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对家庭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研究
刘鑫春 副教授（攀枝花学院 四川攀枝花 617000）
内容摘要： 与传统的乡土性社会相比，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疏远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未来，城镇化可能会缩小我国家庭社会网络。家庭社会网络能够帮助家庭分担风险、为家庭提供非正规融资渠道，但同时家庭社会网络也需要礼金等高额成本的维护。文章使用CFPS 3期面板数据研究了家庭社会网络对剔除礼金支出后的家庭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网络对家庭消费倾向起促进作用，家庭社会网络越发达，家庭平均消费倾向就越高。分样本来看，家庭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消费倾向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对城市家庭。区分消费品类别来看，家庭社会网络对家庭消费倾向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必需品消费方面，其对文娱类消费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关键词： 家庭社会网络 消费倾向 礼金支出
引言
家庭社会网络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中被提及，指的是由许多节点构成的一种社会结构，节点通常是人或组织，家庭社会网络是由各家庭成员互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是一个家庭不可替代的社会资本。对于农村地区而言，家庭社会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代金融业的缺位。然而，家庭社会网络的维护也需要成本，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礼金支出。现阶段，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独生子女逐渐成为社会主流劳动人口，与父辈相比，独生子女在家庭社会网络上存在天然劣势。当今我国正处于高速城镇化阶段，相比传统的乡土社会，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疏远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预见，未来我国家庭社会网络的作用会越来越小。对此，本文深入研究了家庭社会网络在家庭消费倾向中所起的作用，以及独生子女与城镇化的双重影响。本文通过对比家庭社会网络在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程度及影响途径，从而进一步了解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家庭社会网络所起作用的变化。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家庭社会网络
Jacobos在1961年正式提出家庭社会网络的概念，Jacobos认为家庭社会网络是家庭不可替代的社会资本。国内外学者将家庭的亲友数量作为家庭社会网络的衡量标准。就家庭对家庭社会网络的依赖性来看，国内研究认为，我国家庭为了与其他人建立联系、发展社会网络会主动增加人情礼支出，人情礼支出的大小能够很好的反映我国家庭对家庭社会网络的依赖程度。在我国，礼物的交换普遍遵循互惠对等的原则。互惠对等原则可以使双方收益，人们在赠予他人礼物的同时，也接受他人价值相同的回报，在此过程中礼金交换便培养和维护了家庭社会网络。故在家庭社会网络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往往使用“礼金支出”作为其代理变量。此外，陈雨露等（2009）将“家庭成员是党员”、“家人中有国家公职人员”等作为家庭社会网络的代理变量；陆铭（2009）用“家庭有几个关系亲密的亲友在政府部门工作”代表家庭社会网络。综合已有研究以及本文采用的样本可得性，本文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选取“礼金支出”作为家庭社会网络的代理变量。
（二）家庭社会网络对家庭消费倾向和储蓄意愿的影响
本文认为家庭消费倾向与储蓄意愿不完全等同，这里的消费倾向指的是剔除礼金支出外的维护家庭社会网络的消费。李涛等（2017）研究了农村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等保险制度以及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并证明了二者均可提高居民消费倾向，且二者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周广肃（2015）利用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将礼金支出金额及礼金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作为解释变量，认为礼金支出能够在总体上促进家庭消费；易行健等（2012）研究了家庭社会网络与储蓄率的关系，得出在农户家庭收入不高的前提下，家庭社会网络越发达，其储蓄率就越低；王春超和袁伟（2016）进一步研究了社会网络与家庭储蓄的关系，其发现家庭社会网络降低农户储蓄率主要原因是其发挥了非正式保险的作用。
