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世界历史内在地包含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动力机制，外在地展现为人类打破“地域性”的局限、使意识提升到“世界性”高度的过程。研究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需要把它置于世界历史思想形成的逻辑谱系中，在文本中挖掘其独特的理论价值，并展现其深切的实践关怀。对于马克思而言，世界历史不仅是思想，也不仅是视野，更是一种哲学方法论原则。领悟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方法论原则，对于精准地把握马克思的思想，进一步指证、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世界未来走向，意义重大。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方法论原则应着眼于客观性、现实性原则，总体的、辩证的方法，实践的即具体路径的实现。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历史唯物主义；卡夫丁峡谷
习近平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1]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绝不是自然史，它内在地包含着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的动力机制，外在地展现为人类打破“地域性的”（“民族的”和“国家的”）局限，把意识提升到“世界性”的高度。不研究世界历史思想，不把握其方法论原则，就不了解马克思对世界发展趋势的预测，就不理解他所揭示的人类空间拓展带来的历史延展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就不能为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发展的基本问题提供科学的指导。
五是深入推进科教兴水、依法治水，着力提升行业发展能力。加快“金水工程”二期建设步伐，构建防汛抗旱决策、水资源管理、农村水利、电子政务、水利移民等业务应用系统和水文信息综合管理服务体系。积极推进“山东省水土保持条例”“山东省水文管理办法”等项目立法工作，基本完成重点水管单位和乡镇水利服务机构水行政执法队伍建设任务。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革命性变革
（一）思想史中的世界历史思想
萌芽状态的世界历史观念源于古代。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的大同理想，都体现出人类从历史进程的普遍性探寻世界历史的可能性。发展形态的世界历史观念伴随着近代世界市场的形成、民族和地域的狭窄性的打破。代表性的思想家有维科、康德和黑格尔。维科在《新科学》中提出，基于永恒的人性，民族史和地域史的发展体现为“理想的永恒的历史”的世界性趋势，体现为普遍的“觉醒——成熟——衰亡”的过程。这种观念虽然陷入历史循环论，但探讨了历史发展的一致性规律。康德指出，从狭隘的民族史和地域史的观点看，历史是恶的，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分析，历史才体现为以恶为动力且趋善的进程。
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是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直接来源。黑格尔在《历史哲学》和《法哲学原理》中提出，历史不是杂乱无序偶发经验事实的堆积排列，不是以表象方式存在的“实际存在的历史”——“原始的历史”和“反思的历史”，在其发展演化中存在着“必然性”和“规律性”，这是以“缘何如此”的本质方式存在的“哲学的世界历史”。从逻辑维度上，历史是理性、绝对精神的外化。理性、绝对精神将区域性的“民族精神”提升为以自由为内核的“世界精神”，追求和实现普遍性是其重要品格，特殊性（民族性）未来只是作为理想而存在。在发生学维度上，缘起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展现出整体性、关联性、动态性。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差不多灌输到了一切现代国家，或者以军事战争的方式，或者明白地推行到了各该国的政治生活中”[2]（p499），自法国大革命始，民族、国家的纵横联系构成了整体的世界历史，发展原则的辩证本性和逻辑本性展开得更充分。在价值维度上，自由的实现，变现为内蕴的历史理性和自由意识的澄明。越是趋近于“世界精神”，自由的程度就越高，世界历史的运行开始于东方的中国，经由希腊和罗马，成熟于日耳曼。自由也由一个人的自由（即皇帝的自由），到少数人的自由（奴隶主的自由）到全体人的自由。按照黑格尔的说法：“世界历史......表示‘精神’的意识从它的‘自由’意识和从这种‘自由’意识产生出来的实现的发展。”[2]（p103）
在其他调味品应用上，Nisin主要是与其他防腐剂进行复配使用，而非单一添加应用，因此后续在开发Nisin防腐效果上，应采用复配型防腐剂。
近代以来，很多学者已经基于巨大的历史感关注业已形成的世界市场，试图透过人类历史的事实反思人类历史的辩证运动的内在规律。尤其是黑格尔，已经从概念的高度揭示世界历史整体及其发展的规律性，实现了世界历史观念的自觉，这些成为马克思进一步探索的重要来源。但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大都站在资本主义、普遍主义、西方目的主义的立场上，把世界历史归因于人的理性或绝对精神，把欧洲模式视为评判世界的基本标准。为此，他们贬损东方民族，甚至把斯拉夫民族、印第安人从“世界历史民族”中剔除。这使得其本来已经拓展了的世界历史视野又窄化，已然确立的世界历史观点被弱化，没能“世界地”和“历史地”看待“世界历史”。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创造性转化
马克思究其一生对世界历史问题进行研究。在作为马克思研究世界历史思想起点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把普遍交往看成是世界历史的形成标志。在集中阐释世界历史思想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逻辑对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重要意义，即成为了“推动历史发展的不自觉的工具”[3]（p66）。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马克思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为例，阐发了世界市场所产生的双重影响；《资本论》实际上奠定了世界历史思想的经济学基础；《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则体现了晚期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思想与东方特殊实践相结合的深层思考。
