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失衡、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的复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金融危机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危机冲击与政策反应
(一)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虽然不过短短一年，但是其过程却异常复杂。在这里我们强调两点：全球化和金融创新。全球化使得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这一方面通过大量的产品和要素流动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导致各国经济周期的同步性增强，从而加大了全球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全球化的过程也是一国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在获得收益的同时，也要随时准备接受制度缺陷带来的成本。金融创新在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同时，出现了高杠杆化和过度发展的特征，从而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构成巨大潜在威胁。在本次危机中，金融创新无疑是加速器和放大器。通过“有毒”资产，危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感染了各主要经济体，而各种不透明的高杠杆操作，使得危机的破坏程度大大增加。
具体来说，美国次贷危机主要通过三个渠道向全球传播。第一是金融渠道。通过复杂的金融工具，许多国外部门间接持有美国的次级贷款，危机爆发使这些机构遭受了巨大损失。危机通过这一渠道传播得最迅速，影响也最直接。第二是大宗商品价格渠道。大宗商品价格在资产泡沫破裂阶段出现暴涨，在危机加深时又出现暴跌。对资源输出国来说，这一变化会直接影响本国的收入。对其他国家来说，价格信号的剧烈波动会对企业生产造成不利影响，企业的生产决策和存货行为都会偏离正常情况。第三是贸易渠道。美国的经济衰退和需求收缩会对商品输出国造成较大影响。同时，全球衰退容易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从而导致全球贸易进一步收缩。另外，危机中的悲观心理也值得关注。美国爆发危机，会对全球经济产生较大的心理冲击，从而可能导致全球危机自我实现。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前两个渠道的影响不大，贸易渠道的影响已经逐步显现。
如果从三类经济体即货币输出国、资源输出国及商品输出国的划分来看，那么，各自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是有所不同的。货币输出国面临本币贬值风险从而中心货币地位受到挑战；资源输出国因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其经济增长动力与财政实力都大受影响；而商品输出国则因外需大幅下滑需要重振内需保增长。
(二)危机冲击与中国的政策反应
1.从周期的国际关联看次贷危机的可能影响
全球正在经历二战以来未曾有过的同步性经济周期。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体都受到危机严重冲击，能够独善其身的绝无仅有。我们对中国周期的国际关联研究表明(表1)，中国加入WTO以前(1996Q1：2001Q4)，公共因子只能解释中国GDP的3％。中国加入WTO以后(2002Q1：2008Q3)，公共因子的作用出现了戏剧性变化。中国季度GDP周期波动的一半能够由随机共同因素的冲击解释。可见国际经济因素对于中国的影响是显著的。表2中公共因子与GDP的相关系数提供了进一步的印证。中国加入WTO以前，公共因子与中国GDP相关系数为-0.049，入世以后，相关系数转变为0.76，相关性程度与美国、日本、欧盟已经基本匹配。以上分析表明，如果将次贷危机看作全球公共因子，那么它对中国的影响将是不可低估的。
2.中国的政策反应
中国出现的经济下滑，既有外部危机冲击的因素也有自身结构调整因素(张晓晶，2008；刘树成，2009)。从这个角度，中国的政策反应，不能单纯为了救急，还要考虑到中长期的结构调整。总体上，中国的政策反应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个阶段：
(1)2008年上半年，“双防”政策开始调整，注意到要防止经济下滑，但对于危机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特别是在面对高通货膨胀威胁的情况下，天平还是倒向防通胀。无独有偶，当时国际上的各种分析论调也认为通胀风险要远大于增长下滑风险。
(2)2008年下半年，特别是中央到各地的调研发现了问题的严峻性，政策进一步调整，针对沿海地区出现出口和经济增速下滑苗头，及时把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即一保一控)，并采取了一些有针对性的财税金融措施。
(3)2008年9月中旬，雷曼兄弟倒闭使得形势急转直下，政策出现大调整，即从偏紧的政策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其中包括：三次提高出口退税率，五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暂免储蓄存款利息，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降低住房交易税费，加大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等。
