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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4-0018-07
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至少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但最有成果的时期是这30年。总结这段历史，对于今后发展是重要的。
一、30年来的努力和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行各业的建设事业都取得了成就，同样，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也成果卓著。
（一）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的大量翻译和介绍
这一时期的工作成果，突出表现在对海外重要著作的大量翻译和出版上。这些新出版的翻译著作，重视国际前沿问题的探讨。凡国外出版的体现前沿思考的著作，一般都能及时地翻译过来。费正清和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历史研究系列是比较早翻译过来的著作，对于当时中国历史学界了解海外中国历史研究的前沿状况，起了可贵的参考作用。这些著作的中文前言一般都特别强调其中的借鉴意义，申明“感兴趣的读者能够从中看到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①紧接着又有一批研究丛书的出现，以海外新出版的前沿著作为主要译介对象。其中，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影响一直比较大，像美国学者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等，都能较快地翻译过来，几乎与国外热点同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能这样坚持数年不容易。
此间，我们的翻译取向也十分注意与国内学科建设的紧密结合。改革开放以来较早的专业翻译丛书，是王庆成、虞和平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这套丛书出版时宗旨就很明确，强调了解和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是“近代史研究进一步发展、提高和走向世界的途径之一”，为此着重选译“外国学者有影响的著作”，“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等方面有参考借鉴意义的专著”②。此套丛书所出版的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芮玛丽《同治中兴》等，都是享誉西方学术界的汉学代表作。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也十分重视相关专著的翻译，于沛在《编译丛刊》总序中表示，注意“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著作”翻译，为纂修清史作“更大的贡献”。③上海社会科学院熊月之主持的上海研究也关注这方面工作，甚至把海外上海史研究成果的翻译看做是上海市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④而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有如苏州大学季进、王尧推出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等。
这里，还要注意到其他一些重要著作的翻译。这些所谓“其他重要”著作既不是指今人撰写的著作，也不是指有什么特别“前沿”思考的书，而是那些经历了一定时间沉淀以后，今天看来仍很有意思的著作，包括那些视角独特、嵌有他们自身文化烙印的作品。这当中，黄兴涛、杨念群主编的“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丛书”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他们所翻译的书，如《穿蓝色长袍的国度》、《变化中的中国人》、《中国乡村生活》等，以前都没有过中文本，底本是从图书馆角落里找出来的。这些著作很能反映那些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和考察，视角很怪，心理独特。两位主编在丛书的“前言”中写道：“无论是历史研究、民族交往、文化交流，还是中国民族的自我认识等多种角度看，这些著述都不该是封存于库的资料，而是有待开发、内容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⑤
（二）基础建设工作有重要突破
近30年来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对一些基础性工作的建设也十分重视。最显眼的，就是一批工具书的编纂，如严绍
主编的《日本的中国学家》、孙越生与陈书梅主编的《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文献情报中心《俄苏中国学手册》、黄长著主编的《欧洲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与外事局主编的《世界中国学家名录》⑥、安平秋与安乐哲主编的《北美中国学家手册》⑦、冯蒸主编的《近三十年国外“中国学”工具书简介》等⑧。
