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亚细亚主义与“大东亚战争”——以《艺文》第2卷第6号解说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细亚论文,艺文论文,东亚论文,主义论文,战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93（2008）04－0049－07
一、颠倒黑白的伪说——为“大东亚战争”寻找理论根据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来，日本军国主义一直对中国人民的反日斗争采取高压政策。一方面大量逮捕，枪杀中国的抗日人士，另一方面也对有正义感的日本人下毒手。“太平洋战争”后发生的“北满合作事件”和“满铁调查事件”，即是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迫害日本左翼人士有名的历史惨案。同时，日本统治者为了麻痹、奴役、控制生活在“满洲”的各民族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反抗，加快“大东亚战争”的步伐，还以各种谬误理论来诱导有正义感的各族人民。本期《艺文》刊载的日高正夫的《作为思想战原理的大亚洲主义》和丸木雀夫的《日本主义的现代再认识》两文，其立意就是面对上述事实而发的。
大亚细亚主义明治维新后开始流传，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是指在西方列强加剧侵略东方的危机时刻，围绕着对“东洋”与“西洋”的认识问题而形成的有关日本人亚洲观的一种有代表性的政治思想及其相关行动。它又表现为强调亚洲平等合作的古典亚细亚主义、强调扩张领土的大亚细亚主义以及对亚洲实施侵略的“大东亚共荣圈”三种形式。亚细亚主义的核心问题是日本与西方势力在亚洲地区的争夺，而这种争夺的对象实质上乃与处境艰难的中国相关，所以说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近代日本的中国观的变迁。李大钊在1917年曾经撰文指出，大亚细亚主义就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其实质亦非和平主义，乃为侵略主义。从近代日本发展的道路上来看，的确，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就是侵略的一个代名词。
大亚细亚主义，此番被建国大学教授日高正夫拿出来旧话重提，就是为了给“大东亚战争”寻找理论根据，这也是关东军发明的思想战原理的实践，他的理论貌似正确，实际上是诡辩。是无中生有，故意制造的理论。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大东亚战争”作辩护，这是《艺文》创刊以来所发出的最为精典的一篇谬说。
大亚细亚主义起始于19世纪末，在日本发动的“满洲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都没有用这一口号。就连被日本侵略的中国人也没有利用这一口号，显然这是老掉牙的口号，日本发动所谓的“大东亚战争”之后，日本军队重新拾起这一口号，显系与日本所谓的“大东亚战争”有关。从历史来说大亚细亚主义，会有种种的解释，会与当时的历史环境结合在一起。其基本意思是亚洲被压迫、被侵略、被占领的各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些帝国主义、侵略者是英、德、法、俄、美，后来又加上上个世纪初叶走上侵略道路的日本帝国主义。
日高正夫的文章，恰恰把侵略亚洲各国各民族的帝国主义的名单中，将日本帝国主义去掉。把侵略者的日本和亚洲其他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民族都列在同一阵营，这是一大历史的伪造。格据这一历史的伪造，日本发动的所谓的“大东亚战争”变成了代表被压迫、被侵略的亚洲各国各民族反对英美侵略的战争。
