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广东音乐在新世纪所具有的生命力与文化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广东音乐论文,新世纪论文,生命力论文,所具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类别 民族音乐 音乐学
“广东音乐”即粤乐，是指在广府民系区域生成、发展和丰富的民间器乐乐种。广东音乐在20世纪，既经历了九州无处不流传的鼎盛时期，亦度过了政治高压下的挣扎阶段。这一具有岭南广府文化鲜明特色的乐种，在21世纪有无强大的生命力与文化力，能否持续发展，这不仅是音乐界值得思考的问题，也是一切关心广东音乐命运的人关注的问题。
一
生命力是生命体存在与发展的内在依据并显现于外在活动形态之中。分析一种文化艺术有无生命力，一是看它的内在机制有无自我调节、自我更新、自我超越的能力，有无自组织的有序结构；二是看它是否符合人类发展的需要，符合人类总体实践的目标。
“广东音乐的形成，经历过一个从明代万历(1573)至清代光绪(1875)年间的，长达三百多年的孕育阶段才开始形成的一个乐种的。”（注：黎田：《论“广东音乐”的形成》，《民族民间音乐研究》1982年第4期，第16页。）广东音乐在胚胎中就吸收了“外江班”传入的中原古乐、昆曲曲牌、江南小调、湖南丝弦、陕西秦腔等“音乐文化养料”，并使之逐步与本地民歌、小调、戏曲及其它民间音乐融合，在成长与发展过程中又广泛汲取中外音乐表现形态中与其协调的因素。先天营养充足，后天给养充分使它具有不断发展的良好基础。
广东音乐所具有的自我调节功能体现于：外来的音乐因素，无论是北方的曲调，还是美国爵士乐的节奏，西方的乐器如小提琴、木琴、萨克管和吉它等，在与本地音乐因素交融时，都能化为适应当地文化环境与群众审美需求的“粤味”。如广东音乐家尹自重运用小提琴演奏广东音乐时，把原来的定弦调低为"FCGD"，并在演奏技法上吸取广东音乐弓弦乐器的表现手法，使之具有广东音乐的韵味。自我更新、自我超越的功能则在于广东音乐的创作、演奏者对音乐表现形式的不断创新，对音乐多种情态、意态的不断追求。如广东音乐大师吕文成改革二胡为高胡、改变扬琴高音区的音色与乐队的组合形式等创新措施，使广东音乐的风格更明快、华美、清新，更能满足市民阶层对音乐的需求。再如吕文成在抗战时期创作的广东音乐《齐破阵》，吸收了进行曲的旋法与节奏来表现中华民族的抗日激情，使广东音乐更具时代气息。五六十年代广东音乐的一系列新作对劳动者群体情态的刻划，八十年代李助炘、余其伟等中年音乐家以协奏曲形式与现代技法表现人生路漫漫的上下求索、反思、追求和期待，这种与时代精神相应的更新，对音乐固有形态、情态、意态的不断超越，使之具有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广东音乐一代又一代名家群体的衔接，一批又一批名曲的推出，星罗棋布的业余社团形成的文化网络，长期活跃的演奏活动都显示出该乐种具有自组织的有序结构。
从早期广东音乐名家强调的音乐服人心、移风俗、言心志，（注：余其伟：《广东音乐文化历程》，《粤剧研究》1989年第2期，第60页。）到当代广东音乐家思索的“对美的寻觅，对生命本体及其表达形式的寻觅”（注：余其伟：《“俗世玩味”与“独上高楼”——新时期广东音乐之动向》，《音乐研究与创作》1995年卷。），对时代精神与生活风采的把握；从广东音乐佳作所抒发的对大自然、对民间风俗、生活情趣、人生情态的独特感受与生动表现，到它的精美、简捷、灵巧的表现形式：都可以看出广东音乐的健康格调与面向群众的定位，它以人为本的追求是符合现时中国平民精神生活的需求，亦符合人类发展的总体目标在现阶段的要求。
正因为广东音乐具有这样蓬勃的生命力，使它可以在国内音乐生活中产生广泛的影响，在海外华人社会中有很强的辐射力和凝聚力。据广东音乐家黄锦培教授介绍：仅在加拿大温哥华一地就有十多个广东音乐社团，较大的社团有上百人参加，在周末与节假日还经常举行活动。
“文化力”这一概念，较早见诸于国外研究经济增长著述中对文化作用的分析，在我国是贾春峰教授首先提出文化力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在一系列论文与专著《文化力》中对文化力的内涵、作用都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他认为“文化力”包含四方面的内容：
一是智力因素，包括教育和科技在内：二是精神力量，包括理想、道德、信仰、价值观、精神等等；三是文化网络，包括图书馆、博物馆、电影院、俱乐部、体育馆等文化、体育活动设施；四是传统文化。
