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十年论文,中国社会论文,经济史论文,食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07)01-0105-06
食货派是活跃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为研究旨趣的学术团体，在史学界有相当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大陆学术界对食货派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成果的研究仍然十分有限，这一研究现状与其在三十年代的学术影响是不相称的，因此本文拟就食货派对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理贡献问题作一探讨。
一、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食货派的学术缘起
食货派作为三十年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派别，其形成有着内在的学术渊源，即三十年代以中国社会史问题为中心的学术论战为食货派的形成提供了学术环境和历史契机，从而推动了社会经济史在原有基础上的深化研究。顾颉刚先生在《当代中国史学》中评述三十年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成绩”时追溯了食货派的学术缘起，认为“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是随着社会革命运动而兴起的，当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先后，社会主义勃兴于中国，为探索革命的正确前途，一般革命家都努力于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尤其是集中精力于社会经济史分期的讨论，这样就产生了所谓‘中国社会史的论战’”[1](100)。这表明，三十年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与这一时期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学术论战之间有着内在的学理联系。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史研究发端于清末民初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的传入，梁启超等试图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改造中国的传统史学，提出传统史学“因范围太狭，事实阙略，不能予吾侨以圆满的印象”[2](6)，新史学应当突破传统史学“一人一家之谱录”[2](1)的模式。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列举了“欲成一适合于现代中国人所需要之中国史”的“重要项目”，其中包括“经济基件——衣食住等之状况，自初民时代以迄今日，其进化之大势何如？”、“农工商业更迭代嬗以占经济之主位，其推移之迹何如？”、“经济制度——例如货币之使用，所有权之保护，救济政策之施行等等，其变迁何如？其影响于经济状况者何如？”、“人口增殖移转之状况何如？其影响于经济者何如？”、“与外国交通后所生经济之变动何如？”[2](8)等一系列问题，这实际上提出把社会经济也纳入史家的视野之中。在研究方法上，他在《历史统计学》一文中第一次提出把统计学的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之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同时，唯物史观也在历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中得到运用，“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1](3)。这表明，到二十年代末期经济史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
二十年代末由中共党内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引起社会科学界的关注，并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进一步引发对中国社会史的探讨。1928年 10月，“新生命派”的陶希圣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一文，认为“从最下层的农户起到最上层的军阀止，是一个宗法封建社会的构造，其庞大的身分阶级不是封建领主，而是以政治力量执行土地所有权并保障其身分的信仰的士大夫阶级”[3]。陶希圣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见解，引发了学术界的大争论。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运用唯物史观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肯定了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奴隶制时代，引起强烈的震动和反响，“确是一桩破天荒的工作”[4](313)，托派的李季、陈邦国、王宜昌、杜畏之等以及以中间派自居的胡秋原、王礼锡等也先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论战的主要论题看，核心在于如何通过对大量的历史资料特别是对经济史料的考察来证实中国社会的性质。正如主编《读书杂志》的王礼锡在《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中所提出：“经济的结构，是一切精神文化的最基础的结构，要理解中国一切精神文化的结构，必须彻底的理解中国的经济的结构。所以，要理解中国的整个社会，决不能零碎的去理解，而必需先理解其基础，然后能把握其整个”。[5](3)对中国社会性质及社会史分期问题的研究首先是一个经济领域内的问题，要做出站得住脚的结论客观上要求研究者必须用充足的史料进行精细的分析以得出结论。