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概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宏观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后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的界定及本文的研究对象
按照Barry Clark在其所著《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观点》中的分类，后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四大政治经济学流派之一激进学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①后马克思主义本身又分为四个子流派：以Howard Sherman、Duncan Foley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以Herbert Gintis、David Gordon、Samuel Bowles、Richard Edwards为代表的“后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John Roemer为代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和以Richard Wolff、Stephen Resnick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Barry Clark,1998)。
本文将以“后自由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Samuel Bowles、Richard Edwards和Frank Roosevelt 2005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第3版为基础，②介绍其中宏观经济学的部分。为行文方便，以下均以“后马克思主义”代替“后自由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
二、后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及关注的主要议题
后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来源主要是马克思和凯恩斯。它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的基本立场和方法，注重阶级的、历史的、政治的分析方法，关注劳动大众的利益，把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分析建立于对积累和利润率的认识之上，另一方面又反思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尤其是苏东社会主义实践，将维护个人权利、扩大自由、民主的范围、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等，看成是追求一个更美好的社会的必备要素。
同时，它也继承了凯恩斯的总供求、投资乘数、就业乘数等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关心投资、就业和经济发展，积极倡导发挥政府的作用，形成了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
从《理解资本主义》教科书宏观经济学部分的6章内容来看，它关注的主要的议题有：世界范围内的贫困、发展和不平等；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如何通过对投资、积累和总供求的影响，在宏观经济中造成失业、通货膨胀和商业周期；政府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及其所受到的限制。在接下来的第三部分中，本文就依照教科书中的6章结构、采用与章名完全相同的子标题，简要介绍后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三、后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一）不平等面面观
本章主要研究了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这是一个愈来愈被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重视的议题。
1.不平等问题的提出。本章提供了大量的调查、案例、统计数据、实验及图表来证明如下的结论：第一，在美国，就决定一个人经济是否成功的众多因素而言，一个人的能力、奋斗精神和勤勉工作固然主要，但同样起到重要作用的是他的种族、性别和父母的收入，而这就是“不平等、感到不能接受、并要倡导一些政策来消除”的差别；第二，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21世纪初，几乎用任何方法度量的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在美国都引人注目地加深了。
(1)收入的不平等。美国纳税人中最富有的1%的人的收入份额，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在里根与克林顿执政期间急剧上升（Samuel Bowles,Richard Edwards,and Frank Roosevelt,2005.P.350，本文中所有“P+数字”形式的引注均来自该书提供的统计数据、实验结果和图表。P之后的数字表示所引数据或图表在书中的页数）；美国CEO的收入与工人平均工资间的比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49:1剧增到1998年的2388:1(P.351)；无论是按五分法（将美国家庭按收入大小排序后平均分成5等份）考察最富有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还是考察最富有的10%的家庭的收入，无论是考察绝对数量还是考察相对的份额，富人的财富与60、70乃至80年代相比，在2001年都明显上升了(P352、353、357)；美国家庭的非住宅净资产（除去住宅所有权的净财富），无论是从种族和性别的角度还是从受教育程度和收入的角度看，贫者和富者之间都差距悬殊(P356)。
