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存世碑刻 考清代诗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碑刻论文,清代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04)02-0071-04
清代诗歌本身浩如烟海，距离今天时代又近，因此在我们日常所见的碑刻中，往往也能够相应地看到大量的清诗作品。同样由于时代较近的缘故，这些碑刻很少为各种文献所著录，而大多以实物的形式散布在各地。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各种人为的破坏，它们也正在日益减少，渐趋湮没。而对于清诗研究来说，它们实际上是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从中可以挖掘出不少为其他文献所缺乏的东西，对考察作品的版本异同、创作背景等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笔者在过去的求学生涯中，在北京、苏州等地都曾经见到过这种清诗碑刻。即以现今工作的杭州而论，就有康熙皇帝、郑燮、袁枚、梁章钜、翁同龢特别是乾隆皇帝、丁敬等人的大量诗碑，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助于清诗的研究。现在以篇幅关系，取其中三位作者的诗碑厘为一束，旨在引起人们对存世清诗碑刻的注意。
一、杭州云栖康熙皇帝诗碑
杭州新“西湖十景”中，有一处叫做“云栖竹径”，在清代雍正朝以后曾被列为“西湖十八景”之一。该景点距离市区很远，位于五云山的西麓，原是一个山坞。它的出名，除了自身环境清幽、修竹遍地、旧有云栖古寺以外，在很大程度上即同康熙皇帝的数次临幸有关。现今云栖的御道边上，有一座“遇雨亭”。亭中矗立着一方康熙皇帝的诗碑，坐西朝东，面对五云山顶。碑体盘龙额带底座，通高292厘米，身高225厘米，宽85厘米，有玻璃罩保护。碑额正面居中原有三行篆字，可惜字迹漫漶，已难辨认。碑身正面，便是康熙皇帝题写的一首七言绝句：
钱江风雨促前旌，竹树缤纷细草萌。夹岸黎元瞻拜切，频施膏泽惬民情。
此诗行书共三行，正文其字16厘米见方。末行署诗歌标题：“云栖遇雨。”字约7厘米见方。下有篆印二枚：“康熙宸翰”（白文）、“稽古右文之章”（朱文），分别为近4厘米、近5厘米见方。诗歌右上角，还有一枚约2厘米乘6厘米的椭圆形朱文篆印：“渊鉴斋”。此外在康熙御制诗左侧下方，有近2厘米见方楷书二行，则系立碑者文字：“康熙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赐巡抚浙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五级臣张泰交。”整个碑文周边，刻有一圈云龙纹。
按康熙皇帝的诗集曾有过多种不同的版本，目前最为完备的是今人王志民、王则远两位先生共同整理的《康熙诗词集注》[1]，集末还附有一个《康熙诗词年谱》。根据碑文末尾的线索，很容易检得康熙皇帝此诗作于“康熙四十二年”癸未(1703)，也就是他第四次南巡的时候。以碑刻与本集对照，可以发现其正文文字全无出入，唯标题集内作《云栖归途遇雨》（见第462页），较碑刻多“归途”二字。
又关于此诗创作与书写的具体日期。考《清实录》所记康熙皇帝本次南巡有关日程，二月十四至十七日驻跸杭州，十八日自杭州回銮，二十日抵苏州，二十三日自苏州登舟北上，因此其创作当在二月十四至十七日之间。再根据张泰交《受祜堂集》卷一《自叙》（此《自叙》相当于“自订年谱”），当月有记载说：“十六日……随驾幸云栖。”这应该就是康熙皇帝创作此诗的准确日子。（《清实录》无有关诗歌创作记载，所见《康熙起居注》亦缺本年内容，故此尚无其他旁证。）至于书写，则据碑文可知其为“二月二十一日”，也就是抵达苏州的第二天。集内此诗后面第四题为《癸未春二月二十日，自杭回至苏州，是夜雨。二十一日，朕欲北行，地方大小官员、百姓留住。二十二日雨甚，再留不能起行。二十三日雨晴，又欲留，故书怀以示》，由此推想这是“二十一日”康熙皇帝在苏州被“留住”的时候，万机余暇，特地书写此诗赏赐给浙江巡抚张泰交的。