对于这一点，论战的参加者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大量经济史料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然而，论战各方尽管也运用了大量的史料进行论证，但同古史派微观考据和细致研究相比，则显得粗糙简陋。特别是由于中国古代历史相当漫长，史料繁多杂乱而又缺乏系统地爬梳考稽，因此在争论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时存在公式化、简单化的毛病。对于这种重方法轻材料的普遍倾向，当时学术界不少人提出尖锐批评，如冯友兰在为马乘风著《中国经济史》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有感于其缺陷而发出感慨：“现在有些讲历史的人，往往对于史料毫不审查，见有一种材料，与其先入之见解相合者，即无条件采用”。[6](374)钱穆也提出类似的批评：“革新派之于史也，急于求知识而怠于问材料”，“其于史，既不能如记诵派所知之广，亦不能如考订派所获之精。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 [7](4)尽管钱穆所言过重，但忽视史料的搜集却是不争的事实。
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期中国思想界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兴趣和愿望，人们不满足于论战中那种粗枝大叶的或公式化的论述，迫切要求在进一步发掘史料的基础上把研究深入下去，从而推进了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直接导致三十年代初中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热潮的出现。当时正当论战高潮之时，王礼锡已经发现论战重论不重史、以论代史的弊病并提出细化研究的愿望，他说：“在这个大问题之下，分为若干问题，每人或每组对于其中的一个问题或几个问题负材料的搜集，材料的审查，以及对于这些材料的组织与问题的试解的责任，然后由大家加以细密的讨论。这样才可以免除‘流于空疏’的毛病。”“我们可以预料着将有一个更热烈的研究空气会为这个论战所诱发。”[5](10)事实恰如王礼锡所希望的，虽然中国社会史论战因1933年9月《读书杂志》的停刊而沉寂下来，但它开启了经济史研究的新趋向，即从理论的争论转入史料的搜求。学术界在论战后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转向史料的搜集整理，食货派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应运而生。作为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平息不久后形成了的一个以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为研究旨趣的学术活动组织，食货派在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史学界较有影响，其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形成。
二、形成以陶希圣为主要代表的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队伍
1934年12月1日，在古史辨派大师顾颉刚的提议下，时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的陶希圣创办了《食货》半月刊，以“中国社会经济史专攻刊物”作为其学术定位，在二十年代众多的刊物中，陶希圣“所主编的《食货半月刊》更是一个最著名的社会经济史杂志” [8]，为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食货学会会员提供学术交流的园地。同时，陶希圣等还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组建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以北平地区学者为主体，如陶希圣直接指导的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工作的鞠清远、武仙卿、曾謇以及后来与陶希圣有工作关系的连士升、沈巨尘、何兹全等人，在此基础上发起成立食货学会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专业学术团体。食货学会完全是一个学术组织，在其《食货学会会约》第二条明确提出：“凡是志愿或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师友们，皆得任意为本会会员”，会员可以在《食货》上发布在研选题、提出未经研究题目，甚至“研究的心得成绩，互相通知，互相批评”。[9]《食货》的创刊和食货学会的成立使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之间进一步加强了相互联系和沟通交流，其中既有遍及全国各大学和研究部门的学者，还吸收海外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专家，如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专攻唐代经济史的铃木俊教授等，推动了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氛围，后来中山大学法学院等高校也相继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并在《现代史学》杂志开辟“社会、经济史”专栏。
三十年代的陶希圣作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主要发起人和推动者，勤于治学，著述丰富。早在二十年代末他就发表了一系列社会史方面的论文，并汇集成《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于1929年初出版。该书出版后立即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3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史论战走向低潮之后，陶希圣开始进行经济史的考证与分析，这一阶段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实际上是其二十年代社会史研究的继续与深入。他不仅主持《食货》编辑的工作，而且还是主要撰稿人，自1934年 12月创刊至1937年7月停刊，《食货》共出版5卷 （每卷12期）零1期，几乎每期都有其撰写的经济史论文，内容遍及中国古代各个时期，如《战国至清代社会史略说》、《十六七世纪间中国的采金潮》、《西汉时代的客》、《盛唐户口较多的州郡》、《五代的都市与商业》、《王安石以前田赋不均与田赋改革》、《金代猛安谋克的土地问题》、《元代佛寺田园及商店》、《明代弥勒白莲教及其他“妖贼”》、《顺治朝的逃人及抗充问题》等等。陶希圣以其丰富的著述和在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学术成就，成为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主要代表。