不基于客观性、现实性的方法，是不能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也不能理解以此为基础带来的整个人类文明形态的巨大变迁的。
这些构成了研究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文本基础。但若只停留于文本，而对其叙事语境及思想的内在关联体会不够深入，就会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简单化为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的形成、发展的经验性描述，就不免拉低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事实上，马克思在以下两个方面在理论上对传统的世界历史思想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其唯物史观。
1.挖掘了其科学维度，把对世界历史的阐释建基于唯物主义基础之上。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之前，尤其是在新航路开辟和工业文明开启的工业化之前，生产力的不发达和分工的不细化，使得民族和国家之间联系的范围小、频度低、内容窄且具有偶然性。生产力和分工向纵深的发展带动了世界市场的发展，并造成了民族的壁垒被打破以及民族交往的普遍化。资本促进科学技术成果越来越直接和普遍地应用于生产，生产方式日益完善，生产力不断地世界化。交往进一步强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不局限于同一空间。由此，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4]（p89），而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族间的普遍交往。进一步地说，世界历史是纵向的生产力的发展和横向的交往的普遍化的经纬线编织的图景。马克思正是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立足人类发展的现实，对前人的世界历史思想进行了创造性转化，超越了地理大发现产生“世界历史”这种“直观”，找到了人类在生产、生活和交往方面克服自身局限，实现多样化与普遍性统一，走向世界性的动力和根基。借此，思辨的逻辑让位于人类的实践，傲慢的世界精神转化为生动的现实生活。
马克思能够实现世界历史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不是因为马克思作为思想家的敏锐性，这只是使他和其他思想家一样，自觉把握到社会发展（质的变化）必须以人类空间的持续扩大、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以及交往得更加频繁（量的变化）为前提。而是因为，他作为思想家的批判性与超越性，使他不同于其他的反动的社会主义（封建的、小资产阶级的、德国的社会主义）和保守的社会主义，觉察到不能仅立足于时代说明历史，而应建基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规律，找到促进历史发展的阶级——无产阶级，面向人类未来，实现共产主义。
2.拓展了其价值维度，把世界历史思想与人类的使命与解放联系起来。个人的世界历史化只是拓宽了个人的活动空间和人与人交往的范围，只是为个人的解放提供了可能性。与此伴生的是，由于资本逻辑在世界范围内的全面扩展，资本主义的矛盾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其副产品——人受到“世界市场力量的支配”，即异化——也以极端的方式呈现出来。“利益被升格为人的统治”，表明人类仍不能摆脱自然必然性的支配和控制，资本主义阶段的世界历史只能作为“必然的过渡点”的“史前史”阶段而存在。它仅为进入真正的人类历史提供了物质前提和个人历史性存在的空间形式，只实现生产力的发展，没能实现生产力“归人民所有”。它还需要更先进的阶级支配生产力和世界市场，实现自我解放和整体性生成，从而把世界历史推进到共产主义的高度。它所依靠的阶级就是大工业创造的世界历史性的阶级——无产阶级。不同于总是要保持自己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已经消灭“民族独特性”的阶级，能在卷入世界历史的过程中体会世界历史，克服孤立的地域性，肩负世界性的共产主义事业，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发动和完成共产主义革命。站在这个高度，我们才能理解《共产党宣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逻辑前提——关注并推动世界历史，实现人类解放与无产阶级解放的统一，是无产阶级的使命与担当。
世界历史不是观念史，它体现了实在的社会运动；不是精神史，它指向了“现实的人”的生产和交往；不是考证史，它关注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未来。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独特性还体现在它所展现的深切的实践关怀。在马克思那里，世界历史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类的实现两个阶段。对于已经进入世界历史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主要矛盾在于推动革命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作品中已经说明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条件，且在实践中努力推动，强化对工人的领导和理论指导，成立了第一国际，参与指导了巴黎公社革命。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实践意蕴
我国对美国出口的木质坐具和其他家具无论金额和数量在今年上半年还是保持着一定的增幅，木质坐具的出口金额增幅大于其他家具的出口金额增幅。可以看出今年北美木材的涨价对我国对美国家具出口中使用定制木材较多的卧室家具、办公家具、厨房家具等的影响大于木坐具。中美贸易摩擦由于增加关税还需要一段时间，今年上半年对我国向美国的家具出口影响不大，上半年不少家具出口企业抓紧完成美国订单，对于其他国家的订单先缓一缓，争取在中美贸易战爆发前尽快将美国订单先运到美国，而且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一直走弱对我国向美国的家具出口还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见表2)。
