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哲学的符号学致思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符号学论文,先秦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先秦思想对于中国文化，犹如古希腊思想对于西方文化的意义一样，具有发轫和启蒙双重作用。先秦的名家，作为中国古代最早的符号学家，其符号思想，无论在思考范围还是思维深度方面，都曾达到过较高的理论水平。而且，名家的符号思想又在先秦各家，如儒、墨、法等家的思想中引起过强烈反响。正如西晋人鲁胜所指出：“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则事不成。’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形名显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荀卿庄周等皆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论也。”①事实也确实如此，名家思想所及，几乎影响了诸子百家中所有重要的流派，形成了一股名辩思潮。从符号学的角度看，先秦名辩思潮中存在着一种非常明显的符号学致思趋向。这种致思趋向，一方面构成了先秦哲学发展的内在张力，另一方面又形成了中国古典哲学特有的语义分析精神。因此，要完整准确地把握中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先秦哲学的精神特质，其符号学致思趋向是不能不认真加以研究的课题。
一、先秦哲学的符号概念
公孙龙在他的《指物论》中提出：“物莫非指，而指非指。”这是公孙龙整个符号学思想的论纲，同时也大体上相对集中地反映了先秦诸子对符号概念的认识水平。
关于公孙龙所讲的“指”，古今都有争论，目前尚无定诂。宋人谢希深受《齐物论》的影响，曾以“是非”释指，后又有人以“代名”释指、以“物德”、“属性”、“要素”、“共相”、“意义”等释指。笔者以为，公孙龙的“指”含义是多元复合的，并非单一的：它有时指指认过程。《礼记·大学》所说“十手所指”，《尔雅·释言》讲“指，示也”，《广雅·释言》称“谓，指也”，等，都是在指认的意义上理解“指”的。俞樾说“指，谓指目之也。见牛而指目之曰牛，见马而指目之曰马，此所谓物莫指也。”②便是对上述理解的典型说明；“指”又指所指者，即物或对象。这时的“指”是物指，即“物”之“指”。公孙龙自己说：“夫名，实谓也。”③正是此意；“指”还指能指，即：指为另一物的表征或代码。《荀子·正名》中说：“名足以指实”，“制名以指实”，其“名”之义，便约略与能指之“指”的含义相当。“指”的含义的多元化导致了使用中的灵活性，有时用一舍二，有时用二舍三，或用三舍二，如此等等，它便要求理解时需细审慎断，才能判定其究竟。然而，如果从总体上把握，公孙龙的“指”恰恰与现代符号学的符号概念相一致。“指”与符号，都是能指与所指的统一体，都是外物的有意义的代码。因此，以符号解“指”，是十分贴切的。
关于“指”概念的符号学意蕴，公孙龙本人有十分明确的解释：
首先，公孙龙认为，外界事物没有不能被符号（指）所指称的，而符号（指）本身则为一个人所创设的有意义的形式，用以标识表达外物。他说：“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非指者，天下无物，可谓指乎？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为天下之所无，未可。”④这里，公孙龙从符号（指）与外物的关系入手，从总体上说明了自己对符号（指）的基本看法。他认为，外物是符号的对象，而符号（指）则是外物的表征。没有符号（指）则外物不能加以表达，而没有外物，符号（指）又会变成虚幻空浮之物。因而，外物与符号（指）二者互为表里，既不能合二为一，又不能分离为二。由此出发，公孙龙进一步强调说，符号（指）为天下之所无（它原本是人造的），物却是天下自有之物。文明产生后，人借符号表征、把握外物，便出现了离开符号便无外物的情形。如此以来，天下之所无反过来倒成了天下之所有，而原来天下之所有，却成了天下之所无。这自然是错误的。也就是说，以符号代替物自身，是行不通的。
其次，为了展开论述上述见解，公孙龙提出：一个物要么是符号（指），要么是非指（指物之指），二者必居其一。而指与非指皆用来指称事物，固而无论强调指还是强调非指，都必然要承认“物莫非指”这一命题。公孙龙说：“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谓指也。不可谓指者，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也。”⑤这是说，物如果不能用指加以称呼，那就只能称作非指了。然而，非指不正是一种指吗？所以，当你强调物不是指时，实际上从相反的方向又承认了“物莫非指”这一观点。公孙龙进一步论证说：“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谓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⑥这是说，物，没有不能被指称的。物皆可被指称，“非指”是不存在的，所以，便又回到了“物莫非指”这个结论上来了。
