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推进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谐社会论文,经济结构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06）10—0043—05
一、引言
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要统筹协调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从深层次含义来看是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和谐。”① 统筹协调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是每个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需要面对的，也是很难解决好的一个课题。对两者既有选择重点又有相互兼顾的问题。
我国的改革一开始就直接针对长期存在的低效率体制，以效率为目标推进改革，它所选择的路径就是市场化和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个路径选择是正确的，正是这种路径选择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但是效率不能远离公平，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在明显提高的同时，不公平问题也明显突出。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利益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人们如饥似渴地追求利益，另一方面人们在实现利益上所产生的差距也在不断地扩大。利益冲突源于利益矛盾，而利益矛盾又源于利益差异。这样，各种社会利益之间的程度不同的矛盾便广泛地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角落。由于忽视公平所导致的利益冲突和利益矛盾，使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开始严重影响效率。基于这样的情况，我国在进行了20多年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后迫切需要提出统筹社会公平与效率的科学改革问题，以此来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中存在的不公平和不和谐问题突出反映在以下几方面：第一，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差距拉得过大，由于我国存在着显著的二元经济结构，这就使得市场的竞争机制以及工资的拉平机制难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②。第二，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公平，城乡差距过大。 从中国2005年的发展情况来看，城镇居民收入为10493元，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为3255元，城乡差距由2004年的5850元增加到7238元。第三，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不协调。从2005年的数据来看，我国工业化率为47.3％，城市化率为43％，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差距为4.3％。从我国经济发展现实中存在的这些不公平和不和谐问题的本质和形成原因来看，根本性的阻滞就在于我国显著的二元经济结构。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一方面存在着以城市工业为代表的现代经济部门，另一方面是还存在着以手工劳动为特征的传统农业部门，并没有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阻碍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关键是要加快经济从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变，以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二元经济结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阻滞
“二元经济”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性系统的理论出自于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Lewis,1954）。刘易斯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经济部门，一种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极低的自给农业部门或传统部门：一种是以现代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的资本主义部门或现代部门。传统部门落后，但比重庞大；现代部门先进，但比重较小，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和转化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③。钱纳里和赛尔昆的实证分析揭示出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具有显著的增长效应，即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实质上就是一个经济增长的过程，反过来说就是经济发展要求在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之间形成此消彼长的良性转换机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以二元经济结构为基本特征，这种显著的二元经济结构不仅不利于经济的增长，而且还造成了一系列的不公平、不协调问题，使得效率过多的远离了公平。由此可见，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也是实现公平与效率相和谐的一个关键。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要加快经济从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变，以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形成于建国初期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的背景之下，这种制度安排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来为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部门提供资金，同时通过城乡之间严格的户籍制度等安排来控制劳动力的流动以使资源配置能够体现出政府意志，从而导致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的二元经济结构④。转型时期我们已经逐渐地放弃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从理论上说二元结构反差应该随之消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绩，城乡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二元经济结构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具有日渐强化的趋势。二元经济结构既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显著特征之一，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阻滞。
由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对经济发展产生诸多不利的影响，形成了对和谐社会构建的根本阻滞：
（1）在资源配置方面， 二元经济结构使得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与现代部门的资本无法有效结合，农村中大量过剩劳动力无法转移，形成“三农”问题。按照西方发展经济学家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情况下，传统农业部门经济发展水平低，边际生产率低，劳动力过剩，为现代工业部门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而现代工业部门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工业规模的扩张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需要不断地吸纳农村劳动力。这样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会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随着人口和经济活动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转化，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将不断得到提高，二元经济逐步会转向现代经济。但是在中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由于要素市场的分割以及城市化程度严重滞后，城市的现代经济部门发展缓慢，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相对不足，而同时农村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由此大量过剩劳动力产生，并且无处转移，形成了长期难以解决的“三农”问题。