对于被强行纳入世界历史轨道的东方世界，马克思认为，必须改变孤绝状态，进入世界历史，为此马克思做出了艰难的探索。他在20世纪50年代考察了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状况，认为：一方面，英国不自觉地充当了人类历史发展工具，改变了印度的蒙昧状态，给印度带去了先进的文明；另一方面，强行的侵略造成了社会的退步，造成了社会关系和文化的畸形。从深层次看，它展示的是：在世界历史中，同一空间（比如英国）历时性的文明冲突可能在不同空间（英国和印度）以共时性的方式呈现，就两者之间的关系而言，西方发达国家对东方落后国家的控制只是发达国家内部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控制的外显。
问题是，东方国家进入世界历史是否只能经由资本主义阶段？不同于复古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创造性地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认为东方国家可以借助共时性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优秀成果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有利机遇，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原因是，历史已经进入世界历史，落后国家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落后国家的革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发达国家又为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创造了物质力量——无产阶级，这些都成为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实践基础。而且这一跨越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不矛盾。因为，就人类生产力发展而言，每个发展阶段都不可逾越，但就某一个特殊国家民族而言，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在世界历史阶段），可能发生超越生产力阶段的情况，可能发生落后国家向同时期的先进国家学习，绕过“重新开始”的阶段，绕过“重复进行”的境地，这也造成了不同国家民族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和多元的发展道路。跨越“卡夫丁峡谷”式的社会主义已经被东方的中国和俄国的实践所证实。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方法论原则
对于马克思而言，世界历史不仅是思想，也不仅是视野，更是一种哲学方法论原则。但是很长时间以来，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方法论原则是遮蔽的。事实上，领悟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方法论原则，对于我们精准地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对于我们进一步指证、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世界未来走向，意义重大。我们认为，挖掘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方法论原则应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客观性、现实性原则；总体的、辩证的方法；实践的即具体路径的实现。
（一）客观性、现实性原则
当事物、事件被看成是一个总体时，具体地说，当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被视为总体时，我们固然会有意识地寻找在主体中发挥更重要作用的那个因素，马克思找到的那个因素是经济因素，并赋予了经济因素以优先性，因为在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变革中，经济因素（物质的生产关系）无疑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总体性的观点使得我们不能把它还原为经济。
历史领域中的现实性原则不是马克思的独创和专利，黑格尔在马克思之前就把社会现实作为一项重要的哲学任务提了出来。为此黑格尔坚决批判了“实用主义”的撰写历史的“学究式的小聪明”，认为这种方法直接歪曲了对于世界历史问题的真实认识，错误的根源就是把现实看成了现成的、既定的东西。
“那好，我马上下来。”其实易非知道，他是怕自己的工作服太脏，在她家没地方坐。正好，下楼去，易非也可以跟他聊几句。
黑格尔提出，真正能够通达社会现实的是理念，揭示现实的办法是回到理念。但正如伽达默尔所觉察到的，主观思想、理念是把握现实的最大障碍。以主观思想、理念为中介必然不能达成现实性，所以，现实性必然伴随着客观性。由此，世界历史只是在客观现实中构建并经由客观现实才能呈现。世界历史的事实之客观性就在于现实的客观性，世界历史就是通过把握社会的现实性揭示世界历史的客观性。由是，世界历史思想作为方法论的核心要义在于：充分而深入地把握客观性、现实性，以此为基础把握世界历史的运动规律，并用世界视野理解历史现象。
客观性、现实性的方法，促使马克思以物质生产和生活为现实基础，批判了当时盛行的或是忽略物质生产和生活，或是弱化物质生产和生活的唯心史观，正如马克思所说，“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作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4]（p92）。正是以物质生产和生活为客观的、现实的基础，马克思才超越了以往学者研究世界历史问题的狭隘眼光和经验性的直观，寻求到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
这种总体性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结构的总体；另一方面，它是历史的总体。结构的总体是说，任何一个事实都需置于一个结构的总体中，这样我们才能全面地把握它，因为只有在这个总体中，这个事实才作为总体的一个部分或一个“因素”展现出来。历史的总体是说，能够使一个事实作为部分或因素显现出来的，都必然是历史的，它们不断地生成变化，同时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结构的总体是从共时性的方面展现出来的总体性，它体现的是相关性，而历史的总体则是从历时性方面展现出来的总体性，它体现的是因果性。纵横两面的总体性，必然打破了孤绝状态的事实、因素在方法论上的优先性，而致使作为历史总体的部分积极地彰显出其本然。
