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忧并存之35年——中日建交以来的历史回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论文,喜忧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9.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35X（2007）01—0005—06
1972年对中日两国来说，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或可称之为中日关系史上的里程碑之年。因为从这一年起，新中国与日本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即我们所说的开始书写中日关系史的新篇章。
一、喜之所存
35年前的9月25日，在北京机场周恩来总理与到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手握在一起，新中国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正式开启。经过双方多次会谈，终于在9月29日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可谓“相逢一笑泯恩仇”。当时，尽管中国还处于“10年浩劫”之中，但是在中日两国之间，还是对“我们两国伟大的人民定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一美好愿景深信不疑。就在中日签署《联合声明》之当日，日本代首相三木武夫发表谈话表示：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不仅对日中关系，而且对亚洲的稳定乃至世界的和平将做出贡献。”并说：“在这个历史转折时期，我们必须记住，要对那不能简单地拭去的伤痕谦虚地进行反省，而且要自戒，向着日中永远和解前进”。[1] 日本自民党也发表声明认为“这个联合声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外交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大大地改变了历史潮流”。[1] 日本的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都纷纷发表声明，表示欢迎中日《联合声明》。日本的各日中友好团体和其他组织分别发表声明、谈话和举行集会或酒会，欢迎中日《联合声明》的发表，可以说中日友好的气氛弥漫了日本朝野。
《人民日报》于9月30日以“中日关系史的新篇章”为题发表社论，指出：“中国和日本是隔海相望的两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中日两国的和平友好相处，不仅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各国人民的利益……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瞻望未来，我们深信中日友好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中日两国伟大的人民一定能够排除各种障碍，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们决心同日本人民一道，为继续发展中日友好关系而共同奋斗”。[2] 中日友好的浪潮也同样开始席卷中国大地，“中日友好”、“一衣带水”、“中日不再战”、“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口号，一时间在各种传媒中广为流行。
时逾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当年正值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此后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中日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友好交流。
政治上，1978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日本，会见了日本裕仁天皇和皇后，并与福田纠夫首相举行了会谈，同时还拜会了日本众参两院议长和日本6个在野党领导人。1979年2月，邓小平在访美回国途中再次对日本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访问，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举行宴会欢迎并对邓小平访美成功表示祝贺；同年4月，邓颖超副委员长率中国人大代表团访日，会见了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和天皇；12月，应中国政府的邀请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来中国访问，大平正芳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会谈，并宣布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日两国国家领导人及高层互访更为频繁。1980年5—6月间，时任总理的华国锋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9月，新任日本外相伊东正义访华。1981年6月，日本众议院议长福田一率众议院访华团访华，受到邓小平副主席和赵紫阳总理的接见。1982年5—6月间，赵紫阳总理访日，会见了日本天皇及各界人士，同年9月，日本首相铃木善幸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1983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访问日本，期间日本天皇会见并宴请了胡耀邦。1984年3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问中国，并于赵紫阳总理举行会谈。