最后，公孙龙总结性地指出：“使天下无物，谁径谓‘指’？天下无指，谁径谓‘非指’？天下有指无物指，谁径谓‘非指’、径谓‘无物非指’？且夫指固自为非指，奚待於物而乃与为非指？”⑦这句里的物指是指指称具体对象的指（也即符号）。也就是说，符号，乃物之符号，如果天下无物，哪里还有符号？而没有符号，物又怎么能被指认呢？即便符号是本来就有的，但没有物作为它的对象，又怎么能说有物存在呢？因而，指作为符号，本身就是能指与非指的统一体。它一方面是指，也即能指，是一个有意味的形式，另一方面又是非指，实即所指，也即它所表征的对象。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公孙龙关于“指”概念的符号学分析是极为细致的。这种关于符号的认识，奠定了先秦符号哲学的理论基础。事实上，公孙龙的符号思想一方面是先秦诸子符号思想的集大成，如墨子、老子、庄子等人的有关理论，在《指物论》中都有不同形式的反映；另一方面，公孙龙的符号思想又成为启迪后学的思想策源地。荀子、韩非等人的正名理论，便明显地受到了《指物论》、《名实论》等著作的影响。甚至魏晋的刘劭、欧阳建、何晏、王弼、向秀、郭秀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公孙龙的影响。也就是说，公孙龙的符号思想上承墨子和老庄，下启荀、韩。这种历史地位，是先秦其他符号思想家所不能企及的。
二、先秦哲学对符号功能的理解
先秦哲学的符号学兴趣是与社会实际政治斗争紧密相联的。这正如汪奠基先生所指出：“春秋的正名，邓析的辩论，惠施的历物，老庄的无名无为，墨辩的逻辑科学，荀卿的正名论，以及战国纵横辩察的名实理论，决不是历史偶然性的反映，而是社会实践的，历史现实的认识”⑧正是出于“明是非，审治乱，明同异，察名实，处利害，决嫌疑，”的政治需要，先秦哲学才对符号的功能发生了异乎寻常的浓厚兴趣。这其中理论建树较大者，当推尹文子、公孙龙和荀子。
尹文子是先秦符号学巨子之一，曾在齐稷下学宫讲学，著有《名书》。尹文子是通过论述符号与符号对象的关系来说明符号的功能的。他认为：“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失其方园黑白之实。名而无形，不可不寻名以检其差。”⑨这是一种较为典型的符号决定论思想，在符号与对象的关系上，过份强调了符号的决定作用。由此出发，尹文子具体说明了符号的功能：
首先，尹文子强调说明了名作为符号的标记功能。指出了作为符号，名是用来记录人们的认识和生活经验的。有了名，内在的思想便能外化为可感的符号，“无名，故大道不称”。名不仅是用来标志事物的，而且又是用来正形的。“今万物俱在，不以名正则乱。”⑩尹文子接着便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具体说明：“名也者，正形者也……故亦有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察其所以然，则形名之与事物，无所隐其理矣。”(11)
其次，尹文子又用实例对符号的功能作出了进一步的说明。他从齐、楚、魏、郑等国的民间故事中发掘出大量名实关系素材，指出了忽视名份符号所引起的麻烦。如齐宣王好射一例是说，齐宣王喜欢射箭，他使的弓实际上只要三石（一石相对于120市斤）力便能拉开。但周围的人为了讨好他，众口一词都说此弓需九石力才能拉动，齐宣王也便以为自己的弓为九石之弓了。尹文子讲这是因名而失实。另如黄公之女一例则说，齐黄公之女，皆国色天香，美艳绝伦，但黄公常谦词毁之，使其女丑名远扬，老无聘者，耽误了青春。尹文子认为，此乃违名而得实之过。通过实例分析，尹文子得出结论说：“名称者，别彼此而检虚实也。自古及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12)
和尹文子一样，公孙龙对符号的功能也颇有研究。在经过《指物论》对符号概念的一系列推演后，公孙龙在《名实论》中展开了对符号功能的研究，提出了“因实正名”的思想。
公孙龙说：“夫名，实谓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13)这是说，名（符号）是称呼实际对象的，对象变化了，符号相应地应随之而变。不是这个对象而用这个符号，没有原来的对象仍沿用原来的符号，都不行。简而言之，符号与实际不符合的情况有二：一是张冠李戴，一是符号的改变落后于对象自身的变化。这两种情形，从相反的方面证明了符号的辩物达用功能。
