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贡献与我国旅游业转型研究——基于跨省数据的实证分析（2000～2005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旅游业论文,跨省论文,贡献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依托性因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以及“旅游区（点）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GB/T17775－2003）”的界定，旅游资源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并可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各种事物和因素。”我国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在旅游研究、区域开发、资源保护等各方面受到了有关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并从多个角度分析了旅游资源对旅游业发展的作用。持比较优势理论的学者认为，与旅游产品相联系的要素禀赋在特定区域上的空间分布不均质性是旅游目的地竞争力不同的原因，由此形成了以资源为中心的“旅游资源说”、“引力说”、“区域旅游持续发展潜力模型”等学说[1,2]。而基于旅游资源禀赋分布的空间异质性就如何实现不同旅游资源之间的地域组合开发以促进旅游业发展则构成了另一个重要研究维度，区域旅游资源合作与开发在实践和理论上受到越来越多地关注，并逐渐成为当今国际国内旅游业发展的主流[3～5]。
以往研究更多地关注旅游资源空间分布不均匀所导致的各地资源禀赋差异以及基于资源禀赋的空间异质性所进行的旅游业竞争及区域资源之间合作开发等方面的分析，这基本上是基于旅游资源视角所进行的静态分析。不可否认，旅游资源构成了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约束性因素，而研究者却忽略了旅游资源对旅游业发展作用研究中的纵向维度，即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旅游资源的实际作用真的那么重要吗？另一个与此相关的判断则是，我国旅游业经历了近30年的发展，是不是还依然处于资源为主的阶段呢？如果不是，我国旅游业下一步的转型方向在哪里呢？本文将在省际层面基于对我国旅游业发展过程中资源因素和非资源因素作用的考察，分析资源因素的实际作用机制，探究旅游资源约束下的旅游业发展的可能性途径，在产业层面上对旅游业发展的维度进行多元化分析以扩展旅游业发展的产业空间和产业形态。
一、研究思路方法与变量说明
虽然许多研究者在相关旅游问题的研究中将旅游资源设定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性因素，但是关于省际旅游业竞争力的研究表明，旅游资源禀赋的丰裕度与旅游业竞争力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异性[6]，那么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是：我国各省市旅游资源与旅游业增长之间关系究竟如何？以及在我国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是否存在着丰裕的旅游资源禀赋对旅游业增长的制约性呢？进一步，如果确实存在旅游资源禀赋对旅游业增长的制约性的话，我国旅游业发展的路径和方向又如何呢？基于此，本文将旅游资源禀赋与旅游业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研究确定在一国范围内，以我国省际层面的数据资料为依据，对这一命题作细致的实证研究，检验旅游资源对旅游业发展的作用，初步探讨旅游业转型的方向，同时揭示我国各地旅游业发展的一种内在机制，并力求为旅游业转型的发展模式提供理论支持。
1.模型设定
就研究对象而言，省际层面的截面单位数显然不足以得出有意义的计量结果，为扩大样本容量采用包括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的面板数据集（Panel Dataset）。根据Corden和Neary经典模型[7] 的经济含义，建立基本回归方程式：
i代表各个省际截面单元，t代表年份，y因变量为旅游经济增长率，等式右边的C为地区特定的常数项，TrmRsr为旅游资源部门的投入水平，nTrmRsr为非旅游资源部门的投入水平，X为影响旅游经济增长的其他解释变量向量，
为地区特定且不随时间变动的误差项，
为时变误差项且遵循一阶自回归过程①，α、β、θ为对应变量的系数或系数向量。
