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淑萍[1]2003年在《《太平广记》狐类龙类虎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太平广记》是宋人编汇的笔记小说集，上起两汉，下讫唐五代，以唐代作品居多。本文主要对《太平广记》里的狐、龙、虎进行分析研究，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窥探时人的种种心态。 本文主要从如下四方面进行论述： 一、狐 《广记》中的狐带有颇多的西胡成分，这于唐代的胡化是分不开的。在唐代，入居中原的胡人不为少见，他们深入民间，童叟皆知。唐人已接受了与胡人杂居的现实，从而造成了唐代社会的胡化倾向，如着胡服，学胡乐。这一倾向反映在文学上，便是关于狐狸的故事增多了，时人常以“野狐”来讥诮胡人。 《广记》中的狐故事多是对其本性的发挥，如多疑、怕犬、喜居坟墓等特点。说明一个观念的产生是有其现实基础的。在《广记》众多动物之中，狐与书是联系较多的，这恐怕是与胡人的汉化是分不开的。在唐代有文化的胡人并不少见，这应当是《广记》中的狐颇有文化的直接原因。佛教、道教是我国古代民间信仰的两大宗，在狐的故事中贯穿始终，可见古人对其信仰之虔诚。本文还对狐化成人后的行为表现进行了分析，从中可得出结论：在唐代有许多以各种伎艺谋生的胡女入居中原；胡汉婚得不到时人的承认，中原妇女被诱骗到国外的现象时有存在；胡人多以经商为生，财力十足，汉人卖婚于胡人，也为常见。 二、龙 自然界不曾存在过龙这种动物，中国本土的龙是从大蛇演化而来的。《广记》中的龙是取材于佛教，而又是中国化了的形象。龙在佛教中属于畜生趣，是佛弟子，八部众之一。《广记》中的龙仍有佛徒的形象，持经念佛，遵守戒律。龙女龙王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个主题，皆源于佛教。龙女温顺善良，勇于追求爱情和幸福，相对于中国的“男尊女卑”观念，极具个性魅力。龙王相对于中国的龙神，人格化倾向比较明显，其性格爱好与人相同。佛教的传入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但佛教传入中土后不断地发生变化，比如龙宫本是储藏佛典和希世珍宝的地方，龙是守护者。《广记》中龙俨然是龙宫的主人，正如人间的天子。与龙关系最密切的莫若雨，无论在中国文化还是印度文化中，龙与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古代的“雩礼”就是筑土龙求雨。而佛教中，龙的职责是行雨，《广记》中出现了向龙求雨的现象，这是中土文化和佛教的融合，至唐宋时，把龙祈雨已经普及了。 叁、虎 虎是中国固有观念，比如无德之人、有罪之人、有病之人化为虎，就体现了人们对这些人的憎恶以及恐惧。虎虽凶猛，但《广记》里的虎颇具人格化，有苦于鬼神役使的，有善良为人做媒的，有细心呵护娇妻的，也有行侠仗仪、喜听奉承的，描写得很丰富。虎也会化人，以化恶僧恶道居多，究其原因，可能源于人们对他们的恶劣印象。文章还考证了虎皮、虎尾在民俗学上的意义，印证了巫术在中国古代是普遍存在的。 四、总结 对《太平广记》里的狐、龙、虎类的研究，可以看出唐代在这类题材小说的撰写上已不再是单纯的志怪，而呈现出一种新面目，生动活泼，贴近人世生活。由此可证，南北朝后期，封建领主制的残余——门阀制度已告崩渍，中国社会发展到唐代己进入相对单一的封建地主制社会，自远较前此有领主制残余的社会进步。
盛莉[2]2006年在《《太平广记》仙类小说类目及其编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太平广记》类目的划分与编排包含着编者的文学文化审美观念及与小说编纂相关的一些文献信息,如引书的征引注录情况。同时也衬托出当时官方尊崇道教的时代背景。从类目及其编纂的角度对《太平广记》进行全新研究是必要且重要的。“神仙”、“女仙”类小说是《太平广记》全书最重要的类目,研究“神仙”、“女仙”类小说类目及其编纂对了解《太平广记》全书类目及其编纂具有先导意义和重要价值。本文仙类小说的范围涵盖“神仙”、“女仙”两类。文章通过对第一手文献史料的大量收集、阅读、考证,结合《太平广记》编者所在政治、宗教、文化、文学的时代背景,对《太平广记》“神仙”、“女仙”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太平广记》仙类小说的类目成因”考察仙类小说类目成因同宋初官方文化和前代小说题材、分类之间的关系,旨在对《太平广记》仙类小说在全书类目中的地位和特殊性作一背景式的交待。 第二章“《太平广记》仙类小说的类目特点”对《太平广记》全书的类目特点、仙类小说类目人物整体所反映出来的神仙文化内涵、类目人物排列蕴藏的编者的神仙文化信仰以及对道教文学的接受认识心理进行研究,以进一步理解“神仙”、“女仙”类的内涵及其在《太平广记》全书中的独特性。 