与此同时，一批与海外中国学研究有关的专题文献介绍和目录集也编制出来，李学勤的《国际汉学著作提要》是比较早出现的著作。他主编这本书的初衷，就是希望理出一条国际汉学发展的轮廓和主线，收录了有关美、日、俄、英、法、德、荷、新西兰等多国学者撰写的经典汉学名著的介绍文章。这在当时有拓荒意义。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目》是中国学者关于海外汉籍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严先生历时20载，先后40余次东渡日本，遍访日本公私藏书机构后编成是著，是目前世界上全面著录现今保存在日本的中国历代古籍善本的重要工具书。⑨类似著作，还有张伯伟主编的《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等。⑩关于海外汉学家的有关档案情况，《美国爱默蕾大学图书馆藏来华传教士档案使用指南》算是一个方面的成果，介绍了该大学图书馆有关林乐知等来华传教士的手稿档案、书信、照片等多种藏品收藏情况。
此外还有各类专题史料的搜集、翻译和整理。复旦大学周振鹤认为，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是一项长期艰巨的研究工作，现在应该多做基础资料的收集准备工作。(11)他主持出版了“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已有《卫三畏生平与书信》、《花甲忆记》、《千禧年的感召》等多部文献翻译工作。当代中国研究方面，萧延中主编的《外国学者评毛泽东》，搜集并翻译了国外关于毛泽东研究的详细资料。在海外文献资料翻译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耿昇所做的工作也是大量的。他已经翻译了几十部法国系列汉学著作和文献资料集如《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耿稣会士书简集》、《五代回鹘史料》等。这些有重要史料价值著作的翻译，为各方面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一批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出现
相当一段时间，中国人写海外中国学史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不过不到半个世纪，这个局面被完全打破。一批优秀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涌现。这些成果中，有对各国汉学发展史的梳理和探讨，如严绍《日本中国学史》、王晓平《日本中国学述闻》、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侯且安《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陈君静《大洋彼岸的回声——美国中国史研究历史考察》、朱政惠《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阎国栋《俄国汉学史》、李明滨《俄罗斯汉学史》、许光华《法国汉学史》、熊文华《英国汉学史》、张静河《瑞典汉学史》、刘顺利《朝鲜半岛汉学史》等。与此同时，还有区域中国学史及其相关的研究成果，如张国刚《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张西平《欧洲早期汉学史》、何寅与许光华主编《国外汉学史》、葛兆光《域外中国学十论》、刘正《海外汉学研究——汉学在20世纪东西方各国研究和发展的历史》、何培忠主编《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王荣华与黄仁伟主编《中国学研究：现状、趋势与意义》等。
不仅如此，与此相关的一批专门话题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推出，如李孝聪《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韩铁《福特基金会与美国的中国学：1950-1979年》、张宏生《戈鲲化集》、王晓平《日本诗经学史》、孙卫国《明清时期中国史学对朝鲜的影响》、朱政惠《史华慈学谱》等。这当中的有些课题，就是当事国的学者也未必都能进行。相关学者曾以数年精力在那里搜讨文献，精勤耕耘，终于完成不二之作。类似这样的专题性的研究著作还有如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孟华《他者的镜像：中国与法兰西——孟华海外讲演录》、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谭树林《马里逊与中西文化交流》、胡志宏《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周宁主编《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以及熊月之与周武主编的《海外上海学》等。
二、队伍、机构、研究理念
近30年来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更大收获，是研究主体的变化，是学术团队、机构建设和研究理念的变化，这是实质性的重大变化。
（一）形成了一支全国范围的学术团队
这是改革开放以后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收获。这支全国性的学术团队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所谓的老中青结合问题。一些大师级的人物，如季羡林、张岱年、王元化、张芝联、任继愈等，虽然相继谢世，但他们起过的作用是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文革”后，当国内学术界拨乱反正，恢复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时候，正是这批老人，首先站出来支持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他们担任过一些高校相关学术机构和的研究丛书的顾问、主编。(12)他们强调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不仅在于联系古今文明，更要沟通世界各国文化交流。(13)他们的视野、胸襟和气魄，对近30年来的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定位影响深远。
