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捐赠、社会信任与新型农业保险参与研究_新农保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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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C913.7∶F840.6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3116(2016)03-0044-08

       一、引 言

       随着大量劳动力在比较利益的诱导下纷纷外流，中国农村老龄化的程度日趋紧迫和严峻。2011年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比例超过了15％，据预计到2021年将突破20％，2033年左右突破30％。与此同时，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家庭子女数大幅减少，家庭养老资源急剧锐减，农村老年居民养老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加之家庭代际重心下移与“养儿防老”观念的逐步瓦解，家庭养老危机已成为农村居民甚至全社会的共识。

       20世纪80年，中国开始探索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到1992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已覆盖全国950个县市，参保人数已达到2600万[1]。到1997年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覆盖2097个县市的8288万人[2]。1998年，由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不健全，保障水平低等原因，导致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进入衰退阶段。1999年7月，以“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为特点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停止接受新业务，进入清理整顿阶段。2003年，为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部分地区开始了新一轮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到2005年底，全国已有19个省的1900余个县、市、区开展农保工作[3]。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财政补贴相结合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下简称“新农保”)。2009年开始试点，到2012年基本实现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全覆盖。

       新农保与以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老农保”)最大的差别是强化了国家在农村居民养老中的责任，由财政负担已达到退休年龄的农民的基本养老金。农村居民的参保状况影响新农保制度的实施与农村居民的福利享有，新农保政策推行的过程是一蹴而就的还是逐步进行的?在农村居民参与新农保的过程中哪些因素影响了他们的行为选择?这是本研究试图探讨的问题。该研究亦将为中国农村公共政策执行及其评价效果的考量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

       二、文献综述

       新农保实施以来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当前有关新农保问题的研究主要基于国家和个体两个视角。国家视角下的研究主要是从制度供给者角度出发，基于新农保制度实施状况、存在的问题和相应对策的研究。也有部分学者关注新农保作为一项社会保障政策，对其基金筹资机制、管理方式及可持续性进行研究。从个体视角出发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农村居民个体需求的视角，探讨农村居民的参保意愿、参保行为与选择等。

       钟涨宝、李飞研究指出，在国家和各级政府组织及村级自治组织的大力宣传动员下，新农保实施之初覆盖率提高的速度很快，但存在发展不均衡等问题，主要表现在缴费档次、基础养老金水平、地方政府补贴标准、对特殊人员的照顾、投入产出比等方面[4]。李冬研、薛慧元等研究指出，发展不均衡主要是由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补贴水平不高与缴费标准较低造成。增加财政投入，完善财政补贴机制与待遇调整机制，同时制定科学的缴费标准和参保方式，可以促进各地新农保的均衡发展[5-6]。部分学者关注新农保作为一项社会保障政策，研究其收入再分配效应、筹资机制、计发办法及其可持续性。王翠琴认为，新农保的再分配实质上是财政的再分配，新农保对参保农民都具有正向的再分配效应，新农保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倾向于选择较高缴费档次群体、困难群体等，而“捆绑式政策“产生了逆向的收入再分配效应[7]。何晖等认为，新农保的筹资机制和计发办法会影响其实施效果，统一额度计发会造成各地收入替代率失衡，财政补贴按数额而不按比例也会造成不同地区地方财政压力不同，因而提出统一比率计发待遇和多层负担的多方筹资方式[8]。薛惠元从新农保的保障水平出发，基于新农保保基本的原则，通过技术测算，发现新农保不能保证“老人”“中人”和大部分“新人”的基本生活需要，鼓励农村居民尽早参加新农保，选择高的缴费档次有利于提高新农保的保障水平[9-10]。

       穆怀中等从个人特征、政策信任和政策推广等层面分析了影响农村居民新农保参与意愿的因素，指出男性、文化程度较低、身体状况差、收入水平中低和参保回报时间短的农民参保意愿更高[11]。肖应钊等则从家庭因素、养老期望和保险状况分析农民新农保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发现家庭子女数、为家庭考虑是否参保、期待的养老方式及是否参与商业保险对农村居民新农保的参与意愿有显著影响[12]。常芳等通过实地调研，得出农村居民参保率较低的原因是对新农保缴费细则不了解，以及新农保政策信息严重不对称所致[13]。吴玉锋基于社会信任分析的方法，指出村域信任对农村居民的信息获得有积极影响[14]。