那么，如何才能作到名实相应，符号与对象的一致呢？公孙龙首先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参照系。他指出：“天地与其所产者，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位也，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谓焉，正也。”(14)公孙龙认为，物，实，这是名与符号的基础和根源，欲求名实一致，必先正物与实。物与实各安其分，各守其位，则名必称实。
由上述参照系出发，公孙龙接着提出了使符号与对象相一致的三点要求：
其一是说：“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不以其所不正，疑其所正。”(15)这一原则要求强调以前述的参照系为指导分析判定名实关系，以保证符号与对象恰好相应，不旷不过。其二，指出正名的根本法则在于“唯谓”。唯即应，谓，即称呼，符号。所谓正名，无非就是区分彼此，并用适当的符号系统予以表达。彼当谓彼，此当谓此，如此则名实必定一致。
其三，公孙龙总结性指出：“故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16)这一论述实际上是上述两项要求的概括与总结，说明正名无非就是“因正实而正名，因正名而唯谓”。
上述分析表明，公孙龙看到了名与实，也即符号与对象的差异：符号并不是实际对象自身，然而离开了符号，实际对象又无法把握和表达。故而，探求符号与对象的真实关系，力求用符号准确地表达事物，便成了公孙龙的理论目标。在公孙龙看来，外物，作为符号对象，其本身是无法直接进入我们的感觉器官的。然而，渴望理解外物的人们，却能以自造的符号工具来把握外物。但符号所记录的，却并非外物自身，而是人们对外物的理解，即意义。人们在自己的意义世界中可以任意组合外部世界，但外物、外部世界并不会因此发生相应变化。
在公孙龙之后，荀子对符号的功能比较关注，论述也较为集中。荀子虽然自称儒家而反对名家，实际上他本人的思想发展却证明，他本人也正是当之无愧的名家。
春秋战国以来，随着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社会转型引起了新旧制度的交替，人事更迭导致了人们社会地位的急剧变化，名实关系由此也变得模糊混乱。出现了“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玄纽。贵贱不明，同异不别”的混乱局面，使得“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正是有鉴于此，荀子从维护新兴封建主阶级的利益出发，提出了自己正名论的符号学思想，他指出：“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辩同异。……此所为有名也。”(17)荀子创制自己的符号思想体系主要是为着“明贵贱”，“辩同异”，统一人们的思想，从而建立和维护封建统治者所要求的社会秩序。荀子对符号功能的理解，就是从这一背景中产生的。
首先，荀子论述了符号的社会政治功能。他指出：“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辩，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辩讼，则谓之大奸，其罪扰为符节，度量之罪也。故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是谨于守名约之功也。”(18)这里，荀子对名家各派擅作名辩，聚讼不已进行了批评。他主张，只有制定了与封建等级制度相应的符号体系，统治阶级便可以此来辩奸识谬，不符合封建统治阶级意志的“邪说淫辞”就无法扰乱人们的视听。于是，人们便会各安其分，各守其常，封建统治也就可确保无虞了。由此可见，符号在荀子的心目中，无非就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罢了。
其次，从上面的论述出发，荀子又批判了当时流行的一些著名符号学命题，进一步强调了符号的正名安民功能。如针对墨家的“杀盗非杀人”说，荀子指出这是用名乱名，是用符号能指的多义性和歧义性否定符号意义的确定性。针对墨家的另一论题“大钟不加乐”，荀子分析说这是用实以乱名，即用特殊的实例来否定符号意义的普遍概括性。针对公孙龙派的“有牛马非马”说，荀子批判说这是用名以乱实，是牛马群这一符号否定其所指的实际对象。荀子总结指出：“凡邪说辟言之离正道而擅作者，无不类于三惑者矣。故明君知其分而不与辩矣。”(19)
总之，荀子的《正名》是篇以反名家为名的集名家思想之大成的重要的符号学文献。“所缘有名”与“制名之枢要”来自对墨家学说的批判总结；“所缘以同异”及“异状同所”，则是对公孙龙有关思想的扬弃；“名无固宜”和“约定俗成”的符号生成理论，则是对庄子有关思想的继承。荀子带有正统的政治伦理色彩的正名论，正是继承孔学传统精神，杂揉名家见解的产物。
三、先秦哲学符号学致思趋向的总体特征