老崔被吓着了，赶紧撤下告示。可一撤下告示，有车的业主又不干了，说，你们有媒体，我们也有媒体。也弄了个扛摄像机的来了，像扛着机关枪似的，到处看，说，拍什么，拍什么？
（二）总体的、辩证的方法
客观、现实的原则必然要求一种总体的、辩证的方法，而总体的方法必然是辩证的。黑格尔的总体性观点是通过精神的自我运动及以此为基础的思维的辩证法来实现的，而马克思的总体性方法则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及以此为基础的实践的辩证来实现的。总体的方法立即引申出总体与个体之间关系的问题。这一点在世界历史问题上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如果不使用总体性的观点所研究的世界历史问题，就既不是“世界”的，也不是“历史”的，就只能是主观思想以个别的事实的名义拒斥总体性，或者是否定现实对于实存的逻辑优先性，最终陷入抽象的经验论。
依我所见，穷家富养，是世间最愚蠢的事。一是自己力不从心，没有富养的经济基础，只好打肿脸充胖子，东借西凑，负债累累；二是耗尽心血，累死爹娘，最后还不见得有好报，很可能养出个生活能力极差、一身坏毛病的废物。这就是“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的道理，君不见那些生活在优裕环境的富家子弟，不知人间冷暖、世道艰难，缺少进取心，长大后大多成为碌碌无为之辈。反倒是生活在贫贱之家的子弟，能吃苦耐劳，肯拼搏奋斗，多有出类拔萃之辈。与其如此，贫困家庭父母还不如一早就明明白白告诉孩子，咱家穷，买不起那些奢侈品，没条件供你和同学比吃比穿，你要比就和他们比学习成绩，比能力本事，比创业成才，比谁将来有出息。
杨萍(1959-)，女，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的发病机制和诊疗。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全面分析世界历史的现实根基。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就是资产阶级为利益的驱动和商机的刺激，而进行的以地理大发现为代表的一系列活动所开启的不断促进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国际交往，并向未开化民族扩张，从而裹挟历史向世界历史的变革过程。这一变革，最开始是经济方面的。但随着变革的扩张，逐渐向政治、意识形态领域渗透，由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这一过程不仅是世界市场的逐渐形成过程，同时也是政治上层建筑统一化、一体化的形成过程，还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深刻变革过程。它是一场肇始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涵盖了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拓展并持续发生作用的整体性的世界历史图景。
这种总体性的现实对于马克思而言就是在人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此种总体性在结构的总体性上表现为作为生产方式重要组成部分的生产关系，在历史的总体性上意味着其演变与发展。只有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生产关系从属于这样一种世界性的总体时，它才可能被真正地理解。这是一个容易被理解的事实：要达成对一个事物的客观的现实的描述就需要把握其语境及其语境所内蕴的意义，要把握民族、国家就不能脱离开结构的总体和历史的总体。
在世界历史思想中，马克思首先使用的方法论原则就是客观性、现实性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是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现实的。基于“实践”的“现实”，不是以静态方式存在的“现在”，而是以感性实践为根基不断展开的历史性过程。因为在实践中不断地批判，所以它不以确定性的实存为特征，而体现为不断的超越性。这种体现超越性的现实存在不是“事实”性存在，它体现了实践主体不断地怀疑和打破现存世界、从而寻求自由和解放的新的人的生存样式的“价值”性存在。而是“价值”性存在，它表征为实践主体怀疑和打破现存世界、寻求自由和解放的生存样式。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如果说在前世界历史时代，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都处于一种相对孤绝的近乎平行发展的状态的话，那么在世界历史时代这种状况就发生了完全的改变。民族的发展变成了人类整体发展界域内的事件了。于是民族、国家与人类整体发展的结构性关系就凸显出来，正如列宁所说，“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5]（p273）。于是民族、国家的发展被作为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部分、因素、环节而存在，并视其与整体发展的协调程度而形成了自己发展的特殊路向和命运。各个民族、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是其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
（三）实践即具体路径的实现
在这里，之所以使用“具体路径的实现”这个表述，而没有单单用实践的字眼，不仅是为了突出方法论意义，更在于强调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所内在包含的方法论从来就不是现成的、封闭的、自足的，而是内在地包含着经由现实的总体具体地理解人类历史的道路。这种总体的具体化，保证了它不会退回到抽象的形而上学的老路上去，也不会固执地坚持抽象的经济决定论。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的书信中写道，“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6]（p130-131）。世界历史的存在不是思想史，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也不是思想史，世界历史就是展现整个世界客观运动的历史。