（三）家庭社会网络分担风险、缓解信贷约束的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国内金融市场不断完善，金融工具不断丰富，但在我国农村仍存在信贷市场发展不健全的现象。在此背景下，我国农村出现了金融抑制现象，我国农村家庭通过正规金融渠道获取资金的能力受到严重制约，农村家庭仅凭存款和正规保险难以抵御其随时可能面临的风险。对此，我国农村居民往往通过礼金互赠、非正规借贷等方式实现风险统筹、降低风险冲击，在此过程中家庭社会网络起到了缓解信贷约束的功能。杨汝岱等（2011）通过“2009年中国农村金融调查”数据发现，家庭社会网络越发达的农户，其民间借贷行为就越活跃，其提出家庭社会网络是农户平衡现金流、弱化流动性约束的重要手段；严太华等（2015）研究了我国农村家庭的信贷约束状况和农户借贷行为，其指出由于信息不对称，我国农户普遍面临融资约束的问题，而家庭社会网络有助于改善农村家庭信贷约束困境，提高农户获得借贷的概率。
本试验数据只分析了野外实测数据，没能同一时间的遥感影像进一步分析，下一步将同一时期卫星数据结合，提取3种作物空间分布面积提取研究。
（四）假设提出
其中APC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即去除礼金支出后的家庭消费倾向；network为家庭社会网络的代理变量；β为家庭社会网络network的回归系数，其符号与显著性为本文主要关注点；X为相关控制变量；α1为每个家庭消费决策中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效应；uit为残差项。
H1：家庭社会网络对家庭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为正。
2）全面性原则：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应该是力求囊括尽可能多的多指标的评价体系，在制定安全检查表时，为了确保评价指标没有遗漏，一方面，应该全面查阅国内、外相关实验室的安全管理手册，同时，还要参考我国实验室安全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并结合本实验室具体情况来编撰安全检查表。
由于我国存在特殊的城乡二元制结构，城市和农村地区在宗族结构、社会保险机制、正规融资渠道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可得知家庭社会网络在城市和农村起到的功能与作用也不一致。虽然，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存在高额礼金支出的现象，但假设在此情况下农村居民仍是理性的，那么可得出尽管农村居民存在高额礼金支出，但其总收益依然为正。故可推断家庭社会网络在农村地区会发挥更大作用，由此提出假设：
H2：家庭社会网络对家庭平均消费倾向的促进作用在农村更为明显。
以往研究中，家庭消费倾向主要以家庭消费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而计算，其缺乏细项的研究。根据家庭社会网络的作用机理，本文做出以下猜测，家庭社会网络对家庭消费倾向的促进作用在生活必需品方面更为明显。由于文娱类消费品具有较高的外显性，其可能会向亲友传达“较为富有”的信号，因此对家庭社会网络依赖较高的家庭可能会避免文娱类产品的消费，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七岁解属文。父友齐中书舍人陆乂、马元熙尝造〔李〕德林宴集，有读徐陵文者，云“既取成周之禾，将刈琅邪之稻”，并不知其事。百药时侍立，进曰:“《传》称‘鄅人藉稻’。杜预《注》云‘鄅国在琅邪开阳’。”乂等大惊异之。
（五）病原分离 无菌采取病猪的肝、肺、脾、肾、脑和关节液，对该病料无菌触片革兰氏染色镜检可见革兰氏阳性双球菌或短链状球菌，然后接种于鲜血琼脂平板。37℃需氧培养24 h后，挑取可疑菌落革兰氏染色镜检，同样可见一些革兰氏阳性双球菌或短链状球菌，挑取单个菌落再接种鲜血琼脂平板，纯化后放置4℃，冷藏备用。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一）模型设定
本文设定面板数据实证模型，探究家庭社会网络对家庭消费倾向的影响，模型如公式（1）所示：
家庭社会网络具有缓解信贷约束、提供非正式保险、增加家庭未来信心、提高家庭风险偏好等作用，这些作用均可提高家庭平均消费倾向。同时，虽然家庭社会网络的维持需要一定成本，但若一个家庭满足理性人假设，则维护该家庭社会网络的成本一定小于维护家庭社会网络带来的收益。因此本文认为，即便采用剔除礼金支出后的家庭消费总支出计算其平均消费倾向，家庭社会网络对家庭平均消费的影响仍然为正。由此提出假设：
（二）数据来源
本文的基础回归采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实施的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的微观数据。然而，由于不同年份的调查问卷存在差异，参照以往研究以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在基础回归中采用“礼金支出”作为家庭社会网络的代理变量，本文使用2010、2014、2016三期的跟踪调查非平衡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
表1 家庭社会网络对家庭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
（三）变量选择
被解释变量：家庭消费平均倾向。设 APC为家庭生活消费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表示家庭平均消费倾向。由于家庭总支出中包括了礼金支出，所以本文采用礼金支出作为消费支出变量进行基础回归分析。由于在CFPS库中有两种统计家庭消费总额的方式，一种是按照月份统计，主要针对家庭日常消费，例如食品支出等；另一种是按照年份统计，主要针对相对大额的家庭消费，如医疗、教育等。本文采用两种消费统计方式之和来代表家庭消费总额。关于消费类别，本文将食品、通信、医疗、日常、通行、耐用品和衣着归为必需品，将教育、文娱、旅游、美容定义为非必需品，APC_necessity代表必需品平均消费倾向，APC_recreational代表非必需品消费倾向，两者在分消费品类别讨论中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后来许钧总结自己在文学翻译领域的工作成果，认为自己主要是围绕三个方面展开的：“一是对翻译的本质思考，二是对文学名著翻译的欣赏与评析，三是对法国文学名家在中国译介与接收。”[10]其中比较重要的几点有：翻译态度、翻译研究、翻译原则。