在该诗碑的背面，满满刻着一篇张泰交撰写的题记（落款无时间），楷书字约2厘米见方。它的内容，一方面是叙述康熙皇帝对张泰交本人的种种“殊恩”，另一方面也自然交代了刻石立碑的始末：
御制《云栖遇雨》诗，乃癸未仲春皇上幸浙，回銮至苏，书以赐臣泰交者也……敬将绫幅双钩，建亭本寺，勒石垂后，俾祗林净域，顿增云汉之辉；圣水名区，永作山川之宝。[2]
这篇题记，后来曾收入《受祜堂集》卷十一“杂著”门“跋”类，题作《云栖遇雨诗跋》；其中的有关交代，与我们上文的推论正相吻合。而碑亭取名“遇雨亭”，既符合当初康熙皇帝“云栖归途”的实际，又有诗歌标题作为现成的文字依据，的确十分贴切。
不过，康熙皇帝本次南巡，在杭州创作的还有《钱塘江潮》、《西湖夜月》等诗，那么又为什么唯独为地方官书写这首《云栖（归途）遇雨》呢？考康熙皇帝一生六次南巡，中间四次都到过杭州，同时都有诗歌作品；而在这四次的杭州诗歌中，除了西湖这个开门即见的大景点以外，唯一一个每次都写到的小景点就是云栖，先后有《云栖竹树甚茂，幽兰满山》（第一次），《云栖寺》（第二次），《过云栖，憩竹林下，令人斫笋斫兰》、《云栖（归途）遇雨》（第三次），《幸云栖二首》（第四次）诸作；并且越到后来，在杭州游览的小景点越少，最终也就只有这个云栖是必到的。这与以后的乾隆皇帝每次南巡都踏遍杭州的各个角落，可以说是一个十分鲜明的对照。由此可见康熙皇帝对这个远在荒郊野外的云栖，确实称得上情有独钟。按照《云栖（归途）遇雨》前一首《过云栖，憩竹林下，令人斫笋斫兰》尾联所云，这也许就是“余杭风景西湖胜，未若山中待竹迷”吧。
二、杭州西泠印社袁枚诗歌碑刻
西泠印社位于杭州西湖孤山。这是一家以书法篆刻作为主要特色的艺术团体，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鼻祖，可以上推到清代中叶的著名书法篆刻家兼诗人丁敬。现今的西泠印社内，既有丁敬的石像雕塑，又有丁敬的画像刻石，还有一大批丁敬手书诗稿的碑刻，简直可以看成是丁敬的“家庙”和作品收藏中心。不过现在我们要介绍的，是这里的一首袁枚诗歌。
西泠印社的半山腰，有一座“仰贤亭”。上及丁敬的画像刻石，即镶嵌在仰贤亭正中的墙壁上，坐北朝南，面对西湖。碑体盘龙额带底座，通高约245厘米，身高165厘米，宽74厘米，也有玻璃罩保护。碑身丁敬画像，原为“扬州八怪”之一的罗聘所绘，右侧篆书“丁敬身先生像”（丁敬字敬身），上方有丁敬自书诗稿，而左侧便是袁枚的诗歌。
袁枚此诗共两行，正文如下：
古极龙泓像，描来影欲飞。看碑伸鹤颈，拄杖坐苔矶。世外隐君子，人间大布衣。似寻科斗字，仓颉庙中归。
又落款：“题龙泓居士像。袁枚。”字为楷书，均近2厘米见方。末尾钤有一枚“袁枚”方印，篆体朱文，同样近2厘米见方。
按此诗亦载袁枚《小仓山房诗集》[3]卷二十七，正文文字全无出入。唯标题本集作《题罗两峰画丁敬身像》（罗聘号两峰），与碑刻落款略有不同，而题旨较为全面，这显然是出于脱离画像，独立入集的需要；又首句“古极龙泓像”，本集加有一条自注：“丁号龙泓居士。”这正是碑刻落款的转化，也是对诗歌独立入集的一种弥补。
根据《小仓山房诗集》内部的作品编年，结合袁枚、罗聘两家年谱等相关资料的记载，可以确切考知袁枚此诗作于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该年袁枚曾至扬州，将儿子阿迟寄养在罗聘家中，并请罗聘为自己画像，还为罗聘题《鬼趣图》诸画，此诗当即同时所作。而丁敬较袁枚年长21岁，此前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即已去世，因而当此诗题写之时，丁敬本人却已经是无法看到了。