第叁章“《太平广记》仙类小说的编纂”主要从《太平广记》编纂组、仙类小说篇目的编纂及仙类小说引书叁方面展开论述,旨在溯清仙类小说编纂中体现的编者的宗教文化意识、文学审美意识、对引书的征引注录和引书存佚等具体问题。 第四章“《太平广记》仙类小说对后世小说的影响”探讨仙类小说对后世文学主要是小说的影响。《太平广记》仙类小说特有的编纂背景、编纂条件和编纂思想有助于建立仙类小说本身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卓然的地位,这种地位又主要是通过仙类小说对后世文学主要是小说的影响来体现的。仙类小说对后世小说的深远影响既同原作者的出色创作有关,也同《广记》编者小说文本的出色编排、加工有关,可说一定程度地印证了仙类小说编纂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因此,本章将就《太平广记》仙类小说对后世小说的影响展开讨论,主要从仙类小说的宋前仙道小说辑佚汇总作用和对后世小说创作的影响两方面进行论述,附论对后世戏曲素材的提供,以明晰仙类小说乃至《太平广记》全书的编纂对于后世文学的意义。
曹花杰[3]2013年在《《太平广记》精怪故事母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太平广记》既是宋前文言小说总集，有小说渊薮之称，又是文人必备工具书，其分类编排体制极大地影响了后世文学的发展，宋元话本、杂剧、诸宫调以及明清小说和戏曲无不从中寻找题材、转引故事。在《太平广记》近七千则故事中，精怪故事的数量非常庞大，共有两千余则，分布在器玩类、妖怪类、精怪类、灵异类、宝类、草木类、龙类、虎类、畜兽类、狐类、蛇类、禽鸟类、水族类、昆虫类等近叁十个类目中。因此，本文从母题角度研究《太平广记》精怪故事，通过阅读文本、数据统计、归纳分类等步骤，择取出十二个精怪故事中常见的情节单元，即十二个母题：变形母题、人妖恋母题、精怪作祟母题、降妖除妖母题、精怪求助母题、精怪报恩母题、预知异能母题、精怪助人母题、精怪现形母题、杀妖受报母题、精怪诉讼母题和精怪争斗母题，进而分析它们的分布情况、形成原因、发展源流、文化意蕴等方面的内容。变形母题是精怪故事中最常见、最基础的母题，其下又可分为异类化人、人化异类、异类化异类叁类，而各类之下又可分为多个小类，如异类化人母题可分为禽鸟化人、畜兽化人、草木化人等。人妖恋母题与色诱母题有区别，也有重迭。精怪作祟故事数量极大，故事内容也可分为多种类型。降妖除妖母题是精怪作祟母题的衍生，降妖者有道士、术士、僧人等，鹊头、猎犬等物也可除妖。在精怪求助故事中，精怪向人求助衣食住行，也求人助其搬迁、平乱、复仇等。精怪报恩的方式有助人脱难、助人升迁、助人致富、许人姻缘等。精怪既能预言人类祸福禄寿，又能预知自身灾厄。精怪助人母题与精怪报恩母题有交集，但精怪助人母题也有精怪报恩母题所没有的内容，如精怪助人惩奸除恶等。现形母题可分为照镜现形、睡显真形、酒醉现形等。杀妖受报母题与佛教报应母题不同，不受佛教报应不爽和业有叁报的限制。精怪诉讼母题是精怪被冤杀或诬告人类的故事，对公案小说的形成颇有影响。精怪争斗形式有文斗、武斗等，尤值得注意的是智斗篇目。《太平广记》精怪故事的母题有两大特点：一是在分布关系上，既能并存又能独立；一是在来源上，能兼收并蓄，而后自成一体。变形母题最初是民间异闻和道家学说，后来融合少数民族和外域文化，由最初的自然界内部的变化扩大为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物类种族之间的变化。睡显真形母题成为现形母题发展过程中的一大亮点。精怪与物老成精观念颇有渊源。随着精怪作祟故事内容的变化，精怪作祟母题与树神遇害、谶语、征兆等母题相牵连。降妖除妖故事在文学发展中逐渐壮大，降妖除妖成为诸种文学样式的经典题材。
张晓永[4]2013年在《《太平广记》中的龙》文中认为《太平广记》作为宋初官修四大书之一,在保存前人的笔记小说上占有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文即以其关于龙的记载为基本依据,选取其中几个方面进行简要的分析,以期对前人的研究有所补充。
鲍静怡[5]2017年在《密教传持与宋前小说研究》文中指出密教信仰在东汉时期由印度传入,于盛唐时期成熟。我国小说之体亦在唐时逐渐兴盛成熟。此时是为“始有意为小说”之阶段,“文辞华艳,叙述宛转……演进之迹甚明”。《太平广记》作为我国首部文言小说总集,收录了自汉至北宋初期的众多小说。它所收录的小说数量多、内容广、类别全,能较为全面地反映我国宋前及宋初小说的整体面貌与发展状况。在这部小说总集中,不乏存有与密教相关的人物、法术、神祇等多重内容的记录,使得故事情节摇曳多姿,内容精彩有趣。因此,本文以《太平广记》文本为核心,从密教基础概念与相关典籍出发,对《太平广记》中的相关篇目进行筛选、梳理并进行分析,最终达到详细讨论密教传持与宋前小说创作关系之目的。