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往事（续一）——《审计通讯》二三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三论文,往事论文,通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5年9月15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了2015年中国“百强报刊”，由审计署主管、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主办的《中国审计》杂志入选“百强社科期刊”。 忆往昔，与新中国审计同岁的《中国审计》杂志，在1986年之前却有一个名字叫《审计通讯》。 仲秋的北京，我们采访到了审计署交通运输审计局副局级审计员余其汉和民族宗教审计局副局级审计员黄树平，他们是《审计通讯》创刊时的亲历者。说起当时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和事，他们把最多的言语留给了当时分管审计宣传工作的副审计长崔建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高奇和编辑部的“编外主力”杨寿疆。 “白天学习，晚上也学习” 审计署成立之初，社会上对审计不了解，审计究竟是干什么的？议论纷纷，更难免曲解。国务院领导多次指示要求加强审计宣传工作，审计署党组随即决定创办审计刊物。1983年10月，时任工交审计局副局级审计员的杨树滋负责牵头组织编辑部，抽调了刚刚大学毕业分配到审计署的余其汉和黄树平，同时从辽宁省审计厅借调了张鸿杰。经过两个月的紧张筹备，1983年12月25日，《审计通讯》创刊。 余其汉回忆起当年的办刊条件，颇为感慨：“当时的工作条件非常艰苦，整个审计署都在租房办公，编辑部更是连个办刊的地方都没有，规范性的东西没有，作者队伍也没有，印刷、编辑、校对，这些流程都需要设置。”于是杨树滋就带着余其汉和黄树平到外面的杂志社、印刷厂去学习、调研。“当时看了好几家印刷厂，其中有一家在大郊亭，挺偏远的地方，坐公交汽车下来之后还得步行四五里地。” 黄树平和余其汉，一个学的是管理，一个学的是财务，对审计知识知之甚少，对办刊物也没有经验，一切都得从零开始。上培训班成了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当时审计署在北京举办培训班，邀请加拿大审计长公署的专家授课，那是他俩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学习审计知识。为了做好审计宣传工作，他们还主动学习新闻方面的知识，一边搞调查研究，一边买书自学。 “白天学习，晚上也学习。”黄树平回忆当时办刊的情形这样说道。为了适应办刊的需要，提高审计理论水平，黄树平一头扎进了各种审计专业书籍之中，冯拙人编译的《审计学原理》、刘陶福编著的《审计正要》、娄尔行主编的《审计学概论》、三泽一著的《审计学》……能找到的书都被他找来了。 三种颜色笔改稿 1983年底，54岁的高奇从中组部转岗到审计署，主要做政策研究，还参与《审计通讯》办刊工作。刊物怎么办，怎么宣传，怎么把握政策性文件？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当时杂志每个月的指导性文章、特约评论员文章、代表编辑部观点的文章，主要的执笔人都是高奇。他参与了《审计通讯》办刊宗旨、工作组织安排等研究，并负责对拟刊出的重要文章进行审核。他还在《人民日报》《理论月刊》等报刊发表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审计监督的特点和原则》《审计监督要为经济改革服务》《论我国审计学的性质》等多篇文章。 余其汉回忆说：“1984年，我和黄树平参加加拿大培训班，有一次署里打电话让我回来。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高主任，他坐在那里抽着烟问我，‘回来了？’我说，‘是！叫我回来干什么呢？’他说，‘清稿！’后来才知道清稿是改稿以后抄的最后一遍，抄得工工整整的再拿到印刷厂去排版、印刷。” 余其汉形容道，“高主任特别认真，中间不要的部分就打个大框，大叉一划，旁边的空隙比较大，就在旁边改，用三种颜色改。第一种颜色是铅笔，比较粗的铅笔写；第二次再改时，就在铅笔改的里头再用钢笔改；第三次则用另一种颜色的钢笔接着改。改三道。纸页不够时，为了方便查找，加的这一段对应哪一页都会做好序号。”余其汉为了方便领导工作，就说：“高主任，您改完一遍给我抄一遍就可以。”他说：“年轻人，你抄一遍就够了。我改一次，你又得重新抄，不如我琢磨好了，定稿了以后你再来清。”领导的善解人意让余其汉很感动。 一次余其汉问高奇：“高主任，您没有搞过审计，也不太熟悉审计业务，怎么写出这么多高水平的文章？”高奇回答：“主要是业余时间的利用。人跟人本身差别不大，差就差在对业余时间的把握上。我的业余时间就是学习，看政策性和业务性的东西，再有就是勤思考勤动笔。” 93处错误标注 余其汉回忆：“崔建民当副审计长以后长期分管审计宣传工作。《审计通讯》每期的目录、指导性文章、重要的理论研究文章，特别是经验交流和工作研究的文章，他每期都会抽出10篇，认真看，看完以后还提出修改意见。崔副审计长写的文章很朴实，开头直奔主题，问题分析很透彻，那时候稿件以学习理论性探讨为主。真正是研究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1988年，一本审计理论研究方面的小册子，6万多字，安排了一个编辑负责。作者是一位高级专家，编辑对他的作品感觉很放心，没仔细校对就直接印刷出版了。后来有人打电话给崔建民说当中有一些错误，崔建民就花了一晚上的时间全部看完，共找出了93处错误，怕编辑看不清楚，还专门制作了一张表，将93处错误一一列出，每个错误在哪页哪行，有什么修改建议都标注得清清楚楚。此事以后，他要求编辑部的同志一定要严谨细致，认真履行职责，发现问题绝不过夜。对编辑部的同志来说，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搞文字工作一定要对作者负责，对读者负责，对自己负责。 拿着尺子和放大镜校稿 编辑部里不得不提的人是杨寿疆：1926年出生，从财政部调到审计署筹备组，当时被分到审计科研培训中心的情报处。由于他文字功底深厚，一直是编辑部的编外主力，长期从事校对工作。那时他骑自行车上班，每天第一个到办公室，把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办公桌收拾得利利索索。1984年，58岁的他除了正常的出刊外，每天还抽时间学习外语，翻译了大量的审计理论文章。 杨寿疆做事认真、仔细。每次校对他总是先校对一遍，再对照原稿看一遍，读一遍。由于怕错行，他总是一手拿着尺子、一手拿着放大镜，对照原稿提出他的修改理由和意见。这些都让年轻编辑感动，也成为年轻编辑学习的榜样。 潜移默化，日积月累，编辑部的工作经历为余其汉和黄树平日后的成长打下了坚实基础。离开编辑部，从事审计业务工作后，他们身上依然有着编辑部时期留下的严谨细致、认真负责的烙印。那是对老一辈审计人优良作风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