袁枚虽然后来寓居江苏南京，但他原籍浙江钱塘即今杭州，与丁敬是真正的同乡。不过他们两个人之间，似乎并没有发生过直接的交往。袁枚《随园诗话》[4]卷七第八十则，曾经叙及丁敬的轶事，但与袁枚本人无涉；直接写到丁敬的诗歌，也仅此一首而已。然而诗歌根据罗聘所绘的画像，对丁敬做了十分生动形象的描绘，从中自然也可以见出袁枚对这位很可能素未谋面的同乡前辈的景仰之情。
这幅画像出自罗聘之手，主人是丁敬，又有袁枚（包括丁敬本人）的题诗，进而又摹刻上石，其价值不难以想象得之。正因为如此，所以丁氏后裔丁仁为丁敬辑录《砚林集续拾遗》[5]，卷首即特地采印了这里的“丁敬身先生像”，同时将袁枚的题诗摹印在它的背面（唯正文及落款共分五行）。又根据今人陈金陵先生所撰《罗聘年谱》[6]“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条以及施奠东先生主编《西湖志》[7]卷十“碑碣”门“罗两峰画丁敬身大像碑”条的有关记载，这幅画像的真迹现在还保存在浙江博物馆。而袁枚一生虽然创作了几千首的诗歌，但至今仍有手迹流传特别是摹刻上石的作品，却恐怕并不多见。因此，此诗的碑刻及真迹，自然也都是弥足珍贵的了。
附带关于丁敬的这幅画像，清末叶衍兰与叶恭绰祖孙编纂的《清代学者像传合集》、今人刘九庵先生编著的《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等书均未收录，可予补充。
三、杭州灵峰梁章钜诗歌碑刻
杭州灵峰，历来为探梅胜地之一。从晋代开始，这里曾建有寺庙。后来屡毁屡修，又屡修屡毁，到现在只留下若干遗迹。但梅花，近些年仍在不断补种，比历史上只多不少，绝无逊色。每到花时，满山谷都是粉红黛绿，簇簇团团，连绵成片。而那些历史遗迹，偶然点缀其间，更为之增添了许多幽韵。
在灵峰最深处，山脚下有一个“掬月亭”，亭中间竖立着一座石碑。碑有底座，通高190厘米，身高160厘米，宽82厘米。碑身正面，是一篇《重修西湖北山灵峰寺碑记》，系当初“镇守浙江杭州副都统长白固庆撰文，浙江杭嘉湖兵备道黄乐之书丹，进士出身资政大夫浙抚使者津门梁宝常题额”，末署时间为“道光二十五年岁次乙巳夏六月谷旦”。根据这个记载，可以知道此碑建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公元为1845年，至今已经有了一百五六十年的历史。
在碑身背面，刻有当时很多名人的题跋，自梁宝常而下凡十家。这里面有九家所写都是完全的散文，只有一个梁章钜附带题有两首诗歌，居全部作者的第五家。因此，笔者早在1992年11月21日上午第一次见及该碑的时候，就曾经注意到梁章钜的这篇跋文；终于在2003年的元月5日上午，偕学生特地将它完整抄录如下：
莲溪先生修寺勒碑，事既可传，文复不朽，诸君子跋之详矣。余惟有欢喜；赞叹之不足，缀以诗云：“北山幽绝压西湖，一角精蓝道不孤。信是地灵仗人杰，名区终系伟才扶。”“再传名德岂寻常，一片贞珉万丈芒。正是涌泉须慧日，旌麾伫望指吾乡。（福州鼓山涌泉寺待修孔亟，因及之。）”道光丙午初夏，福州梁章钜谨跋，时年七十有二。
按梁章钜原籍福建福州府长乐县，后迁福州城中。嘉庆七年壬戌(1802)举进士，曾官多省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兼署两江总督。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因病辞官，即赋闲家居。上引“丙午”系道光二十六年(1846)。这年春天梁章钜从福建出发，北游江浙。此起直至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六月二十日（公元1849年8月8日）梁章钜在浙江温州谢世，其间的行踪都被他写入著名的笔记《浪迹丛谈》、《续谈》及《三谈》。