旅游资源是能够对旅游者构成吸引的全部要素的总称，它既包括传统意义的自然旅游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类旅游资源，也包括政治经济影响、文化特色、娱乐设施保障等多种吸引要素，因此，旅游资源不仅具有形态上的多样性和复合性，而且具有价值上的多元性。在当前旅游景区（点）普遍实行企业化经营的状态下，用旅游景区（点）企业相关指标作为旅游资源禀赋的代理变量应该不会产生大的偏差。由于我国旅游行业投入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旅游资源基础状况，旅游景区（点）企业的投入水平可以最大限度地反映旅游资源的综合禀赋状况，所以以旅游景区（点）企业的投入水平代表旅游资源的总体禀赋状况。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将旅游企业分为旅游景区（点）企业（Company of Tourist Scenic，ComTrSc）和非旅游景区（点）企业（Company of NonTourist Scenic,nComTrSc），非旅游景区（点）企业主要包括旅行社（国内旅游行社、国际旅行社）、星级饭店（内资饭店、外资饭店）和其他旅游企业。以旅游景区（点）企业的收入水平衡量旅游资源部门的发展程度，以非旅游景区（点）企业的收入水平衡量非旅游资源部门的发展程度，通过建立标准的经济模型分析考察旅游资源部门和非旅游资源部门在旅游经济增长中各自的角色，就旅游资源对旅游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研究。另外，由一般的经济增长理论可知，向量中的解释变量主要包括资本投入、教育投入（或是人力资本投入）、制度条件以及初始旅游业发展水平，控制这些解释变量将会保证计量结果得以反映旅游资源对旅游经济增长的真实影响。此外，将解释变量中的各类投入分解为资本和劳动两部分以反映投入的完整内容，并对要素作用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考虑到资本和劳动投入的相关度较高，因此将在两个方程式中对资本和劳动的影响分别予以估计，其回归方程式为：
资本方程式中ComTrSc为旅游资源部门的资本投入，nComTrSc为非旅游资源部门的资本投入，Kinvset为投资变化，KEdu为教育经费投入，Inst为制度变量，Y为初始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劳动方程式中的变量含义相应可知，作为前缀的“L”表示劳动投入，其余解释变量均与资本方程式相同。
2.变量和数据说明
文中计量检验的研究样本为2000～2005年间各省和直辖市的数据资料，最终的面板数据集包含31个截面单位在6年内的时间序列资料，样本数据均来源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及副本、《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55年统计汇编1949～2004年》以及高校财经数据库（www.bjinfobank.com）系统，各变量具体处理方式如下：
KComTrSc＝旅游景区（点）企业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总额
KnComTrSc＝非旅游景区（点）企业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总额
LComTrSc＝旅游景区（点）企业从业人员／从业人员总数
LnComTrSc＝非旅游景区（点）企业从业人员／从业人员总数
KEdu＝旅游院校数
LEdu＝旅游院校在校学生数
制度变量Inst以对外开放度反映。可以基本假定，对外开放度越高的地区，市场经济体系越健全，经济活动的透明度越高，从而具有更优的制度质量，因此，Inst＝人民币表示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需要说明的是，（1）2004年、2005年非旅游景区（点）企业包括旅行社（国际旅行社、国内旅行社）、星级饭店（内资饭店、外资饭店）以及其他旅游企业。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非旅游景区（点）企业包括旅行社（国际旅行社、国内旅行社）、星级饭店（内资饭店、外资饭店）、旅游车船公司以及其他旅游企业。（2）由于上海、天津和宁夏等省市的国内旅游收入数据不全，本文采用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衡量其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鉴于上海、天津开放度较高，宁夏则相对比较封闭，分别处于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两端[6]，用旅游外汇收入进行替代不会产生太大的偏差。
从变量KComTrSc和LComTrSc的数学表达式可以看出，α和α′反映了旅游资源部门的相对投入水平对当地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即旅游资源作用在计量模型中的外在表现。系数α和α′的经济意义是指相对丰裕的旅游资源诱使资本和劳动要素进入旅游资源部门，进而对当地旅游经济增长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影响。而变量KnComTrSc和ImComTrSc的数学表达式中，β和β′反映了非旅游资源部门的相对投入水平对当地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即非旅游资源作用在计量模型中的外在表现，其经济意义是指非旅游资源部门的发展对旅游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
