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文学批评中的热点、难点及反思——以文化研究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热点论文,难点论文,视角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07)06-0091-06
韦勒克·沃伦在《文学原理》中谈到文学评价时认为：“无论如何，我们是先有了感兴趣的经验然后才去进行评价的。我们在估价某一事物或某一种兴趣的等级时，要参照某种规范，要运用一套标准，要把被估价的事物或兴趣与其他的事物或兴趣加以比较。”“人们要评价文学必须根据文学的文学价值高低做标准”[1]283,284。但长期以来，由于我们的文论家及批评家大多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对应的话语阐释基础，以及冷静的审视能力，导致我们对西方理论容易媾和认同，找不到自己的独立话语和个人位置，提不出自己的东西，思考不了真正的具体问题，在言说方式、话语规则、学术套路上唯西方马首是瞻，说些不痛不痒的话，发些不温不火的文章，热闹一阵马上随风而逝，剩下的只是命题、概念的狂欢，结果导致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独有的表述、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一旦离开了西方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论界为了突破这种窘况，开出了许许多多“药方”：如中西文论的对话、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等等，不一而足，文论界及批评界也确实作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但1990年代之后，随着一个多元、杂语、物质化时代的粉墨登场，“文化研究”乘着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与理论》一书的东风，踏风而至，迅速波及到整个文化界，这一点从之后的出版刊物及学者的参与程度上可略见一斑。伴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文论界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名词、命题的移植，“文学死了”、“文学扩容”、“文学越界”、“审美泛化”……等等，无论是反对者抑或赞成者，谁也不能对文化研究无动于衷，置之不理。
一、文化研究兴起的语境及价值诉求
特雷萨·德劳拉蒂斯认为，理论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涉及物质、社会、性别、种族以及使主体理论化的知识史，“60年代以来的运动理论都是基于参与权力争夺的社会实践而发展起来的，以表达被抑制的知识为特征。”[2]“文化研究”在中国语境下的兴盛也不是空穴来风。
首先，“文化研究”续接了1980年代的“纯文学”讨论。20世纪80年代，带有突出的思想革命和意识形态调整性质的、以“拨乱反正”为象征符号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再度言说现代性叙事提供了必要的历史前提。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回归的呐喊摧毁了卡里斯玛神话，一个以“个人主体”为建构目标的“人”的伟大叙事再一次成为引人注目的话语特征。现代性再次成为整个社会的核心叙事话语或元叙事，成为波及到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艺等方面的一种强大的文化思潮。文学文本开始离开“阶级性”、“党性”的公共话语空间，将融入西方中心话语的私人话语建构标举为一条普遍有效的更新之路，并以鲜明的个人化叙事方式关注着单个人的生存状况与活动，表达了公共话语对忽视人、压抑人的义愤和控诉。即使是在书写“历史”，也是一种个人化和心灵化了的历史。以“个人化”和“心灵化”的强调来反抗“造神”运动和“左倾”极权话语，对作为宏大叙事的公共话语合理性进行质疑，尽力解构“政治”这一“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立场”。当人们从“服务论”、“从属论”、“工具论”等极左权力话语的禁锢下解脱之后，文学研究也开始向“内转”，当时人们对形象思维、典型、现代主义等的探讨其实就是出于这一目的。高行建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之所以红火一时，还使作家冯骥才读后兴奋得“像喝了一大杯味醇的通化葡萄酒那样……叫人高兴”。兴奋之余，他还富于诗意地把现代主义称为“好像在空旷寂寞的天空忽然放上去一只漂漂亮亮的风筝”，就是因为《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从反驳认识论文艺学对文学本质的穷究导致对艺术内容的过分强调，以及把形式看作内容的附庸和帮衬、“为内容牺牲形式”“为思想丢弃语言”的极端倾向出发，从现代小说文体的角度，对现代小说的构成方式、叙述视觉、语言特性、语体特征、审美形式等艺术性因素作了较为新鲜的阐释，把内容和形式相剥离，着意于对文学形式的审美追求，蕴涵着对文学自主性本质追求的内在渴求。