核心解释变量：家庭礼金支出的列数值。本文设lngift为家庭礼金支出的对数值为家庭社会网络的代理变量。选择理由如下，本文根据数据初步整理出的结果，发现我国大部分家庭每年的礼金支出金额都较为平稳，但家庭礼金收入的变化幅度却很大，并且礼金收入变化与家庭重大数额支出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从而可得出家庭礼金支出更具有代表性和可信性。此外，对于我国大部分家庭而言，家庭礼金支出较为普遍，而与此对应的家庭礼金收入存在偶然性，家庭礼金收入出现的频率较少，无法形成常态化的收入。例如在CFPS中，在3期面板数据仅有一年有家庭礼金收入，因此本文选择家庭礼金支出为变量进行基本回归分析，并用“过年期间前来探访的亲朋好友数量”进行稳健性分析。由于消费者支出以家庭为单位，因此本文在回归分析中加入家庭方面的变量，其包括家庭总收入（lnincome）、家庭成员数量（familynum）、家庭商业保险（insurance）和家庭贷款（debt）。此外，由于家庭中常常存在一个消费决策的关键人，因此本文将“财务问题回答人”作为关键人并将其称为“户主”，并统计“户主”的个人信息变量，如年龄（age）、性别（gender）、党员（party）、健康（health）等。
实证分析
表2 家庭社会网络对农村与城市家庭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
（一）基础回归——家庭社会网络对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
分析结果显示，户主的年龄对家庭消费倾向的影响为-.0181，而年龄的平方对家庭消费倾向的影响为0.003，这说明年龄与家庭平均消费倾向呈现出先高后低再高的U型关系，即幼年和老年的户主的家庭消费倾向高，而青年时期的家庭平均消费倾向较低。从性别方面来看，女性作为户主的消费倾向比男性户主低；而户主是否患病也是家庭消费倾向的影响因素。从党员方面来看，户主是否为党员对家庭消费倾向的影响不显著。
增值税费用的发生导致相关资产的减少或负债的增加，所以，增值税费用=当期发生的应交增值税+递延增值税负债的增加-递延增值税资产的减少。
由于我国城市家庭与农村家庭的家庭社会网络，对其二者的家庭消费倾向的影响是不同的，故本文将家庭按区域划分为城市和农村，并对这两个样本进行分析，以验证H2。剔除不合格的样本数据，本文共得到农村样本13992个和城市样本10318个。在区分出城市和农村之后，本文采用3期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变量选择和上面的回归分析选择一致。方程（5）和方程（6）以城市家庭为分析样本，方程（5）加入家庭总收入（lnincome）变量，方程（6）较方程（5）增加了家庭成员数量（familynum）、家庭商业保险（insurance）、家庭贷款（debt）和户主个人信息等变量。同样，方程（7）和方程（8）以农村家庭为分析样本，方程（7）加入了家庭总收入（lnincome）变量，方程（8）比方程（7）增加了家庭成员数量（familynum）、家庭商业保险（insurance）、家庭贷款（debt）和户主个人信息等变量，其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本文将得到的原始数据除去样本值残缺、数值无效的和其他无效样本，共得到24559个有效样本，其中2010年有6738个样本、2014年有8846个样本、2016年有8975个样本。首先本文对方程（1）的三期面板数据进行分析，采用hausman检验在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适，因此，前三个方程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在方程（1）中，本文加入了礼金支出对数和收入对数两个变量；在方程（2）中，本文加入了家庭成员数量（familynum）、家庭商业保险（insurance）、家庭贷款（debt）三个变量；在方程（3）中，本文加入了户主个人信息变量；在方程（4）中，本文采用混合截面回归模型，加入所有的变量并进行稳健性分析。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结果可知，方程（1）、（2）、（3）中礼金支出对家庭平均消费的影响是显著的。同时，每当家庭礼金支出金额增加一倍，家庭平均消费倾向则提高2.36%，这说明礼金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比重很小，其不构成重大影响，且礼金支出行为能够通过稳固家庭社会网络，从而改善家庭消费倾向，这验证了H1。而方程（4）的混合界面回归模型也验证了H1的稳定性。
H3：家庭社会网络对必需品消费的促进作用大于对文娱消费的促进作用。
（二）分样本讨论——家庭社会网络对农村和城市家庭的不同影响
由上述分析结果可以得知，当家庭总收入提高一倍时，则家庭平均消费倾向会下降35.42%；家庭成员数量每增加一个，则家庭平均消费倾向提高1.6%-1.8%，新增家庭成员对家庭总收入的影响，取决于该成员的自身收入水平；从分析结果看，拥有保险的家庭比没有保险的家庭家庭平均消费倾向高11%左右；此外，贷款变量的回归结果是0.0141，结果为不显著。
表3 家庭社会网络对不同类别消费品消费倾向的影响
由表2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城市家庭还是农村家庭，其礼金支出均会对家庭平均消费倾向产生显著影响。同时，相对于城市家庭，农村家庭的礼金支出与家庭平均消费倾向相关性更大。结果显示，城市家庭的礼金支出金额每提高一倍，其家庭平均消费倾向提高1.53%，而农村家庭的礼金支出金额每提高一倍，其家庭平均消费倾向则会提高7.03%。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家庭社会网络对家庭平均消费倾向的促进作用在农村更为明显，从而验证了H2。