(4)2008年底前，提出“国十条”及四万亿投资计划(见表3)。
(5)2009年初通过调整振兴产业规划。由于4万亿投资计划主要围绕扩大投资展开，是应急。但扩大投资主要涉及基础设施及民生工程，对产业拉动较小；同时，没有考虑到中长期的产业调整。因此，推出调整振兴规划。调整振兴产业规划的核心是调整，比如减少过剩产能，调整产业布局，提升技术水平，提高集中度，增强国际竞争力，注重节能环保等等。这属于供给面的调整，但也会创造新的需求。
(6)注重科技创新。未来的竞争力还是要靠科技实力。由于在经济繁荣时期，什么样的企业都能赚钱，容易忽视研发和创新，而危机时期，则凸显了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事实上，只有走科技创新之路，中国经济才能在遭遇危机之后上一个新台阶。对于科技创新的支持，在四万亿投资计划以及调整振兴产业规划中都有体现。
(7)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这是回到增长的本质。在危机时期，社保问题更见重要。基本举措包括：保障性住房支出由2800亿元提高到4000亿元，医疗卫生文教支出由400亿元增加到1500亿元；社会保障支出增加2930亿元，就业培训支持420亿元，并推出医疗卫生改革方案，大幅增加政府投入；新的扶贫标准提高到人均1196元，扶贫对象覆盖4007万人，标志着中国扶贫开发进入一个新阶段。
总体来说，中国的政策反应主要围绕如何扩大内需、促进就业与保障民生展开，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政策方向调整，四万亿投资计划，调整振兴产业规划，强调科技创新及大幅提高社保水平，体现出从“救急”到“中长期考虑”再回归到“增长的本质”和科学发展。
二、中国经济复苏的条件：国际比较
(一)初始条件
初始条件即指在危机发生时一个经济体的基本情况，主要包括财政、金融、国际收支等在危机冲击下可能会迅速发生变化的指标。进行国别比较后我们发现，中国初始条件具有以下特点，即储蓄水平高、银行坏账率低、财政稳健以及对外风险暴露小。
1.储蓄水平很高
从表4可以看出，中国2006年储蓄水平为54％，在金砖四国中稳居第一，比世界平均储蓄水平22％高出1.5倍还多。高储蓄意味着中国资金充裕，比起那些严重依赖国外融资的经济体来，在应对危机方面有很大的余地。
2.银行坏账率较低
这些年来，中国银行坏账率下降明显。根据世行的发展指标，2001年，中国银行业的坏账率还高达30％，但到2007年则降到了7％。另据银监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09年2月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为4.5％，其中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仅为2.2％。这表明中国的银行体系是较为健康的。
3.财政稳健
2008年末，中国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约为20％；2007年美国为71％，欧元区为67％，日本为163％。2008年，中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小于1％，2009年，增加9500亿元赤字，赤字占GDP比重也低于3％。
4.对外风险暴露小
表5表明，在大型经济体危机风险评估(主要是对外风险暴露)中，从经常项目、短期外债以及银行存贷款指标来看，中国的综合风险最低。
中国初始条件体现出的优势为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提供了较大的空间。事实上，面对危机，各经济体都想扩大财政支出，放松货币政策，但由于初始条件的限制，并不是所有经济体都能做得到。比如拉美，本身储蓄水平较低，财政盈余较少(自2002年以来，拉美国家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所带来收益的七成以上都花掉了)，且主要依靠国外融资。在危机的情况下，随着大量外资抽走，国外融资将变得困难且融资成本上升。结果，政府不得不非常谨慎地进行财政扩张，以及想办法如何为这些扩张融资。另外，考虑到货币扩张引起本币贬值和资本外流，这些国家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也受限。
(二)发展阶段
中国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发展时期，因此，与工业化相关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与城市化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汽车业以及现代服务业等所带动的大量需求，正是中国扩大内需的潜力所在，而这些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不具备的。即便在金砖四国而言，中国也表现出独特的优势。
从城市化的角度(表6)，中国与印度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正处在加速阶段；张平(2009)计算出中国的城市发展曲线，认为中国城市化依然具有持久的带动性。而俄罗斯与巴西的城市化水平已经很高，发展余地不大。就工业化水平而言(见表7)，中国处在最高，优势不明显。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仍然蕴含着巨大的需求。事实上，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既是供给面的调整，同时也能创造大量新的需求。
(三)经济体的弹性