       现有研究为本文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材料，也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然而，以往的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基于农村居民的研究多为某个地区或某几个地区的实地调研，缺乏全国范围严格的抽样调查，解释力有待考察；二是在考察农村居民新农保参保行为及影响因素时，通常仅使用“您是否参与新农保”这一问题，在目前新农保已实现全覆盖的背景下已不太适合，应进一步根据参保时间进行考察。本文基于个人禀赋与社会信任两个维度，运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y，CFPS)数据，考察影响农村居民参与新农保的决定因素，主要是对政策制定与执行中个人基于自身资源禀赋选择是否接受新政策，以及公众基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公众形象来进行行为选择的逻辑考量。

       三、数据来源与基本假设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研究中心提供的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该调查在2008年和2009年对三个城市进行了试调查和追踪调查，于2010年和2012年进行了两次全国抽样调查。本研究采用2012年调查数据。CFPS问卷主要包括社区问卷、家庭问卷、成人问卷和少儿问卷，涉及有关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健康等各方面信息。本研究主要使用成人问卷，根据研究需要，共筛选有效样本5968个。

       (二)样本的基本特征

       如表1所示，从样本的性别构成来看，男性占47.4％，女性占52.6％。从文化水平来看，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的超过一半以上(55.9％)，初中和高中文化水平的分别占32.6％和10.2％，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的仅占1.3％。从婚姻状况来看，有配偶的被访者占绝大多数(90.8％)；无配偶的主要包括未婚、离异或丧偶的，占9.2％。从身体健康状况来看，绝大多数被访者都处于非常健康到一般的状态，仅有17.2％的被访者处于不健康状态。从被访者父母的年龄状况来看，绝大多数被访者父母的年龄超过60岁，平均年龄分别为73.02岁和70.26岁。被访者的平均年龄为43.05岁，被访者的人均年收入为7276.22元。

      

       (三)基本假设

       新农保制度是由国家主导自上而下实施的通过试点到面推广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居民参与新农保制度的积极性会影响制度的实施效果。由于农村居民的个体特征有所差异，导致其所拥有的资源也存在差别，这会直接影响他们对政策的预期和行为选择，因此提出，假设1：个人禀赋对农村居民参保积极性有显著影响。再者，从政策宣传和引导的视角看，作为新农保政策宣传工作的基层主体村干部，由于农村居民对新农保的大部分信息来源于村干部，农村居民越信任村干部，参与新农保的积极性就越高。因此，农村居民对村干部的信任会直接影响其参保的积极性。同时，新农保作为中国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如果农村居民的认同感不强或者认为存在严重问题，说明其对社会保障政策不够信任，从而会影响其参与积极性，因此提出，假设2：农村居民对村干部和社会保障政策的信任度与其参保积极性具有相关关系。据此，本文假设农村居民的个人禀赋、社会信任及政策认知会对其参保积极性产生影响(见图1)。

       直接将新农保政策宣传给农村居民的是村干部，新农保政策的直接执行者也是村干部，他们负责向村民宣传，收取新农保参保费用，为村民办理各种新农保相关手续。

      

       图1 基本假设示意图

       四、研究结果分析

       (一)农村居民新农保参保情况分析

       由于到2012年中国新农保制度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因而剔除“您是否参与新农保”这一问题。表2显示，在调查样本中，2008年参保人数为208人，占总人数的3.5％，说明新农保在全国范围试点前，仅有极少部分农村居民被新农保政策覆盖。2009年参保人数有所增加，为341人，占5.7％，主要是受政策因素影响，增加幅度较缓；2009年下半年在全国范围内选择10％的县(市、区)试点。2010年，新农保参保人数增长迅速，其中有1637名被访者是在2010年加入新农保的，占被访总人数的27.4％。2011年有2942人加入新农保，占被访总人数的49.3％。2012年，仅有840人加入新农保，原因在于新农保已覆盖了绝大多数农村居民，到2012年底基本实现全覆盖。从图2来看，2010年和2011年是新农保参保人群增长最迅速的两年，参保的众数出现在2011年。

       农村居民在哪一年参保不仅能反映出政策推行的动态进程，更能进一步挖掘个人禀赋、家庭特征、组织特征及具体政策对农村居民参保的影响，从而为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图2 新农保参保情况