特别是1985年后，各种新潮小说与理论纷至沓来，“自律性”、“自主性”、“审美性”等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西方各种专注于形式研究的理论如：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陌生化”、“文本”、“结构”等名词被人们争相引用。在当时很多文论家看来，“纯文学”是没有实用目的的，不能作用于教育或宣传，是和社会、历史、生活无关的，纯文学就成了一个以个人主义来抵制共名状态的时代主题的一种策略，以文本追求来回避政治话语的“入侵”，摆脱僵硬的意识形态的压制。但“纯文学”的提倡使文学彻底失去了更深层次的生活激情，失去了对社会的关注热情，成为知识分子自恋、逃避责任的借口，一味的“零度写作”、“语言游戏”、“削平深度”、“纯文学”、“能指的狂欢”、“叙述的迷宫”、“文本的快乐”……文学面临着难以解决的困境，亟须新的理论资源予以补正。
其次，长期以来，中国文化语境下所形成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在文人心中有着根深蒂固的“深层结构”，尽管借助于现代性的提倡，使批评家在“文革”结束后能迅速掀起一股强大的“纯文学”呐喊，也确实取得了极为引人注目的成绩。但时过境迁，在“纯文学”面前冷静下来的文论家们开始思考：文学是作家创作的结果，而作家作为社会的一员是不可能脱离其生存环境，不可能不表达某种或浓或淡的社会人生情怀、包含着或深或浅的政治或意识形态诉求。文本所表现或再现的内容都是直接或间接的来源于社会生活，文本所有的题材都与历史社会密不可分，就是语言、技巧、结构的安排也都具有鲜明的社会性，这就使“纯文学”遭遇尴尬。同时，作为一种强大的“影响的焦虑”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于在近现代中国语境下的深远影响，并不能轻易地加以抛弃，当人们扯下蒙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上的那层或被庸俗、或被神圣的面纱后才发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批判性、实践性、政治性仍然有着别的理论所不具备的发言权，它不仅可以对特定社会历史阶段作宏观整体的把握，而且还可以包括一种如巴尔扎克所说的那种能够“深入到时代五脏六腑之中”去透视时代、理解其内在实质的能力。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坚持把文学研究与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道德、宗教、科技发展水平乃至民族的传统与心理素质，以及与民族或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复杂、多元因素的有机融合，从文学现象入手进行广阔的文化研究再返回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方法，无疑对我们的文学批评有着极为有益的借鉴意义。其对《济金根》的分析、对歌德在文学史上地位的总结、对堂·吉诃德的鉴赏、对挪威文学繁荣的剖析，都是文学批评中的经典。怎样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增强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言说的合理性，怎样复活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阐释力和回应权，怎样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当时的文学实践相结合，这些都为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盛培育了接受的心理土壤。
第三，知识分子始终警醒着两种力量的干扰：即政治／权力。这一点使知识分子在新时期伊始借助于思想启蒙的强大推动，在“文革”结束后能迅速取得社会话语权，“启蒙”、“人”、“自主”等宏大叙事能迅速成为当时语境下的主导语码，摆脱霸权话语的钳制（尽管背后依然存在着权力的扭结），知识分子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不再是“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而是社会的楷模和人们景仰的知识符号，他们无疑成了时代的话语英雄。无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还是“改革文学”，其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是知识分子就证明了这一点。但19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商业／金钱”又成了知识分子另一种更深的焦虑，曾经的理想抱负，曾经的万丈雄心，都被金钱“风吹雨打去”，曾经被知识分子所不齿的那些商海中的弄潮儿摇身一变却成了社会的话语英雄，成了社会的宠儿和人们争相膜拜的对象。知识分子日益边缘化和无语化，日益丧失了面对社会的发言权。怎样重建知识分子的言说权？怎样为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热情找到一个契入点？成为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深层焦虑”。在此语境下，“文化研究”的参与性、批判性和实践性给了他们一根救命的“稻草”，迅速取得整个社会文化场域内的主流话语。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1985年詹姆逊在北京大学进行4个月的讲学后出版的《后现代文化与理论》一直到1990年代后才令知识分子们如获至宝，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了。
