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语系语言的共同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语系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言发生学分类的论证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该语言集团的共同遗存，包括同源词和同源形态的遗存。这个条件是主要的。近几十年来，学术界也是按照这个思路在努力求证的。另一个条件是该语言集团的共同创新。这是次要的，辅助性质的。前者是分类的依据，是同源关系的证据；后者是特征，是路径，是该语言集团的标志。二者缺一不可。过去，汉藏语系语言发生学分类的论证前者讨论得多，后者讨论得少。也许有人对后者不以为然，所以不屑一顾。也有的学者把后者当前者来论证，走了一定的弯路。通常是两者混为一谈。例如大百科全书在讲汉藏语系语言特点的时候，就没有区分原始遗存还是共同创新。本文拟就此问题发表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学术界。 这里所指的共同创新，主要是指这个语言集团在发展过程中，所走的基本道路相同或者大体一致，而且这些新发展起来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共性。 这些共性究其原因，也许是这个语言集团自身机制造成的，也许是后天发展过程中互相影响造成的。我们这里主要讨论前者。下面举例性地列出一些已经初步发现的汉藏语系语言的共同创新，以抛砖引玉。 一 声调问题 众所周知，声调是汉藏语系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汉藏语系形成以后较晚才发展起来的一种语言现象。 声调在汉藏语系内部发展很不平衡，数量有多有少，有的语言有10多个，最多的有15个之多，有的语言只有两三个。 声调在汉藏语系内部发展的时间有早有晚，有的语言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的语言刚刚产生，有的语言还在萌芽状态。作用有大有小，有的语言声调区别词义的作用极大，有的语言区别词义的作用还不是很大，有的语言仅仅有习惯调，还没有形成音位调。 声调产生的机制，大都与汉藏语系语言音节3个部位的语音要素的性质演变有关，即节尾辅音的演变、复辅音前置辅音的脱落和复辅音基本辅音性质的改变。具体表现为音节各组成要素（包括构词和构形）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出现各种音变现象，如辅音清浊、送气、内爆等现象的改变与交替，元音长短、松紧、鼻化、卷舌、带擦等各种声学特征的出现与消失。它们最后都与音节音高的产生与改变发生联系，使其音高一次又一次发生分化，形成不同层次的声调系统。 但是，这些语音要素在不同的汉藏语系语言里所发生的变化，对音高起作用的次序有先有后，程度有深有浅，有的语音现象的改变甚至对音高不起作用。因此，在汉藏语系语言里，要想建立像汉语那样的调类系统是不可能的，但是不排除部分低层次的语言集团有类似的调类系统。 这些类似的声调系统，有人认为是互相影响的结果。对于这种说法我有一定保留。 阿尔泰语系语言与汉藏语系语言的接触已经有几千年历史，互相影响可谓不小，但是阿尔泰语系语言至今没有产生声调。汉语对朝鲜语、日语的影响也不谓不大，大量不同历史时期的汉语借词进入这两种语言，但是这两种语言也没有产生声调，为什么？因此不能简单用互相影响或借用来解释调类系统的产生和发展，也许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当然这里并不排除个别语言或部分语言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整个语言集团几十种语言都从另一种语言中借用声调系统，况且这种系统自身内部的一致性又得到了可靠论证，对此我抱怀疑态度。 