与此同时，张仲礼、李学勤、汤一介、章开沅、乐黛云等前辈专家也身先士卒，披荆斩棘。李学勤是“文革”后最早走出国门与西方学术界展开学术交流的历史学家之一，也是历史学界最早呼吁开展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学者。他主张以学术史的方法开展国际汉学的研究，为开展海外汉学研究提出了具体思路。汤一介则以哲学家、思想家的眼光洞察国际中国文化研究，他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理论问题的深层思考，每每受到海内外学界密切关注。乐黛云是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的视角关注并支持对海外汉学研究的。她认为随着经济、科技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原来互不相干的三个学术圈子：汉学研究、理论研究、比较文学研究正在迅速靠拢，并实现互补、互识、互证。(14)
这里要特别提到孙越生(15)、严绍、刘梦溪、耿昇、阎纯德等学者，他们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研究的新高潮的功劳卓著。严绍与孙越生一样，是这段时间最早开始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一位学者，他是国内日本中国学史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与建设者，在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建设方面，也贡献了重要理论和智慧。刘梦溪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他所创办的《世界汉学》，将中国对海外汉学研究的旗号顺利打向世界，在国际汉学界留下深刻影响。他对史华慈的专题访问和研究，也使外国人领教了中国学者的学识和胆略。(16)在这个年龄段的学者中，耿昇可谓最勤奋的。近30年来，他翻译了关于法国汉学与中外交流史研究的大量著作，他对法国文化介绍的努力获得法国文化部的褒奖，国内法国汉学史的研究也是和他的名字紧紧相连的。阎纯德对开展汉学研究的坚持不懈的韧劲是学术界公认的。他创办了《汉学研究》，现在又开始主编“列国汉学史书系”，希望把这套丛书办成国内国际汉学研究的新界标。现在，77届、78届等“文革”后成长起来的学者如张西平、杨慧林、张国刚、侯旭东、任大援、王晓平、周宁、何培忠、阎国栋、季进等都已经在相关机构挑起重担，无论学术研究、组织工作，都已成为骨干。新生力量也已经接了上来，一些高校研究机构已经培养了一批年轻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成长为这方面研究的新秀。一批优秀博士论文已经出版。(17)完全可以说，经过近30年的努力，一支由老中青学者组成的海外中国学研究队伍已经形成。
需要注意到这支队伍的跨学科、多学科研究特点，文学、史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方面学科专家参与其中。有的专家虽然不会花太多精力到这方面研究中，但出于专业视角的一些探讨，仍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和线索。陶文钊对费正清中国学的研究、资中筠对19世纪上半叶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学项目研究、朱维铮对明清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王家范对彭慕兰《大分流》的研究、葛兆光对东亚思想史和“批判的中国学”的研究、荣新江对国际敦煌学的研究、桑兵对民国时期汉学的研究、李伯重对明清经济史和加州学派的研究等、罗志田对何伟亚《怀柔远人》的研究、赵世瑜对国际中国民俗文化的研究、王铭铭对汉学与人类学关系的研究、周晓虹对海外中国社会学的研究等，都有益于相关问题的探索。这支队伍的再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一批海归学者的加入。杨煦生、方维规、李雪涛、刘正、姜进等很多学者的回归加盟，充实和提升了国内研究队伍的整体实力和素质。
（二）诞生了一批实干的专业研究机构
从时间上看，最早出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国外中国学研究室，1975年建立，孙越生担任主任。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对此关注也比较早，1977年开始编辑《国外中国古文化研究》，1985年建立“国际中国学研究室”。20世纪90年代又相继成立一批研究机构，主要有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北京语言大学汉学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进入21世纪以后，新成立的机构又有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苏州大学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汉学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海外中国学文献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中心等。这些机构以北京为中心，分布在国内若干地区，对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全面展开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些机构都有自己的骨干研究成员，由跨系、所乃至跨校的专家学者组成。一般都有自己主要的学科背景，从不同学科方向展开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从目前的情况看，所成立的机构的学科背景有文学、史学、政治学、情报学、文献学等几大类。