双方还就成立“中日（日本称“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达成协议。1985年4月，中国人大委员长彭真率代表团访日，7月，日本参议院议长木村睦男率访华团访华。1986年11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再次访华。1988年8月，日本首相竹下登访华。1989年4月，李鹏总理访日。80年代的日本各任首相，除宇野宗佑因在任时间只有两个月，从而未实现访华之外，余者均有在任期间的访华经历。90年代，中日领导人互访依然。1991年8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问中国，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家主席杨尚昆的接见。1992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访日；同年10月，日本明仁天皇访华，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访华的天皇。1994年2月，朱镕基副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日；3月，日本首相细川护熙正式访华。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士访华，并参观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成为第一位参观该馆的在任首相。1997年9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访华，并到沈阳“九一八”事变纪念馆参观访问；11月，李鹏总理访日。1998年11月，国家主席江泽民访日，期间中日双方发表了《中日联合宣言》。1999年7月，日本首相小渊惠三访华。新世纪伊始，2000年10月，朱镕基总理访日。2001年10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华，并到抗日战争纪念馆敬献花圈。此后，因小泉顽固地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中断了中日两国领导人互访常例。直到2006年10月，现任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中国，这一常例有望恢复。
经济上，中日建交之时，中国尚处于“文革”时期，无论是对国内经济建设还是对国外经济交往都未给予应有的重视。1974年1月，中日间才签订《中日贸易协定》；4月《中日航空协定》、11月《中日海运协定》分别在北京与东京签字。直到1978年2月，《中日长期贸易协议》始在北京签字，但所谓“长期”也只是从1978年至1985年而已。总之，在中国改革开放前，中日之间的经济交流是极其有限的。1979年开始中日经济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自这一年起，日本开始对华直接投资，中经80年代和90年代，到2001年底，日本对华投资企业达22370家，协议投资额441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327亿美元。松下、丰田、日产、东芝等日本著名大企业纷纷扩大在中国的生产和经营活动，日本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华直接投资国。1979年日本开始对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和其它经济援助，截止2003年3月，中国接受日方的贷款累计总额达28293亿日元，成为日本对外经济援助的最大受援国。[3] 日元贷款主要用于中国的铁路、港口、发电站等基础设施建设，无偿资金援助则以粮食的增产、医疗、环保以及培养人才等基础生活为对象来实施的。这些经济活动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无疑起了重大作用。在贸易方面，1972年中日建交时，双方贸易规模较小，自80年代开始，中日贸易额在不断扩大。1980年日本自中国的输入额为200.20亿美元，1985年为422.51亿美元，1989年为692.06亿美元；日本向中国的输出额则分别为181.12亿美元、273.50亿美元和525.38亿美元。[4] 经过90年代的不断增长，到2003年时，双方的贸易额已增长到1335亿美元以上。从中国方面看，同年的出口总额为4383.7亿美元，进口总额为4128.4亿美元，前者日本所占比重为13.6％，仅次于美国的21.1％和欧盟的16.5％；后者日本则占18.0％；高于欧盟的12.9％和美国的8.2％；[5] 2004年中日贸易额首次超过美日贸易， 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2006年上半年中日贸易额比上一年同期增长了9.9％，高达9922145万美元，“有望连续第八年刷新历史纪录，极有可能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6]
文化上，1979年12月，《中日文化交流协定》在北京签字。和经济交流一样，1979年以前的文化交流也是极其有限的。仅以人员交流为例，1972年，只有994名中国人去日本，来华的日本人为8052人。进入80年代与90年代后，中日人员往来开始明显增多。1980年，赴日中国人为8336人，来华日本人为71473人；到1997年前者增为283467人，后者增为1040465人，与1972年相比，前者增加了284倍，后者增加了128倍。而在日本的外国留学生中，中国人最多，1997年为22800多人，占在日留学生总数的44.5％。2003年更增为70814人，占64.7％。 同年中日两国人员交流达到368万人次。[3]28—29 除人员交流外，两国之间的其它文化交流也是不断增多。总之，中日建交以后，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两国关系在方方面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二、忧之所在