       (二)个人禀赋与农村居民参保状况

       个人禀赋是与个体特征相关的资源、资本，具体到本研究中即为农村居民个体特征中影响其参保行为的资源或资本。农村居民个体特征与参保情况之间的关系主要从被访者的年龄、性别、文化水平、婚姻状况、身体健康状况、个人收入等方面来考察。通过列联表检验得知，被访者的个人禀赋中年龄、身体健康状况和个人收入对其参保选择有显著影响，而被访者的性别、文化水平和婚姻状况对其参保选择影响不显著。

       1.农村居民年龄对参保的影响

       如表3所示，农村居民的年龄与其新农保的参保年份显著相关(p=0.000)。本研究将被访者的年龄分为四个阶段，主要考虑了新农保待遇享有年龄(60岁)和联合国有关青年与中年的划分(45岁)，然后根据等距的原则进行分类。整体来看，各个年龄段被访者在不同参保年份所占比例都有所变化。具体来看，2008年新农保还未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试点时，参保者中31～45岁的农村居民最多。究其原因，主要是31～45岁这一年龄段相对16～30岁和46～60岁这两个年龄段而言，处于劳动力旺盛时期，收入相对较高，更有能力参与社会养老保险，假设1得以验证。另一方面，由于新农保政策未出台，“捆绑政策”的效应尚未显现，农村居民不用考虑保障父母养老权益而参保。2009—2011年46～60岁参保群体所占比例非常高，原因有两点：一是这一年龄段离待遇享受年龄很近，农村居民参保积极性比较高，主要是看到预期收益；二是由于新农保出台了“捆绑政策”，即在子女参保的前提下，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才可领取国家的基础养老金。因此，对于46～60岁年龄段的农村居民积极参保的主要因素在于为了给已经年满60周岁的父母获得养老金支持。2012年60岁以上被访者参保率最高，从2008年到2012年，60岁以上被访者参保人数逐年增多，表明新农保待遇发放良好，因为60岁以上老年人参保即直接享受基础养老金，只有当他们拿到基础养老金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参与了新农保。

      

       2.农村居民身体健康状况对参保的影响

       农村居民身体健康状况与其新农保参保年份显著相关(p=0.000)，假设1得以验证。整体来看，从2008年到2012年，参保人数比例最少的多为不健康的被访者。主要因为身体不健康的被访者难以预知自己参与新农保的投入能否获得相应的收益，因而参保积极性不高。另一个原因是新农保待遇相对较低，对于身体不健康的被访者，其医疗消费相对较高，一方面会影响其参保能力，另一方面预期的养老保险收益对其而言相对较少。在2008—2012年间，2009年和2012年身体非常健康的被访者参保比例最低，2011年身体非常健康的被访者参保比例也较低，可能的解释是身体非常健康的被访者对风险的预期不足，参保动力不足。

      

       3.农村居民个人收入水平对参保的影响

       农村居民的个人收入水平在10％的水平上影响其新农保参与情况(p=0.063)，假设1得以验证。参与新农保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被访者的收入水平高时，可以选择尽早参保。而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被访者需要节约家庭各项开支来积攒参保费用。根据新农保推行进程中重要时间点2009年底和2012年，我们可将新农保参与时间分为三个阶段，即2008—2009年为第一阶段，新农保制度实施初期；2010—2011年为第二个阶段，新农保全面开展阶段；2012年为第三阶段，新农全面覆盖阶段。表4显示，在新农保实施初期，农村居民的个人收入越高，其参保率就越高，2008年个人收入最高档29999元以上的农村居民新农保参保率是个人收入最低档10000元以下的农村居民的1.5倍。新农保开展初期，个人收入高的农村居民更有能力加入，而此时新农保尚未进行大面积推行，也无捆绑政策规定，收入较低的农村居民参与动力不足。在新农保全面开展阶段和全面覆盖阶段，农村居民新农保参保率不再随收入水平增长，因为新农保的全面推行，从国家到村的积极动员，农村居民普遍选择参与新农保，此时个人收入对参保率的影响降低。总体而言，农村居民个人收入水平对其参保积极性的影响并不非常显著，可能的解释是最低缴费档次为100元/年，占农民年收入的比重并不高，因而个人收入水平对参保行为的影响有限。

      

