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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4月，中国人学学会（筹）在北京宣告成立， 这标明中国对人的研究已步入一个广泛展开阶段。国内人的研究经历了一种怎样的历程呢？其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又怎样呢？
一 研究历程与现状
人学在中国形成如此研究规模仅经历19个年头，其历程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发轫阶段、 继起阶段和展开阶段。 发轫阶段（1978 —1984年）讨论的主要是人道主义、人性、异化等问题，其思路多是指向过去，即在对“文革”十年浩劫置人民于非人境遇的批判中展开理论思索。积极开展这种思索的主要是哲学界人士，著名学者王若水《关于“异化”的概念》〔1〕的文章揭开了中国人学研究的序幕。自此以后， 对人、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关注者日众。
继起阶段（1985—1989年）由人道主义的讨论转入人的自主活动、“实践的唯物主义”、主体性等等的讨论。这种讨论背后的动力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在对主体的讨论中促动着人学这门学科的建构。国家科研管理部门这时亦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研究的指导。1988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中，即有“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研究”选题。就是在这一年，高清海、孟宪忠发表《从人的研究到人学》〔2〕一文。而黄楠森、夏甄陶、 陈志尚等学者此时正在计议编纂中国第一部《人学词典》，接着黄楠森、韩庆祥发表《关于建构人学的几个理论问题》〔3〕。 这种情况预示着国内广泛展开人的研究时代将要到来。
展开阶段（1990—1997年）对人的讨论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是理论上怎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建构人学，并就人学对象、内容和研究方法展开探索；二是实践上结合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现实进程与人的关系展开探索。这一阶段的讨论范围更加广泛展开，中国学界尤其是哲学工作者广泛加入其中。至1997年，国内发表有关哲学人学的论文计有3千余篇，著作数十部， 还出版了两部辞书：黄楠森等主编的《人学词典》，孙鼎国、李中华主编的《人学大辞典》。在这一阶段的讨论过程中，渐渐形成了一些有影响的学术势力和研究中心，如北京大学哲学系人学研究中心，吉林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等。另外，河南省、河北省亦先后成立了人学学会。
从1978年底第一篇有关异化论文的发表到1997年4 月底中国人学学会（筹）的成立，中国的人学短短18年零5 个月走完了西方数百年的人学历程。这种巨大成绩足令人欣慰。然而中国人学由于刚刚起步，与西方人学不是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它要缩短落后于国外研究数百年的差距，的确是任重道远。不过，幼儿期的中国人学一开始就处于较高的发展起点上，因为它不像西方人学发育时那样有神学的枷锁和专制主义的摧残，尽管它也遭到“左”的干扰。这种高起点表现在它一开始就以学科形态出现，学者们首先要做的是在理论上讨论人学与哲学的关系，人学的对象、内容及研究方法诸问题。如果以世界文化为背景把镜头对准中国人学界，就会发现其研讨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颇使人感兴趣。这里简述一些有代表性学者的看法。
（一）对于人学与哲学的关系的看法，黄楠森、高清海、韩庆祥三学者各执一见。黄楠森认为：“哲学可以包括人学，但决不可等同于人学。”因为“人学研究人，而不是人的世界”。把哲学与人学混为一谈，于哲学和人学的发展都不利。高清海的见解正好相反，他认为：人是宇宙精华的结晶，人创造了自己的第二生命，已属于类的存在，运用种的认识方法难以把握人的本性，只有具备有关世界各种学科的知识基础，才有可能彻底认识人。“这样理解的人学，从根本上说来必然同时也就是世界观理论，即哲学。”韩庆祥则认为：“哲学既不是人学，人学也不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哲学的当代形态主要是人学。”根据是：“每一时代都有自己形态的哲学”，“当今时代应该是人学。因为当今时代精神体现为对人的强烈呼唤和关切。”〔4〕
（二）对哲学与人学关系看法的不同导致对人学对象和内容的看法分歧也较大。黄楠森等主编的《人学词典》云：人学是“关于作为整体的人及其本质的科学。它不同于人的科学（sciences of man）， 也不同于人类学（anthropology），也不同于人的哲学。人学是一门基础科学”〔5〕。韩庆祥认为“人学研究的对象，是完整的个人及其本质、 存在和发展的规律。”〔6〕袁贵仁的看法与此大致相近， 但没有强调整体或完整的人。孙鼎国、李中华主编的《人学大辞典》强调：本辞典所使用的人学实际上是指“哲学人学”。季羡林在该辞典的《序》中说的亦明白：“人学”必须解决三个问题：人本身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三个问题的中心环节是“人”〔7〕。 叶舒宪在《马克思主义人学初探》一文中则认为：人学是关于“现实的人”的科学，其研究对象是人、人的本质、人的活动、人类社会的本质和规律。〔8 〕而董武清的《实践人类学》一书则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人类学”与“人学”等同。