自中日建交以来，中日关系中的喜与忧都是并存的。从中日建交谈判伊始，至今仍然影响中日关系顺利发展的历史认识问题便已经凸显出来。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在周恩来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词中说：“然而，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1]105 日本首相不仅有意回避过去日本侵略战争的性质，只字不提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还竟然把那场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战争，轻描淡写地以“添了很大的麻烦”作为“反省之意”。当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批评自是理所当然的。1973年2月，或可说中日联合声明的墨迹未干之时，田中角荣在众议院回答日共议员不破哲三的质询时竟声称：“日本出兵中国大陆为事实，但是我不能讲那是否是侵略战争，这是需要将来历史做出评价的……我不会直接回答那是不是侵略战争，那要凭以后史家的评价，此外无可奉告。”[7] 像田中这样的历史认识，在日本首相中比比皆是。铃木善幸在1982年8月就对记者说过：“我认为对于战前我国行为的评价，应该留待后世史家，但是关于目前包括中国和国际上对‘侵略’的严厉批判一事，作为政府亦需充分认识。[8] 中曾根康弘也是一个“大东亚战争论”者，他有时在正义的压力下，半遮半掩地承认日本侵略也是言不由衷的。他曾说：“天皇陛下担忧我们民族的危亡，果断地做出结束战争的英明决断”、“想想大东亚战争的情形，天皇制能维持下来与真不简单。”[9] 竹下登不仅也说过“是不是侵略战争应该由后世的历史学家来评价”，而且在1989年2月，他还为侵略战争辩护：“有关侵略战争的学说很多，依哪一个为基准，联合国与未做出定论，因此难以断定。”[10] 森喜朗任首相期间，不仅模糊日本侵略战争的性质，更以“皇国史观”大肆鼓吹日本是“神国”，并一度在遭到国内外强烈批评后，拒不收回自己的错误言论。至于日本阁僚否定侵略战争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影响比较恶劣的就有：1986年9月，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在《文艺春秋》发表文章，否定日本军国主义在侵略战争中犯下的罪行；1988年4月，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公开为侵略战争辩护；1994年5月，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声称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同年8月，环境厅长官樱井新对记者说：日本进行太平洋战争并不是出于侵略的目的，那场战争使亚洲各国独立了。
也是历史认识问题重要内容之一的日本要人参拜靖国神社一事，一直都是中日关系发展的巨大障碍。每当我们谈及这一问题时，一般都会以中曾根康弘作为日本首相公开参拜靖国神社开始。实际上，铃木善幸在1980年刚上任不久即参拜了靖国神社，1982年他第三次参拜，并在签名册上写明“内阁总理大臣”职位，这同公开参拜并无本质区别。中日建交后的日本首相，大多都有参拜靖国神社的经历，即使没有在在任期间参拜，上任之前或卸任之后，也不放过参拜的机会。只是到小泉纯一郎时代，把参拜靖国神社活动推到顶峰而已。
在日本教科书问题上，也反映了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上的差距之大。此一问题可说自上个世纪50年代即已存在，80年代以后愈演愈烈。对两国关系影响较大的要数1982、1986、2001年的日本篡改教科书事件，至今为止这种对中日关系的不利影响仍然继续。
台湾问题作为中日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其堪忧程度足以和影响中日关系的其它任何问题相比。这一问题也是自中日建交之时起就已存在。本来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已经非常明确：“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就在联合声明签署的当天，作为建交谈判的日本二号人物、时任外相的大平正芳，竟然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在联合声明中虽然没有触及，日本政府的见解是，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华和平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1]113 这无疑是说日本与台湾当局签订的所谓《日华和平条约》是合法的，只是由于中日签署联合声明，这一所谓条约才失效。而中国政府从来就没有承认过这一条约，因为这与一个中国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1973年3月，也即是中日建交半年的时间，在日本就成立了“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在日本政界中，一直存在着所谓的“台湾帮”。而这个恳谈会便是“台湾帮”的大本营。在1987年的“光华寮事件”中，日本大阪高等法院竟然对本应属于中国国有财产的光华寮做出错误判决，公然制造“两个中国”的论据。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日本的亲台势力竟然策划举行国民大会，鼓吹“日台复交”、“实现李登辉访日”，公然违反中日联合声明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受到中国方面的谴责。1996年3月，正当台海局势紧张时，台湾所谓“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丁懋时在日会见日本官房长官梶山静六，就“安全保障”及有关情报进行秘密协商。同年4月日本外务省亚洲局长加藤良三竟然在国会中公然叫嚷：“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是中国的主张，日本不是承认这一主张，只是表示“理解和尊重”而已。至于“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也只是中国的说法，并非日本的说法。