汉藏语系声调产生的机制大体是一致的。我个人认为，它与单音节词根语有密切关系。单音节词根语的音节两头对音核的音高发生影响，最终产生了声调。 有人认为声调产生的机制与嗓音发声类型有关，但是单音节词根语与多音节语的嗓音发声机制有什么不同，前者产生了声调，后者没有，为什么？这需要进一步比较研究，从声学特征上加以解释和论证。 二 清送气塞音问题 汉藏语系语言的塞音绝大多数有清送气音，形成塞音分清、浊、清送气三套，简称音系格局塞音的发音方法“三分”。后来又产生了塞擦音，也分清、浊、清送气三套，结果造成汉藏语系语言的辅音系统比别的语系要复杂得多。 人们也都知道，原始汉藏语仅仅只有清浊两套塞音，①汉藏语系的清送气塞音是后起的语音现象，这一点已经成为国内外汉藏语学界的一种共识。 当然，如何形成清送气音，也就是说清送气音的来源问题，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基本上大同小异。 早在1983年，我在起草《藏缅语语音和词汇·导论》的时候，②就已经注意到藏缅语族里的清送气音问题了。后来在写藏缅语族语言动词使动语法范畴的时候，发现前缀[s-]在历史演变（脱落）过程中，会使动词的词根由浊变清或变清送气。这一音变规则几乎可以覆盖整个藏缅语族数百种语言。与此同时，在词汇语音演变的研究中，我也发现许多复辅音前置辅音在脱落过程中对基本辅音也产生类似的音变影响。因此可以确认清送气塞音是词汇和形态历史音变的结果。 一个庞大的包括几百种语言的语言集团中的语音系统，塞音的发音方法是两分还是三分，是涉及语音格局的大问题，目前三分格局的语音系统在许多语言集团中是极少数，唯独汉藏语系是这种格局，这不能不说是汉藏语系语言一个重要的共同创新。 正因为如此，国际语音学会在设计国际音标的初期，没有把清送气音放到国际音标表中，而仅仅作为附录说明来处理。这就是因为在世界语言格局中它是少数，因而没有为西方语言学家所重视。 那么，为什么汉藏语系的语音系统格局会共同创新出清送气塞音，形成语音格局三分呢？我认为这与原始汉藏语系音节结构的历史演变有密切关系。东亚人群从原始人群中分化出来以后，在东亚次大陆长期居住，繁衍生息，在形成汉藏语系原始母语的过程中，语言词汇的语音结构已经基本上定型为单音节的词根语。由于音节结构内部各语音要素发音机制的相互作用和日益繁杂的交际功能的需要，逐渐发展出清送气音来。甚至还有一些语言，清擦音也分化出送气与不送气来。 在汉藏语系语言里，大多数语言都是走三分格局这条发展和演变道路的。但是也有极少数语言，一直保持清浊两分的格局，至今未分化出清送气塞音来。这与汉藏语系语言的声调格局一样，仍然有少数语言至今声调仍然处在自由变读的习惯调发展阶段。另外，三分格局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有一些语言，在长期历史音变的过程中，浊音消失了；也有一些语言，不仅浊音没有消失，甚至浊音又分化出浊送气来。 三 塞擦音问题 塞擦音比较多是汉藏语系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汉藏语系语音系统一个明显的共同创新。汉藏语系几乎所有语言都有塞擦音，最多的有5套（包括舌尖前、卷舌、舌叶、舌面前、舌面中），其次4套（舌尖前、卷舌、舌叶、舌面前）、3套（舌尖前、卷舌、舌面前）、2套（舌尖前、舌面前）、1套（舌尖前）等都有。以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语言为例，一般都有4套，多的有5套，少的也有3套。 但是汉藏语系里的塞擦音是后起的语音现象，这也已经是人所共知的语言事实。它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羌语支语言方言或语言之间同源词语音对应关系可以为我们提供塞擦音来源的确凿证据。 根据分析，羌语支语言复辅音的后置辅音有[l]、[r]、[s]等，这个结构特征也是汉藏语系许多语言的共有特点。它们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受基本辅音发音部位的影响，与基本辅音相结合，构成不同部位的塞擦音。 请看羌语方言中塞擦音与复辅音对应的一组例证，大体可以知道不同部位塞擦音的来源：