在讨论应对危机冲击与经济复苏的时候，初始条件及发展阶段作为中国的优势往往会被提及，但经济体的弹性要么被忽略，要么谈得很不够。所谓经济体的弹性，是指一个经济体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或冲击的能力。经济环境的变化会导致相对价格运动，反过来给市场以重要的信号；一个富有弹性的经济体，就是能够对这些信号作出反应并以最快的速度和最低的成本恢复其潜在产出水平。“最快的速度”与“最低的成本”概括了复苏的理想状态，是对如何实现经济复苏的一种约束：首先，复苏速度要快。衰退时间越长，各种福利损失就越大；其次，复苏是有代价的。不少人认为，只要政府不断加大投入，总能实现较快增长。但如果是以加剧经济失衡、牺牲科学发展为代价，就需要权衡得失了。只要考虑到复苏的速度与成本，就一定离不开经济体的弹性。
如果说政府的能动性在危机中能够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一作用的体现，特别是政府投资的杠杆效应以及保证政策效应的可持续性，都要依赖经济体的弹性。并且，由于未来的国际国内形势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经济体的弹性将决定一个经济体能否对这些新的变化做出正确的、积极的反应。相对于前面提到的初始条件与发展阶段，经济体的弹性更体现出一个经济体的制度性特点。
经济体的弹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宏观经济政策的灵活性，商品劳务的顺畅流通，行业准入限制的取消，以及自由价格机制。
从宏观政策层面看，自2007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政策调整频度很高，这体现出政策的灵活性。不过，如何对形势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并作出及时准确的政策反应，还要取决于宏观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这是在未来提高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中需要格外关注的。
商品劳务的流通方面，中国离形成完全统一的国内商品劳务市场还有距离。在商品流通方面，还存在地方保护；在劳务流通方面，也还存在户籍限制及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这和成熟市场经济体有较大差距。
行业准入方面，尽管随着改革的推进，很多领域都逐步允许民营经济进入，但国有垄断在一些行业(如金融、电信等)还是体现得很明显。因此，如何打破垄断，让社会资本进入更多的领域并成为拉动经济的重要力量，是十分紧迫的任务。
价格机制方面，总体来讲，九成以上(甚至更多)的价格都是由市场来决定，但一些资源性产品价格以及生产要素价格仍然还是政府控制，利率市场化及汇率弹性也都还不够。
如何衡量经济体弹性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标。不过，经济自由度指标可以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表8显示，从总指数来看，中国为53.2，在179个经济体中排名132位，还远不及中位数。这表明中国经济体的弹性是不足的。尽管由于指标选择以及计算方法不同，这一结果并不能完全体现中国市场化发展的水平。但作为一个参照，特别是从分项指标来看，能够找到我们可能存在的差距和需要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在十个分项指标中，高于平均值的指标只有两个，一个是政府规模指数，另一个是劳动力自由度指数。在政府规模中，其计算方法是政府支出越少，分值就越高。中国政府规模指数高是中国社会性支出太少的反映，而并非政府干预程度低的反映。在发达经济体中，其社会性支出占GDP的比重非常高，从而政府规模指数较低(如英法美等国)。而劳动自由度，即便在金砖四国中，中国也没有明显优势，比印度、巴西还要略低一点，只比俄罗斯略高，但远高于法国、芬兰等欧洲国家。总之，中国的市场自由度还有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提高。
经济低迷时期，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尤为重要。比如，在经济增长下滑时期，正规就业往往会出现负增长，但是非正规就业和灵活就业此时会加速增长，从而弥补正规就业的损失，支撑总就业正常增长(蔡昉，2009)。中国海关总署统计的数据显示，2009年3月份，中国具有较强市场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同比和环比均有不同程度增长，表现良好。尽管这和出口退税等一系列刺激措施有关，但也反映出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这又和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看，传统基金会的“劳动自由”指数没有完全涵盖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所有重要特征。
在反思本轮危机的过程中，人们认识到不能过度迷信自由市场的有效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否定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从大萧条的教训来看，对于政府干预在某些方面的过度运用，恰恰是导致衰退延长的重要因素。比如，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提高关税、限制劳动力流动(美国的限制移民)、限制国内竞争、阻止工资率下降等等。这些措施，恰恰忽视了经济体自身弹性的重要性。有研究表明(Cole and Ohanian，2004)，“新政”(包括胡佛新政与罗斯福新政)中的劳动与产业政策应该对部门性高工资、扭曲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压抑的就业、消费与投资负责。这些政策大约能够解释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或衰退延长)的60％。相对于稳态水平，这些新政政策导致产出、消费与投资下降约13个百分点。而且，正是这些政策的取消带来了20世纪40年代经济的强劲复苏。