日高正夫根据日本是亚洲解放者的这一伪造的理论，解释了亚洲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其尤以对所谓的“满洲国”的建国的分析，完全是黑白颠倒、正伪倒置，明明是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侵略了中国神圣土地的“满洲”，日高却说是“毋庸赘言，大亚洲主义是引导满洲国独立的基本精神。在英美势力支配下的亚洲东北角，勇敢地切开兴亚的火盖，就这一意义而言，满洲建国的重要性在于伴随着亚洲解放运动越发实际地向前发展，越是得到高度的评价。”日高正夫把日本对中国的占领，称为“独立”，称为对英美势力在东北亚打开缺口，这是十分谬误的。在日本来占领“满洲”之前，“满洲”是独立中国的一部分，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东北失去了独立，这与英美无关。
日高正夫的谬误还有更荒唐的地方，他认为“满洲”的独立要依靠日本，投靠日本。用他的话说，“满洲”建国的真正目的既然在于亚洲复兴，那么民族和谐理念与日“满”不可分原则最终可追溯至兴亚精神而加以考虑，这一情况就常常作为新的建国精神而被接受。以汉民族、蒙古民族的知识阶层为中心不断延伸的民族主义情绪，必须被亚洲解放精神——大亚洲主义指导和陶冶。理论当发挥到日本“指挥者”那里，还能叫“独立”吗？日高正夫的理论是十足的对华侵略论，是为“大东亚战争”制造侵略口实。
二、战争的“日本主义论”
如果说日高正夫的谬说，是用大亚细亚主义来为日本“大东亚战争”辩护的话，丸木雀夫则是以日本主义的所谓“新认识”来提高“满洲人”的认识能力。丸木雀夫的文章对日本主义的种种认识进行批判，主要是批判日本主义国学上的解释及阶级论等，是从日本战争时期的情况来分析日本主义，他说：“日本在不断的生长、发展。生成和发展并没有停止一天。将来也是一样。停滞是时代的错误，衰退、没落绝对会导致悲惨，走向死亡。只提及过去，只会让日本低迷，使日本的生命萎靡、停滞、凋落”。又说：日本主义作为现阶段的表现，就其新的立场来说，应该给予国家生活带来清新的活力，应该以新的眼光重新认识这些，为此，应革新学问形态。文章是为日本对外战争而写，意在提高日本人的认识。对“满洲”的日本人而言，也许会有些作用。
三、日本开拓团的协同组织
开拓团始于日俄战争后，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计划以大量农业移民，逐渐将中国东北殖民地化。但是大量的开拓移民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却是始于日本侵华战争后，1935年5月7日，日本拓务省制定《关于满洲农业移民基本方针》，计划从1936年起，5年内向“满洲”移民100万户500万人。同年9月8日，设立移民公社。翌年8月8日，关东军司令部发表向东北移民细目，同日设立“鲜满拓殖会社”。与此同时，从1934年11月起，日本还组织朝鲜移民团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垦殖。据1940年10月出版的《满洲国现势》统计：1932年至1940年7月，日本向“满洲”开拓移民日系59 705人，朝系96 518人，另有青年义勇队37 205人，勤劳奉仕队21 794人。至1942年5月，第一期开拓计划期间已经移住中国东北的开拓民达17.7万余人。
1943年1月20日，随着“大东亚战争”逐步进入泥潭，“满洲国”拟定《战时农产品紧急增产方策纲要》，规定要加紧开荒造田，以其支援战争。同年4月1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到“满洲”访问，5天后，“满洲国”制定产业五年计划重点，积极进行对日本供给战时紧急物资，着重钢铁和粮食的生产。作为粮食生产基地的开拓团的管理问题自然备受日本殖民主义政权的关注。
