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体制、机制与活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制论文,活力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制的过程中，如何尽快增强共和国的国力，增强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社会机构的活力，是党和国家以及爱国的志士仁人共同关心的问题。
一、活力的含义
管理工作的客体或管理对象既可以是物，也可以是人。除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和人们如何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规律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研究的任务以外，管理学也研究人对物的管理，但是人对物的管理归根结底是通过人去对物施加管理。作为管理对象的人有作为生产力最活跃的要素的人，也有作为各级管理者的人，下级管理者是上一级管理者的管理对象。所以任何一个机构或组织中，包括国家、社会这样大的组织都形成了一个纵向的层级结构。任何社会组织、社会机构都是有人系统，所以也就有一个活力问题。
活力是有机体自身适应外部环境，生存和发展的能力。
这就是说，对无机物无活力可言。有机体包括动物、植物和一切生物体。在动物中，人这种高级动物又区别于其他动物。在从猿到人之前，自然界遵循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进行着物种的自然选择和进化，整个自然界是混沌一体的。当自然界产生人类之后，人类可以利用工具进行有目的的劳动，主动而非本能地从自然界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由于共同劳动和信息交流的需要产生了语言、文字，从而创造着灿烂的人类文明，使原本混沌一体的自然界分裂为自然和社会两个世界。人和其他生物的根本区别就是它不是被动地一味适应自然环境，而是可以通过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创造物质生活本身，所以人是最具有活力的生命体。
既然人是最有活力的，按道理，由人组成的团体、机构也应当是最有活力的。但是事实却并不完全如此。所以管理学研究活力，主要是研究团体、机构、组织（当然包括家庭和企业）的活力问题。要使机构具有活力，就必须首先使机构内的员工具有活力，且与机构的目标一致。
二、员工活力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角度分析，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人是社会的人。人可以主动的认识自然和社会，并进一步改造自然和社会。人的需要又是多层次的和永远不能满足的。按照恩格斯的观点，人的需要至少有三个层次：生存的需要、享受的需要和发展的需要。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依次为(1)生理的需要；(2)安全的需要；(3)社交的需要；(4)尊重的需要；(5)自我实现的需要。这都说明人的需要是无止境的，而且愈是高层次需要越不能得到最后的满足。按心理学的规律，人们未得到满足的需要是人行为的原动力，是人类社会发展前进的基础。
人们为了满足需要，就要产生行为。关于人的行为，即人性理论，也有许多假设。大家熟知的道格拉斯·麦格雷戈(D.Mcgregor)曾提出过X理论和Y理论。后来又有人认为，X理论并非全部错误，Y理论也并非全部正确，到处可用。应当将X理论和Y理论结合起来，因此，又提出了第三种理论，叫做Z理论或超Y理论或权变理论，管理者应当根据不同情况使用葫萝卜+大棒政策。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也有“人之初性本善”之说。不论性恶论或性善论，这种离开人的需要，离开人的社会存在的人性理论都有失偏颇。最近李义平博士在《体制选择分析》一书中，对人的行为假设作了一些很有益的探讨，提出的观点可以综合成为下面几点：
1.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人们的行为总是追求其效用的最大化。这里所讲的效用完全是一种主观评价，和人们的价值观念有关而并非绝对最大，就其效用的内容而言，既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非物质利益。效用最大指的是总目标函数，由于边际效用递减，不排除对于子目标的适度追求和互相替代。
2.由于人的价值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人们主观上所追求的效用也是变化的。人的价值观念变化的原因一是由于经济、文化传统、习俗、种族甚至遗传等先天的因素的影响；二是教育、训练、环境变化等后天因素的影响；三是人们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理性地认识世界是有限的。随着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的深化和逐步向理性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也是会变化的。
3.人们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在给定条件下，比如效用给定，千方百计降低成本使效用内在化；给定成本，则千方百计增大效用追求效用外在化。人们为了追求效用时刻都在计算效用和成本之间的关系，会想出许多方法和手段，包括合法的、非法的、正当的、不正当的手段。当效用达到一定程度大时人们会产生不顾一切的疯狂行为。
根据人的需要的层次划分和内在结构，我们可以对人类行为的目的性或人类劳动的目的性作出比较具体的规定。首先，人类劳动是为了获得满足生存、享受和发展所需要的各种生活资料和劳务。这是人类劳动的物质利益动因。其次，人类劳动是为了提高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体验驾驭自然的自由，达到自我实现。这是人类劳动的非物质利益动因。人类劳动的物质利益动因和非物质利益动因是人类劳动的双重目的。但是在不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制度下，这双重目的的比重不同。社会生产力水平越低，劳动越是被作为强制的活动，人类劳动的物质利益动因就越占主导地位，体力劳动的比重也就越大。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劳动对人的强制性将逐步降低，劳动的方式将逐步改变、劳动的科技含量知识含量的逐步增大，体力劳动逐渐被知识劳动所代替，人类劳动的非物质利益动因将占主导地位，最终劳动会从人类谋生的手段发展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