立足实践而致力于具体路径的实现成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这一原则揭示了实践的本体论意义和地位，澄清了实践的作用和价值，使得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理论视野既迥异于唯心主义，也迥异于一切旧唯物主义（包括经济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庸俗唯物主义等），从而体现出自己鲜明的理论特质。实践的方法论原则即致力于具体路径的实现的方法论原则秉持这种观点：人类、社会历史都是在社会实践中得以生成，只有把历史理解为人不断地追求自己的目的的实践活动，理解为有需求、有思想的人类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改造世界、满足自身需求的实践活动，才能真正通达社会历史本身。因为，历史的客体和历史的主体不是预定的、完满性的存在，而是生成性的存在。它是在人们的实践中创造和塑造的，正是实践创造了整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只有理解实践的方法论原则，理解实践对于人和社会、人和历史的联通作用，才能揭示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秘密所在。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方法论原则的当代意义
（一）立足于客观性、现实性的方法论原则考量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
客观性、现实性的方法论原则要求我们把握和顺应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从世界历史的内在规定性即发展规律来看当今世界和当今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的普遍化必然使得各民族、各国家的生产实践活动被裹挟到世界性的整体生产实践体系之中，旧有的市场界限不断地打破，新的市场不断形成，全球一体化的态势愈发地突出和明显。这种一体化不仅是经济一体化，同时也是政治一体化、文化的一体化，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证据越来越明显，这种由生产方式的变革带来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革是任何旧有的势力所难以抵挡的，这就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世界历史的这种内在规定性就意味着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必然被纳入世界历史的规定性并以此为基础重构自己的道路，置身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独善其身”地发展自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世界历史发展所内在包含的这个规律要求我们在看待世界潮流对我们的影响的时候，不能仅看到外在的“冲击”，还要看到其内在的“必然”。亦即是说，一旦中国纳入世界历史进程中，就必须遵循世界历史发生发展的逻辑，进而推动、引领世界历史。
物候期记载详见表1。由表1可知，参试品种同期播种后均于4月13日出苗。包心最早的是大绿黄迷你，比其余品种早三四天，其次是小宝,比多宝品种早1 d。生育期最短的是大绿黄迷你为70 d，其次是小宝为73 d，多宝生育期相对较长为77 d。
从世界历史的外在延展即发展的趋势来看，当今的世界历史表现为全球化、一体化的世界历史。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这个阶段，资本主义国家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处于弱势地位。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高度看世界历史所处的阶段。当前我们所处的世界历史的阶段，是发达国家主导的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世界市场造成了世界经济、政治、文化联系的普遍性。随着世界市场的扩大，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不仅未实现真正的转嫁，反而向世界范围内蔓延。而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普世价值”又完全行不通，这就推动着世界历史向第二个阶段——人类普遍地向社会主义转变——迈进。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这不仅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希望所在，这也是人类前行的目标所在。
（二）立足于总体的、辩证的方法论原则考量加强世界交往实践，超越国家狭隘的思维方式
从总体的观点看，加强世界交往实践是历史转化为世界历史阶段民族、国家谋求自身发展的需要。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部分和整体的结构性关系的凸显，民族、国家之间的连通性越来越强，使得参与交往成为民族、国家存在发展的基本形式。这种交往不仅能够避免各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的重复性，而且使这些国家获得了飞跃式发展的可能性条件，由此能够加快落后国家的前行步伐。因为，正是由于进入到世界历史时代，每个民族才不用执着于从头开始的创造，人类文明才能以加速度的方式推进。而那些发展速度较快的国家，确实在探索现代化的规律，引领世界历史进步的潮流方面给了人类很多成功的经验，即便是其所谓的失败的教训，也成了人类继续前行的共同财富。
超越民族、国家的狭隘的思维方式，才能推进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当人类发展到更深刻地认识到部分和整体的关系的同时，人类也就能更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的命运和发展问题。随着世界历史的推进，西方资本扩张的负面效应愈益明显，欧洲中心主义式微，人们越发认识到人类的共同利益。同时，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又造成了对人类整体的威胁，使得人类（包括所有的民族、国家）必须通力合作才能克服这些危机。在此状况下，如若丧失了辩证性的方法，而拘泥于民族国家的狭隘思维方式，就会使得人类在看待本民族与世界以及本民族与外民族的关系时出现偏差。比如先进民族对落后民族的侵略以及由此造成的落后民族的不满。很多人难以透过前者发现后者所遭遇的苦难和付出的代价，也难以透过后者而发现前者所体现的历史进步性，更难以站在人类发展的高度看待人类发展的总的规律和趋势。这在先进民族中容易形成的立场就是抽象的经济决定论的立场，即认为先进民族在促进落后民族的文明开化，从而促进整个人类文明的进展方面表现的出强势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不能否认的，也是历史的必然。而在落后民族中容易形成的就是伦理主义情绪，即站在道德伦理的高度，基于本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利益，言说先进民族对落后民族的征服、扩张行为的非道德性。