开拓团本身具有侵略他民族性质的同时，也具有军事性质，在日本战时，开拓团作为侵略战争的产物，也是战争决策的一部分。日本的开拓民既有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做御用工具的一面，也有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牺牲的性格的一面。开拓团由日本政府直接领导，仅就其组织形式就可窥见一斑，从表面上看，“满洲拓殖公社”是个商业机构，虽然在“满洲国”登录，但是主管权却在日本人手里，“满洲国”不得干涉，而开拓团的领导是大使馆和关东军，关东军司令是开拓团会长，大使馆官员为副会长。战争时期把开拓团的农民组织起来，负责给前线输送物资，变相的对农民剥削和掠夺。尤其是“大东亚战争”的时候，动员农民增产报国，为了最大化的让开拓团作出贡献，《艺文》创刊以来，刊载了不少“满洲”开拓团的文章，涉及开拓民移入情况、团员生活、政策法规、理论研究等，可成为热门话题。本期涉及的“满洲”开拓团的文章有三篇。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对“满洲开拓团”的所谓“协同组织”的揭示。小西俊夫的《开拓村协同组织的性格》一文，着重梳理了作为日本军国主义“大东亚共荣圈”战略方针一环的“满洲开拓政策”的成立及开拓团法、开拓协同组合法、开拓农场法的确立的必要性及其殖民主义的开拓性格。
小西俊夫在序言中特别强调“协同组织”是适应“大东亚战争”的未曾有的“经济构造的变化”而建立起来的“皇国农村”。小西俊夫认为“满洲”开拓具有“独特”的性格；它具有“战时态势的动员的协同性格”；具有“哺育的、统制的协同性组合性格”；具有“协同组合法”的性格；享有使用“满拓公社”的建设资金，组建开拓协同组合会，具有“开拓农场”的性格；可优惠得到农地分让及日本农家的一切需要，具有开拓团法的性格；可享公共团体经济协同团体性质的运营，实行团长中心主义等，具有开拓协同组合法的性格，“建设理想新农村”等一切优惠待遇。依小林俊夫的说法，“满洲开拓协同组织”是享有“满洲”土地，农田、森林、草场、河流、水井、牲畜、农家、农具、薪炭备用林、墓地、移民、组合联合会、教育、神社、开拓民资助经费；“满洲”开拓村享有法律特权、同时受到“满洲”开拓拓殖公社、协和会的资金上的、政治上的支持。小西俊夫的文章，自然是对日本人而言的，但是不难窥见出其日本军事性组织的端倪，同时也充分地表达了日本开拓政策的侵略性和贪婪性。而在另一方面，被动员到“满洲”的日本农民，虽说享有日本侵略者的特权，终究是在日本侵略者压迫下的劳动者，被驱使去种地出兵，为其在异乡做无意义的牺牲。
本期发表的另外两篇开拓团题材的文章是青木实和今村荣治的《试验农场的一夜》和《荣兴村的鲜农们》。作为响应战时国策的两篇命题作文，可以让我们从微观上观察、了解四十年代初移居中国东北北部的开拓民的生活。两者都是“满洲”文坛大家，前者是日籍作家披露日本移民的生活，后者是冠以日本人姓氏的朝族作家描述的朝鲜族移民的生活境况，而二者所要展示的不外乎都是生活在荒凉的北满原野上的开拓民，以自己的微薄之躯，响应殖民主义政权的号召，为“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为战时农产品的紧急增产而竭诚效力。战后轰动日本社会的残留孤儿的事件，可以说就是侵略战争强加给开拓民们的斑斑血泪。
四、“勤劳奉仕”的日本人
本期另一篇文章，中岛骏吉的《勤劳的日本的性格》，虽与《日本主义的现代再认识》并非同一类主题，却也是为了提高“满洲”日本人的认知而精心撰写的。
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为了达到长期霸占中国东北的目的，加紧掠夺中国东北资源，需要大批的劳动力。先是1934年1月9日，日本驻“满”大使馆召开“全满劳动统制会议”，欲控制东北劳动力。1938年2月26日，“满洲国”公开支持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公布《国家总动员法》，规定日本可以使用“满洲国”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其后“满洲国”又相继制定《劳务新体制纲要》，提出“国民皆劳”，成立劳务兴国会，颁布《劳动者紧急就劳规则》，实行强制性劳动。至战争结束时止，日本殖民主义政权以欺骗、强迫等手段，招收数百万的中国劳工修筑矿山、铁路、防御工事等。