马克思终生致力于研究人的全面发展。所谓全面发展的人，即是既完全摆脱了自然的束缚，又完全摆脱了社会束缚的人。人们永远不会放弃这种追求和努力，但是由于人的需要是无止境地，永远不能满足的，所以全面发展的人的理想境界将是不能完全实现的，只能无限趋近，象数学的极限概念一样。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能力将逐步提高，人们会逐步摆脱自然和社会的束缚，人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将得到充分发挥，人的活力也是无限发展的，因此作为机构的员工的活力也是无限的。
三、活力与机制
前面已经说明人的活力是无限的，但由人组成的社会机构却不一定会有活力。比如国有企业的活力问题，已经到了非引起足够重视不可的时候了。活力不足的机构不是中国的特产，国外每天都有企业破产倒闭，某些国家的官僚主义、腐败现象其程度远远超过我国。为什么机构员工的活力是无限的，而机构却不一定会有活力呢？这就是机构的机制问题。
机制是有机体或机器设备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的运（动）作（功）机理。管理机制则是使管理对象适应环境并使其活力不断持续发挥以达到管理者的规定目标的运作机理。在人类社会这个大的层级结构系统中，下级管理者是上级管理者的管理对象，最高层的管理者又是基层广大人民群众监督管理的对象，所以就大多数人来讲，既要扮演管理者的角色，又要扮演被管理者的角色，但就一个具体机构来讲，机构的活力首先来自于员工的活力。管理者要使机构充满活力并达成管理目标必须使管理机制符合下列基本原则：
1.管理者为机构确定的目标是适应客观环境条件的，并且是员工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目标。这就要求管理者在确定目标时必须既解放思想，又实事求是，如果目标订的脱离现实环境和条件，员工就会丧失信心。在不能满足员工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挫折打击下，员工的活力就会脱离机构的目标方向从而使机构失去活力。
2.要始终保持成员活力的目标和团体目标的一致性。或者说团体目标达成和员工追求效用最大化之间有某种必然的成正相关的联系。我们国家全民的、整个社会的利益与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从本质上保证了这一点是有可能实现的。
3.管理者要有必要的手段纠正员工背离或影响团体目标实现的行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机构的成员都具有很强的活力（在给定条件下，追求效用最大化），而许多管理书上近年来很流行的一句话，“人在激励”或“激励员工”这种说法就显得毫无道理了。“激励”显然是管理者施加以外力或以某种方法让本来没有活力的员工活跃起来，外因是决定因素，实际上员工都有自己工作的积极性，他们需要的是在工作中解除束缚，参与其事，负起责任和充分发挥活力，领导不是用规章条例阻碍束缚员工，而是使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美国科尔摩根公司总经理早在1984年就在其公司杂志上写道：“领导的作用是开拓人们的视野，而不是盯在背后整治别人，领导者要发挥公仆的作用，支持其手下人员的工作，保障他们免受伤害，由此而产生的是一种谅解，信任和友爱的气氛”。同样1983年编写成文的美国费萨泰克公司的经营哲学写道：“大体上只有一个因素会扼杀人们成功而多产的密切合作，这就是轻蔑态度。以轻蔑态度待人有损于本人的自我形象，又使他人的自我意识受到莫大伤害。批评不应夹带轻蔑之意。目前企业界最常见的罪恶现象就是对人的尊严置若罔闻。弄虚作假是表示轻蔑的一种方式，而划定专用泊车车位的做法，对于那些不能沾光的人来说，也是一种轻蔑的态度”。所以领导者在员工中的形象应当是：宣传鼓动家，热情洋溢的人，哺育开拓者的园丁，英雄人物的发掘者，深入基层的工作者，善用戏剧手法的行家、指导、促进派、创业者。而不应当是警察、裁判，吹毛求疵者，不偏不倚的分析家、业务专家、决策者、摇头派、空谈家。看来只要创造一个良好的机制环境，员工的活力就会释放出来，而无需“激励”，而那些天天嘴上喊着激励别人的管理者，头脑里多是如何把员工管住、管死，不能越规章的雷池半步。
那么良好的机制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四、机制与体制
在机器设备中，机器的工作原理是通过本身的许多不同结构的零部件去实现的。这些零部件就是机器本身的结构与构造。如汽车要作功须通过发动机（内燃机）把汽油储存的化学能变成热能并进一步转化为机械能，再通过传动机构把机械能转变成车轮的动能，才使汽车跑起来。这一切都离不开设计精良、构造严密的内部结构。
管理体制则是保证管理对象按预定机制运作的内部组织结构及其运行规则。管理体制是管理机制的运行载体及机构的运行规则。所以管理体制的设计和构造一定要符合管理机制的要求；而一旦一定的管理体制确定下来则决定着会产生出一定的管理机制。从结果看是管理体制决定管理机制；从需要看管理体制应服从于管理机制。但是管理体制和管理机制同机器设备的结构构造和运行机制不同的是，机器设备的结构构造改变可立即改变其运行机制，但管理体制和管理机制的关系由于新机制产生后管理体制滞后一段时间才会设计构造出来，即使新管理体制构造出来以后由于旧体制的运行惯性及习惯势力影响不可能立即消除，所以新体制有一个构造滞后和运行滞后的时间过程。
中国在艰难的探索中，在纵横比较之后，历史终于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这一慎重选择的过程正象邓小平同志讲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非常曲折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人及经济理论工作者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十四年探索终于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选择体制到现在又过去了四五年的时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精心构造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正在试车磨合之中，我们目前仍然处在新旧体制转换的阵痛之中。