考《浪迹丛谈》卷二第一则“东瓯杂记”开头曾提到：
余寓居杭州五阅月，借口于不以筋力为礼，酬应阔疏，惟时与……固莲溪将军屡有西湖之游，间为小诗唱答而已。[8](P256)
这里所说的“固莲溪将军”，就是上及《重修西湖北山灵峰寺碑记》的作者“镇守浙江杭州副都统长白固庆”，“莲溪”应当是他的别号。据碑文介绍，早在此前嘉庆初年，固庆的父亲萨炳阿也曾镇守浙江，与灵峰寺住持友善，出资修葺过该寺。固庆这一次，是继他的父亲之后“重修”，所以粱章钜题诗有“再传名德岂寻常，一片贞珉万丈芒”之句（“贞珉”即指碑刻）。
梁章钜的这两首诗歌，则亦载《浪迹三谈》卷六最末一则“附诗三十首”。该则总题为《不作诗久矣，迩来为友人所促，辞不获已，因得诗三十首，姑附于此》，以下共有二十三个小题，三十四首诗歌（“三十首”盖举其约数）。其倒数第三小题，即为《固莲溪都护以重修西湖灵峰寺碑文见示，作此以当赞叹》；但第一首诗歌正文，及第二首诗歌原注，其文字与上引碑刻却颇多出入，现据中华书局1981年9月第1版陈铁民先生点校本迻录于次：
北山幽绝压西湖，一角精蓝菀不枯。灵杰讵徒关气运，胜区原要伟人扶。
——第一首诗歌正文[8](P514)
吾乡鼓山涌泉近日不振，甚望都护莅闽，如修灵峰故事也。
——第二首诗歌原注[8](P514)
考《浪迹三谈》为梁章钜谢世以后其子梁恭辰所刻，时间远在当初题跋之后，因此可以推想，这里的异文一般来说应该是梁章钜后来所做的修改，但也无法完全排除梁恭辰刻书时修订的可能；至于修改的出发点，就其中变更最大的“灵杰讵徒关气运”这句来说，很可能是由于原先的格律“仄（可平）仄仄（应平）平仄平仄”，不如后来的“平（可仄）仄仄（可平）平平仄仄”更为谨严。而前述该碑背面全部十家题跋，各家字体互不相同，明显都是按各人的手迹摹印上石；梁章钜的这一篇字作行楷，末尾还钤有篆体的“茞林”和“梁章钜印”两枚方章（分别为白文、朱文，茞林其字），更显然为当时手迹无疑。这也就是说，前面抄录的碑刻文字，实际上正保留了梁章钜诗歌的原始面貌。
梁章钜一生著述极其宏富。但他的诗集《退庵诗存》及《续存》等等，全都刊刻于道光二十五年乙巳(1845)以前。那以后的诗歌，便只赖《浪迹丛谈》等著作得以附录。因此，日后如果全面整理梁章钜的诗集，乃至编纂《全清诗》，这些零散的诗篇就都需要一一收集，并且最好还应当尽可能地补出版本上的差异。而上及这两首诗歌，恰恰以石刻的形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既原始而又最可靠的版本，尽管它在格律上略显粗疏。
此外，梁章钜这篇跋文的末尾，既有时间，又有年龄。考其《退庵自订年谱》[9]及墓志铭《碑传集补》卷十四）等有关记载，梁章钜出生于乾隆四十年乙未七月六日（公元1775年8月1日），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丙午初夏”刚好“时年七十有二”，相互之间可以印证。而这个时间，下距梁章钜谢世不过三年有奇，其所留手迹石刻当然也是弥足珍贵的。
从存世碑刻，考清代诗歌，这是一项既有学术意义，又有生活情趣的工作。但就其过程来说，比起从文献到文献，事实上却要辛苦许多。从碑刻实物的发现，到有关数据的采集，再到相关文献的检校，往往一首诗歌的碑刻就要花费大量的辛勤劳动。值得庆幸的是，近年问世不久的数码相机，在这方面可以提供不小的帮助。但愿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尤其是人们主观意识上的日益重视，这些清诗碑刻能够在学术研究中发挥更多的作用。
收稿日期：2003-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