上表所反映的塞擦音演变方式仅仅是羌语的一个侧面，是否能够反映汉藏语系语言塞擦音来源的普遍规律，值得研究。 当然，塞擦音的来源在不同的语言里可能不那么单一，但是我们从藏文、缅甸文与口语对应的例证（因为这两种语言是拼音文字），以及汉语方言中的对应例证，也基本上可以看到，羌语的演变规律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只是在不同的语言（或者语言集团）里，塞擦音产生和发展的时间层次有先有后，有多有少，有早有晚。 从塞擦音产生与发展的条件和路径来分析，仍然与汉藏语系音节结构的构成及其历史演变有密切关系。如果说声调和清送气塞音的产生、发展是与音节结构的前置辅音和基本辅音发生关系的话，③那么塞擦音的产生则与汉藏语系复辅音结构的后置辅音发生密切关系。④从这个意义来看，塞擦音的产生和发展是汉藏语系语音结构自身演变的必然结果。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罗常培先生在说明国际音标表中塞擦音问题的时候说，塞擦音是中国学者发明的符号，国外不承认塞擦音是单辅音，因此在设计国际音标表的时候，没有把塞擦音放在表中。我们则认为塞擦音是一个单辅音，并把它放在国际音标表中。 1957年，罗常培、王均先生出版的《普通语音学纲要》，在国际音标辅音表中列出了11套塞擦音。⑤该书在复辅音一节里特别申明：“在汉语结构里咱们不把塞擦音看做复辅音。”这句话下面还加上了着重符号，可见作者对这个学术观点是多么的重视。自此以后，我们在向学生们讲语音学或语言调查课程涉及国际音标表的时候，往往都把送气音、塞擦音一并放进国际音标表中加以介绍，并戏称这个国际音标表为中国化的国际音标表。近年来，人们还设计了连体的国际音标塞擦音符号，以表明它们是单辅音。毫不客气地说，送气音和塞擦音的发现和肯定，是中国语言学界对国际语言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由于汉藏语系语言中增加了送气音和多个部位的塞擦音，使得汉藏语系语言的辅音系统比别的语系数量要多，结构要复杂。例如藏缅语族羌语支语言的单辅音数量一般都在40个以上，个别语言甚至超过50个。羌语支南支的史兴语，有单辅音53个。（孙宏开、胡增益、黄行2007） 四 量词问题 量词也是汉藏语系语言的共同创新。中国大百科全书在汉藏语系条目下，介绍汉藏语系语法特点的时候，把量词列为汉藏语系的一个重要特点。⑥现在，几乎所有的汉藏语系语言都有量词，但发展不平衡。数量有多有少，功能有大有小。有少数语言，至今量词仍然处在萌芽状态。（孙宏开1989）但是汉藏语系里的量词也是后起的语言现象，经历了不同层次的发展阶段，每个层次都有许多值得揭示的特点。如词序的改变、反响型的发展和消失、单音节化、语法作用的增值等等。 那么，汉藏语系语言为什么要发展大量的量词出来？以往的学者对此有两种解释，我认为都有一定道理： 吴安其（2005：10）认为：“分析性语言量词起到标记名词的作用。这类语言在名词失去性、数、格等标记后需要增加新的羡余信息和标记作为补偿。量词就是在这样的需求下产生的，并成为独立的词类。” 张军（2005：27）则认为：“汉藏语的量词不平衡状况，表明量词有一个从无到有、由不发达到发达的发展过程。那么其后的动因是什么？我们设想，有可能是名词指称意义的转变造成的。当名词发生从单指向类指的转变时，就要求有个体化功能的词来实现计数。而名词指称意义的转变，有可能与整个语言系统的形态简化有关。” 这两种观点提出的角度不同，但基本意思有相通之处。二者都认为汉藏语系语言量词的产生和发展与“失去性、数、格等标记”等“形态简化”有关。言外之意是原始汉藏语系语言有性、数、格等形态标记，后来陆续简化、消失，用发展量词这样一个词类来作为分析性语言的补偿。 我们不敢肯定原始汉藏语一定像其他语系语言那样，名词有性、数、格等那么具体的形态标记，但是原始汉藏语是一种有丰富形态标记的粘着性语言，后来经过了一段不太典型的屈折语类型阶段，发展到今天，大多数语言变成分析性的单音节词根语，肯定这一历史过程是有一定根据的。 