二、文化研究的异化与意义缺失
“文化研究”起于1964年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它的兴起主要是重建一度被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所中断的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确立文学新的价值阅读方式，以摆脱“一粒沙见一世界”的封闭式阅读与阐释，以消除精英／世俗的二元对立，以适应文学艺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政治科学，甚至技术科学的各种学科的交融性，以应对从身份认同到文化帝国主义、从工人阶级到女性主义、从大众传播媒介到网络通信等场域转型的需要。与它紧密联系的有四大学科：文学、人类学、社会学和传播学。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则是其四大理论支柱[3]431。旨在通过文本分析，挖掘文本的深层结构，翻转其中存在的种族、阶级、性别等的压迫，如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莫不如此。所以，早期的文化研究只是文学研究的一种更为宏阔的视角而已，他们进行文化研究的目的还是针对文学价值而谈的，即使影视传媒研究都是以文学批评的视角，所以英语国家的文化研究大多设在英文系、人类学系与社会学系。当时进行文化研究的学者也大多是文学方面的教授，文化研究在他们那里就是“文化诗学”，如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威廉斯是“戏剧教授”、新历史主义奠基人格林布拉特是“研究文艺复兴文学的教授”。由于文化研究的包容性、批判性、实践性、与生活、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等联系的密切性、特别是与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历史批评模式的相似性，所以它一经引入便风靡甚广，以至于作为“文化研究”最为精髓的核心——无权威性，即任何理论只要适应语境就可以运用，但到了我们手里却成了几乎唯一的权威，什么都要以文化研究来研究去，结果失去了对文化研究的批评和深入审视，制约了我们对实际问题的更多了解。于是乎，文化研究在中国随后的发展中，日益异化成单一的大众文化研究。一组数据可以为证：中央编译出版社于1990年率先出版了“大众文化研究译丛”；199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当代审美文化书写”（在当时语境下审美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大众文化），包括肖鹰《形象与生存——审美时代的文化理论》、陈刚的《大众文化与当代乌托邦》，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金元浦、陶东风的《阐释中国的焦虑——转型时代的文化解读》（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王一川主编的“娱乐文化研究丛书”1998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包括王一川、高小康、王德胜等学者对当下中国语境中存在的大众文化现象作了评述；李陀主编的“大众文化研究丛书”2000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包括戴锦华的《隐形书写》、《书写文化英雄》，王晓明的《质疑前意识形态》、《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等；黄会林还以“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为题申请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并于1998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就连一向保持严肃学术特色的《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也设置了“人文精神与大众文化”专栏，这无疑是大众文化的热潮对严肃学术刊物的强大影响。