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与中国传统文化讨论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讨论会论文,中国传统文化论文,冯友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哲学史学会、河南大学、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冯友兰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 于1997年10月26日至28日在河南郑州、开封两地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和美国、韩国、瑞典、日本、加拿大等国家的近百名学者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为“冯友兰与中国传统文化”，与会代表围绕着冯友兰与传统儒、释、道文化；冯友兰“贞元六书”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重建；冯友兰“三史”之比较及其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地位；冯友兰哲学史学派成立的根据和特征；冯友兰哲学史方法论及其历史观念；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等问题展开了讨论。现将讨论中的重点和热点问题综述如下。
一、关于冯友兰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地位问题
方克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教授）认为，冯友兰是一位大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沟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与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新实在论、生命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冯友兰所做的这种用传统文化资源发掘现代价值和意义的工作，无疑具有试图融汇古今中西的恢宏气魄。在近四分之三世纪以来，冯先生一直是学术界的前沿人物和议论中心，其一生可以被视为20世纪中国哲学的缩影和镜子。通过这面镜子可以看到中国的政治变迁和学术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此意义上说，冯学有指示哲学发展走向的功能。朱伯崑（北京大学教授）指出，冯友兰作为一代大师，开创了以近代治学方法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新方向，并且为中国哲学传播到西方，对20世纪中西哲学和文化的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所创立的哲学体系成为中西哲学融合的先驱。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走上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研究中西传统哲学的道路。他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真理的一生。汪先全（南开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认为，冯友兰的理论体系表明，他的哲学有一以贯之的东西，这种一以贯之的东西不是细枝未节，而是他的哲学思想的根本立足点和根本特征。由此出发，我们才能正确、客观地评价冯友兰的人格和他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其他代表在发言中也都认为冯友兰是一位学贯中西、融汇古今的著名思想家，他对现代中国哲学研究具有开创之功，对把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与西方哲学、世界文化接轨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一生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是一位与时俱进的哲人。他的学术体系是值得深入挖掘和阐发的宝贵文化遗产。
二、关于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展
李宗桂（中山大学教授）指出，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抽象继承法”，不仅对于哲学遗产的创造性继承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且就方法论而言，它对于我们今天的哲学史研究，对于中国哲学史体系的重建，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郭齐勇（武汉大学教授）认为，冯友兰从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到“贞元六书”，再到晚年所著《中国哲学史新编》，都是同情理解中国精神资源并有所创造发挥的具有原则性的成果，是人生境界哲学及其体道方法的成功范例。这些成果将继续影响后人。雷希（云南师范大学副教授）认为，冯友兰是现代中国哲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原创性哲学家之一，其哲学思想的系统性和通达性比熊（十力）、贺（麟）、金（岳霖）等大家更显突出。冯先生“贞元六书”哲学思想体系的原创性是通过“接着讲”的方式而实现的。“接着讲”亦可谓“旧瓶装新酒”，在创新的功效上则无异于“新酒配新瓶”，总体上洋溢着“以哲学史创哲学、以哲学入哲学史”的中国气派。周继旨（南京大学教授）认为，本世纪40年代，冯友兰接着宋明理学的程朱学派往下讲，苦心孤诣地构筑了一个《新理学》哲学体系，在中国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理学》体系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受儒家思想影响而形成的十分可贵的忧患意识和入世、济世的人生使命感。但长期以来《新理学》本体论却受到全盘否定，这是不公正的。究其原因，是由于中国学术界养成一种“中学西范”的习惯，即用西方的学术规范来研究中国的学问，并且认为只有“西范”才是“科学”的。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给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带来极大的危害。其他学者对此问题亦发表了见解。有人认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学是一个吸纳了黑格尔的哲学史观念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原则的理论体系。还有人认为冯友兰晚年哲学史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法论与他的哲学史创作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些观点都肯定了晚年冯友兰的中哲史研究是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的。
三、关于冯友兰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玛卓莉·米勒（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认为，冯友兰在他的《中国哲学简史》中指出，孔子重名教，老庄重自然，中国这两种学派约略相当于西方思想史上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但冯友兰又提出“风流”这个概念，在其论述中可以看出“风流”既比“自然”更接近浪漫主义，同时又包涵古典主义的“名教”精神。这是冯友兰哲学史研究的一个创见，与他一向致力于中外哲学比较工作是分不开的。李春平（清华大学副教授）认为，学界历来都承认冯友兰哲学思想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但缺乏细致的分析，这项工作亟须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利用清华图书馆藏冯友兰所读书，我做了一些研究。这次提交的论文就是通过分析冯友兰所读斯宾诺莎《伦理学》的体会，来探讨他是如何接受西方哲学的。全书共有36处批注，其中斯宾诺莎对“上帝”的认识，对超道德价值的阐述，都与冯友兰以后的相关研究具有一致性。这种中外哲学比较中阐释的互动过程应充分注意。沈幼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哲学博士）指出，冯友兰认为哲学的首要任务是提高人生境界，其所谓“天地境界”可以理解为现代生态平衡。这一思想直接影响了现代西方哲学中的重要流派之一“生态哲学”的创立。该学派创始人阿奈那斯，称“自我实现”为“道”或“浩然”，认为人通过自我修养才能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这些地方都有冯友兰哲学的印迹。蔡仲德（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认为，冯友兰从“新理学”体系“别共殊”的观点出发，认为各国文化之间既有相同的基本类型，又有各异的民族特性，前者是文化的时代性，后者是文化的民族性。以此观点处理中西文化关系，处理中国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便应认识中国文化的任务是由前现代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而西方文化已完成这一转型，故应向西方学习。但所学应是西方文化中对现代化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而不是西方文化的民族性。同理，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现代化相冲突的部分是应该改变的，不相冲突的则是应保留的。而“全盘西化”论与“中国本位文化”论则“俱是说不通，亦是行不通底”。冯友兰上述观点对具体解决今天的中西文化关系问题和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问题有着重要的先启意义。
在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还提出了许多关于研究冯友兰的新问题。比如：关于冯友兰哲学的元哲学性质问题；关于冯友兰的逻辑思想；关于冯友兰在美国和东亚各国中国哲学研究领域中的影响；关于冯友兰早期在河南的哲学研究工作；关于冯友兰现象中应该怎样吸取文化方面和哲学方面的教训问题。等等。总之，这些问题的提出，将进一步推动冯友兰哲学思想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