我对藏缅语族语言语法历史类型的演变进行过一定的研究，发表过一些文章。（孙宏开1992a、b，2011a）在那些文章中，我提出了藏缅语族语言语法类型经历了从粘着型→不典型的屈折型→分析型这样一个历史过程。那么，藏缅语族是汉藏语系中一个最核心的语族，汉藏语系语言也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演变过程。今天我仍然坚持这个看法。 我现在认为，原始汉藏语是粘着型的单音节词根语，其历史类型的演变是与量词的产生和发展基本上同步进行的。汉语形态消失得早，量词也产生得早；藏缅语族语言也基本上是这样，一些语言形态消失得快，量词就丰富，它在语法体系中的作用就大，彝语支语言就属于这一类型；反之，一些语言形态消失得晚，量词也发展得比较慢。我在《藏缅语量词用法比较——兼论量词发展的阶段层次》一文中对此有详细的分析。这基本上符合汉藏语系语言量词产生和发展的脉络。 那么量词产生和发展的动因究竟是什么？我比较赞成张军的分析。他从量词的功能和作用出发，分析了名词在指称对象时有类指和单指的区别，并比较了不同语言里名词“数”标记在类指和单指名词后面的使用状况。认为对光杆名词来说，单指名词可以加数标记，而类指名词则只能用数量词表示其数量。从认知范畴角度分析，当名词从单指向类指方向转变，人们的思惟方式不断缜密化过程中，量词也就应运而生了。与此同时，也与汉藏语系语言从一开始就是单音节的词根语有一定关系。 有人从韵律特征和类型学的角度，分析量词的发展与基数词的音节数量有关，单音节数词的语言量词容易产生和发展，多音节数词的语言量词则不容易产生和发展。这一看法仅仅适合于少部分语言事实，与之相反的例证比比皆是。例如，藏语数词为单音节，拉萨话的声母基本上已经没有复辅音，拉萨话的量词仍然很少，同样喜马拉雅南麓的一些语言，数词也是单音节的，量词也很少；相反，独龙语、嘉戎语的基数词从一到九大都是多音节的，但相比较而言这两个语言的量词却相当丰富，语序已经成为名一数一量型。因此我个人认为，量词的产生和发展与基数词的音节等韵律特征无关。 五 亲属称谓名词的词头问题 汉藏语系几乎所有的语言亲属称谓名词前都或多或少加词头“阿”，汉语方言口语中的阿哥、阿嫂、阿姐、阿妹、阿爸、阿妈、阿爹、阿伯、阿叔、阿姨、阿公、阿婆、阿爷、阿娘、阿舅等还经常在不同程度地使用。汉语几乎所有的亲属称谓名词前都可以加词头“阿”。 少数民族语言也不例外。翻开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后面的词汇附录，在亲属称谓名词部分查验，几乎所有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亲属称谓名词表内都或多或少出现一些带[a-]词头的例证。下面将以壮语连山话（侗台语族）、苗语腊乙坪话、畲语莲花话（苗瑶语族）、哈尼语大寨话、彝语喜德话、藏语拉萨话（藏缅语族）为例，说明[a-]词头的分布。例如： 壮语连山话（张均如、梁敏、欧阳觉亚、郑贻青、李旭练、谢建猷1999：650—655）：
前人对“阿”词头有过许多讨论，语法形式、语法意义、构词手段等方面都有所涉及，少数民族语言里也经常有相关文章发表。例如木玉璋《谈谈傈僳语中的词头a-》（《民族语文》1982年第2期）、朱建新《试论凉山彝语词头a-》（《民族语文》1984年第6期）、王成友《试论阿哲彝语词头A》（《民族语文》1994年第5期）、傅爱兰《藏缅语的a音节》（《民族语文》1996年第3期）等，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讨论了“阿”词头的功能，有的还讨论了其来源。 “阿”词头在不同的语言里，可能还有许多其他功能，如表示疑问、表示语气、表示数量、表示否定等，那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也与本文讨论的亲属称谓名词前加的“阿”词头无关，仅仅是同音词而已。这里不打算对前人关于“阿”词头的研究一一加以评论，仅就其作为汉藏语系语言的共同创新问题做一些讨论。 