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我们的学者在对大众文化进行研究时，未曾围绕它的合理内核——批判性入手，像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批评等那样，同时也把伯明翰学派那种鲜活的实践性给有意无意的丢掉了，反而成了单向度的大众文化研究的话语资源，在精英／大众、高雅／低俗、纯／俗等预设的二元对立中不加分析判断，将其简单的看成支配／被支配、压抑／被压抑、反抗／被反抗的模式，单纯为大众文化摇旗呐喊，被人称为“迎合日益泛滥的大众和娱乐文化，在范式更新的旗帜下使严肃的学术研究本身呈现出大众文化的态势”[4]272。缺少了文化批评的批评，制造了太多吸引眼球的经济现象的讨论，在平面化的描绘中，造成价值维度的缺失。所以，当下的大众文化研究常常滞留在罗列现象的层面，回避了深层内涵的质疑，遮蔽或者说转移了对许多更迫在眉睫的问题的思考与解答。陶东风曾切中肯綮地指出：“西方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进入中国以后，由于对不同语境缺乏应用的反思与警醒，致使西方理论在中国本土产生了极大错位和变形，甚至违背了西方文化研究的精髓和灵魂”[5]211。
在大众文化研究热潮中，“日常生活审美化”更是热上加热。自2002年第1期《浙江社会科学》刊载陶东风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一文始，“审美泛化”问题就成当下文论界的学术热点。2003年第6期《文艺争鸣》还以此为题，刊载了有关“审美泛化”的争鸣文章；《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报》2004年2月5日分别推出有关的专题进行深入讨论；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与《文艺研究》编辑部还于2003年11月初在北京召开了“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学科的反思”学术研讨会，并推出了一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学科反思”的文章（参照陶东风在《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中的有关数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在有关“审美泛化”的热潮中，有人依据费塞斯通、博德里亚、韦尔施等人的观点认为：“与西方社会相似，当今中国的社会的文化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生活革命，‘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的日常生活化，它对于传统文学艺术与审美活动的最大冲击，是消解了审美／文艺活动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它借助现代传媒、特别是电视普及化、‘民主化’了，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非艺术专业的城市居民有什么审美活动的话，那么它也发生在如百货商店、街心公园、主题公园、度假胜地、美容院、健身房之类的场所（而不是专门的音乐厅、美术馆等等），以及购物、家居装修、看电视、早晚的散步锻炼以及对自己的身体进行美化、塑造、修理等行为（而不是阅读经典文学名著）之中。”[6]在这一过程中，“日常生活的审美化非常具体地从一种理性主义的超凡脱俗的精神理想蜕变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快乐生活享受，”“审美活动可以跨过高高的精神栅栏，‘化’为日常生活层面的视觉形象，精神内部的理想转移为视觉活动的外部现实，心灵沉醉的美感转移为身体快意的享受。”[7]基于此，一些生活在繁华大都市里的学者紧随其后，纷纷指出当代中国社会已进入到一个消费主义文化时期，作为当下社会的重要组织原则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已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文化症候。在他们看来，“日常生活”现已彻底审美化了，“文学性”的成分已成了经济、商业、消费活动的“核心”，面对“文学终结与文学性的统治”这一巨变，传统的文学研究如果不及时调整和重建自己的研究对象，即“扩容”，转向传媒、消费行为、城市景观、公共行为等领域的研究，必将茫然失措，坐以待毙。既然“审美活动可以跨过高高的精神栅栏，‘化’为日常生活层面的视觉形象，精神内部的理想转移为视觉活动的外部现实，心灵沉醉的美感转移为身体快意的享受”，那么，始终关注人的精神和灵魂的文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场域和生存的语境，即使存在，文学也不得不转变自己的存在方式，由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转变为迎合人的感性欲望。在他们看来，当下的中国文化语境，消费已成为整个社会新的意识形态，商品已成为权力话语，迅速与通俗文化合谋，轻而易举地通过大众传媒侵入到当代文化神经，正日益成为一种消费文化，消费者在一种与欲望和解的暧昧气氛中，让资本成为时代的独裁者和操纵者。将日常生活按照市场需求和世俗文化模式设定为当下社会文化的普遍原则，“审美泛化”应运而生。