陶希圣在主编《食货》半月刊时十分注重发掘新人，发表他们的研究作品，从而在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培养了一批青年学术骨干。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何兹全先生就是在此时崭露头角，对其一生的学术生涯产生重要影响。对于在北大史学系的这一段治学道路，他认为陶希圣给予其深刻的影响：“我走上研究中国社会史的道路，是受陶希圣的影响。我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书时（1931-1935年），陶先生正在北大教书。他开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社会史的课，我都选听。”[10]1934-1936年何兹全受陶希圣的影响开始专攻魏晋南北朝隋唐社会经济，撰写《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中国经济》第2卷第9期）、《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食货》创刊号）、《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食货》第3卷第4期）等论文，在学术界引起广泛注意，并为以后的学术发展奠定基础。三十年代的全汉升就发表了《宋代都市的夜生活》、《中国庙寺之史的考察》、《中古佛教寺院的慈善事业》、《宋代女子职业与生计》等一系列有新意的论文。1949年以后到台湾后，他曾先后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任职，专攻明清社会经济史，出版了《中国经济史论丛》和《中国经济史研究》等重要著作。三十年代另一位成名的杨联升也出版了《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研究》、《国史探微》等重要社会经济史著作，在海外都具有较大影响。
《食货》在其近两年半左右的存在时间内，共发表了包括150多位作者的340多篇经济史论文，深化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培育了一批新人，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的专家。1971年，停刊30多年的《食货》复刊，陶希圣仍然兼任主编。复刊后的《食货》改为月刊，扩大了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时间跨度，从以古代为主扩展到包括近现代，在台湾等地仍然发挥重要影响。
三、系统搜集和整理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专题史料
偏重理论而忽视史料是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存在的明显偏向。《食货》在创刊之初主编陶希圣就声明：“这个半月刊出版的意思，在集合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尤其是正在搜集这种史料的人，把他们的心得、见解、方法，以及随手所得的问题、材料，披露出来。大家可以互相指点，切实讨论，并且进一步可以分工进行。这个半月刊用意只是这样，并不像过去所谓‘中国社会史论战’那样的激昂，那样的趋时。”[11]这表明《食货》的办刊旨趣不同于社会史论战，而是组织、集合研究人员共同致力于中国社会经济史史料的搜集工作。
食货派在史料方面的独特贡献在于拓宽了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史料范围，对于这一突出的优点，何干之在回顾与评述中国社会史论战时给予肯定：“《食货》的好处，是向有志于中国社会史的朋友，提供丰富的史料”[4](356)。在三十年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二十四史历来作为研究的基本史料来源，然而，这对于深化研究显然是不够的。中国历来有修地方志的传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了卷帙浩繁的地方志史料，其中包含大量有关人口、食货、风俗、财政经济制度等原始记录，长期以来却没有得到史学研究者的重视。对此，顾颉刚曾向食货派提议“从地方志里找经济材料”，陶希圣深表赞同，认为“方志是研究一地的历史的最方便的书”，要注意地方志的经济史料价值，“下功夫从地方志里搜求经济的社会的材料”。[12]他还初步谈了如何搜读地方志的想法：一是“先读有大都会的地方的县志”，如宋代的姑苏志起至于明清的苏州志、宋代的临安志起以至于明清的杭州志，以便从中了解“大都会的发达史”、“从前的大都会的衰弱过程”、“现代大都会的起源及发达经过”；二是“分工的办法”，建议最好是由本省人来读本省的地方志。[12]同时，鞠清远也发表了《地方志的读法》一文，他认为“有许多经济史料，在他处很不易于找到，而在方志书中，可以找到”[13]，从而可以弥补经济史料的不足。由于地方志数量浩繁，通读不易，于是他提议可以先读历史上重要的经济都市的方志、在水路交通线附近的府县方志以及历代重要工业或矿业区域的府县方志。在读地方志时，特别要注意不要忽略了一些不易引人注意的内容，如方志中关于驿路、寺院、庙会、市、集会、水利事项、桥梁建设等内容的记载。陶希圣向读者推荐鞠清远的《地方志的读法》一文并提出：“我们要读的两种基本书，一是廿四史，二是地方志”[14]，要把两者结合起来以扩大经济史料的搜讨范围。陶希圣、鞠清远提出“搜读地方志”的提议在经济史学界引起注意，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汤象龙赞同《食货》提出的利用地方志史料，并进一步提出除了二十五史和地方志外，还可以再拓宽史料搜集范围，如明清两代中央政府的档案、各地方政府的卷宗档册、社会上的各种账簿，如农民或家庭的流水账、店铺的生意账、公司的营业账以及其他关于量的性质的记载，只有这样精细地搜集史料，以精确的史实为立论的根据，“将来也不会发生以前那样空洞的论战”[15]。他还专门介绍了自己正从北平故宫所藏明清档案中摘抄社会经济史资料的工作。在陶希圣的倡导下，《食货》杂志发表了一些有研究深度的利用地方志经济史料而撰写成的论文，如李光信在《食货》第4卷第3期上发表的《山西通志中的山川崇拜》利用山西地方志中的史料，对山川祠庙进行系统归纳，从中概括山西山川崇拜的特点。此外，刘兴唐在《食货》第4卷第8期上发表《福建的血族组织》的论文，主要依据陈盛韶的《问俗录》，并结合《泉州府志》等地方志资料，对清代福建宗族的祠庙和财产、械斗进行了探讨，考察了血族在对于弱小族人的保护和对政府以及官僚的对抗方面所起的作用。