上述先秦诸子对符号概念与符号功能的分析表明，先秦哲学中的确隐含着一条符号学的致思线索。也就是说，先秦传统的符号思想的确缺乏现代意义上的理论叙述，也没有归纳出自己独立的理论系统。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先秦符号思想有自己潜在的体系。先秦的符号学家，往往将自己对符号问题的理解融汇在一些为解决具体问题而发的议论中。这些议论，体现和反映了他们在符号问题上的致思趋向。
首先，先秦哲学中的符号学思索偏重于政治价值取向，因而长于一般思辩，与当时已经萌芽的古代科技联系不密切。
中国古代哲学，作为不同时代不同统治阶级的上层建筑，其维护阶级统治的致思趋向非常明显。先秦的符号学思考，一般都渗透在哲学思想之中，因而也服务于阶级统治的需要，带有强烈的政治价值色彩。从管子开始到韩非，先秦的符号学正名论，正是围绕等级名分是否合理展开的。《管子·宙合篇》说：“名实之怨久矣，是故绝而无交。惠者知其不可两守，乃取一焉。”这是讲，“修名督实”和“正名成事”的唯心论者与“按实定名”的唯物论者关于现实是非的名实问题斗争了很久，惠施等知道这种矛盾难以调和，所以只有或修名或取实了。管子所讲的这种情形，正是当时的符号论辩为政治服务的实际情形。总的说来，先秦的名辩思潮的理论目标主要在于“明贵贱”。可以说，通过正名为统治阶级服务，是先秦名辩思潮中各家（墨子学派例外）的主要目的。在尹文子、公孙龙、荀子、韩非等人的思想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
与前述特征相联系，先秦的符号学思想又往往长于思辩，与当时已经萌芽的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理论等联系不够，因而其实证化、应用化的色彩非常浅淡。符号学属于跨学科性质的横断性学科，其发展要依赖于其他具体科学的发展。先秦时已经萌芽的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学科中，富含符号学思想养料，但却未能引起名辩学者们的注意。因而，先秦名辩思潮中的符号思考，有时虽然相当深刻，但总体上却无法走向成熟。如公孙龙子《指物论》中关于符号学概念与原理的推演，本来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发现，但却没能产生应有的影响和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和时代科学精神脱钩所致。不难设想，如果先秦的名辩学者能从中医、历算、几何等理论中汲取养料，其理论视野和样式都将大不相同。
其次，先秦哲学中的符号学思考明显地缺乏语言学兴趣，因而始终未能走出哲学的影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和西方古代的符号哲学相比较，先秦的符号学研究范围相对较为狭窄，仅仅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名实问题上。相反，西方古希腊时代的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早就开始了对语言性质和语法问题的探讨，并且出现了一批专门研究语法问题的学者。在公元前一世纪就写出了较为系统的古希腊语语法专著。根据著名语言哲学家奥格登和理查兹的研究，正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才开创了西方思想史上源远流长的符号分析传统。也正是由于有无语言学背景的不同，才导致了先秦的符号学思考带着浓厚的政治说教色彩，沉醉于玄思冥想，语义分析精神自始至终处于强调无命题推演、强调类同思维和直觉体悟的阶段。
当然，先秦的符号学思考也有它自身的长处：它看重符号的应用价值，实际上建构了一些最早的应用符号学体系；它长于思辩，又从元理论的视角，解决了一些符号学理论中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如公孙龙关于符号概念的论述，便是典型的一个例证；另外，先秦的符号学家们又常借隽永的短语来表述自己的思想。这些符号学箴言，如“天下一指也，万物一马也”、“白马非马”、“名可名，非常名”、“言有宗”、“言善信”等，既蕴含着符号思想的精旨奥义，又为人民群众口耳相传，早已变成了中华民族俗文化的一部分。
先秦哲学中的符号思想是我们民族思想文化宝库中的一块瑰宝，其优点与缺点，对于我们正在从事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都有借鉴和利用的价值。因此，以现代符号学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些古老但却仍然“活着”的思想，是我们所面临的一项义不容辞的任务。
注释：
①墨子：《墨辩注序》。
②《公孙龙子发微》12页。
③(13)(14)(15)(16)公孙龙：《名实论》。
④⑤⑥⑦公孙龙：《指物论》。
⑧《中国逻辑思想论文选》三联书店1981年版，24页。
⑨⑩(11)(12)《尹文子》。
(17)(18)(19)荀子：《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