为了推进研究，颇多机构办有自己的学术集刊。如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国际汉学》、北京语言大学汉学研究所的《汉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汉学研究中心的《世界汉学》(18)、复旦大学的《中国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的《海外中国学评论》、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的《国际汉学集刊》。它们在展示国内学者成果、促进中外学术交流、保存珍贵史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机构还展开多种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一些重要的、高层次的国际学术会议极大提高了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声誉。国内的这些机构还先后主编各种研究丛书，如“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学研究文库”、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国际汉学研究丛书”、北京语言大学的“列国汉学研究书系”、华东师范大学的“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集中了他们研究和翻译的精粹成果。总之，这些20世纪上半叶所不曾有过的专业机构的设置，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态势，成为国内开展这方面研究的中坚和骨干。
（三）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使命意识的不断提高
30年来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更大收获，是人的认识的收获、境界提高的收获。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研究有过一段低潮。由于冷战因素的影响，中外学术交流在很多方面难以进行；而一度的“左”的思想路线的影响，又使这一属于涉外关系的探讨被暂时搁置。“文革”以后，一开始恢复的研究就面临这样的形势。追回损失，弥补空缺，尽快行动，重振昔日事业，是当时研究者们的动机和目标。魏秦《战后迅猛发展的国外中国学研究》(19)等很多文章都有这样的呼吁。学者撰文强调，海外各国的中国学研究已渗透方方面面，国人绝对不能忽视，“在一个全球都在改革开发的信息时代，如果不充分利用世界的智力来研究中国，受到最大损失的，首先是我们自己”，切望学术界同仁“勿忘聆听那身后不断逼近的脚步声。”
但当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全面开展以后，新问题又冒了出来。刘东曾表达过对大批引进海外汉学成果的忧虑。他认为越是系统地引进某种活生生的外来学术话语，就越要给原有的文明基础“带来深重的冲击和致命的紊乱”，“使国人在一系列悖反的镜像中丧失自我认同的最后基础”。(20)直到今天，人们仍有这样的担忧，温儒敏就提出警惕“伪汉学”的问题。(21)所以一线的学者没有停止过对这类情况的关注和批评，呼吁不能陷入别人的话语立场而无力自拔。相对开始阶段的认识，这无疑是一次提高，是一种研究境界的提升。
最近，汤一介在国家图书馆海外中国学文献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谈到平等对话的问题。他认为国外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要“摆脱自己的种族中心论”，作为中国人来说，重视自己长达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是必要的，但也要注意“克服民族主义”情绪。他强调，“只有不同文化间的平等对话，不同民族与国家才能通过平等对话而和平共处”，“只有不同民族与国家在对话中获得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广义对话’才能真正的进行并顺利完成”。(22)汤先生说这话的背景又有大变化。进入21世纪，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立场和使命意识面临又一次调整。它的提高意味着学者研究观的重大变革，兼之专家学者研究立场和研究方法的再提升，决定了对整个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胸襟、气度和格局。
三、关于学科建设的思考
30年研究的成果和收获已如上述，改革开放是这些成就的总发动机。国家汉办等各相关领导部门的重视和介入，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些变化。上海“世界中国学论坛”、北京“世界汉学大会”等重大国际学术会议的成功举行，说明这一研究事业的演变过程，不只是学者参与的问题了。总结是为了发展，现有成果基础上，又该如何？谨提几点关于学科建设的思考和建议。
（一）做好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回顾和总结工作
如上所述，近30年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成果相当突出，颇不容易。但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又岂这30年？至少有一个多世纪发展的历史。林则徐对裨治文的《中国丛报》十分关注，曾编印《澳门月报》呈报道光皇帝。这大概是近代以来中国官方和学人对海外中国研究的较早的反馈。民国时期，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也有进一步发展。当时对这方面的工作还是网开一面的，国际学术交流一度也比较发展。是时，国立北平图书馆曾收到过各国馈赠的出版物数千册，还曾邀请伯希和、劳费等法、美、德、俄等多国著名汉学家担任国外特约通讯员。王重民、向达等很多学者出国，带回大量有关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的资料，成为这方面工作的栋梁。但新中国成立后的低潮期，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就开展不起来。人们甚至对汉学的看法发生根本变化，汉学家几乎成了贬义词。(23)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出现的这些困惑，是非曲直很值得总结。