针对“大众文化”研究的膨胀及其存在的令人担忧的问题，王先霈、徐好于2003年1月23日在《文艺报》发表了题为《为大众文艺减负》的文章，开始对大众文化作深入反思，接着陆续发表了陈燕如《丰盛的匮乏——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文艺报》2003-3-20）、盖生《大众文化：带菌的“大众文化”》（《文艺报》2003-3-27）、赖大仁《大众文化批评与价值立场问题》（《文艺报》2003-5-29）等文。大家一致认为，“大众文化”形成精神生活表面上丰盛的同时，造成了一种令人困扰的匮乏——我们的人生体验越来越多成为“二手”体验，成了大众传播媒体所贩卖的“二道贩子”，这种趋势势必消解经典文化，给人以商业主义的乌托邦虚指。鲁枢元、李西建等人也连续在《文艺争鸣》（2000年第3期、6期）、《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上发表文章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分析。有学者还尖锐地反驳道：“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当真就已经这样‘审美化’了吗？文学艺术与审美当真就这样渗透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吗，当我们接受‘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个概念的时候是否应该问一问，这是谁的‘日常生活’，这是怎样的‘审美化’？”“（日常生活审美化）其实只是对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复杂性与多层面文化冲突的简单化理论处理和一厢情愿的乌托邦的理论想象。”“1、首先，日常生活审美化可能导致人们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当代现实的片面、错误理解；2、这种以‘感观享乐’为指归的审美价值观从根本上说是非审美甚至泛审美的，是以审美为名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理论变相；3、更根本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表面上是对人的感性的解放，实质上却是工具理性对于人的更为严酷的操控。”[8]过于对表面现象的关注，沉湎于对浅层面问题的不加分析、鉴别的思考，这势必制约我们的学术视界，丧失理论的生机和活力。朱立元曾忧心忡忡的说过：“难道我们也要重蹈伯明翰学派的覆辙，让文艺学研究离文学越来越远吗，最终失去自己的学科性，消失在茫茫无边的文化大地上吗？”[9]
三、文化研究与当下话语的重建
怎样反思我们自己的文学批评学？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众所周知，从新时期伊始，我们的文论界就以急功近利的迫切心情引入西方形形色色的理论流派，一时之间，“结构”“形式”“对话”“精神分析”“三论”“后主义”等等走马观花似的在中国的理论园地横冲直撞。尽管我们很快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多次召开全国性的理论研讨会，“中西文论的对话”“古今文论的转换”成为文论界人人必称的话语选择，结果仍是让我们越来越受“失语”的困扰。而当下的文化研究的繁荣，又有多少是我们自己的真金白银？文学批评理论应针对实际问题，深入思考、周密论证，能切实解决一些问题。所以，理论的最大生命力和阐释力不是来自“追新逐异”、“跟风赶潮”，而要切实解决理论与实践相伴而生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最大特点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产生并能动地给实践以指导，但多年来我们恰恰忘记的就是这一根本原理。欧阳友权几年前就曾针对文论界存在的理论脱离文学实践的问题撰文提出21世纪文学理论建设的“一体两翼”构想：“‘一体’，是指文学理论研究要以新世纪的社会现实和文艺现状为体，就是让文论建设立足于中国现实文艺发展的实际，贴近实践，实事求是，回应现实的需求，瞩目变迁中的世界，让理论品格体现出鲜明的现实感和时代精神；‘两翼’，是指文艺理论的民族传统和外来精良。”[10]但这一问题至今不但没能彻底解决，而是越来越问题丛生。理论作为对实践经验及规律的归总和提萃，必要受到实践的浸润、催发和孕育，伴随实践而生的理论才能彰显文论鲜明的时代性和与时俱进的发展品格。如果理论与实践隔绝、与时代隔绝，就会成为对象缺席的言说。文艺理论史上那些声名卓著的理论家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根植于文学沃土的理论方能枝繁叶茂的典型：钟嵘的《诗品》品评了汉代至梁代一百二十二名诗人，并分上中下三品论之；刘勰的《文心雕龙》“原始以表末，推理以及精，敖陈评核，圣理密察”既集当时文论之大成，又矗立起了中国文学批评界的一座丰碑，他所提到的“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视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不是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文艺学、美学提出的一系列经典论述，无一不是建立在他们对包括古希腊神话、戏剧和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期及其他伟大作家作品的精细深刻研读和体会的基础上才得出的经典性结论，他们对希腊文学、巴尔扎克、歌德、挪威文学等的批评至今仍闪现着理论的光辉！