(2)种族、性别和父母收入的不平等。父母收入的不平等。密歇根大学收入动态研究小组(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PSID)自1968年以来对一组有代表性的个人及家庭样本做了定期的调研，发现财富的不平等在代际间的传播是非常明显的。数据显示，美国人口中最富有的10%的人的子女，成年以后有40.7%的成为人口中最富有的20%，22.9%的成为最富有的10%；只有6.8%的成为最贫困的20%，仅有2.4%的成为最贫困的10%；而从人口中最贫困的10%的家庭中起步的孩子，成年之后有50.7%的成为最贫困的20%，至少31.2%的成为最贫困的10%，仅有3.7%的成为最富有的20%，才不过1.3%的能跻身于最富有的10%(P360)。
(3)种族的不平等。进入20世纪90年代，自30年代以来曾持续取得进步的种族平等和人权运动“结束”了(P.366)。大量有关种族歧视的实验表明，在其他方面完全相同的白人和非洲裔美国人，在购买汽车、租用公寓和申请贷款上都受到了不同的待遇(P.363)。
(4)性别的不平等。在几乎所有的职业中，除了儿童保育工之外，男性的中等周薪均超过女性。但这不是因为女性的体力较差。因为在需要体力的职业中，如农业工人和树木搬运工，男、女工资的差别微不足道，而在不那么需要体力的职业中，如律师和内科医生，男性的工资都比女性的高出3至4成(P370)。
2.不平等产生的原因。
(1)技术需要较高的技能，使高报酬流向了受到更好教育的人；某些制造业部门的萎缩导致了许多曾支撑着中等收入家庭的高薪技术职位丧失(P.178)；服务和销售部门的增长，造成分配中的“好”工作和“坏”工作同时激增，而中等收入的工作则逐渐消失。
(2)富有且收入高的人拥有的用作教育和投资的资产的回报比以前更高了，而财富的持有更不平等。
(3)曾被普遍接受的报酬公平的准则被逐渐销蚀，给CEO支付特别高的工资更为人们所认可(P351)。
(4)美国工人所受到的来自世界其他地区工人、移民以及非法劳工的竞争更激烈了(P.175)。
(5)贫困家庭收入补助的减少迫使更多的人进入低工资劳动力市场，而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一直在下降(P.166)。
(6)高收入男性和高收入女性结婚的情况比过去增多，部分地解释了家庭收入差距的拉大。
(7)工会力量的衰弱降低了工人讨价还价的能力(P166)。
（二）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与贫困
这个问题也是第1版没有单独出现而在第3版增补充实的。它把研究的视角由美国投向了整个世界，并从历史的视角对该问题做出了后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收入不平等是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而不是国家内部的不平等，而各国间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巨大差异正是来自资本主义自身的运行方式：资本主义的发达与不发达都可以用调节生产过程的制度和国际交换及投资模式来解释。
1.世界范围内收入水平的差异。以美国、瑞典、日本、墨西哥、中国、印度和肯尼亚7个国家为例，它们在2000年人均收入、新生儿预期寿命、婴幼儿死亡率和未受学校教育的人口的比重4个指标上均差距悬殊(P.379)；在1993年世界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图（按1998年美元计）中，75%以上的世界人口聚集在年收入3150美元——这是当年的世界平均年收入——以下区域，拥有更高收入的人口在全球人口中凤毛麟角(P.380)；把印度、巴西和美国的人口各分为五等份放在一张图中对比，每个五分之一的人口在1999年的平均收入差距更为悬殊(P.381)。
2.世界收入水平差距悬殊的原因。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美、德、日、挪威、丹麦、瑞典，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刚果、海地、孟加拉国，都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世界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巨大差异只能用资本主义自身的运行方式来解释。
(1)资本主义激励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是历史上第一个这样的经济制度：它的精英由竞争中的胜利者构成，而竞争的内容是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别人需要的产品；它以失业为武器激励工人努力工作；将维护私有财产的安全性和保持社会精英与劳动者经济地位的不稳定性结合在一起促进创新与投资。私有财产的安全性保证了赢利者可以保有自己的财富；经济地位的不稳定则意味着失败者必须蒙受损失：破产或失业。
(2)资本主义拉开了贫富国家的差距。资本主义的经济主体处于市场和投资的竞争之中，而竞争的过程就会奖励胜者、惩罚败者，所以世界经济充满了累积的优势和累积的劣势。在富国不断地把新增获利用于生产力的继续增长并享受“良性循环”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同时，穷国却无法启动其生产力的发展、被困在贫穷的“恶性循环”和“动态成本劣势”之中，于是差距越拉越大。
（三）总需求、就业与失业
1.关注失业问题，直指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的矛盾。因利润驱动而运转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就业问题上呈现出这样一幅令人费解的图景：它会在既有需求、又有物质资源和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停止生产，既让资源闲置、让需求得不到满足，又让工人遭受失业的痛苦。
2.通过对总供求、就业乘数和投资乘数的分析，探寻如何通过政府的政策熨平商业周期、降低失业率。(1)重视反周期政策。有两类反周期政策是为后马克思主义者所重视的：一类是精心设计的使政府在经济收缩时自动多支出而少收税的机制，即“内置稳定器”的财政政策，如失业保险和所得税。
另一类是政府有意识地改变支出、税收或利率，以抵消消费者或企业的支出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变化的反周期政策，如政府有意在企业不投资时投资、在个人不消费时消费。