在“满洲”出劳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动员“满洲国国民”，亦称“满人”（中国人）参加。“勤劳奉仕”，按时征用出工，参加边境工程的开凿、边塞辟地的矿山挖掘、道路的修建等繁重而危险的苦活。但“奉仕”有限期，一般定期半年、一年可归。中国人在修国防道路，国防工程中有不少人葬身异乡，死在劳动现场。中国人一谈到“劳工”时谈虎色变，有钱人能花钱雇人“出劳工”，没钱的人就没有办法了，由于劳动力的不足，日本当局不顾“勤劳奉仕”按制度派出的规定，公然在街上抓年轻的中国人去“奉仕”，往往下落不明，中国人称之为“抓劳工”。“抓劳工”最盛的时候就是在《艺文》发行的最后两年，也就是日本战败的前两三年。
还有一种“劳工”，是从中国关里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等地骗来的，他们没有本地户口，也无本地亲属，成为十足的“无头人”。劳动中，这些人伤亡最惨重，这种“劳工”死了随地掩埋。在日本战败的最后两年，“劳工”的生活境况惨不忍睹，把头、劳工头非打即骂，而工头多为朝鲜人担任。
“劳工”主要是针对中国人而言，但随着战争局势的扩大，劳动力的奇缺，日本人也被纳入招募的对象。1942年11月18日，“满洲国”又公布了《国民勤劳奉仕公法》，规定凡适龄未被征为“国兵”者，除残疾者、神精病患者外，一律参加“勤劳奉公队”，编入劳动营，实行奴役式无偿劳动。一个月后问世的又一个《学生勤劳奉仕法》，甚而强迫在校学习的大、中学校学生服劳役。
“满洲”政府的政令，历来只适用于“满人”，并不适用在“满洲”的日本人，日本人是不按“满洲政府”的政令“勤劳奉仕”的，根本就无须出工，他们按驻日本“满洲”大使馆的政令行事。日本大使馆即关东军司令部，“满洲”日本人的顶头上司。但当日本兵源枯竭，工厂、劳务地等的日本人被征兵，“满洲”的日本人便开始大批“勤劳奉仕”了。他们被动员走进工厂，走向农村，开向国境。即便如此，他们的劳动强度和“满人”是不同的。但终归是出劳务，劳累且危险。于是“满洲”舆论大肆倡导“勤劳奉仕”。当时就连日本本土的高中生及普通市民也被动员来“满洲国”“勤劳奉仕”，战后回国的日本残留孤儿中不光是开拓民和移民，有不少就是因为日本的战败而被滞留在中国内地，“勤劳奉仕”使他们的一生梦断“满洲”。据1940年10月出版的“满洲国现势”统计：1932年至1940年7月，仅日本本土向“满洲”派遣的“勤劳奉仕”就达21794人，可见其数量的庞大。
在上述的时代背景下，《勤劳的日本的性格》一文得以发表。本篇文章的作者中岛骏吉的宣讲对象主要是日本人，就是说是说给日本人听的。作者中岛骏吉首先就阐明自己的观点，说“勤劳”是从日本神代就开始培养起来的，即勤劳之观念首先是始自舍离“自我”，宣扬舍我之命而为全体赴死，借此拯救自身的武士道精神。并认为此乃日本原有之道，是天照大神的躬身之道。而这种自上古国民视为坚定信念承传下来的强国的国民精神已被延至现代。文章的最后，作者点明主题：作为“满洲国”第二期建设的推动力，自1月1日开始实施《勤劳奉公制》，身为帝国青年应具备为高度国防国家建设事业挺身的勤劳精神，而惟神之道的日本精神亦应成为复合民族国家“满洲国”的国家精神基础。
五、鼓吹汪伪文艺为“大东亚战争”服务
谈起“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就不能不提及山田清三郎，山田清三郎原为日本左翼运动领导人，1939年转向后来到中国的东北，先是扎根到中苏边境附近的永安屯和哈达河的日本“开拓村”，在农耕生活之余，创作的纪实文学《我的开拓团手记》，使他不久后得以进入“满洲日日新闻社”做评论主笔。期间创作了小说《北满的一夜》、《老宋》、《建国列传》，评论集《满洲文化建设论》及散文《新中国游记》，发表在本期上的随笔《新中国文艺之曙光》即为《新中国游记》中的一章。