[11] 同年日美签署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将台湾作“日本周边”，当受到中国方面质问时，日本政府模糊其辞地答以“不是指地理概念”。但是到2005年2月，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2加2会议），共同发表声明，公然将我国领土台湾列为美日战略目标。中国方面指出“上述声明将涉及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台湾问题列入其中，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12] 日本不只是允许台湾政界、军界高层官员访日，而且日本要员也频繁出现于台湾。2006年11月，前首相森喜朗不仅访台，而且还接受了陈水扁颁赠的“特种大绶景星勋章”。无怪中外有识之士都已看出：如果说美国为了利用台湾牵制中国，希望永远维持“不统不独”的台海现状的话，那么，日本则是从内心希望台湾独立。
中日间领土纠纷问题也是由来已久。1977年4月，日本与韩国签署《日韩共同开发大陆架协定》，由于该协定侵犯中国主权，中国外交部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但日本政府仍我行我素地于6月在国会通过该协定，中国外交部对此向日本政府表示强烈抗议。钓鱼岛问题自日本战败之日起便已存在，并未因中日建交而解决。1978年4月，日本海上保安部巡逻船对在钓鱼岛周围进行捕鱼作业的中国渔船无理提出“侵犯领域”的“警告”。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太郎会见记者时称：中国如果“继续侵犯日本领海，日本将会提出抗议。”[13] 日本政府甚至以此为借口， 拖延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中经80年代至90年代及其后，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对中国的挑衅尤为加剧。1996年7月，“日本青年社”7人登岛，并在岛上设置灯塔；8月，日本右翼分子再次登岛并设置木制国旗；9月，日本右翼分子登上钓鱼岛北小岛修建灯塔；1997年5月， 日本国会议员和石垣市议员以及两名摄影师以“行政考察”为名非法登岛：1999年9月，“日本青年社”3人登上钓鱼岛；2000年4月，“日本青年社”成员登岛并建立神社。日本政府非但不对这些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加以限制，反而不顾历史事实，强说钓鱼岛是日本领土。1998年2月， 日本政府以驻联合国大使小和田恒的名义，就钓鱼岛问题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交了一份文件提出：“无论是从历史上看，还是对照国际性原则，尖阁群岛（钓鱼岛）都毫无疑问是日本领土的一部分，而且一直处于日本的实际统治之下。”[13]474—475 2000年5月，日本外务省官员再为“日本青年社”成员登岛建神社一事辩护，也妄称钓鱼岛是日本领土。2005年2月，日本政府竟宣布将日本右翼分子所设灯塔收归国有。钓鱼岛问题和近年来出现的东海石油问题、冲鸟礁等问题纠缠在一起，成为当前和今后中日关系发展难以绕过且令人担忧的问题。其实，中日间的问题还不止这些，其它如日本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日本处理中国境内日军遗弃化武问题、中国民间受害索赔问题、经济交往中各种问题等等，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三、何以解忧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又是一个极为特殊的近邻。言其特殊是因为在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日本一样从中国汲取那么丰富的营养，使其无论在文化风俗上，还是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几乎无不打上中国文化的烙印；同时，又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日本一样，自近代以来，却恩将仇报地掠夺了中国那么多的财富，杀害了那么多的中国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那么深重的苦难。可以说中日关系史充满了无尽的恩仇，即使是中日建交后，在两国之间，也是喜忧并存，至今仍是“剪不断，理还乱”。由于中日两国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以及两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决定了中日之间没有理由不友好相处。为了中日和睦和谐相处，对于两国间存在的令人堪忧的问题，至少应该做到如下几点。
其一，中日双方都应正视问题的存在，而不是有意回避它。毫无疑问，任何有正式外交关系的两个国家之间，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影响两国关系顺利发展的问题，甚或是一些难于解决的棘手问题，中日之间自然也不例外。但中日之间的问题亦有不同于一般两个国家问题的特殊性，诸如：中日悠久的友好往来的历史，在交往历史中古代与近代的巨大反差，因日本侵略中国而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之多，历史与现实纠缠的程度之深等等。只有双方都能正视这些问题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才有可能寻求到解决的方法。
其二，中日双方都应以实际行动恪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的精神。就中国方面而言，自中日建交以来并没有任何违反上述3个重要文件精神的言行。而日本，一方面在公开场合声称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私下里却不断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事端，从日本政界“台湾帮”的存在，到日本政府允许李登辉访日、森喜朗访台，都说明日本对待台湾问题采取两面手法。更有甚者，自1998年4月起，日本竟对所谓“中华民国护照”直接加盖日本入境许可章印。日本政府如果不以实际行动，中止其在事实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行为，在对台问题上就无法取得中国政府与人民的信任。可以说，台湾问题就是日本是否真正遵守中日间3个重要文件精神的试金石。