由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在三十年代中期“还在初步”[16]，一般学者想做中国经济通史而不愿做专题研究，其原因在于初学者不了解这一领域的研究动态因而无从下手。这一现象引起陶希圣的注意，《食货》开始有意识地倡导对社会经济史研究作学术史的考察，注重对索引的搜集整理，陆续刊登了近三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已发表有关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论文索引，如《南方各大学杂志中中国经济社会史论文索引》、《北京大学刊物中关于中国经济社会史论文索引》、《三十八种刊物中中国经济社会史论文目录索引》、《中国经济社会史重要论文分类索引》等，供研究者选题参考。同时，食货派还搜集整理某些专题经济史料，如在二十年代敦煌文献十分珍贵有限，但食货派仍然不遗余力地多方搜求。《食货》第4卷5期出版《唐户籍簿丛辑》专刊，将当时见于中日文书籍、杂志的二十件敦煌户籍、丁籍收集在一起，这些资料在此后几十年内一直是史学工作者利用敦煌文献的重要史料来源。陶希圣在《小序》指出：“户籍丁籍是多方面重要的经济史料”[17]，对研究均田制、百姓负担和社会组织都有重要意义。中山大学的曾了若发表在《食货》第4卷第2期上的《隋唐之均田》是最早尝试利用敦煌户籍研究均田制的专题论文，加深了人们对均田制的了解，其研究方法在学术史上亦有积极意义。陶希圣发表在《食货》第4卷第7期上的《唐代管理水流的法令》，利用敦煌写本《水部式》结合唐代文献探索了唐代关于灌溉用水的管理、水碾的管理、河上交通的管理及海上运输的有关规定。此外，《食货》在“研究资料”专栏连载马非百整理的《秦汉经济史资料》十余万字的珍贵史料，内容涉及秦汉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制度、租税制度、奴隶制度、人口及土地等各个方面，这些对于进一步研究秦汉时期和唐代社会经济史奠定了学术基础。
四、开辟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领域
食货派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是相当活跃，不仅搜集整理了一批富有学术价值的经济史料，而且在秦汉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尤其是那些长期以来为学术界所忽视或冷落的某些历史时期，如魏晋南北朝、五代和元朝的社会经济史，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首先，对寺院经济史的研究是三十年代食货派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领域的一项开拓性的研究。
寺院是一种宗教性的社会组织，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是佛、道鼎盛时期，食货派比较早开展对寺院经济的研究，其中三十年代何兹全先生对寺院经济史的研究做出奠基性的贡献。他从社会史的新角度研究寺院经济，在三十年代就发表了《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和《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两篇重要的寺院经济的论文。他认为，从社会史角度看，中古时代的佛教寺院不但是宗教的组织而且是政治的组织，寺院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要全面考察中古中国社会的构造，要彻底了解中古中国社会的性质，必须要把寺院作为一个主要的研究对象。而且因为寺院是披着一件宗教外衣，所以在封建关系的表现上也特别显著，如政权的分割等，在俗界庄园不甚显著，在寺院便非常显著。对寺院的研究更能使我们容易认识整个中古社会的性质。寺院经济成为他“研究中国社会史的两翼”[18]之一。此外，全汉升的《中古佛教寺院的慈善事业》、鞠清远的《唐宋元寺领庄园研究》，对中古寺院经济的一些问题作了研究。陶希圣的《元代佛寺田园及商店》、鞠清远的《元代的寺产》还对元代的佛寺田园、商店、寺产问题，搜集了一些史料，作了初步论述。三十年代食货派开辟的寺院经济史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突破了当时经济史侧重土地制度、门阀士族等问题的视野局限，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具有拓荒性质，直至今天，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仍然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据何兹全先生1985年6月时统计认为，尽管对中国寺院经济史的研究发端于三十年代中期，但从 1934年至1984年近五十年间，学术界对此的研究仍然是薄弱的，以汉唐寺院经济为例，学术界就这个问题发表的论文不过二十七、八篇，其中较有分量的仅仅十七篇左右。[19](1)
其次，深化对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研究。