1942年11月3～5日，由日本文学报国会承办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东京召开。“满洲文艺家协会”主席山田清三郎率领六位“满洲”作家与会，会上他们主张“满洲国”在“大东亚战争”中是担负镇守北部任务的国家，“满洲国”建国本身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民族协和与八纮一宇的先行和实践”。会后，山田还宣扬“满洲国”在“大东亚”的地位已被与会代表所承认，这对日后“大东亚建设战”起到有形无形的巨大效果。几个月后，亦即1943年3月，山田清三郎奉“满洲新闻社”和田日出吉理事长之命，赴中国华北和东南地区考察40余天，期间山田清三郎作为非正式的“满洲国”文化使节，参加了汪精卫国民政府还都三周年纪念及其领导下的中日文化协会大会，并感触地断言：“新生中国充满希望之光，我坚信新中国和满洲国为日本的两翼，将携手大东亚的建设。”
在此次南行中，山田清三郎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会见了周作人、张我军、钱稻孙、尤炳圻等一些此前参加过“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数十位中国作家。山田认为，文艺复兴运动将成为“新中国”的思想运动中当仁不让的先驱。而作为培育其温床的就是在此前一年在东京召开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及其与会的数十名中国作家回国后为“新中国”的曙光积极奋进而创刊的多种文学杂志。这次的新文艺运动，是以日“满”华三国文学者强势联合，完成战争和建设“大东亚”为目标，山田希望文学运动之火燃遍全中国。作为“满洲文艺家协会”主席的山田清三郎不仅在“满洲”宣讲“大东亚战争”之理念，而且还鼓吹日“满”华文学的合作，自“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归来后，又去拉拢南京的汪精卫卖国政权，协助其推动中国的“新文学”建设，宣扬“大东亚共荣圈”的殖民主义理念。山田清三郎把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学说成是亚洲的曙光，这是极其反动的，是为“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招魂。
六、“艺文社文学赏”的始末
《艺文》创刊时曾雄心勃勃地设立了“艺文社文学赏”，意在鼓励优秀文学之作。本期即此次获赏作品的发表，从发表的获赏作来看，几乎都是宣扬日本侵略“满洲”的作品。
神户悌的中篇小说《县城》，取材于吉林省磐石县公署出版的小册子《磐石县笼城日志》，内容是描写“满洲事变”翌年，县城被“匪贼”围困，城中的日朝汉人都无计可施，危难之中，两位朝族兄弟冒死逃出县城，寻找邻县日本援兵救助的经过。作者意在宣扬“满洲”的“五族协和”的思想，日本优待的“满洲国”“二等公民”的朝鲜族人“勇敢救助”，磐石县是抗日活动的中心之一，小说中诬称中国抗日义勇军为“匪”。可见其侵华的立场，黑白颠倒。作者神户悌出生于秋田县，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时供职于“满洲电电放送局”报道课。
中村秀男的戏曲《鹎越分队》和本期发表的林田茂雄的戏剧相似，以19名士兵的群像，揭示了居于“东部国境最前线”深山中的关东军，克服种种困苦，坚守“镇护北方”的故事。
中国作家吴瑛的中篇小说《墟园》获奖。吴瑛出生于中国东北的吉林省，自1939年以来，吴瑛先后发表了《缰花》、《翠花》、《秋天的故事》、《六月的蛆》等中短篇小说，她的作品反封建主义意识较强，直陈人间疾苦。1942年11月3日，曾经作为“满洲国”的代表，参加了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吴瑛的获奖显系日本殖民主义政权拉拢“满”人作家所致。
