时，加强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教育和改造，使之从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历史表明，党在过渡时期，充分发挥了统一战线的策略作用。在消灭剥削制度，改造私有制的社会变革中，妥善地处理了社会各方面的复杂关系，其重大意义不仅见之于当时的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而且更突出地反映在迄今50 多年来， 我国经受了诸如“文化大革命”、1989年政治风波和前苏联东欧剧变等国内国外的种种严峻的历史考验。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贡献。
三大改造的胜利实现是我国历史上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它标志着崭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在中国建立起来，标志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它的伟大业绩永载史册。但是，同世界上任何新生事物都不可能完美无缺一样，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和偏差。
第一，改造过程中存在“要求过急”、“改造过快”、“工作过粗”、“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问题。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一化三改造”是个相当长的时间，1953年制定的总路线学习宣传提纲规定，从1953年算起，大约要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1955年夏季以前，改造的步伐基本上是照此要求推进的。但自1956年夏季开始对所谓“小脚女人”的批判以后，运动以势不可挡的猛势推向高潮，结果，大体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完成了任务。由于“要求过急”、“改造过快”，又带来了“工作过粗”和“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问题，使农民和手工业者“个体生产的积极性”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未能继续加以利用，过早地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有失当之处等等，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对国情的认识还不深刻。总路线本身及其贯彻过程，反映了我们党是从国情出发的，但是，对国情的认识并不充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经过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实现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对资本主义和平赎买的设想。对个体农业的改造，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手工业的改造，则是从供销合作社到生产合作社，稳步前进的。但是对于国情的认识，是一个长期的、不断发展的过程。1955年以前，党虽然对我国经济文化落后有一定的认识，然而认识并不深刻，对在那样落后的经济文化基础上，同时进行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认识更不够。1959年夏季以后，由于对形势的分析缺乏冷静思考，不注意倾听群众的呼声和发扬党内民主，错误地批判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人为地制造了一个社会主义高潮，提出了一些离开生产力实际状况而谈生产关系先进性的要求。这些偏差，其实质是“左”倾急躁情绪带来的影响，给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一定的负面作用。
第三，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存在偏差。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及其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只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则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三大改造”高潮中，批判“四大自由”（即批判“商品经济”），甚至连“小自由”也要搞掉。“三大改造”以后，建立并实行了一套实际上是严格限制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马克思列宁就曾说过“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所以，当时发动社会主义高潮，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想以最快的速度把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都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因此就产生了一系列长期困扰并严重影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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