       (三)社会信任与农村居民参保情况

       对社会信任与农村居民参保情况关系的考察主要基于农村居民对中国现行社会保障政策以及村干部的信任程度两个维度。

       本研究对社会信任这两个问题的测量采用从0-10分的量表测量，分值越小说明越不信任，分值越大说明越信任，其中0分代表完全不信任，10分代表完全信任。农村居民对中国社会保障政策的信任程度与其参与新农保的年份呈显著的正相关(p=0.040)，假设2得以验证，证实了对国家政策的信任度与参保行为的关系，从而说明了社会信任的重要性。农村居民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与其参与新农保的年份呈显著正相关(p=0.018)。村组织是推行新农保政策的基层组织，村级组织及成员树立良好的威信，形成优良办事作风，容易得到农村居民的信任，从而有利于新农保政策的推行。

       如表6所示，农村居民对中国社会保障政策的信任程度与其参与新农保的年份显著相关(p=0.000)，与预想的正相关不同，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信任度与其新农保参保率①呈负相关，相对而言，参保率最高的2011年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的信任度反而较低；而参保率最低的2008年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的信任度最高，为5.23分。可能的解释是，社会保障政策在实施之初，农村居民的信任度较高，是源于社会保障制度是由国家主导推行的一项制度，有较高的权威性。而社会保障制度在推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影响了农村居民对制度的信心，导致信任度降低。由于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起步较晚，实施过程中也会遇到各种问题，目前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政策处于中度信任状态，但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信任度会不断提高。

      

       农村居民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与其参与新农保的年份呈显著正相关(p=0.000)。2008年农村居民对村干部的信任度最低，平均分为4.68，这一年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参与率也最低，为3.5％，说明农村居民对村干部的信任度影响其新农保参保率。2008年新农保参保率低，主要原因是新农保制度尚未全国试点，村干部的宣传力度也不大。随着新农保在全国试点的推进，村干部加大对新农保的宣传力度，农村居民对村干部的信任度有所提高，农村居民对村干部的信任度较高的年份为2010年至2012年，2010年和2011年是新农保参保率最高的两个年份，农村居民对村干部的信任度与新农保参保率的方向基本吻合。总体而言，农村居民对村干部处于中度信任状况，虽然在不同年份信任度有所差异，但差异并不大。村组织是推行新农保政策的基层组织，村级组织及成员树立良好的威信，形成优良办事作风，容易得到农村居民的信任，从而有利于新农保政策的推行。

      

       (四)“捆绑政策”与农村居民参保情况

       “捆绑政策”即新农保政策出台之时，为了鼓励农村居民积极参与新农保而提出60岁及以上农村居民享受新农保基础养老金的前提，是其子女必须参与新农保。这一政策会影响被访者的参保行为，一方面参保者即在知晓“捆绑政策”后，农村居民父母超过60岁时，其更倾向于立即参与到新农保制度中，以从制度中直接获得收益；另一方面，基于经济压力的考虑，在“捆绑政策”下部分子女会放弃参保。

       本研究将被访者父母的年龄分为60岁及以上和60岁以下两个年龄阶段。结果显示，被访者父亲的年龄并未对其参保行为产生显著影响(p=0.475)，只有被访者母亲的年龄对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p=0.069)。这说明“捆绑政策”仅对农民居民参保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影响力有限，并不是影响农村居民参保积极性的主要因素。

       五、模型构建与分析

       (一)理论模型、变量测量与描述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假设，将农村居民的参保年份设为反应变量，基于以上数据分析，从新农保发展状况可以将2008-2012年分为三个阶段：2008-2009年为新农保全国试点前，即新农保实施初期；2010-2011年为新农保试点全面铺开，即新农保全面发展阶段；2012年新农保实现全面覆盖，即新农保全面覆盖阶段。据此，将农村居民参保时间分为三个阶段，与此对应三个类型。其中k是n＋1个回归系数组成的向量，X是相应的解释变量组成的向量，具体包括年龄、身体健康状况、个人收入、父母年龄、对村干部的信任和对社会保障政策的信任等变量。反应变量有三种且不存在等级差别。上述模型通常被称为无序多属性反应变量的Logit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简称MNL模型。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构造的农村居民新农保参保积极性的影响因素模型表达式如下：

      

       各个变量的具体含义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8。

      

       (二)模型检验

       从表9的似然比检验结果来看，最终模型与只含有常数项的无效模型相比，似然比卡方从8047降到7992，检验结果P＜0.01，说明通过对模型的异方差的White检验，本文用来检验假设的统计量是可靠的，模型拟合良好。

      