在《艺文》发表的文学创作，也有正直、忠实地反映世态的创作。比如大内隆雄的《满洲文学二十年》，可谓是研究“满洲”文学史的最珍贵的资料，又如坛一雄，其在“满洲”时期创作的《魔笛》，被视为“满洲浪漫派”的杰出作品，却也落第。此次“艺文社文学赏”是起始，也是其最后一次，此时艺文社社长小原克巳已与“满洲艺文联盟”达成协议，同意“艺文社”版《艺文》停刊，让出刊名，自己另行出版《满洲公论》，并袭用《艺文》续刊号。其后“艺文社”易名为“满洲公论社”后，再没有继续这种文学赏的评选活动。从小原克巳来说，也许是不得已的，他的让渡，是为“满洲文艺春秋社”开路。
七、林田茂雄的戏剧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大批转向左翼作家由于各种缘由来到中国东北，其中不乏作为殖民主义政权的御用工具而为军国主义效力之人。《地狱部队》的作者林田茂雄既属于此类。林田出生于熊本县，在国内有过创作经历，转向后来到“满洲”，是山田清三郎将他从“延边新闻社”调到“满洲新闻社”的，又安排他做了《艺文》的撰稿人。林田茂雄身手快捷，旋即成为《艺文》的中坚执笔者。他在《艺文》杂志上先后发表了《个人主义艺术概史》、《民族的艺术》、《“月评”小说月评》、《短篇小说》、《美的构造及表现方法》、《价值的倒错》等五篇文学评论和一篇戏剧创作。可以说林田茂雄在“满洲”走上了另一创作活跃期，他在艺术上的修养得到发挥。《个人主义艺术概史》是一篇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的研究，就“满洲”艺术界的表现，林田茂雄发表了种种评论。在“大东亚决战”思想的影响下，他也发表了支持战争的言论。然而表达日本战争思想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他发表在本期的戏剧《地狱部队》。这是又一篇美化关东军的创作，也是为了适应战争宣传而创作的戏剧。
1943年下半年始，日本战败的苗头日益明显，戏剧在当时的物资匮乏的战时环境下，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可随时搭台演出，现场的互动、鼓动色彩也强烈，不需要很多经费，这在“满洲”的“昭和剧团”、“大同剧团”的演出活动中，得到极好的验证。然而鼓吹美化日本战争及侵略的剧本内容几乎都很贫乏，缺乏感染力。所以“满洲戏曲协会”、“满洲弘报机关”都号召，作家应写出反应决战的时代精神的作品。知名的小说家楳本捨三创作的《他而已》、中村秀男创作的《鹎越部队》等均刊于《艺文》杂志。
林田茂雄创作的《地狱部队》，也是为充实当时匮乏的戏剧而创作的。从分量上来说，该剧几乎占本期刊物全部篇幅的七分之一，足见其重要性。林田虽不是戏剧作家，他的这个戏剧倒是写的很有人情味儿。从平凡普通的士兵的活动中，表现了他们朴实的一面，但是同时也宣扬他们作为日本的“皇军”部队的战斗精神。
本篇戏剧是描写驻守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的生活，作为关东军报道队队员，作者在这里截取了作为野战部队的最底层的炊事兵的生活，描写他们在零下几十度的恶劣的生活条件下，为了“大东亚战争的胜利”，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该戏剧的四幕场景，分别设在炊事场、炊事事务室及其蔬菜储藏库中。剧中的11个日本炊事兵，团结协作，各行其职，尽管纳豆已经冻得硬邦邦，萝卜、土豆被酷寒所害，为了让士兵能吃上含有大量维生素的可口的饭菜，他们抱着与“大酱汤共存亡”的决心，潜心研究烹饪方法；为了蔬菜的保鲜，长时间呆在满是二氧化碳的储藏库里苦想良方；为了观察战士洗浴时水的温度而险些被视为行为不轨的“色鬼”。尤其是节假日时分，加倍的工作量，反而使工作到深夜时分的他们感到更兴奋。用剧中人物的话说；苦也许苦，可那是享乐的苦，认为军务是越辛苦越快乐的事!