五、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经历了十几年的历程，由于经济和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经济体制的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程度，必然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也必须相应改革。对这个问题，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必须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机构改革，精兵简政，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任务，也是深化经济改革、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目前，党政机构臃肿，层次重叠，许多单位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脱离群众，障碍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十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走过了富有成效的起始阶段，正以令人瞩目的速度和步伐告别传统的产品经济体制。与传统产品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在这一过程中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将毫不留情地宣言，传统的政治体制已走到尽头，必须改革。这是因为：
1.产品经济体制国家直接管理经济的职能，伴生着与其相适应的超大规模的政府官员队伍。产品经济体制下，政府不仅承担着直接管理经济的职能，而且执行对社会全面干预的社会管理职能，政府（也包括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成为社会中法力无穷无所不管的庞大组织。庞大的政府机构将大大增加政府运营的管理成本，并产生许多弊端。在职闲暇成为普遍现象，并由此影响到全社会，造成全社会效率低下；政府干预社会的强化垄断造成政府管了许多管不了、管不好又不该管的事，恶化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助长了阶层意识和阶层利益并趋于顽固性和刚性。
2.产权虚置的公有制，使政府在垄断一切经济资源的同时，也垄断着人力资源和人才评价尺度。在政府垄断经济资源的同时，也会自然成为其他社会利益的化身，在产品经济体制下，由于：一是劳动者没有个人资产（生产资料）；二是所有就业岗位都被政府垄断，劳动者又无选择职业的余地。因此，公民个人对国家的普遍依附或国家权力对人力资源的垄断就不可避免。对人力资源的垄断同时也意味着对人才评价尺度和对人才评价的垄断。这将造成全社会的“官本位”价值取向，使干部队伍越来越庞大，人员膨胀呈无限增长态势；人才评价失真，难以让真正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庸人、裙带关系充斥政府机构；僵化封闭，缺乏必要的流动，造成人才部门所有、单位所有。
3.“商官一元化”，必然引起权力腐败。政府直接管理经济必然产生“商官一元化”，各级政府官员不仅垄断了所有稀缺物质资源和资金的分配权，而且垄断了人力资源的分配权。政治寻租和经济寻租活动就有了产生的土壤和温床。职位权力转化为一己私利的现象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当权力滥用，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蔓延时，只能从道义上反腐败，而无法从制度本身找到有效的医治方略。
4.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求相应的法制建设予以保证。在产品经济条件下法制只是依附于计划经济的政治外壳，充当了计划经济的执行手段。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也使中国的法制建设有所成就。比如，逐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了立法对市场经济的调节；健全了执法机构，壮大了执法队伍；重视了法学研究。但是也应当看到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家长制统治，皇权大于法治，权大于法的局面还没有彻底消除；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儒家学说为主流，与人民言服从，与君主言仁政，以宗法为维系社会的手段，与市场经济相要求的独立人格，公平竞争是背道而驰的。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本身也是在构建过程中，与之相适应的法制建设，不可能超前，所以彻底告别带有浓厚传统社会领袖个人权威的人治格局还要很长一段时间。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的许多目标都是在新旧体制的相互交替中通过艰难的转换，缓慢的引进才能达到，这表明经济体制改革的渐进过程既为政治体制改革提出要求，又客观现实地制约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个进程。
就一般关系来说，相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具有超前的时序性。这是因为，首先政治体制的许多关系或体制弊端，通常只有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才会显出其潜在的或固有的弊端。如果先行政治体制改革，势必导致盲动。其次，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万众一心，稳定有序，当经济体制改革还未理顺利益关系时，紧张的政治体制改革会带来社会震荡乃至动乱。第三，经济体制改革的直接效果是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含义在于合理、公平、高效率地配置已有财富，并为创造新的财富提供动力，只有在前者有了初步成效以后，才会有后者的出现。第四，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主化法制化的目标，需要一系列社会经济条件，而经济体制改革，则是逐渐提供这些条件的基础。因此，就一般关系来讲，政治体制改革既要受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也要受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制约，但总体上经济体制改革在时序上具有超前性，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超前，但也不能过度滞后。
活力、机制、体制三者之间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关系：即活力来自于机制，机制决定于体制，而体制又决定于政治；但是反过来，又要求政治体制必须适应经济体制变革的要求，体制又要以创造有活力的机制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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