我个人认为，汉藏语系语言里有代词化现象，（孙宏开2008）其中包括动词的人称一致关系和名词的人称领属词头，还包括藏缅语族一些语言中第一人称领属的词头a-。 所谓代词化现象，就是名词和动词为了表示与做领有者或做主语的人称发生一致关系，往往在名词或动词的词根上，缀以人称代词的全部或部分作为语法标记。这种语法现象在许多语系语言里几乎都普遍存在，也许这是人类语言认知的一种普遍现象，汉藏语系也不例外，仅仅是不同语系语法化的形式和过程各有不同而已。 那么，“阿”作为汉藏语系人称领属第一人称的词头，是汉藏语系语言代词化现象发展到比较发达阶段以后出现的语法现象，后来，一些语言由于整个语法体系形态的简化、消失，而仅仅在亲属称谓名词前遗留下来的一种残存的语法现象。我们现在在汉藏语系的一些语言里，目前仍然能够看到代词化现象比较活跃的一面，（孙宏开1983、1984、1994）那是语言演变不平衡所造成的，即一些语言发展变化慢，另一些语言则变化快，一些慢的语言残存比较多的古老语言现象。由于这种不平衡，使得我们今天仍然能够从这些残存语言现象的蛛丝马迹中，获得共同创新的一些确凿证据。 六 重叠形式以及四音联绵词问题 重叠形式既是汉藏语系语言的构词手段，也是汉藏语系语言构形的重要方式。总之它是汉藏语系语言一种极为普遍使用的语言形式。我曾经发表过多篇文章，专门讨论藏缅语族语言里语法的重叠形式及其表达多数的语法意义。（孙宏开1996、2010）这种形式几乎渗透到词类的各个角落，包括名词、代词、数词、量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等。文章还讨论了重叠形式的各种变体及其衍生物。这里不想具体讨论汉藏语系各语言里的重叠形式，仅仅就为什么汉藏语系语言会大量使用重叠形式来构词和构形，发表个人的一些看法。 我认为，原始汉藏语是一种形态比较丰富和发达的语言，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是非音节性质词缀形式的形态，这种形式在现在比较保守的汉藏语系语言以及个别语言的文献里，仍然能够窥见许多蛛丝马迹。 在长期历史演变和分化的过程中，根据语言简化原则，词缀陆续被磨损而脱落，部分语言的词缀受周边语言的影响成为成音节的词缀，发展并增加了重叠的语法形式。这是语言表达功能所决定的，也是单音节的词根语所具备的特有优势，比较容易发展重叠形式。它不像多音节语，如果词根一重叠，词和句子会越来越长，这不符合语言经济原则，表达起来也十分不便。因此，至今多音节的词根语仍然较少用重叠形式来构词和构形。所以我认为，重叠形式是汉藏语系语言里的一种语言表达方式的共同创新。 我还认为，汉藏语系语言中发展起来的四音联绵词（又称四音格词）是重叠现象的延续，更是汉藏语系语言共同创新的结果。几乎所有的汉藏语系语言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四音联绵词，有的语言极其丰富，有的语言稍少。 四音联绵词的出现和使用大大提高了汉藏语系语言的表达和修辞功能，也使得语言增加了感染力。那么，四音联绵词与重叠形式的关系究竟如何呢？现在在汉藏语系各语言里发展起来的四音联绵词最主要有AABB（高高兴兴）、ABAB（热闹热闹）、ABAC（恶言恶语）、ABCB（似笑非笑）、ABCA（痛定思痛）、ABCC（得意洋洋）、AABC（官官相护）、ABCD（居安思危）等8种，此外还有许多双声或叠韵形式的四音联绵词（如噼里啪啦、稀里糊涂等）无法包括在以上形式之中。其中前7种都与重叠有密切关系，是在重叠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根据孙艳（2005：205）对32种汉藏语系语言四音联绵词的统计，其中ABAC频率最高，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语言里都有，其次是AABB、ABCB。至于双声叠韵四音联绵词，更是在重叠形式的基础上进一步衍生出来的生动形式。 那么，汉藏语系为什么要产生和发展四音联绵词呢？