二、计量结果说明
由于回归方程式中的误差项存在较为明显的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性，本文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Pooled EGLS,Cross－section Weights）对上述方程式进行估计，表1给出了对应的解释变量系数估计值。
从表1的资本方程式和劳动方程式的系数估计结果可见，模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大部分解释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进一步可以看出，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格局呈现出旅游资源部门和非旅游资源部门并重的局面，资本方程式和劳动方程式的旅游资源部门和非旅游资源部门的系数值差异不大（0.2293和0.2386、0.2376和0.2377），说明虽然旅游资源依然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依托，但是我国旅游业已开始超越仅依赖旅游资源的阶段并初显转型的迹象。进一步的研究揭示，2005年我国各省市旅游资源部门收入比重与旅游业平均增长水平（y）呈现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0598），如图1所示。
图1 2005年各省市旅游资源部门收入比重与旅游业平均增长水平
分析其原因，首先基于旅游资源开发所形成的产品结构和制度形态制约了旅游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旅游业发展主要以资源型为主，随着旅游业的内涵以及旅游资源边界的扩展，旅游景区（点）等人文、自然资源性因素边际收益递减效应开始显现，本文模型结果显示，初始状态的影响为负（－2.9280和－2.6256），表明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初始条件削弱了旅游业的发展动力。而就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制度性设计而言，单纯的关注于旅游资源在旅游业发展中的作用所形成资源依赖型旅游业发展模式制约了旅游业的转型，尤其在我国旅游业实践中，“政府主导”长期是中国旅游业发展的基本模式，造成了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资源刚性，限制了旅游业满足旅游消费者日益提升和变化的多元化消费需求，即随着收入水平和旅游经验的增加，旅游消费者的需求逐渐趋于多元化，但是旅游产品等供给却由于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对旅游资源的依赖及相关利益制度设计而不能及时实现旅游业转型，进而限制了旅游业的发展。本文模型结果显示，资本方程式的制度因素的系数为正值，且在1％水平上显著，但该值却由于过小（9.64E－08）而可以忽略不计，而劳动方程式的制度因素的系数为负值（－0.0179）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制度作用为负值，显示出我国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政府主导性特征对旅游业发展的负面影响。
其实，旅游业市场化是旅游业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在市场化进程中一般以产品市场的发育为先导，但当产品市场发育到一定程度之后，经济的推动将更多依赖要素市场的发育[9]。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旅游业的产品市场已发育到了一定程度，但是要素市场的发育一直相当落后。可以说，中国旅游业的产品市场化程度仍需提高，但要素市场的发育才是旅游业转型发展的题中要义。当下中国旅游业转型的重要表现就是资本要素、技术要素在总要素中的比重逐步提升[10]，资本要素不仅包括实物资本且包括人力资本，本文资本方程式数据结果显示，旅游人力资本投资（KEdu）系数为0.0355且在1％水平上显著，显示出人力资本要素对我国旅游业发展的正向作用机制。