       (三)变量解释

       从回归结果看，身体健康状况、个人收入和对村干部的信任度等变量的影响具有统计意义(见表10)。本文将主要解释上述变量，具体解释如下。

       1.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状况影响其参保选择，假设1得以验证。

       模型1中，身体非常健康的农村居民选择新农保全面实施阶段参保与新农保初级阶段参保的比数是身体不健康的农村居民相应比数的75.1％(OR=

=0.751)，即身体非常健康的农村居民反而倾向于选择在新农保制度全面实施后参保，而身体不健康的农村居民则倾向于选择在新农保全面铺开前参保。模型2中，身体健康状况一般的农村居民选择新农保全覆盖阶段参保与新农保初级阶段参保的比数是身体不健康的农村居民相应比数的164.9％(OR=

=1.649)，即在新农保全覆盖时期，身体状况相对较好的农村居民加入的可能性更大。

      

       2.农村居民的个人收入影响其参保选择，假设1得以验证。

       模型1中，农村居民的个人收入在5％的水平上对其选择在新农保全面实施阶段参保显著。农村居民的收入每增加1元，他选择新农保全面实施阶段参保与新农保初级阶段参保的比数是收入未增加时的101.1％(OR=

=1.011)。

       3.农村居民对村干部和社保政策的信任程度影响其参保选择，假设2得以验证。

       模型1中，农村居民对村干部的信任度每增加1分，其选择新农保全面实施阶段参保与新农保初级阶段参保的比数是信任度未增加时的104.6％(OR=

=1.046)。模型2中，农村居民对村干部的信任度每增加1分，其选择新农保全覆盖阶段参保与新农保初级阶段参保的比数是信任度未增加时的101.2％(OR=

=1.012)。

       六、小结与对策

       (一)主要结论

       本研究基于CFPS2012数据，考察农村居民新农保参与情况及影响其参与新农保制度的因素。研究表明，2008—2012年间农村居民参与新农保频数最高年份为2010年和2011年，表明新农保从2009年底开始在全国范围试点以来得到迅速推广，农村居民积极参与，在2012年新加入新农保的农村居民人数开始下降，说明新农保扩面工作已基本完成，这与全国2012年实现新农保全覆盖基本吻合。通过对农村居民新农保参保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知，个人禀赋中的年龄、身体健康状况和个人收入水平对其参保年份有显著影响，其中，16～30岁这一年龄段在2008—2012年间参保率都处于较低水平，新农保在全国范围内试点前期，主要参保群体为31～45岁和46～60岁群体。身体健康状况较好的农村居民参保更早，身体健康状况非常好和身体健康状况不好的农村居民选择更晚参保或强制参保。个人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村居民会选择更早参保。在社会信任中，农村居民对中国社会保障政策信任度越高，其参与新农保制度也越早；农村居民对村干部的信任度越高，其参与新农保制度也越早。

       (二)对策建议

       针对新农保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提出以下建议：

       1.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高缴费档次，提升保障水平。

       目前，新农保制度已实现了全覆盖，但研究显示，大多数农村居民都选择了最低缴费档次，制约了新农保养老保障能力的发挥[15]。大力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让农民有能力选择较高缴费档次，从而有助于提高新农保的养老保障能力。

       2.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升新农合保障力度，提高农村居民健康水平。

       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对新农保的参与有显著影响，虽然新农合制度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医疗保障，但由于保障水平低，其保障能力有限。定期免费为农村居民进行体检，以村为单位定期进行健康知识宣传，并且组织市县级三甲医院医生定期义诊，全面为农村居民提供健康保障，有助于新农保政策的顺利实施。

       3.提高村干部素质，完善中国社会保障政策，提高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度。

       村委会作为中国最基层的自治组织，对于国家政策的落实起到了重要作用。村干部是新农保政策的直接推行者。组织村干部定期学习，大力提高村干部素质；村干部要切实做到体察村民情况，急村民之所急，提高农村居民对村干部的信任，有助于新农保政策以及其他公共政策的顺利实施。社会保障政策是关乎民生的重大政策，是社会的安全网，由于中国农村社会保障起步晚，国情特殊，在推行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困难。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基本实现了全覆盖，进一步提高保障水平，完善基金管理，提高社会保障服务的便捷性，有利于增进人们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信任，新农保作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保障制度信任度的提高也有助于新农保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注释：

       ①本文中的参保率是指某一年份新加入新农保人数与被访者总数的比率，不是指累计参保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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