（三）由于对人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看法不同，导致其研究方法也不同。或者说，正是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才使人们对人学的对象和内容理解有异。黄楠森等人认为，人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而不是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它的最直接的指导思想是唯物史观。”〔9 〕韩庆祥认为：“人学是在‘人的科学’的基础上，运用综合的方法，对完整的个人及其本质、存在和历史发展规律进行整体思考。”高清海认为：“对人必须多学科、多侧面地去进行研究”，以“探求人的特殊本质”〔10〕。邹学荣等主张运用唯物辩证法进行研究，分析与综合相结合，调查研究与理论分析相结合， 并注意跨学科研究和应用研究。 〔11〕而王锐生着重探讨人的个性、价值观等问题，认为这对“人学”学科的建设“极为必要”。他曾强调只能对人的问题作不同侧面的研究，建立一门相对独立的人学的条件和时机尚不成熟。但是，今日的人类已意识全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生态问题已摆在任一民族的面前，故各国学者都更加关切人的前景。在这种背景下，今日中国人学的内容已不再只是重复西方人学的过去了，它必定有自己的内容和特色。
二 研究方向与难点
根据现实条件，中国人学要获得较好发展，就要选准前进的方向。以下几个方面似应当注重：（一）重新精读马克思的著作，既把握其科学体系亦把握其具体论点。这首先要求重新估价和准确理解马克思的各部著作，澄清国内外（尤其是前苏联）对它的误解。例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搞》，以前我们对其科学价值往往忽略，未注意到马克思从自然史—生物史—人类史来思考问题，未注意到马克思“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这一说法包含了他思考人类问题的两个思想支点：一是把人类史包括于自然史，二是从人在实践中获得其他动物无与伦比的改造世界的智能来揭示人的“本质力量”。今天重读马克思这部手稿，就不难看出马克思是在自然的意义上理解人的社会性，理解人永远是一种物种，总是处在自然—社会的双重关系中。马克思从生物学出发把人与其他动物从种类上区别开，把“人”放置在科学基础上，便使“人的科学”具有坚实的唯物主义基础。他不是批评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而是批判费尔巴哈没有把事情做完。马克思站在费氏的肩上进而动态考察“人”在实践活动中相互间的社会交往及其历史，才把对人类自身的理解向前推进了一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用语中，“社会动物”、“政治动物”、“真正动物”都是用来指称“人”的。
（二）适时把握现代人的生活真实，多作微观研究。同时要吸取现当代科学的新成果，实行跨学科综合研究。
（三）全面总结世界对人的研究历史，采撷世界人学精华是十分重要的，但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历史地看，中国的人学是在同世界人学的对话中迅速发展起来的，从中确可以窥见国外人学的潜影，甚至许多问题的提法都可以从世界人学中得到观照。例如，梅洛—庞蒂（法）从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出发对人道主义远景的憧憬（1948年）；加尔维（法）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宣称，对共产主义社会能够“施展其本性的全部能力的人”的向往（1961年）；萨特（法）对“创立人学的必要性”的疾呼（1960年）；弗洛姆（美）对“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人”的论述（1961年）：彼特洛维奇（前南）对“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人却居于中心位置”的强调（1967年）；还有那人们所熟知的雅斯贝尔斯（德）人是“超越存在”的观点（1932年）等等。这些都使中国学界深受启迪。在对人学对象的规定问题上中国学者也从世界人学中广得其益。沙夫（波兰）认为“人的哲学”探讨的是“关于个人的一般问题”，称“人是出发点、最终目的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实现者”。求得“个人的全面发展”就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1962年）。洛莫夫（俄）则称建立“人的统一科学”“为时尚早”，“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并列地提出人类学科学，或许是合理的。”（1987年）〔14〕
当然，对国外人学研究的成果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批判地吸取。前苏联著名学者弗罗洛夫的《人的前景》一书，就是在批判吸取世界人学精华的基础上，对影响人类发展的社会因素、自然—生物因素和个性因素及其关系作出了出色探讨，尤其是对影响巨大的社会生物学进行了剖析。他主张，社会生物学家的“一些观察和假设应该得到认真注意和客观评价”，如特里维尔的断言：“政治科学、法律学、经济学和人类学或迟或早总要成为社会生物学的组成部分。”他认为人是理智和非理智的统一，并向往未来人是“完整的、全面发展的”人。〔15〕可以说，人的生物性论证是科学和人学的前沿问题，中国学界若有能力对这一难题作出合理论析，就可进驻当代世界人学的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