其次，旅游资源的“公共品”属性所导致的“公共地悲剧”影响了旅游资源经营者的行为，造成旅游业投资的短期化行为，使得投资对于旅游业发展的作用不甚明显。资本是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生产性要素，尤其当旅游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因为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和接待设施，就不再具有投资小、见效快的特征，而是类似于重工业成为资本密集性产业[11,12]。但是，在现行旅游资源产权制度下，虽然我国在宪法和《风景名胜区条例》层面上对自然文化遗产资源、风景名胜区等公共旅游资源的产权进行了明确界定，却存在所有者的实际缺位和虚化现象，且在实践层面上旅游资源的产权安排呈现出多样化的表现[13]，旅游资源经营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经常处于一种利益博弈状态，旅游资源开发和经营陷于“公共地”陷阱中，经营者不愿进行长期性投资，掠夺式经营成为他们的理性选择。这样，旅游资源的生产潜能被抑制，使用价值严重耗散，最终影响了旅游业的长远发展。本文模型关于投资（Invest）变量的估计结果为负值且不显著即说明了旅游资源所引起的短期化现象。
三、旅游业宽度与资源非优区旅游业发展
本文模型结果显示，当前我国旅游业发展呈现出对旅游资源的依赖性，一方面旅游目的地资源由于其本身的、质的规定性而具有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基于旅游目的地内部和旅游目的地之间旅游资源的关联性和功能互补性形成了旅游资源的不同组合（类型组合、地域组合）和级别配置关系。但传统的旅游业发展以及不同旅游目的地之间空间拓展战略的基本出发点是旅游资源禀赋的“空间异质性”，即由于旅游资源分布的不均匀所导致的各地资源禀赋的差异，其分析的基础依然是资源的视角，却忽略了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新的维度，比如旅游业发展中的多元化和“脱物化”趋势，这一方面表现为旅游业宽度的拓展，另一方面为资源非优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本文模型数据结果关于非旅游资源部门对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也显示出我国旅游业应该突破资源约束，在新的维度和空间中实现发展。
1.旅游业宽度
所谓旅游业宽度，从旅游产品的供给者角度来说，是指旅游产业形态结构在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扩展程度；而从旅游产品的消费者角度来说，是指针对旅游消费者的特定需要，旅游业所能够提供的产业形态的产品线宽度。因此，它可以用于衡量旅游业发展的程度，即一国旅游产品的丰富程度、旅游产品结构的合理程度等。作为旅游业向旅游消费者群提供的旅游产品和旅游服务的类型化形态，旅游业态是旅游活动的具体载体，也是旅游业宽度的具体体现指标。旅游业态是一个动态性概念，旅游业态不断地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向复杂、从浅层向深层发展的发展变化历程就是旅游业不断趋于成熟和壮大的历程。随着旅游消费者需求的变化，旅游业态也在不断地发展，旅游产品线宽度也在不断扩展，尤其随着旅游个性化趋势的增强，一批有别于传统观光旅游模式的新业态，如休闲度假旅游、高尔夫旅游、自驾车旅游、游艇旅游、帆船旅游、温泉理疗游、婚庆旅游、节会商务旅游、邮轮旅游等悄然兴起，成为旅游业发展水平提升的标志。另一方面，随着旅游业与相关行业结合深度与广度的增加，金融、保险业、工业、农业和其他社会行业逐步向旅游业渗透，旅游产业与其他行业融合的趋势日渐增强，这些行业的潜在旅游优势得以释放，农业旅游、工业旅游、商业旅游、教育旅游、体育旅游等新型旅游业态成为各地旅游发展的新的亮点和热点。
旅游业态结构是旅游业发展水平的“指示器”，尤其是在新的旅游消费者需求下，不断提升的旅游业态结构标志着较高的旅游业发展水平和旅游业宽度，不仅为满足旅游消费者需求、推动旅游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旅游业宽度的扩展增强了旅游业抵抗风险的能力。就旅游业的稳定发展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旅游业是一个容易波动的行业，易受各种突发事件的影响，有学者曾就旅游业的产业关联度提出了现实置疑，认为旅游业虽然是一项关联度极强的产业，但其前瞻效应却非常微弱，而强大的回顾效应却有可能成为旅游业的致命缺陷[12]，即任何一个行业的风吹草动都会造成旅游业的大起大落，亚洲金融危机、“9·11”事件、“SARS”事件等即是明显的例证。
此外，旅游业宽度的扩展有利于旅游业产业结构的升级。近年来，虽然我国旅游业发展较快，但是旅游业宽度即旅游业满足旅游消费者需求的渠道途径依然比较狭窄，我国旅游产品的基本性质——较为单一的观光性质并未发生变化，尤其是随着旅游消费者需求的多元化，旅游产品的多元化程度不够，很难为旅游消费者提供正规的多元化旅游产品。即使像商务会议旅游、体育旅游、生态旅游、探险旅游等各种专项旅游产品和主题式旅游产品，虽然形式多样，但内容大都雷同，仍没脱离观光旅游产品的设计思路和内容编排，导致我国的旅游产品还不具备高级产品的总体特征，尚处于“初级产品”阶段，存在旅游观光资源的高等性与旅游开发产品的初级性的矛盾[14]。随着旅游市场日趋成熟和旅游需求的日益复杂化和多元化，在“买方市场”条件下，我国旅游业也将呈现出与之相应的产品多元化和非观光旅游产品占主体的发展格局，新型业态的不断涌现在拓展旅游业宽度的同时也为满足旅游者日益增强的多样化和个性化产品需求提供了条件，并在壮大旅游产业的规模、丰富旅游产业内容的同时成为旅游业态良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2.资源非优区旅游业发展