这种观点常常和民族主义情绪杂糅在一起，由此形成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视野。这种立场不利于落后民族的长远发展，而且这种情绪越强烈，民族、国家发展受到的影响就越大。为纠正这种立场，马克思强调：“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4]（p276）人类的整体发展必然体现为进步性和残酷性并存的整体格局，只站在强势的民族的立场上对侵略行为做合法性辩护，或是只站在弱势国家的立场上对人类文明做伦理主义的谴责，都是不能从世界历史的总体性的高度理解世界变化发展的表现。从总体性和辩证性的原则出发，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才能避免把自己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和制度“提纯”为具有普世意义的模式，才能真正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内在变迁，才能真正理解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及其共产主义作为世界历史性事业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前期以6 mm厚的6061铝合金和AZ31镁合金板材的异种材料搅拌摩擦焊接试验为基础，通过大量实验验证在旋转速度为900 r/min，焊接速度为50 mm/min时获得表面成型良好的对接焊缝，但是其焊接强度较低。为分析其低强的原因，本文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EDS能谱仪、X射线衍射仪等手段研究其焊缝的断裂行为及其机理。
（三）立足于实践的方法论原则考量民族、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
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的选择从根本上只有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关系中才能得到说明。但是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变得复杂，其表现为：民族性的弱化和世界性的强化使得单个民族、国家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变得“反常”，变得极大地受到“世界”的影响，“民族”的“历史”常常为世界历史所重塑。既然世界历史造成了民族、国家发展的世界环境，也造就了其迥异的发展道路，那么，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在世界历史的冲击和带动下顺应世界发展趋势和本民族的发展状况，寻求符合本民族、国家的特殊发展道路。马克思晚年对俄国道路的思考就是对这一具体化道路的探索。这一方法对于我们创造性地理解中国道路、对于思考世界当下深刻变局和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的思维范式和解释框架。我们的“特色”、我们的道路一定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它一定与中国“当下”之特定的国际大形势相关联，它意味着我们的“特色”、我们的民族性不是与世隔绝的、孤立的，而是具有开放性的。它关联于人类文明，关联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优秀成果，关联于整个世界的整体发展进程。二是它必定要同本民族、本国相关联，否则也谈不上特色。
中国的百年道路本身就是世界历史与中国特色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谱系。在“十月革命”这一世界大潮的影响下，在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屡次失败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肩负起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历史重任，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落后国家的解放之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建立起较为独立的工业基础设施，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富起来奠定基础，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发展之路。在全球化浪潮的世界背景下，在国内改革开放的促动下，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用社会主义来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路，走出了一条复兴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基于世界历史百年变迁、立足于中国的历史方位，探索出的一条能让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非西方、但又不同于苏联东欧的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方法的最有效的运用。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505/c64094-29966415.html.
[2][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
[3]俞可平.全球化与全球化问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9.02.002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9）02-0012-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思想的哲学研究”（18BKS065）；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18KSB04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徐晓宇（1981—），女，黑龙江省肇东人，哲学博士，东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罗雨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