迄今为止，大概还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系统回顾和总结工作。桑兵的《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曾对民国期间中国学者对海外汉学的探讨做过分析，但这还只是对20世纪上半叶情况的分析。(24)再往前推，清朝晚期的情况有人做吗？大概没有。1949年到“文革”这段时期的情况，有人专门做吗？大概也没有。但这些空白的研究是否研究也空白下去呢？答案应该也是否定的。所以要下决心把这百年的演变历程作一个全面梳理和总结，探讨一下整个的过程如何，阶段划分、阶段特点、重要学术人物、代表性著作、学术思潮、研究方法，以及规律性的问题等等。
德国历史学家贝尔纳·贝特霍尔德说过：“‘基本经历’的概念可以当作一种出发点。在作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创作活动中，基本经历的影响会变得特别明显。”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学术史研究的意义。我们面临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机遇期，倘若我们一面说发展，一面又对走过来的道路及其学术脉络、学术特点一无所知，这样的研究很可能是空中楼阁。而真正开展这一研究，又必然促使我们寻找其进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探索其间的规律和特点，包括经验和教训。这样的整体性认识是关键的，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同样，这样的清理，也是一份重要的学术积累，能使我们清晰把握其学术渊源、学术谱系，并从这样的学术统系的基础上寻找新的起点和突破点。敦煌学、丝路学等很多学科都有自己的学术发展概述，有关的“敦煌学史”、“丝路学研究述略”等著作和论文都已经出现。对海外中国学研究同样需要自己的学术发展史专著。
（二）应该更多的开展对海外中国学研究学科建设的理论探讨，形成全面的、科学的学科阐述体系
诚然，深入开展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仅仅靠学术史研究的成果还不够，应该有关于这一学科建设的全面的、体系性的理论成果。这是另一重大学术课题。实际上，开展这一研究，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很多，诸如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等等。直到今天，学者没有停止过对这些相关问题的探讨。
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一切问题的研究指南。但作为一项专门研究，研究方法又如何把握？现在看来，大家都集中到几个研究方法的探讨上。例如学术史的方法，认同度比较高，这是李学勤比较早提出的。学者们认为，一个国家的学术，在纵向和横向的几个层面上，都会存在内在的连接。这种多层面的学术经纬，使学术研究世代相接，所以，体会和把握这一学术连接和学术脉络，可以掌握这个国家“中国学”在相应研究中的学术积累、学术价值，不至于做出“离谱”的评定。(25)文献学方法也引起重视。包括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要下工夫对海外中国学家所进行研究的原始文本进行研究，探讨建立在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之上；二是要对海外中国学家所赖以开展研究的中国文献学状况进行调查，看其中国文献的掌握程度和掌握水准，这对研究这个国家的汉学史“是根本性的”。(26)还有如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方法。乐黛云、严绍等学者讲过多次。总的意思是，海外汉学家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出发点是本国问题，目的地是他们自己的故乡而不是为了中国。所以中国学者对他们的研究，绝不能采取拿来主义，而不作研究背景和学术语境分析。类似的这些研究方法，虽然实践中已反复使用了，但还有待于从整个学科理论的框架上，作更完整的科学阐述和学术定位。(27)
关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性质的讨论也被提了出来。实际上已经涉及三个层面的意思：首先，海外的中国学研究话题广泛，什么问题都会被涉及，所以对他们的研究一定会是跨学科、多学科的。任何单位、学科无法网罗。其次，在具体处理上，需要有针对性的专门探讨。可以根据需要，从各自相关学科的背景和方法论出发，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28)从这点考虑，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背景和学科土壤问题就被提了出来。研究者要重视自己的学科背景、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问题。跨学科、多学科的探讨是以此为基础展开的。其三，所谓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发展的总局面，应在各学科探讨基础上形成，它的整体研究是很多学科研究的汇总，呈现学科群发展的态势。它的真正成熟和发达，一定在各学科研究的成就基础之上。(29)像这样的几个层面的意思，已经对海外中国学的学科性质作了比较全面的描述，但是，也需要从整个学科建设的框架上，做更全面、完整的科学阐述。