赋役制度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食货派在古代赋役制度研究的一些选题具有开拓性。在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方面，刘道元在《食货》第1卷第3期发表《商鞅变法与两汉田赋制度》则属较早根据传世文献资料较全面地考辨汉代赋役制度的论文。在唐代赋役制度研究方面，鞠清远的研究比较有特色，他在《唐代经济史》（与陶希圣合作，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唐代财政史》（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及《唐代的户税》（《食货》第1卷第8期）、《唐代的两税法》（《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6卷第3期）等论著中，对唐代的租庸调、地税、户税、色役、杂儒、两税法和商税等做了较系统全面的阐述，提出不少独立见解。关于魏晋南北朝、元朝的特定人户的社会身份地位及赋役负担役问题的研究，自三十年代即有研究成果问世。如鞠清远在《食货》第3卷第4期上发表《三国时代的“客”》，归纳了“客”的四种构成形式：在《食货》第2卷第12期上发表《两晋南北朝的客、门生、故吏、义附、部曲》，对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客”的构成作了重要补充，指出有平民自卖为客的，如“十夫客”等，文章特别对佃客进行分析；在《食货》第1卷第 9期发表《元代系官匠户研究》，引用丰富的资料全面探讨了元代系官匠户的地位、待遇、工作形式等问题。何兹全在《食货》第1卷第11期上连续发表《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分别论述州郡领民、屯田客和军户的赋役负担与身份地位。武仙卿在《食货》第5卷8期和第10期上连载《南北朝色役考》，分析南北朝各种特定人丁所承担的种种名目的特种徭役。
再次，开辟了从社会经济史的视野研究中国古代宗族制度的新领域。
我国率先研究宗族史的是吕思勉先生，他于 1929年由中山书局出版了《中国宗族制度小史》，从宗与族的概念入手，论述了大小宗、祭祀、姓氏、谱牒、合族而居、族长与族产、立后等问题。之后，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了陶希圣《婚姻与家族》一书对宗法及宗法之下的婚姻、妇女及父子，大家族的形成、分解、没落作了比较细致的考察。与吕思勉的宗族史研究相比，陶希圣对宗族的研究有其独特之处，即把宗族问题与各时代的生产组织、交换方式、社会关系、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先从生产工具生产力水平着眼，探讨当时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然后再研究在这种情况下的家族发展变迁。陶希圣这一开创性研究直到今天仍得到后人的充分肯定，冯尔康认为：“此书篇幅不大，但把生产关系演变与家族、婚姻的变化联系一起分析，有一定的深度”。[20](315)其他一些学者还从不同历史时期探讨宗族问题，如北京大学国文系曾謇在《食货》杂志连续发表《殷周之际的农业的发达与宗法社会的产生》、《周金文中的宗法纪录》、《古代宗法社会与儒家思想的发展——中国宗法社会研究导论》等论文，其研究成果超越前人之处在于他借鉴了西方民族学的理论，并使用了金文资料进行研究。关于豪族问题，中山大学的陈啸江《魏晋时代之“族”》（《史学专刊》1卷1期）是一篇较早也较为系统地研究魏晋时期宗族的论文，论述了“族”的来源及魏晋时代重视宗族的原因、势族和寒门、宗族内部生活状态、魏晋人重视宗族的一般情况及入族与出族问题。专门研究魏晋宗族的论文至今仍然少见。曾謇《三国时代的社会》 （《食货》第5卷第10期）考察了当时豪宗大族的活动，认为三国政权的建立，都基于大族的势力。此外，武仙卿在《南朝大族的鼎盛与衰落》（《食货》第1卷 10期）对南北朝门阀士族问题也进行了研究。
最后，从都市经济的角度深化了对唐宋时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研究唐代集市的有鞠清远在《食货》第3卷第6期发表《唐宋时代四川的蚕市》指出，唐代成都及其附近的蚕市，有一种是由崇拜圣地而构成的季节性市场，另一种则毫无宗教意义，只是季节性市场。宋代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阶段，不仅有一批人口超过10万的大城市，还有成千上万小市镇的勃兴。《食货》杂志中发表了若干涉及宋代都市经济的论文。全汉升吸收西方经济理论，包括马克思《资本论》的论述，在研究宋代经济史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他的论文先后编成《中国经济史论丛》和《中国经济史研究》两部论文集，涉及了宋代农业、商业、行会、市场、货币、物价、漕运、经济重心南移、城市、海外贸易、寺院经济等诸多问题，是近代的宋代经济史研究的开创者。
1937年7月由于卢沟桥事件全民族抗战爆发，《食货》在出完第6卷第1期后停刊，食货学会亦解散，尽管后来其成员的政治活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其在推动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的学术贡献却是不可忽视的。正如时人高耘晖在给《食货》的通信中是这样评价：“我以为现在国内对于中国社会史从事研究的人，虽然不少，可是真正有具体组织的，还只是食货学会。事实上，食货学会在现在或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心。” [21]1947年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系统回顾和总结了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发展，对以陶希圣为代表的食货派在三十年代所开创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给予较高评价，认为他与郭沫若是“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陶希圣先生对于中国社会有极深刻的认识，他的学问很是广博，他应用各种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来研究中国社会，所以成就最大”。[1](100)“虽然他的研究还是草创的，但已替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相当的基础”。[1](101)正如顾颉刚所说，三十年代社会经济史研究虽然还处于学科的草创时期，但是与前期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相比，精细的学术研究与考证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研究的趋势，“已经渐渐脱离宣传革命的窠臼而走上了研究学术的大路，在这点上，陶希圣先生的功绩实丰不可埋没”[1](102)。
〔收稿时间〕2006-0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