他强调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文化力”是推动力、导向力、凝聚力、鼓舞力。并从综合国力竞争、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国际范围内几种市场经济模式的比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市场经济运作的经营境界与21世纪发展前景六个角度分析文化力的实践意义。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更多的是从经济与文化“合则齐美，离则两伤”的辩证关系来研究文化力的功能。（注：贾春峰：《文化力》，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第13页。）
樊浩先生在《文化理念与文化难题的突破》一文中，也提到了“文化力”。他认为：“文化就是人化。”“文化是人的创造物，是人之所以与动物界相分别并获得提升的标志，是人的本性的体现。”“文化力的基本表现起码有以下四方面：调节力，即对人的生命秩序与生活秩序进行调节与导向的能力；表现力，表达人的生命本性及其追求的能力；激发力，激发人的内在潜能，以改造客观世界，获得自我的实现的能力；感通力，人际间感应感通，以达到社会和谐的能力。”（注：樊浩：《文化理念与文化难题的突破》，《复旦学报》1996年，第3期第8页、第12页。）他的基点是立足于人，以人为本。
笔者在此使用的文化力，与樊浩先生的观点接近，较重视文化塑造人、构建人的本质结构和心理结构的“化”人的作用。强调文化对造就真、善、美统一的人类群体和人类社会的力量。
音乐作为精神文化或观念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较突出的调节力、表现力、激发力、感通力，也有较明显的由美入真、由美导善的力量（详见拙著《音乐心理学》，三环出版社1989年版）。传统的广东音乐，在群众中广泛传播的广东音乐曲目，描绘性多于叙事性，优美多于壮美，愉悦性多于哲理性，装饰性多于矛盾性。这是一种伴随和平、繁荣时期的音乐，伴随活跃、多姿、富裕生活的音乐，是一种典型的乐感文化。它适宜调节人们的情态，协调人们的生活节奏，适宜表达人类生命的活力、生活的情趣，适宜激发人们乐观向上的动力、奋发向前的追求。它适宜各阶层、各种职业的人群交流，为不同年龄、性别、资历的人所接受。从广东音乐在二三十年代就应用于企业文化、环境音乐，目前广州地区已拥有二百多个群众自发组织的业余社团（私伙局）的普及情况，从国内主要大城市都有专业广东音乐团，各民族乐团都上演广东音乐曲目的发展趋势来分析，均显示出广东音乐具有较强的文化调节力、表现力、激发力与感通力。
广东音乐优美、鲜明、凝练、丰富的形态与创造发展模式，与主体、客体力的结构的同构关系明确、清晰，易于把握。它所体现的音乐美与科学真的内在联系更为密切。通过对音乐美的鉴赏，人们可以培养起对美的感受力并转化为对科学真的直觉把握能力与创造力，而从欣赏广东音乐入手，这种转化的过程会较直接、简捷。广东音乐积极、奋发、乐观、明朗的格调，超脱、飘逸、自然、生动的情趣，又可以使人以积极进取的态度来对待人生，以超然豁达的情绪来超越小我的困扰，摆脱心累、物累的世俗羁绊。广东音乐与岭南文化塑造了积极、达观，洒脱豪放的岭南人，使他们具有既追求实在、把握现时，又能超越实际利益、超越现时功名的独立品格。
二
广东音乐在21世纪能否具有生命力和文化力，如何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文化力，关键在于广东音乐能否保持自我调节、自我更新、自我超越的自组织有序动态，并使之顺应新世纪文化发展的趋势，在保持独特风格的基础上，使自己的文化价值更加丰富。
21世纪既是一个全球各种文化力量较量和竞争的时代，也是多元文化对话的时代。在对话基础上的比较，才能互相取长补短、彼此影响，而不是加剧矛盾和冲突，在竞争中两败俱伤。以对话意识为导向的较量可形成一种良性的、积极的竞争，在互利互补中共同发展、进步。
21世纪的文化会更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协调，物质与精神的统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文化理性成为主导的倾向。随着“地球村”意识的强化，人们更关注人类整体的命运、生存和发展。随着宇宙意识的觉醒，人类在关注自己的同时，也把自己与宇宙的发展相谐，以更广阔的视野和胸怀超越类的限制，把人类的进步纳入宇宙协和的轨道。
21世纪亦是知识经济的新时代。高增长、低通胀使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自动化、信息化、网络化的生产方式大大减轻人们的劳动强度，减少工作的时间，使人们有更多的精力与时间用于再学习、再塑造。新一代的能力与兴趣会更多元化，更关注艺术鉴赏与知识结构的更新。这又使教育、文艺、体育的发展更欣欣向荣。