在决定经济复苏的条件中，中国的初始条件以及发展阶段具有较大的优势，而经济体的弹性却相对薄弱，需要通过改革逐步增强。从而，中国希望率先走出危机，除了政府的刺激措施以及潜在巨大的国内需求，还需要有私人投资的迅速跟进及市场机制的协调配合。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1.全球失衡是本轮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解决失衡问题将是避免危机重演的关键。无论是历史回顾、文献检索还是我们的数理模型均揭示出：失衡、危机与美元霸权密切相关。因此，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至关重要。至少，戴高乐所谓的美元“过度的特权”是该受到约束了。依靠危机或金融动荡等事后方式对美元霸权施加约束代价太高，应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及完善全球治理结构上来实现对于美元霸权的事前的限制。
2.现在各经济体相互锁定、相互影响，一国走出危机要依赖外部环境的积极变化和各国之间的协调配合。处在全球化时代，“脱钩论”很难成立，各经济体周期波动的同步性越来越明显。中国欲走出危机，也需要外部环境的配合，因此要密切关注国际形势的变化采取应对措施。此外，周期的相互影响也凸显出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大萧条时期的各自为政、贸易保护主义就是惨痛的教训。
3.经济体的充分弹性是中国经济复苏必不可少的条件。从政策反应与复苏条件来看，中国具备走出危机的一些优势，但是，如何增强经济体的弹性，使政府投资发挥更大的带动作用以及保证其政策效应的可持续性，则显得更为关键。大萧条的教训在于政府干预在某些方面的过度使用，从而加剧和延长了衰退。这表明反思危机要全面：一方面不能如市场原教旨主义者那样迷信市场的有效性、市场是万能的，另一方面也不能误读“社会主义拯救华尔街”，从而否定市场的基本价值。事实上，强调经济体的弹性正意味着要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中国，如何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仍是非常艰巨的任务。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市场化改革仍需要进一步推进，以改革来应对危机。重点在于：
(1)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弹性。特别是逐步取消户籍制度，促进城乡劳动力的更自由流动；重视拓展非正规就业渠道；防止危机期间出现地方保护(比如不允许外地民工进入本地)；以及在劳动工资上要协商解决，不应固守工资率绝不下降。伯南克(2007)的研究证实，正是实际工资的略有下降，可以使企业通过增加就业和扩大产出来获得更大的利润，从而促进整个经济的增长和就业上升。
(2)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的顺畅流通。在当前扩内需、保增长的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购买本地货”的规定，在鼓励采购的本地产品目录中，汽车、家电、烟酒、出租车和公务车等字眼频频出现。地方保护严重阻碍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限制了商品的自由流通，从而成为扩大内需的障碍。
(3)放松行业管制，提高私人投资的积极性。危机时期，政府投资或可保持较高水平，而私人投资的大幅下滑才是问题所在。因此，如何通过各种政策刺激私人投资，包括放松行业管制，如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放宽市场准入，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金融服务和社会事业”，都是非常重要的举措。
(4)推进资源价格改革，着眼于中长期科学发展。价格管制必然会损害资源配置效率。因此，推进资源价格改革，使之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及环境损失，才有利于对资源的真正有效的使用，并促进节能环保，对于中国中长期科学发展意义重大。而且，在当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处在低位的情况下进行资源价格改革，也是不可错失的良机。
(5)提高汇率弹性，使货币政策成为对抗外部冲击的第一道防线。大萧条时期，那些最先脱离金本位制，从而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进行货币扩张的国家，率先走出了危机。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多地融入全球化之中，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独立的货币政策往往可以成为防范外部风险的第一道防线。但如果汇率弹性不足，独立的货币政策就成了空中楼阁。因此，要从更长远的战略高度认识增强汇率弹性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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