孙艳（2005：2—3）这样表述：“韵律、双音化、词汇化和重叠是四音格形成和发展的语言类型动因；语言内部的对称机制、羡余机制、经济机制和类推机制等对四音格词具有制约作用……”我个人认为，在上述诸多动因中，重叠是直接的动因，也是最主要的动因。 七 几个相关问题的讨论 上面举例性地列出了6种汉藏语系共同创新的问题。这些语言现象，也许仅仅是共同创新的一小部分，也可能有的人不一定认为是共同创新。但我想这没有关系，对待这一新的认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仅仅提出问题，向大家求教，并引起讨论。下面有几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在此发表我的一些初步看法，以便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1.学界通常认为，共同创新是指下位语言集团的分类依据和标志。那么，这里讨论的共同创新主要是指汉语、侗台语、苗瑶语和藏缅语4个语言分支（语族）所构成的传统的汉藏语系语言的分类观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东亚语言的分类意见纷呈，有华澳语系说，⑦有汉藏语系与印欧语系有亲缘关系说，⑧也有人认为汉藏语系与北高加索的语言有亲缘关系。⑨ 王敬骝提出，南亚语系中的孟高棉语族与汉藏语系为同一语系，他称为“华夏语系”。他还认为：“古越语之衍化为今日的越语族（孟高棉语族），古夷语、羌语、苗语之衍化为今日的夷语族（壮侗语族）、羌语族（藏缅语族）、苗语族（苗瑶语族）等，是语言分化的结果，可以用母语理论来解释。而越语族、夷语族、羌语族、苗语族以及汉语族等之构成华夏语系，则是语言接触、趋同以至融合的结果，它不能用母语理论来加以说明。”⑩他还列出了这些语言之间的“同源词”共321个，讨论了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 最近吴安其（2013）著文，讨论了东亚、太平洋地区的语言关系。他认为“东亚和太平洋语言基本词词源多跨语系分布，其分布特点、语音、形态和表达的概念等情况说明有两个关系密切的语群，‘南岛一阿尔泰语’和‘汉藏一南亚语’，它们曾分别分布于东亚的西部和东部，有共同的早期源头”。 以上有关汉藏语系发生学分类的各种观点，与传统的汉藏语系分汉语、侗台语、苗瑶语和藏缅语4分的观点都不相同，似乎在传统的汉藏语系上面还有更高层次的大语系。他们所列出的证据能否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尚需时日。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暂且假设汉藏语系上面也许有更高层次的语系，到汉藏语系这个历史发展阶段（有人认为大致8000—10000年），这种共同创新在理论上应该是可能的，也是可以成立的。即使没有，我个人认为这种研究也是有一定意义的。 2.我在文章一开头就指出，汉藏语系语言的共同创新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这个语言集团自身机制造成的，另一种是后天发展过程中互相影响造成的。我们这里主要讨论前者。那么这种自源性质的机制究竟是什么？这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以上提出的6个方面，都与汉藏语系单音节词根语有密切关系，只有单音节的词根语才有可能具备发展出上述6种语言现象（可能还有其他语言现象），这是汉藏语系区别于其他语系的一个标志性特点，也是汉藏语系共同创新的内在机制。对此学术界可能有不同认识，这没有关系，有不同意见的同行也可以提出反证。 也许有人会说，当前喜马拉雅南麓的一些藏缅语族语言，多音节占的比重很大。我早就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孙宏开1991：135）认为一些构词的前缀是由复辅音前置辅音分化出来的前弱化音节所造成的多音节现象（或一个半音节的现象）“具有地区性特征”，它与这些语言与“南亚、印欧语的交错地区”互相影响有关。