由此，研究者素质的讨论也成了议论的话题：应该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情况熟稔，也应该对异域历史和文化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而足够的语言修养也将是能否开展好这一研究的关键。与研究者素质相关的，就是相关部门对研究准入制度的严格把握。
如同“文学概论”、“史学概论”、“哲学概论”一样，我们能否有一本“海外中国学研究概论”之类的学科研究导论？能否起到对这一研究的基本的学术规范和准则作用？海外中国学研究需要要不断从经验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学科主体意识和学科主体建设问题已经被全面提了出来。所以要促使形成的专门理论著作，内容应包括对研究宗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任务诸问题的全面探讨，以及整体研究与文学、哲学、史学等诸学科的关系问题的阐述等。
（三）应该做好两个前沿的探索工作
所谓两个“前沿”，一个是海外的中国学研究的前沿，另一个是中国学者对这方面研究的前沿。我们开展这方面研究，首先应该了解海外学者中国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包括他们研究机构的最新动向、学者的新近观点和研究著作以及正在出现的新思潮。最近，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清史研究出现了所谓新清史的研究趋势，把清朝作为世界的一个帝国来理解，并将其与俄罗斯帝国、西班牙帝国、英帝国等其他帝国进行比较研究，探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诸多问题，由此塑造所谓的新中华晚期帝国史。类似这样的学术新进展，就是所谓的学术前沿了。准确把握和捕捉这些方面情况，才能从整体上理解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走向，确定我们相关的研究策略。同样，对国内学者研究的前沿动向也是要注意的。应注意国内有哪些机构在开展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以及值得关注的学者、正在研究的问题，他们新的学术专著、学术观点、问题意识、方法论建议，以及相关的学术交流等。对这方面情况的了解，可以使我们从宏观上把握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全局，洞察清晰，不至于跌入人云亦云的狭隘思维定式之中。
但要做到两个前沿的准确把握也不是易事：对前者的把握，需要有长期的专业思考、雄厚的学术积累、很好的信息资源条件，以及丰富的“海外关系”等；对后者的把握，需要长期参与这样的学术实践，以及全局眼光、精心观察和忠厚的客观立场等。事实上，无论是学术工作者还是学术机构、学术媒体，谁做好了两个前沿的把握，谁就能赢得主动。名校往往出高手，但高手不一定都出在名校；大师往往站在前沿，但年轻人未必不会出现在前沿。伊格尔斯是西方史学史研究大家，他的学校未必有哈佛那样的名声；欧立德是当今美国新清史著名代表人，但他获得博士学位较晚。所以对学术前沿的观察、探索，一定不要有框框，尤其是对新兴的、发展中的学科的考察。
注释：
①参见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前言”，1990年。
②《〈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编辑说明》，参见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2002年5月第3次印刷本。
③《〈编译丛刊〉总序》，参见《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④《上海史译丛》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已经出版魏斐德《上海警察》等翻译著作近10种。
⑤《“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主编前言》，参见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版。
⑥根据《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编者前言介绍，该书编撰时，曾请过一些外国专家的协助。例如俄国部分的资料，就得到过俄罗斯科学院社科情报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图书馆的帮助。
⑦该书是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与美国夏威夷大学合作的成果，编委会由中美学者7人组成。
⑧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有很大进展，而相关的工具书编纂也有重要突破，尤其是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家，冯蒸主编的《近三十年国外“中国学”工具书简介》注意到对这些国家工具书情况的全面介绍。编者旨在为国内学者寻找海外工具资源提供方便。
⑨载于聂友军、钟厚涛：《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在京出版》，《中国比较文学》第1辑。
⑩《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由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张伯伟编纂。收录了朝鲜时代朝鲜人用汉字撰写的书目题跋。分王室书目、地方书目、史志书目、私家书目四辑共二十六种，特别注重收录反映朝鲜目录学特色并带有解题且与中国典籍相关的目录学著作。