(2)批驳降低工资解决失业问题的观点。针对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失业会导致工资下降，而降低工资可以解决失业问题的观点，后马克思主义者予以反驳，提出了“工资引导的就业形势③”和“利润引导的就业形势④”理论及相应的政策措施。
首先，失业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工资会下降，这是由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是否雇用工人以及支付多高的工资是由雇主决定的。而雇主会尽可能地提供某种程度的高工资以产生足够的激励使员工努力工作、产出最大，最终降低企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因而工人愿意就业的低工资在现实中是不起作用的。
工资下降了是否可以解决失业问题呢？即使工资的确下降了，产生的结果也不一定是更高的就业，而是根据工资变化对总需求产生的影响分为就业增加、不变或下降三种情况。
这是因为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它是由对企业生产的商品的需求带来的，而后者受制于一个社会的总需求。如果工资增加、工人的收入增加导致了对消费品需求的增加，对工人的需求和就业就会增加；但如果工资增加减少了利润，投资降了，就业就会减少。因此，两相对比，若投资的下降高于消费的上升，则总需求下降、就业减少，反之，则总需求上升、就业增加。
（四）宏观经济政策的两难选择
本章是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探讨就业问题，它一方面揭示出财政或货币政策虽然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至少熨平商业周期的某些循环，却不可能实现持久的充分就业，另一方面则努力探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及解决的办法。
1.财政或货币政策为什么不能实现持久的充分就业。在后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失业是社会凭空付出的巨大代价：它既带来浪费，使有需求又本该生产出来的商品或服务没有被生产出来，同时还带来个人的不安全感和生活困难。
然而，它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在理论上可以设计出制度让每个人要么有工作要么有失业的保障；在实践上，已有一些国家较好地处理了失业问题，例如日本与瑞典在1959～2002年之间平均的失业率仅为2.6%和4.1%(P.447)。
问题出在哪里呢？表面看来，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一系列阻碍充分就业的因素，如高就业的利润挤压、⑤高就业的通货膨胀压力、高就业对净出口的负面影响以及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冲突等。但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阻碍持久的充分就业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制度性障碍：第一，经济决策的私人性和不协调性使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不匹配；第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阶级性⑥使之需要不安全感来保证其运行，而失业是不安全感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起到激励和控制工人、调节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冲突的作用。
2.突破制度性障碍，解决失业问题。若想实现持久的充分就业，就必须找到另外的管理工作和报酬的方法，以代替用工作的不安全感来鞭策劳动的方法。
(1)“握手”。“握手”指企业、工人和政府代表相互配合达成的一种协议，既兼顾公平又考虑到足够高的利润率以刺激投资，并共同分享由更高的就业带来的产出的增加：在就业率高的时候，工会不要求增加工资，使企业不会因为价格过高而被逐出市场；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雇主也不使用他们解雇工人和降低工资的权力，从而保证一定的就业率和实际生活水平。这正是瑞典成功地降低了失业率所使用的方法。
(2)“改变生产过程的阶级性质”。“改变生产过程的阶级性质”是组建一种由工人所有、民主运营的公司组织，使工人成为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所有者，达到经济决策分散化的目的，同时，通过市场竞争来配置资源。
(3)“活跃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经济的灵活性⑦使大多数人从持续的经济现代化中受益，却使失业工人付出惨重的代价：失业、收入损失、自尊心受伤、断绝了与工友和邻居的友谊。“活跃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就是为了更公平地分担这种因灵活性而付出的代价而设计的资助项目，它在失业工人的工作转换期、培训新的工作能力时以及需要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迁移时得到必要的资助。
（五）通货膨胀
后马克思主义者对美国通货膨胀的研究非常重视其历史及实证的方面(P.480)，并将通货膨胀与失业紧密联系在一起(P.485)，对其产生的原因和后果进行了独特的分析。
1.通货膨胀的成因——“政治僵局”。谈到通货膨胀的成因时，后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也谈到了“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但他们把通货膨胀的本质视为是收入在不同的利益集团——如雇主、工人、原料供应商、政府等其他经济主体——之间进行分配时势均力敌、出现了无法解决的冲突而导致的后果。如果任何一个参与者的力量强大到无可争辩的支配地位，就可以既保持自己的需求，又能迫使其他集团放弃他们的需求，于是通货膨胀一般是可控的。例如，20世纪40年代以前，周期性的高失业率导致工人收入大规模缩减，降低了对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因而出现了一战之后价格的持续下降(P.480)；20世纪80年代，随着商界政治影响的增强，工会和其他集团的实力相对减弱，工资停滞，于是70年代的“滞胀”僵局被打破，出现了1980年以来通货膨胀率的下降。