全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按小说叁要素顺序分别论述小说中所展现出的密教人物、密教场所、密教神祇、密教典籍以及密教文化等五大内容。论文绪论部分,总括本文的研究缘由及期望目标,对相关学术研究做出基本回顾,并在此厘清密教概念及其主要特色。内容分为叁节。第一节主要讨论密教概念及主要特征;第二节分别从密教研究、小说研究角度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第叁节则说明本文研究价值以及研究方法。第一章主要将《太平广记》中涉及的密教人物与地点进行梳理研究,着重将相关历史史实与小说记录作对比,以两者间的相同主体为联系纽带,研究密教人物与地点。第一节以俗家信众、普通僧人以及密教僧叁类人物为核心,对其在小说中密教的特征进行考察与对比,并重点回顾小说与史实中的密教高僧功绩,以此来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进行比较。第二节则借助史料对密教场所做出判断,并以此为核心,重点讨论具有密教属性的寺院情况,对其中的密教因素特征做出相应研究与分析。第二章以密教咒术的不同功效为核心,对《太平广记》中所涉相关篇目进行分类研究。第一节主要对密教咒语的由来、演变进行考察,指明密教咒语的多样性、丰富性特征,阐明咒语在密教中的重要地位。第二节则抓住密教咒术的不同功效,将所列篇目分为祈雨与驭龙、除祟与治病、祈福与消灾、邪术与幻术四大类,并针对以上内容,分别追溯相关咒术的由来依据,研究其内在特征,并借此说明其与我国本土咒术的不同之处。第叁章,重点论述密教信仰在小说中表现的问题。以密教神和密教经典为核心,对《太平广记》中所涉密教神与密教典籍进行梳理,借此阐释小说出现的神祇形象、经书功能的由来问题,并由此说明此密教信仰对小说之影响。其中重点考察了密教金刚神、毗沙门天王、千手千眼观音以及鬼子母四大密教神信仰。又有单独考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和《首楞严经》两部密教经典,从其版本、功能、流传情况等方面进行研究。第四章,主要讨论密教文化对小说的影响。第一节主要讨论密教对我国传统剑术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剑侠类小说的改变,在众多前辈的研究基础之上增添新的证明材料;第二节主要论述“狂僧”形象之特征,并着重说明密教“以染为净”之思想对小说中的“狂僧”形象的产生与流变所带来的重要影响。总之,小说中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各具特色的寺庙、眼花缭乱的神奇法术、变幻莫测的故事情节等都含有密教文化的渗透与感染。密教传持对我国宋前小说尤其是唐代小说带来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詹伟明[6]2010年在《唐代胡僧形象研究》文中认为唐代是中外文化大交流的时代。期间,各种外来宗教都得到了大规模发展,胡僧来华也成了一道亮丽风景。随着社会影响力逐步扩大,他们不仅被写入历史文献和宗教典籍之中,而且还走进了唐小说家的视野,成为一种创作题材。论文主要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探讨《太平广记》中的胡僧形象,同时借助民俗学等相关理论进行阐释。《太平广记》辑录了唐代胡僧故事42则,成为研究当时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宝贵资料。唐代,在和谐的政治经济环境、博大精深的宗教文明和官方派遣叁重因素推动下,胡僧纷纷来华。同时这个活跃的群体开展了辩论斗术、干涉朝政和大展玄术等引人注目的活动;鉴于作者身份有其丰富性和复杂性特点,论文从故事类型学视角出发将《太平广记》中的胡僧形象划分为貌怪行异型、解民倒悬型等五种类型;在唐朝对外开放具有开放性和封闭性特点的背景下,《太平广记》中的胡僧形象置于被“美化”与“丑化”的矛盾命运之上,“美化”的形象源于中西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丑化”的形象则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进行排斥和斗争的结果。通过对小说中的胡僧形象进行解读和重构,我们发现,笔记小说作者对同一异域人物运用不同的塑造手法,建构出两种类型的文化形象,这种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两级张力手法所塑造的胡僧形象彼此牵制又不过分崇拜与歪曲,折射出当时唐代社会的文化心态。