（2）在宏观经济方面， 二元经济结构造成城乡经济的差异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难以消减，使得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不足，从而抑制了需求、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由一般的“二元结构”的工农产业差异、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表现为突出的城乡收入水平的差异，城市人均收入远远高于农村人均收入，而农村人口又在全国人口总数中占据多数。依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农村人均收入低，农村人口的消费需求低，必然导致总的消费需求不足。以2005年为例，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为10493元，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为3255元，城市人均收入是农村人均收入的3.2倍。而且城市家庭居民户的恩格尔系数为36.7％，农村家庭居民户的恩格尔系数为45.5％，城乡收入的巨大差异，农村人口较低的收入和较高的恩格尔系数必然会致使消费能力难以提高，抑制需求，从而阻碍到经济的增长。
（3）从制度变迁来看， 二元经济结构形成了经济结构转变的“双重演进”的特征，加大了制度变迁的成本。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中一方面是要实现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城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发展乡镇企业都是这一制度变迁的表现。另一方面，经济转型要加快实现由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变，制度的变迁与经济的转型统一为一个完整的过程，表现出了转型增长的特征，形成了“双重演进”⑤，这种双重演进的特征延长了改革的实践过程，增加了制度变迁的成本。
（4）在经济结构转变方面， 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导致城市化的发展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经济发展的主线是经济结构的转变，与经济发展相关的结构性变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劳动者从农业活动转向非农业活动，即工业化过程；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口比例发生了变化，即城市化过程；工业自身尤其是制造业内部的结构变动；服务业部门的结构变动。”⑥ 因此，作为经济发展主线的两个结构转变——工业化与城市化应该是相互协调的，应该是相互影响和相互推动的发展过程。但是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国家投资的绝大部分都被用于工业部门的发展，而忽视了城市和小城镇建设，从而使城市化和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1950年中国的工业化率是14.08％，城市化率为11.17％，工业化快于城市化，1978年城市化率为17.92％，工业化率为44.3％，到2005年城市化率为43％， 工业化率为47.3％⑦，尽管两者的差距已经在缩小，但城市化仍然滞后于工业化，这种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反差程度，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也是一个典型的特例。
三、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统计测度
二元经济结构体现了农业和工业两部门经济的差异程度，本文采用比较劳动生产率指标、二元对比系数指标和二元反差指数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元经济结构进行统计测度。
（1）比较劳动生产率。 即某一个部门的产值比重同在此部门就业的劳动力比重的比率。它大致能客观地反映一个部门当年劳动生产率的高低，通常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低于1，而工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高于1。二元经济结构体现为产值和劳动力在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之间的配置，一般来说，在二元结构加剧阶段，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递减而工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递增，两个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差距拉大；在二元结构消减阶段，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递增而工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递减，两个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差距缩小。也就是说农业和工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越大，经济的二元性越显著。
（2）二元对比系数。即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与工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二元对比系数理论上处于0—1（小数）之间，当二元对比系数值为0时，表明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为0，经济二元性最显著；而该值为1时，表明农业和工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相同，二元经济完全转变成了一元经济，经济的二元性消失。一般而言，二元对比系数越小，两个部门的结构反差就会越大，二元经济结构就会越显著。
（3）二元反差指数。 即工业或非农业的产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之差的绝对值。二元反差指数理论上处于0—1之间，当二元反差指数为0时，表明工业的产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相同，二元经济转变成为一元经济，二元性消失。由此可见，与二元对比系数相反，二元反差指数越小，表明农业和工业的差距越大，经济的二元性就会越不明显。
本文利用上述指标，以1978年为基期，以1978年—2003年为一个时间阶段，把有关数据进行了标准化折算，来测度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演进。
图1 比较劳动生产率
图2 二元对比／反差系数（％）
表1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统计测度
农业产 农业劳 工业产 工业劳 农业比 工业比 二元对 二元反
年份 值比重 动力比 值比重 动力比 较劳动 较劳动 比系数 差指数
(%) 重(%)
(%)重(%)
生产率 生产率(%)(%)
1978 28.170.571.929.50.399
2.43716.4
42.4
1979 31.269.868.830.20.447
2.27819.6
38.6
1980 30.168.769.931.30.438
2.23319.6
38.6
1981 31.868.168.231.90.467
2.13821.8
36.3
1982 33.368.166.731.90.489
2.09123.4
34.8
1983 33.067.167.032.90.492
2.03624.1
34.1
1984 32.064.068.036.00.500
1.88926.5
32.0
1985 28.462.471.637.60.455
1.90423.9
34.0
1986 27.160.972.939.10.445
1.86423.9
33.8
1987 26.860.073.240.00.447
1.83024.4
33.2
1988 25.759.374.340.70.433
1.82623.7
33.6
1989 25.060.175.039.90.416
1.88022.1
35.1
1990 27.160.172.939.90.451
1.82724.7
33.0
1991 24.559.775.540.30.410
1.87321.9
35.2
1992 21.858.578.241.50.373
1.88419.8
36.7
1993 19.956.480.143.60.353
1.83719.2
36.5
1994 20.254.379.845.70.372
1.74621.3
34.1
1995 20.552.279.547.80.393
1.66323.6
31.7
1996 20.450.579.649.50.404
1.60825.1
30.1
1997 19.149.980.950.10.383
1.61523.7
30.8
1998 18.649.881.450.20.373
1.62223.0
31.2
1999 17.650.182.449.90.351
1.65121.3
32.5
2000 16.450.083.650.00.328
1.67219.6
33.6
2001 15.850.084.250.00.316
1.68418.8
34.2
2002 15.350.084.750.00.306
1.69418.1
34.7
2003 14.649.185.450.90.297
1.67817.7
34.5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9》、《中国统计年鉴2004》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上表显示，转型时期我国农业的产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总体上呈现相对下降的趋势，其中产值比重由1978年的28.1％一直下降到2003年的14.6％，劳动力比重由1978年的70.5％下降到2000年的49.1％；与此相对，工业的产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其产值比重由1978年的71.9％上升到2003年的85.4％，劳动力比重则由1978年的29.5％上升到2003年的50.9％。配第一克拉克定理以及库兹涅茨部门结构变动理论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的产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会相对下降，而工业的产值比重及劳动力比重则会相对上升，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刚好比较符合这样的经济规律。