该剧值得注意的是剧中一个主要人物榊串上等兵的设置，可以说他的出场使该剧更蒙上另一番深刻的寓意。榊上等兵十年前是个“叛国贼”，曾经身陷囹圄，后来出狱，但是应召入伍以来，是最恪守军规的模范士兵。部队的装甲车发生意外，为了修理不得不长时间匍匐于野外，榊上等兵的防寒鞋破损，及至脚后跟的肉都被冻裂下来，伤势还没有恢复，跛脚的榊上等兵就哭着恳求出院归队，后来部队特别下命令让他做了储藏库的负责人。
而戏剧的最后，用榊上等兵的话说，就是要把伤脚上红肿的表皮切开后，挤出那肮脏的脓埋进土里，然后重生。榊上等兵的形象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作者林田茂雄的真实写照。林田出身于左翼，身兼关东军报道员，每日大概无时无刻不在苛责自己。林田茂雄在这部剧作中极尽对关东军的赞扬和美化，力图兑变自己的左翼痕迹，悔过自新，重新做人。乃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视而不见，混淆黑白，以民族主义情绪，对日本占领下的“满洲国”的国情不吝“赞美”之词，在他的笔下，“满洲国”也变得优秀了，“大东亚战争”以来，“满”人对皇军的信赖是大大增强了，那些被抓来的苦力在炊事班里虽然干着运输、挖坑、掏灰等沉重肮脏的活计，却还以被皇军“信任使用”而感到“骄傲”。苦力被日本兵在大酱汤里放很多辣椒面，还说好吃并将其全部“舔光”。说他们“很服从班长的管制，遵守规矩，好好工作，真是令人惊讶。”
林田茂雄的戏剧是为日本关东军谱写的一首赞歌，是为“大东亚战争”献上的一首忠魂曲。林田茂雄是“满洲”文坛成长起来的作家，也是“满洲”时期转向左翼代表作家。1945年春，日本临近战败前夕，“满洲国”文化的实际掌权人甘粕正彦联系关东军报道部、兵事部，策划将一批艺文要员保护起来，除了免除征兵役外，还准备在苏联军队进攻“满洲”时将其充当“艺文挺身队”，其17个人名单中，林田茂雄赫然位列其中。
八、细菌武器与苏维埃生化学的课题
日本在侵华战争开始不久，即以中国民众和盟军战俘为活体，开始着手搞生化武器的试验，最臭名昭著的就是七三一细菌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世界生化武器研究的最主要者就是日本的部队。东京审判时还有几个搞细菌的战犯被判刑。1935年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委派关东军兽医处处长高桥中将于长春西郊孟家屯附近择地建立日本关东军第一○○部队。对外称“关东军马匹防疫站”，内设司令部、总务部、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和第四部，由若松少将任部队长。该部队在拉古站设立了细菌战支队，在大连市设立了一个分部，在佳木斯、安东、克山、鸡宁等地设立了据点。1941年9月9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召集会议，令驻哈尔滨的日本七三一部队大量培养细菌，准备细菌战。翌年7月下旬，驻长春孟家屯的日本关东军第一○○部队的村本少佐，以及下属军官、研究人员30余人，于中苏边境的德尔布河进行细菌武器“夏季演习”，将12公斤鼻疽菌浸入河中。鼻疽菌顺德尔布河汇入额尔古纳河，流入苏联境内。
自日俄战争以来一直视苏联为军事竞争对手的日本，在对苏联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长期以来，也密切关注苏联的科技研究水平，尤其是对能够引作战争工具的生化学的研究颇为关注。
在本期《艺文》上发表了铃木达雄的《苏维埃的生化学课题》。铃木达雄系“满洲国”军官学校教授，他从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的欲唤起德国民众的奋起及加强对苏维埃战斗力的警戒的悲伤演讲中受到启发，而从军事和国防的角度论述了苏维埃生化学的现状和研究动向及其给日本带来的思考。作者认为，不论是论文的数量还是内容上都迟于日本的苏联，对于酶化学的研究，却值得日本注意。
作者认为通过了解在国际学界占有特殊地位的苏联生化学的现状，能给予日本的研究带来一些参考。在产业方面，苏联一直致力于赶超西方国家，苏联的生化学长于将理论和实践密切的结合在一起，理论问题的研究，解决了医学及农业方面的很多实际问题。比如在烟草、制糖、食品加工等方面解决了很多问题。总而言之，像这样在经济建设中产生的种种实践问题，给自然科学提出了巨大的理论问题。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是苏联为了国家的目的而动员生化学者的结果。在实际生产部门对科学产生的技术要求，与在大学等部门制作研究相比带来更多的贡献。
在“大东亚战争”下的国家总动员中，作者深感日本青年科学者责任重大，应该以积极的热情，把这些科学工作者组织动员起来，选取于国家最为迫切的研究课题，摒弃各自为政的研究个人主义倾向。同时应该服从强有力的统制和计划，并且持有为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文化向上而奋进的觉悟。积极学习外语，以“大东亚战争”为契机，把日本建成世界一流的科学国家。
［收稿日期］2008－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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