张玮[7]2015年在《《太平广记》中所见唐代上层女性生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太平广记》是古代汉族文言小说的第一部类书总集,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大的古代小说总集,其中的作品涵盖了先秦秦汉至北宋初年近3000年历史,共计500卷,包括约7000则作品,约300万字左右。其中记载了大量关于女性生活状况的资料,是一部很有研究价值的古代文化典籍。而唐代处于我国的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相对于其它朝代较为自由和开放,女性所受约束较小,生活在此时的唐代女性相对于其它朝代的女性有着较为优越的条件,尤其是上层的女性。本文总共由叁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以时代、社会阶层和生活状况为划分依据,对《太平广记》中有关唐代女性的共602篇记载进行了分类统计,以其中398篇有关唐代上层女性的记载为主要研究资料,使《太平广记》中有关女性形象的记载更为清晰直观和系统。第二部分对于《太平广记》中所见唐代上层女性的家庭生活状况进行了细致研究,从婚姻生活、精神生活和教育生活叁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并根据第一部分统计情况对初唐盛唐时期的女性与中晚唐时期的女性作了简单对比,得出依《太平广记》所见唐代上层女性尤其是初唐盛唐时期的女性在家庭生活中自由度较高的结论。第叁部分对于《太平广记》中所见唐代上层女性的社会生活状况进行了研究,主要从社会交往和经济生活两方面来探究,从社会交往状况可以得出唐代社会风气开化,社会交往活动普遍的结论。对经济生活的研究主要从唐代上层女性的财产分配和财产继承两方面讨论,得出唐代上层女性社会生活参与度较高,经济条件比较宽松的结论。最后从盛世与乱世唐代上层女性不同的命运进行对比分析,对唐代上层女性的地位和命运进行了概括性的总结。
李婷[8]2015年在《《太平广记》中龙宫取宝故事及其文化内涵》文中指出龙是神话小说中呼风唤雨的神灵,也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精神象征。龙宫,作为龙的住所,在《太平广记》中被塑造成遍地珠宝、气势恢宏的圣地,引发人们进入龙宫获取宝物的无尽遐想。究其缘由,主要是与印度佛教的传入和人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及文人对现实生活不满而产生的遐想密不可分。
李杰白[9]2011年在《从《太平广记》狐狸形象描写看唐代文言小说的狐狸意象》文中指出《太平广记》是北宋四大类书之一,成书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收录的自两汉至隋唐五代的笔记小说,野史杂集,大部分是唐代的作品。《太平广记》有关狐狸的故事收录了九卷(卷四四七——卷四五五),其数量居《广记》中动物一类故事之首。一直以来,狐狸被许多文人搬到作品中成为活生生的文学形象,而且如鲁迅先生所说,《太平广记》是“小说之渊薮”,那么《广记》中有关狐狸的故事可以说也是后世文学的一个取材之源头。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聊斋志异》表现出更多的兴趣,相对来说,《广记》中的狐狸形象则较少有人涉猎。因此,笔者认为对《广记》中狐狸形象的研究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本文将着重以《太平广记》卷四四七至卷四五五这九卷的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本文将涉及历史,民族,宗教等内容,结合时代背景,深入文本,对《太平广记》中的狐狸形象进行较为细致深入的分析。绪论将首先综述关于《太平广记》的研究动向以及目前对《太平广记》中狐狸形象的研究状况。其次,根据本文特点,将九卷的故事按狐狸的外在形态分成原形狐,人形狐和其他类型的狐狸,并对具有代表性的篇目进行简要分析。第二章将从狐狸与人类关系的角度来展开论述,具体说来,分为四个方面,首先是狐狸与人类势不两立,分属两个世界,这一节主要说明人与狐狸之间的敌对关系。其次是人与狐狸误会频发,再次就是人与狐狸能够和平共处,这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狐狸报恩,另一个是人狐之恋,而着重论述的是人狐之恋的故事模式。最后,从人与狐狸的故事中来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地说,是唐代民族关系的发展变化。第叁章针对故事中出现的历史人物进行探讨,这一章按照人物的正邪分为两部分,每部分都具体参照正史中的人物传记,同时结合故事中历史人物的结局来讨论狐狸不论是祥瑞或灾祸,都表达了人们对政治清明的向往。第四章专门针对佛形狐来讨论,但并不仅限于对佛形狐的研究。