由图1可以看出转型时期我国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不是仅仅小于1，而是在0.5的水平之下呈现略微递减的趋势，1978年为0.399，1979年为0.447至2003年下降到0.297。工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均大于1.5，呈现明显的递减趋势，由1978年的2.437下降至2003年的1.678。由此可见，工业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两者的差距略微有所缩小，但差距的绝对值依旧很大，经济的二元性仍旧相当的显著。
由图2可见转型时期我国整体的二元对比系数较小，而二元反差指数过高， 其中二元对比系数处于0.15—0.27之间，远低于发展中国家0.31—0.45的平均水平，这同时也表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非常显著；二元反差指数处在0.30—0.43之间一个较窄的活动空间内，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如前所述，转型时期我们已经逐渐地放弃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从理论上说二元结构反差应该随之消减，但是由上表可见，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反差严重，强度显著，由此表明我国二元经济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化。此外，表1 还显示出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具有重—轻—重—轻—重的波动特征。1978年的二元经济结构最为严重，其二元对比系数仅为16.4％，二元反差指数高达42.4％，随后二元结构逐渐减轻，1985年的二元对比系数和反差指数分别为23.9％和34.0％。此后二元结构又趋严重，在1993年形成反差高点，之后略有缩减，但从1996年开始又趋严重，1997年二元对比系数为23.7％，二元反差指数为30.8％，至2003年二元对比系数为17.7％，二元反差指数为34.5％。
本文利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以及二元反差指数等指标对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进行统计测度，可以看出，我国在转型时期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符合配第一克拉克定律以及钱纳里一赛尔昆经济结构标准模型。但是二元经济结构依然相当显著，这种情况表明我国经济中不仅存在着突出的二元结构矛盾，而且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非常迟缓，严重影响到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成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阻滞。
四、以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促进和谐社会构建的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二元经济结构并未得到明显改善。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从二元经济结构的现实状况出发来寻求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机制，在新世纪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把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作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1、加快对传统农业的根本改造，推进城乡经济的和谐发展。 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关键是对传统农业进行根本改造，目前农业、农村和农民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备受人们关注的“三农”问题，因此，要加快传统农业的改造，用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改造传统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用社会化的生产组织方式推进农业产业化。其中特别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对农业和农民的国民待遇的问题，加强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开发的问题，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问题。罗斯托在其《经济成长阶段》中指出一国经济起飞的条件是“农业生产率革命性的变化”⑦ 按照这一观点，一国工业化要起飞，必须要实现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业技术的革命，因此，传统农业的根本性改造是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前提条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要加快传统农业的根本性改造，实现城乡经济的和谐发展。
2、协调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发展。 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不同方面，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基础，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工业化改变了人们的经济关系，城市化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两者是相互促进的。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实际来看，城市化的滞后发展是阻碍二元经济结构的主要因素。因此，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正确认识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中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关系，推动城市化与城镇化的结合，优化城市结构，提高城市的聚集能力，从而协调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发展。
3、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城乡关系的协调发展。改变二元经济结构， 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负效应，离不开城乡关系大背景的改善。因此，在我国通过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来推进和谐社会构建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建立和完善城乡统一的大市场，在城乡之间发展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协作，提高小城镇的积聚效应，使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有机结合促进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从而来促进城乡关系的改善。
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存在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和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的二元经济反差，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二元经济结构为基本特征，这种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造成了一系列的不公平、不协调问题，成为阻碍我们现代化进程以及和谐社会构建的关键性因素。因此，二元经济结构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阻滞，促使二元经济结构的尽快转化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我们要以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来推进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注释：
① 洪银兴：《构建和谐社会要坚持公平与效率》，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第3期。
② 蔡昉：《制度、趋向与人文发展—区域发展和西部开发战略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③ 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51页。
④ 周振华：《转型与增长》，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8页。
⑤ 王树春：《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特征及其趋势——简论制度变迁的重要性》，《天津商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5—11页。
⑥ 任保平：《论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经济与管理研究》2004年第5期。
⑦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人民日报》2006年2月28日。
⑧ W.W.Rostow,“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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