反之，如果对谁是支配者存有疑问，出现了“政治僵局”，⑧随之而来的冲突就很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如果“政治僵局”与经济停滞结合在一起，就只能是需求旺盛、供给不足的“滞胀”后果了。
2.通货膨胀的影响及治理通货膨胀的代价。后马克思主义者非常关注通货膨胀对生产和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以及社会为治理通货膨胀而付出的代价。
(1)通货膨胀破坏生产，以不公平的方式降低了工人的实际收入。通货膨胀带来了无法预测的成本，使经济产出变得不可预测，往往带来劣质计划、错误计划，甚至没有计划，其结果就是浪费和对生产的破坏。
就通货膨胀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而言，它既带来无法预测的成本，又带来不期而至的利润，既不均匀又不公平。工薪阶层遭受的损失尤其巨大。例如，从1972年到2002年，美国私人生产部门生产工人的货币工资虽然从每小时3.9美元上升到了14.95美元，但若以1982年不变价格计算，实际工资则从1972年的8.99美元持续下降到1993年之前的最低点7.52美元，其后虽有缓慢上升，但直到2002年，实际工资仍未达到1972年的水平(P.489)。
(2)治理通货膨胀代价巨大。与主流经济学通常把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通货膨胀的治理视作一个成功案例不同，后马克思主义者为之算了一笔令人遗憾的细账：从1980到1983年，年通货膨胀率确实由13.5%急速下降到3.2%，但为之实施的紧缩的货币政策，在把经济送入衰退期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酷的失业：在1982和1983年，美国经历了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高的失业率。在那些年里原本可以多生产出约1.4万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按2003年价格），但实际上却没有。这比美国打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整个经济造成的损失（按2003年价格）还要大。若把损失分摊到每个家庭，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为阻止这次通货膨胀捐赠了14000美元(P.490)。
（六）政府和经济
后马克思主义者对“政府和经济”的研究非常丰富，展示了他们对政府作用的重视以及对资本主义经济及政治过程的独特理解。
1.政府在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面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热门话题——应该让政府还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政府究竟是妨碍资源配置之手、掠夺财富之手还是支持经济发展之手，后马克思主义者选择了一个务实的视角：(1)直接探究与组织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则不同的政府的规则的特殊性；(2)找到它影响经济运行的方式——规则的执行者、规则的制定者以及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商品或服务的生产者、微观经济、宏观经济的调控者以及收入和资源的分配者）；(3)不管愿意或应该与否，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政府已经成长为经济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反映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对一个更积极的政府的需求。
2.资本主义政府的局限性——“政治的商业周期”和“资本罢工”。由于决定资本主义经济未来发展进程的最重要因素——投资——几乎全部掌握在私人的手里，所以，政府的作用、也即其经济政策的实质最终只能落在它们对利润率的影响上。后马克思主义者列举了影响利润率的因素以及旨在影响这些因素的政府政策(P.515)，既证实了资本主义政府的局限性，也发现了政府在影响经济周期上的特殊力量：与单个的资本家在制造经济周期时有限的能力不同，政府能够只手改变经济的运行状况。如果官员为了自己或别人的利益而通过政府的经济政策故意制造萧条和扩张，就出现了所谓的“政治的商业周期”。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没有人公开提倡更多的失业，企业的游说团体、迎合企业利益的媒体和其他与高利润利益攸关的组织，却可以以“向通货膨胀作斗争”、倡导“财政责任”或者“控制货币供给”为名，利用政府的影响让经济降温。或者，当公民试图制定某些政策增进福利从而影响到利润率时，许多个体的资本家就会在既不侵犯公民自由或选举权、又没有勾结起来破坏公民权利、也不一定用竞选捐赠或游说集团影响政府官员或选举的情况下，独立行动、相互竞争，减少某个地区的投资或者根本就不再投资，导致该地区的经济停滞和失业上升，这就是有能力最终改变政府政策的“资本罢工”。
注释：
①另外3个流派是：古典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
②该教科书的第1版发表于1985年，出版后反响很大，经2次修订后分别于1993和2005年又出了第2、第3版。随着苏东解体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马克思主义思潮一度低沉，但也带来了深刻的反思。与前2版相比，2005年出版的第3版更加冷静、客观，反映了“后自由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最新思考。
③工资上升使就业增加的就业形势。
④工资上升使就业减少的就业形势。
⑤随着就业率的提高，工资逐渐上涨、利润率逐渐下降的现象。
⑥指生产中使用的资本品的私人所有制及其高度的不平等，生产出来的商品或服务为资本品的所有者而不是为雇员所拥有，工人是为别人而不是为自己而工作。
⑦指经济为了适应新的技术、消费者品味的变化以及应对国际竞争而不断地调整产业规模和就业。
⑧没有哪股经济力量有能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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