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楚竹书#183;孔子诗论》与先秦诗学——谈《诗论》“诗亡隐志”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诗学论文,诗论论文,先秦论文,战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楚简《诗论》,最近刚正式发表(注: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版。),但是其中有一支文字很重要的简,一年多以前已经在报纸上出现过(注:《上海战国竹简解密》,上海《文汇报》2000年8月16日。)。这就是现编为第1号的简,曾引起不少学者注意和讨论。
《诗论》简共有29号,我在上博各先生工作基础上再加缀联,估计原来是23支(注:李学勤:《〈诗论〉简的编联与复原》,《中国哲学史》,待刊。)。第1号简残缺得最厉害,排在最末一支。其上半截“……行此者其有不王乎”句,为前面第5号简“《清庙》,王德也”章的结尾,这里暂置不论。本文想谈的,是其下半截:
孔子曰:“诗亡志,乐亡情,文亡意。”
先说末了的“意”字。这个字大家多释为“言”,字的下部已经缺损。《诗论》简文“言”字出现了几次,字的顶上部没有小横,这个字却有小横。我认为此字不是“言”而是“意”,字的写法可参看《金文编》“意”字(注:容庚:《金文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17页。)。古时的诗都付于弦歌,以音乐表情,以文辞达意,释“意”似比释“言”要好。
特别需要讲的,是“”字。关于这个字,学者提出过几种意见,我主张应读为“隐藏”的“隐”(注:李学勤:《上海博物馆〈诗论〉简“隐”字说》,清华大学简帛讲读班论文,曾讨论该字,现在有新的证据,故重作论述。)。字为什么是“隐”呢?必须从文字学加以说明。
“隐”这个字,根据《说文》,是从“”声,而“”又从“”声。简文的字,把“”变成了“”,只是改了声符。
“”字的上部,本作两个小圆圈,可隶写为“吅”或“厸”,据郭忠恕《汗简》等书,是“邻”字古文,这字的古音在来母真部。前些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周易》,“悔吝”的“吝”都写作“”。“吝”字古音在来母文部,真、文两韵接近,因而相通。
实际上,“”字是在作为古文“邻”的“吅”字上面,再加“文”为其声符。就声母说,“邻”是来母,“文”是明母,这和“令”是来母,“命”是明母,道理是一样的。
“”则是影母文部字。大家知道,来母或明母文部的字,每每和喉音晓、匣、影一系同韵的字相关。比如“仑”字来母文部,“”宇则是匣母文部;”字明母文部,“”字则在晓母文部。同样,“缗”、“”等字是明母文部,所从的“(昏)”也在晓母文部。所以“”字既可借为来母文部的“吝”,也就可以和影母文部的“”相通了。
郭店简《性自命出》第48简:
凡人,勿也,身必从之,言及则明举之而毋忑。
上博简《性情论》第29至第30简文同,惟“”作“悦”,“”作“”(注:此字照片下部不清,疑仍系从“心”。)。前一字或释为“爱悦”的“悦”,后一字或释为“吝”,但这在意义上似难说通,因为悦人勿吝算不得什么德行,与下面言及而明举也没有关系。上博简“说明”读前一字为“说”,训作“教”(注: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263页。),是很对的。“”其实也是“隐”,“忑”则读为“伪”,可对照郭店简《老子》甲组第1支简“绝伪弃诈”。这条简文应该读为:
凡说人,勿隐也,身必从之,言及则明举之而毋伪。
意思是:在教人时,不可有所隐藏,而且应以身作则,凡讲到的都要明白举出,不要欺伪。这里“隐”和“明举”正好是相对的,证明释“隐”不误。
讨论了“隐”字的释读,就知道《诗论》该章当为:
孔子曰:“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
同孔子这段话关系最密切的,是《书·舜典》中舜对夔说的(注:分篇依《孔传》本,古应合于《尧典》。):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史记·五帝本纪》所引,“志”作“意”,学者疑为东汉时由于避讳而改(注: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歌永言”的“永”作“长”,则是用同义字代替,说明“声依永”的“永”应读为“咏”(注:古国顺:《史记述尚书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版,第134页。)。
《舜典》讲诗是志的表达,引申而成歌,然后配以乐声,和以音律。这些范畴的关系,正可与《诗论》孔子的话参考。
《舜典》本为《尧典》一部分,其写定时代学术界有种种意见,但“诗言志”的观点在春秋晚期肯定已经存在,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晋卿赵文子(名武)就说过“诗以言志”。
孔门七十二弟子公孙尼子所撰《乐记》(注:参看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年版,第84-85页。),其《乐施》章云: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
这显然是对《舜典》的发挥,也不难看出受《诗论》孔子语影响的痕迹。
我推想《诗论》是子夏的作品(注:李学勤:《〈诗论〉的体裁和作者》,待刊。),理由是能亲闻孔子《诗》教而传承的只有子夏,《诗论》又有若干与《毛诗》联系的迹象。子夏传为《毛诗》一系之祖,我们看《诗序》: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咏)歌之;永(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与《诗论》孔子语比较,虽有很大变化,仍系一脉相承。由此可见,《诗论》将“诗亡隐志”章放在篇末,实有总括全文之意,值得我们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