(11)周振鹤说，我们一代人有件重要事没有做完，“就是基础的资料工作”，“这一代人去做微观的研究，下一代人的宏观研究就有基础了”。参见《海外中国学研究要多做基础资料的工作》，载朱政惠主编《海外中国学评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辑。
(12)如任继愈担任《国际汉学》的主编，王元化担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海外汉学研究丛书”主编等。
(13)任继愈为“国际汉学研究丛书”的总序写道：主要承担中外文化交流的任务，要本着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类未来负责的心愿，向全世界介绍中国文化，同时也向中国展示健康、高品位的世界文化，“我们以科学的良心，如实推进世界文化交流，我们介绍古代先驱者的业绩，在当代人中，沟通各国文化的精华，展望人类未来的光明前景。”
(14)载于乐黛云《国际汉学的新发展与比较文学的前景》，《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17卷第1期。
(15)孙越生，1925年2月生于浙江绍兴，先后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学系、河北正定华北大学、北京俄文专修学校。他还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教委出国访问学者评议专家等学术职务。主编《美国中国学手册》等工具书。1997年11月病逝于北京。参见唐磊《几被遗忘的思想家——孙越生》，《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19期。
(16)《世界汉学》第2辑是史华慈特辑，向国内学者推出史华慈研究，也引起国际学术界关注。
(17)如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刘萍《津田左右吉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张哲俊《吉川幸次郎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王毅《皇家亚洲文会与北中国支会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胡治洪《全球语境中的儒家论说——杜维明新儒学思想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龚咏梅《孔飞力中国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吴原元《隔绝对峙时期的美国中国学(1949-1972)》（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王文兵《丁韪良与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顾钧《卫三畏与美国早期汉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赵春梅《瓦西里耶夫与中国》（学苑出版社，2007年）、陈开科《巴拉第的汉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7年）、刘招成《美国中国学研究：以施坚雅模式社会科学化取向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等。
(18)《世界汉学》现已转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主办。
(19)载《文汇报》，1991年2月20日。
(20)刘东《喜马拉雅学术文库·阅读中国系列序》（2001年12月）。
(21)他说：“有些文章作者明明是国内学者，但读起来却像是外国人写的，文风和句式都像是翻译过来的，而且是拙劣的翻译。完全可以写通顺，却故意搞得像翻译。”参见温儒敏：《警惕“仿汉学”的蔓延》，《光明日报》2009年11月26日。
(22)这是汤一介先生于2009年9月8日在国家图书馆“互知·合作·分享——首屆海外中国学文献研究与服务学术研讨会”上主旨演讲时提到的问题。
(23)张芝联在《泛谈“汉学”与“汉学家”的作用》回忆道：“这些外国人究竟想干什么，他们是间谍呢，是学者呢，还是什么，都有争论……怎么再去搞汉学呢？”，载《二十年来演讲录(1986-2006)》，三联书店，2007年，第190页。
(24)最近，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青年教师李孝迁博士正在专攻一项课题——探究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对海外汉学研究的主要学术成就、特点和相关的学术理念。
(25)载于严绍《对海外中国学的反思》，《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2期。
(26)载于张西平《西方汉学研究导论》，《汉学研究》，2007年第10期。
(27)此外还有如形象学方法、比较宗教学方法等也有待总结。
(28)例如，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工作者，可以根据自己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海外中国史学研究展开探讨，以海外的中国历史学家、史学著作、中国学机构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历史渊源和历史流变的考察，探究其学术发展的特点及其规律。
(29)已有学者提出这样的问题，如《中国学者对海外同行的关注和研究》，参见《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3期。
(30)贾建飞，《欧立德教授与清史研究》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5日）的文章中，对此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