当下文论的创新建构如果不能扎根于现实的土壤，或者不能正确面对现实，不能超越世俗化潮流而从现实中汲取现代理性精神，将难以获得应有的现代品格和持久的生命活力。一个反讽的例子是：当我们以极大的热情和勇气在努力寻求文学的自律特性、坚持文学的文本构成时，西方却正突破文学自律的藩篱，向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甚至生态学进军；当我们的文学在努力从政治的附庸地位中走出、寻找文学的相对独立时，西方文学理论却转向了批评的政治意识形态，转向了广阔的文化研究；而当下我们的文化研究正如火如荼时，西方的叙事学却迎来了“小规模的复兴”。所以，我们在重构中国的文学及批评理论时，无论对中国古代文论，还是对西方理论的引入，它们只能作为我们借用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的文论要立足于自己的文学实践基础，要符合我们民族的心理、民族品格、文化语境、审美习惯。一个民族的文论犹如一个民族体内的血液，它只能作渐进式改造和更新，而不能彻底置换。再者，文学理论及其批评不但是一种阐发问题的话语，不仅应能满足人们说明和解释过去已有现存的文学现象的需求，而且它还是一种价值论范畴，应能为文论家及批评家极具个性的文学理想提供合理化证明。大众文化的最大问题就是它关注到了当下的文学发展现状，看到了大众文学所具有的消费性、商业性、娱乐性、狂欢性、平民性，却忽视了文学的真正价值。综观古今中外的文论，文论家对文学理想的选择和设计，以及对未来的期待和预见始终是其整个理论体系的生命和本质。如柏拉图的理想期待则是有利于理想国建设的诗，海德格尔希望在诸神缺席的时代，诗人们的歌吟应当成为本真言说及解放的主要方式。回顾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理论建设，无论是王国维对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的解读和创新，鲁迅对唯意志论、精神分析学说和俄（共）文学理论的阐释和应用，还是陈独秀、茅盾等人对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译介和宣传，无不渗透着他们自身的学术底蕴和宏阔的学术眼界，无不是针对中国问题而发言的结果，都渗透着温情脉脉的人文，关注着人类生存的悲哀和困惑，“无论文艺与审美的问题性如何丰富与复杂，其中有一点却是肯定的，那就是文艺学与美学所真正关切的问题域是指人类生存现状中的价值指归域选择。”[11]但在“审美泛化”的语境之中，审美越来越外化为日常生活层面的视觉形象，精神内部的理想转移为视觉活动的外部现实，心灵沉醉的美感转移为身体快意的享受，文坛上一些粗俗化、粗野化、粗鄙化、粗糙化愈演愈烈，文学转变自己的存在方式，虚浮苍白而焦躁不安的功利性写作甚嚣尘上，滥俗无聊垃圾泡沫式的文本招摇过市，烂仔小丑成了文学的主角，任意拆解、戏拟、拼贴混杂的后现代手法导致对传统美学的秩序、道德秩序和文化秩序进行颠覆和戏弄。这种状况的出现与我们理论界及批评界对“审美泛化”的无限认同、甚至顶礼膜拜能够脱离干系吗？令我们稍感轻松的是：2006年初，上海的《社会科学研究》发表了钱中文、童庆炳、许明的一组题为“文艺学研究的核心价值问题”笔谈文章，三位学者结合自身观念的变化及亲身见证的二十多年文艺学学科发展的历史，总结当代文艺学研究的危机与突出的理论焦点，再次阐发了“新理性”、“审美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等基本思想，尽管难掩其理论的固执和思维的守成，但文章捍卫文艺学道统的意义大于理论创新的意义，这一点恐怕不是没有固定所指的能指，也不能说不是对“审美泛化”问题的一种间接回应。
以文化视角扩大文学研究的宏阔视界和历史语境，关注大众传播媒介，关注消费、流通和利润，关注政治、意识形态等等问题对文学自身生存的影响及应对策略，探讨文学文本——社会生活之间复杂紧密的关联，触及当下人的生存境遇、价值规范及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困惑与憧憬，突破以前文学研究的单一维度，可谓一种合理的话语选择。但文化研究只是文学研究的一种与别的各种理论平等的话语选择而已，它只能是文学研究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中国的文学批评不能一直在“无根”的途中漂泊，不能一味追随“他者”的脚步而“拔剑四顾心茫然”！如何坚持自己的独特身份特征，如何以积极的对策建立自己的批评语境，以便在愈来愈加全球化的危机中、在与他者的理论的争鸣中拥有自己的独特体验和言说方式，一改当下批评理论中因主体缺席所导致的经验前置、语境混淆、观念错位、价值迷失等问题。恩格斯早年在谈到怎样用唯物主义方法处理问题时认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12]409-412话犹在耳，是我们应该深思的。
收稿日期：2007-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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