以旅游资源为基础的战略制订和学术研究普遍忽略了旅游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即旅游资源非优旅游目的地的发展和研究。实际上，随着旅游者消费需求的多元化以及旅游业发展“脱物化”转型，旅游业在多维度发展的基础上不再大比重的受到具体旅游资源的限制，资源非优旅游目的地由此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成长空间。所谓资源非优区是指特定地区内没有国家级和世界级的风景区，缺少骨干旅游景点且旅游景点丰度不够，难于形成知名旅游产品的地区[15]。由于旅游资源的“空间异质性”，在一定发展阶段会形成旅游资源优势区位和非优势区位，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旅游研究工作几乎都是基于旅游资源极其丰富的所谓典型的、著名的旅游地展开的，不少学者认为这是旅游地理学相当长时间内的主要研究任务，很少有人涉及旅游资源不丰富的旅游地的开发研究[16]。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旅游资源非优区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在空间竞争方面形成了“热影区理论”[17] 和“旅游地屏蔽理论”[18] 等成果，而在旅游资源非优区开发的技术层面，实施旅游业空间拓展战略被广泛认为是旅游资源非优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实际上，旅游业空间拓展战略的实质是将旅游资源非优区的基础设施优势与周边地区的优势旅游资源结合起来，实现旅游资源非优区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和量的扩张，许春晓探讨了旅游资源非优区依附式开发的内在机理和规律，并归纳出功能互补型、时间补足型和综合补足型等三种具体类型[19]。但不可忽视的是，这依然是一种基于旅游资源禀赋不均衡的资源主导型的观点，在关注旅游非优区旅游业发展的资源依赖性的同时，忽略了对旅游业发展宽度的研究。
其实，就旅游资源非优区的旅游业发展来说，旅游业业态宽度扩展可以在更为实际的意义上实现旅游业的发展，并成为旅游业长远发展的关键路径！按照结构主义的观点，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具有内在的联系，与业态多元化相连的旅游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构成了中国旅游业转型发展的一大内容，也是转型期旅游业增长的技术动力，这一方面可以突破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约束，一方面可以破解旅游资源与旅游业发展之间存在的困境，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数据模型关于“旅游资源部门和非旅游资源部门并重”的结论也支持了这一点，尤其是随着旅游者消费需求取向的多元化以及旅游新潮的不断涌现，旅游产品的系列化和多层次化是旅游开发的必然选择。另外，随着旅游者可持续发展意识的增强，一些新型的不依赖旅游资源的旅游产品逐渐成为大量旅游消费者的替代性选择，这也催生了系列新型旅游业态。无疑，资源非优区利用当地经济优势、文化优势或区位优势“发明”旅游资源，开发会展会议旅游、风俗节庆游、工业旅游、主题公园旅游、乡村旅游等都拓展了旅游业发展的宽度，为资源非优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更为现实的途径。
注释：
① 在宏观经济数据中，变量往往具有较高的序列相关性。这也意味着面板数据的OLS回归不再有效，为得到一致的系数估计就需要采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进行回归。
② 这是Hall和Jones（1999）在模拟世界上127个国家的资本存量时所采用的折旧率[8]。
③ 1981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国内旅游行为还不普遍，以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大体可以反映当时各地的旅游业发展状况。由于相关年份的数据缺失，河南取1982年的数据，浙江、重庆为1983年的数据，黑龙江为1985年的数据，青海、宁夏为1987年的数据，海南为1988年的数据，福建、四川为1990年的数据，其他省市均为1981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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