21世纪文化发展的积极趋向为中国新文化和广东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大环境。广东音乐自身的积极因素也使它的发展具有内在动力。
首先，广东音乐内蕴的多种文化交融因素，丰富多变、灵活的表现形态，开放、兼容的动态结构与新世纪文化发展的模式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与人们多元化的审美追求是相适应的，这是广东音乐保持生命力和文化力的基础。
其次，广东音乐精品对自然动态的生动描绘，对人与自然交流，吸取天地精华的把握，对人在风花雪月、高山流水中悠扬自得情趣的表现，显示了广东音乐家强烈的天人协调的意识，对人类整体发展的关注，使其自然地进入21世纪文化理性和生态社会的发展轨道，适应新文化格局的设置。
广东音乐易于接受、易于把握的表现形态，不仅便于流行与普及，也便于群众掌握和参与。既容易欣赏也容易演奏。随着人们经济条件的改善，休闲时间的增多，“私伙局”一类的业余社团也会与日俱增。加上，广东音乐的演奏形式多种多样，人们可以在独奏中抒发感情、自我陶醉，也可以在重奏、齐奏、合奏中交流发挥，在即兴演奏的丰富变化中提高创造力。
广东音乐的格调，乐观、洒脱多于消极悲观，变化统一多于对立冲突，与21世纪人类社会心态的积极基调接近，但要在新时代具有更高的文化价值，还必须进行适当的调节和更新：
一是要以多姿多彩的题材和风格，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群体、不同地域听众多元化的审美趣味与需求，使文化力影响的幅度更大，作用更强。
二是要着力突出广东音乐原有的超越意识与浑然天成的韵味，扩展其宏伟博大的气势才能与超越的时代同步，才能与新世纪人类进行的伟大变革相应。
三是要扩大音乐内蕴的广度和深度，强化乐种内存的北方文化基因和江南文化精妙、雅致的技巧，并使之与岭南文化的奇异、清新、生动相融合，让它更具反复鉴赏的品味，更具扣人心弦的震撼力与感染力，更具发人深思的哲理性。使之能“在历史深度与市俗风情上搭起一座桥”（注：贾春峰：《文化力》，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既有感性的形态、世俗的情态与超然自得的意态，也有理性智慧的光辉、人类精神的结晶、超越时空超越人世的深远意境。
具体操作的关键在于培育源源不绝的热爱广东音乐的人才，培养广东音乐创作与演奏家的群体。文化力是人的独特力量，广东音乐的文化力与创造者的创造力是密切相关的。分析二三十年代广东音乐在上海蓬勃发展的缘由，可以获得一些启示。
当时，广东音乐在民间艺术群芳凋零之际，一花独放。名作曲家有一二十人之多，出版的乐谱和唱片供不应求。电台、影院、车站、码头都在播放广东音乐，工商企业、学校社团也在演奏广东音乐。上海的广东音乐热迅速扩散至北京、天津、南京、武汉、重庆等各大城市，广东音乐在上海的盛极一时，与企业文化的支持、传媒的传播和听众的热爱都有关系，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优秀音乐家的群体作用。企业和个人的资助可以为演出提供场地、经费和演出机会，但若无出色的作品和精彩的表演又如何能能吸引观众，使演出活动经久不衰？但若演出水平不高又如何引起传媒的重视并进行广泛的宣传，曲目又如何得以出版发行？因此，没有吕文成、尹自重、司徒梦岩、何大傻等一批广东音乐家的创造革新，没有《平湖秋月》、《步步高》、《醒狮》、《小桃红》、《雨打芭蕉》等一批名曲，就没有广东音乐在二三十年代的辉煌。本世纪广东音乐的持续发展、广泛传播，正是在于有一批接一批的名家，有大量的名曲和新作。我们认为要涌现名家群体和纷呈叠出的杰作就要有待于教育——专业教育和业余教育的完善。广东音乐生命体的自我调节、自我更新和超越，其实最重要的是广东音乐家群体的调节、更新和超越。专业音乐教育要培养学生对民族音乐和广东音乐的热爱和献身精神。要拓宽他们的知识结构，提高他们的表演能力、创作能力和理论研究能力，要培养“余其伟式”的广东音乐名家，不是一个而是一群。
要让广东音乐进入中小学的课堂，并活跃在校园文化、企业文化、乡村文化中，应组织更多种类型与多种层次的广东音乐比赛，不仅有国际大赛、全国比赛，还要有大中小学生的比赛和工商企业、乡镇业余社团的比赛等。
发展广东音乐既要有长远的计划，又要有具体周密的安排。政府有关部门应同心协力支持并引导广东音乐的发展，为它创造腾飞的条件与环境，使之既有主流文化的气慨，又有边缘文化的灵活与兼容，既有精英文化的品味，又有通俗文化的活力，在新世纪再创辉煌，重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