应该是藏缅语族分化以后这一带语言较晚的共同创新，因此这一带的语言仍然是单音节词根语的性质没有改变。 3.我在前文提出，语言发生学分类确定的语言集团，论证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该语言集团的共同遗存，包括同源词和同源形态的遗存，这个条件是主要的。另一个条件是该语言集团的共同创新。这是次要的，辅助性质的。前者是分类的依据，是同源关系的证据；后者是特征，是路径，是该语言集团的标志。二者缺一不可。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即如何区分该语言集团哪些是原始遗存，哪些是共同创新？上面提出的6个方面的问题既然都是由单音节词根语发展起来的语言现象，那么它是否有可能是该语言集团的原始遗存呢？ 仔细分析上述6个问题，其中只有亲属称谓词头a-有原始遗存的可能。虽然在许多语系里都有代词化现象这一普遍语法机制，但是在汉藏语系里不一定能够构拟到原始汉藏语。因为它是人称代词语法化的结果，也可能是后期的语法现象。 4.上面6项共同创新，目前在汉藏语系各语言里存在很大差异。有的处在萌芽阶段，如一些语言里的声调和量词等；有的处在上升阶段，还有的已经发展到顶峰，后来又在慢慢地衰落，逐步被别的语言现象所替代，如一些语言里的代词化现象等。 分析这些差异，包括原始遗存的许多语言现象，我们不难发现，整个汉藏语系的音节结构、语法结构和词汇结构，有一条从繁到简的演变脉络，它像链条一样将许多语言串联在一起，形成此消彼长的历史演变链。 揭示每个语言、语组、语支、语群、语族乃至语系，或者某个语言现象的历史演变过程和发展趋势，是我们历史语言学包括历史类型学者的共同责任，（11）我们应该担当起这个义不容辞的责任。 初稿完成后，于2013年8月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举行的第46届国际汉藏语系语言及语言学会议上宣读，James A.Matisoff、Scott DeLancey等学者提出了宝贵意见，特此致谢。后又进行了一定的修改补充。 ①关于原始汉藏语塞音系统的讨论，请参阅孙宏开2011b。 ②《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藏缅语语音和词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46—49页。 ③我们把汉藏语系中的三合复辅音结构，分为前置复辅、基本复辅和后置复辅。其中前置辅音相当于藏文的前加字和上加字，基本辅音大体相当于藏文结构的基字，后置辅音大体相当于藏文结构的下加字。详情请参阅孙宏开1985。 ④有关这个问题详情请参阅孙宏开2001a和2001b。 ⑤见该书103页。该书20世纪90年代由王均先生主持修订，修订版由商务印书馆于2002年出版，在第109页仍然列出了完全相同的辅音表。 ⑥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166页。 ⑦有关华澳语系的假设，最早见于潘悟云《对华澳语系假设的若干支持材料》，载王士元主编《中国语言学报》，1995年。后来邢公畹、郑张尚芳等支持这一学术观点，并有进一步的论证。 ⑧加拿大汉藏语系语言研究专家普立本1995年在美国《中国语言学报》著文，提出这一观点。见《中国语言学报》专刊第8期。 ⑨俄罗斯东方学研究所学者Starostin在第20届国际汉藏语会议上提供长篇论文，讨论了汉藏语系语言与西伯利亚的叶尼塞诸语及北高加索语言的发生学关系。 ⑩见王敬骝：《华夏语系说》，“第六届现代语言学高级研讨班”（昆明）讲演稿第1页，2001年。 （11）关于历史类型学的问题详情请参阅拙作：《汉藏语系历史类型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语言研究》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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