街道远处，隐约传来警笛的声音，王祥则秉承街头小贩的传统马上背道而驰。一边跑一边还得顾及自己手中必然要轻拿轻放的蛇皮袋，折腾得他像抽筋一样边跑边扭着身子调整姿势，就像在空气里神奇溺水了一样。七拐八绕之后，王祥来到一处阴凉的地方，说什么也不想动了。还没等他喘匀气，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来到他的身后。
（三）家庭社会网络对不同类别消费品消费倾向的影响
在前文中，本文将家庭消费的种类分为必需品消费和非必需品消费，针对这两种消费类型本文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如表3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社会网络对不同种类的消费的促进作用具有明显差别。在必需品方面，礼金支出对家庭平均消费倾向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于非必需消费品，虽然礼金支出的回归结果为正，即礼金支出与家庭平均消费倾向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但其显著性影响结果为不显著。因此，家庭社会网络对必需品消费的影响更为明显，这验证了H3。需特别指出的是，当解释变量为娱乐类消费时，部分分析结果的正负号发生了变化。必需消费品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率与户主年龄呈U型关系，即由少年时期和老年时期户主主导的必需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率比青年时期更高，这个关系符合经典生命周期理论的推断。而当解释变量为娱乐类消费时，娱乐消费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率与户主年龄则呈现出相反的关系，即由少年和老年户主主导的娱乐消费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率比青年时低，同时，户主年龄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结果均为显著。这可能是因为，非必需品消费包括娱乐、美容、旅游等方面的消费，这些项目对青年人更具有吸引力，同时些项目的消费金额通常比较高，故青年人相比少年和老年更有经济能力去消费。此外，本文将医疗归为必需品，老年人的医疗费用支出通常较高，所以户主老年时期的必需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率会比较高。此外，户主的身体情况对两种消费种类的影响效果也显著不同，当户主的身体健康时，必需消费品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平均会下降9.22%左右，而非必需品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会提高1.98%左右，这说明非必需品支出不仅与年龄相关，还与户主身体健康水平相关。
（四）稳健性检验
根据以往的文献资料，家庭社会网络的代理变量除了家庭礼金支出外，还包括送礼物次数、过年期间亲戚朋友到访次数、收到的礼物次数、出去应酬次数等等，这几种变量在CFPS 2010调查中均涉及到，因此本文用CFPS 2010年的数据进行稳健性分析检验，检验结果均为稳健，在此不作赘述。
结论
本文使用CFPS 2010年、2014年、2016年面板数据研究了家庭社会网络对家庭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本文采用礼金支出对数作为家庭社会网络的代理变量，结论表明，家庭社会网络对消费倾向起促进作用，即一个家庭的家庭社会网络越发达其平均消费倾向就越高。分样本讨论家庭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和城市家庭消费倾向的促进作用，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是城市家庭还是农村家庭，其礼金支出均会对家庭平均消费倾向产生显著影响。相对于城市家庭，农村家庭的礼金支出与家庭平均消费倾向相关性更大，而家庭社会网络缓解信贷约束、减少必要储蓄的功能在农村与城市均成立；区分消费品类别来看，家庭社会网络对家庭消费倾向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必需品的消费方面，其对文娱类消费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使用CEPS2010年数据，分别使用礼金支出对数、送出的礼物数对数以及过年期间前来拜访的亲友数作为家庭社会网络的代理变量，并区分了城市和农村样本，回归系数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农村样本的三个代理变量回归系数均显著大于城市样本，从而证明了本文结论是稳健的。基于研究结果，本文认为，目前我国正处于高速城镇化阶段，同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大量独生子女即将成为社会主流劳动力，对于农村地区而言，尽管目前家庭社会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现代金融业的缺位，但随着独生子女逐渐步入社会，家庭社会网络对其的作用程度会趋于减弱，对此，亟需加快农村地区正规金融机构、社会保险体系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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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四川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制度环境、媒体负面报道与企业投资决策研究”（SC16B118）
中图分类号： F724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刘鑫春（1976．2-），女，重庆北碚人，硕士研究生，副教授，主要从事财务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