由佛形狐的出现进一步引申到唐代的宗教状况,具体地说,一是佛教在唐代有了较快发展,反映在文学中就是佛形狐的出现。二是针对《太平广记》中的佛形狐最终大多被道士降服这一结局,来讨论唐代佛教与道教之间的微妙关系,这诚然说明这类作品不是佛教徒所作,但这在更深层次上则反映了唐代的佛道之争,此外,这种佛道之争并非纯粹的不同宗教之间的简单争论,而是掺杂着复杂的政治关系。由于政治势力介入宗教争端,使得这种佛道之争又能够进一步反映出唐代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最后,结语对全文进行简单总结。站在小说发展史的角度上看,后世文人多从《太平广记》中汲取营养,将狐狸意象进一步发扬光大。
曾礼军[10]2008年在《《太平广记》研究》文中指出摘要:《太平广记》是宋初四大类书之一,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小说类书之一,对于保存宋前的文言小说起了重要作用。《太平广记》辑录的小说以志怪题材为主体,具有浓厚的宗教气息,辑录上也体现了宗教类分的特点。目前,对《太平广记》的宗教文化研究显得零散而又肤浅,故本文以宗教文化视角,从《太平广记》成书的宗教文化背景、编纂的宗教性体现、道教文化、佛教文化、传统信仰以及编纂的宗教文化意义等几方面对《太平广记》作全面系统而又深入透彻的研究。据此,文章依次分为六章。第一章从宋初叁教合一的宗教发展态势,宋前辅教小说和志怪小说的宗教文化积淀,以及儒释道类书的编纂借鉴分析《太平广记》成书的宗教文化背景。第二章是对《太平广记》编纂的宗教性特点进行考察。首先对《太平广记》类目编排整体上呈道释儒叁教合一的板块特点进行探赜;其次运用量化统计方法对引书的宗教性进行分析;最后以宗教性文本为个案考辨《太平广记》的文本编纂情况。第叁、四、五章分别对《太平广记》中道教故事、佛教故事、传统信仰故事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太平广记》的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和传统信仰文化内涵。第叁章是以神仙故事为主要研究对象考量神仙的时空分布、类型特点以及神仙故事的主题类分;然后分析神仙意象的典型——白鹤与青竹,探求其宗教文化意蕴和文化渊源;最后对神仙故事中的“石”意象和“七”数进行探析。第四章是对《太平广记》中的异僧、佛经崇拜和因果报应故事进行探讨。异僧故事重点分析神通与佛教、犯戒与成佛的关系;佛经崇拜主要是考察《金刚经》、《法华经》和《观音经》的分布情况和宗教功效;果报故事侧重于分析佛教果报观念与儒家的现世关怀、伦理道德的关系。第五章对命数天定的符命观念、血食祭祀的神观念、人魂所归的鬼观念、物老为怪的精怪观念等传统信仰进行剖析,并且对每类故事都进行了类分和统计,力求探析故事中潜在的社会思想和观念。第六章分析《太平广记》编纂的宗教文化意义。这种意义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统治者以典籍编纂手段对宗教文化进行了整合;二是对后世宗教小说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全文以中间四章为重点内容,对《太平广记》的宗教文化内容作了充分的论述。文章研究注重文本分析与类目编排相结合、文本内涵与二次加工意义相结合,并充分运用量化统计方法,使论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参考文献：
[1]. 《太平广记》狐类龙类虎类研究[D]. 刘淑萍. 陕西师范大学. 2003
[2]. 《太平广记》仙类小说类目及其编纂研究[D]. 盛莉.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3]. 《太平广记》精怪故事母题研究[D]. 曹花杰. 集美大学. 2013
[4]. 《太平广记》中的龙[J]. 张晓永.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3
[5]. 密教传持与宋前小说研究[D]. 鲍静怡. 上海师范大学. 2017
[6]. 唐代胡僧形象研究[D]. 詹伟明. 湘潭大学. 2010
[7]. 《太平广记》中所见唐代上层女性生活研究[D]. 张玮. 西北师范大学. 2015
[8]. 《太平广记》中龙宫取宝故事及其文化内涵[J]. 李婷.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5
[9]. 从《太平广记》狐狸形象描写看唐代文言小说的狐狸意象[D]. 李杰白. 重庆师范大学. 2011
[10]. 《太平广记》研究[D]. 曾礼军. 上海师范大学.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