其三，两国政府都应积极主动地制止不利于中日友好的各种言行。中国政府历来强调，要以中日友好大局为重，事实上也是言行一致的。例如：2005年4月，中国一些地方发生了涉日游行示威活动。本来“这是由于日方在历史等一系列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并不断采取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错误行为引发的”，但中国政府却从大局出发，积极主动维护中日友好关系。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就中日经贸关系答记者问，就“在社会上有人提出抵制日货”问题指出：“抵制商品将损害双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不利于我们的对外合作与发展”；中国公安部新闻发言人也发表谈话，指出“有极少数社会闲杂人员借机进行打砸公私财物、扰乱社会秩序等违法活动，损害了我国形象，是法律所不允许的。”[14] 与此相反，无论日本右翼如何肆意否定“南京大屠杀”，如何制造反华事件，日本政府都会以“言论自由”为盾辞，而默认和放任右翼破坏中日友好关系的活动。无论是在日本右翼频频登上钓鱼岛，还是在多次篡改教科书问题上，日本政府都没有表现出以中日友好大局为重，制止这些不利于中日友好关系发展的诚实姿态。日本政府如果真诚维护与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就必须以实际行动来证明。
其四，两国的媒体都应遵守和大力宣传中日间3个重要文件精神，争做中日友好的喉舌，而非鼓动本国民族情绪的工具。甲午战争前日本媒体的推波助澜，使日本国内几乎众口一词地叫嚷与中国开战；二战中日本对外侵略也是靠媒体舆论动员全体民众，支持所谓的“圣战”。日本媒体本应从历史上接受教训，但是，日本媒体却在中日关系出现问题时，火上浇油地作歪曲事实的报道。2002年5月，“沈阳总领馆”事件就是明显的例证。“在事件发生后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日本各大报纸发表的有关‘沈阳闯馆事件’的消息、综述、社论、评论等多达五六百条”。“据横滨大学一教授统计，仅在日本各大电视台反复播放的相关录像带片段更多达1100多次。暂且不说反复炒作相同的报道内容还算得上算不上‘新闻’，单凭日本媒体不厌其烦、上千次地反复播放相同录像内容的做法，说其是在有意识地进行仇华、厌华、妖魔化中国的‘反华宣传’一点也不为过。”；[15] 而对2004年4月“日本皇民党”成员中釜信行驾驶大型宣传车冲撞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并人为纵火导致大门及领馆建筑受损一事，日本媒体则“多采取了默不作声或避重就轻式的报道”。“沈阳闯馆事件”是中国武警为保护日本领事馆并在日领馆人员同意的前提下所履行的正常职责，并不具有丝毫反日色彩，而“大阪撞馆事件”其流氓程度与性质之恶劣，都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日本右翼反华之猖獗，即使不论此两者不可同日而语的区别，一向标榜以“客观公正，不偏不倚”为原则的日本媒体，也是偏倚有加的。那么，中国媒体是否就无可指责了呢？应该说中国的各大媒体基本都能以中日间3个重要文件精神为准则，竭力维护中日友好大局。而地方小报与互联网则未必尽然。如2000年4月，某报转刊在日中文报纸《中文导报》关于日本女孩群殴华人少女事件，即用“就打你这个中国人”为标题，且字号之大，所占报纸版面几与报道内容相等，此非煽动民族情绪而何？2003年9月，珠海发生了日本人集体嫖娼事件，就事件本身而言，无疑是日本人无视中国法律而为的可耻行径，但地方小报与互联网铺天盖地的报道，其中也不乏借机煽动民族情绪的倾向。尽管目前中日人员交往频繁，但对两国民众相互认识和理解，媒体的作用还是极其重要的，这已无需论证。因而，中日媒体不只是要以“客观公正，不偏不倚”为原则，还应以维护中日友好关系为己任。
其五，日本的领导人及政治家们应该换一种思维方式对待历史认识问题。比如说，把不去参拜靖国神社看成是对中国人民和亚洲其他受害国人民的尊重，而并不认为是什么屈服于外国的压力。事实上也是如此，如果不从内心认识到参拜靖国神社是对受害国人民的感情伤害，而只是屈服于国际的压力，那么，中日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就永远不会解决。再如，不能把中国方面提“以史为鉴”，看成是中国“打历史牌”。胡锦涛主席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曾明确指出：“我们强调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只有不忘过去、记取教训，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16] 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一个记仇的民族，相反倒是一个宽宏大量、主张“以德报怨”的民族。否则，何以解释当我们那些死于日本人屠刀下的父老兄弟尸骨尚温之际，中国民众竟含辛茹苦地抚养了那么多日本残留孤儿？又何以解释中国政府释放了那么多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的日本战犯？
回顾中日建交35年的历程，中日间的问题多是日本引起。为中日关系能够健康顺利地发展，首先，日本政府必须拿出实际行动来维护来之不易的中日友好关系。当然，中国方面的努力也是必不可少的，毕竟中日关系是双方的。只有双方的共同努力，中日关系才会有光辉灿烂的明天。
收稿日期：2006—11—2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中日俄三国关系史研究”项目编号：02JAZJDGJW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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