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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2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0）03—0122—07
诗社乃诗人为吟而定期结聚的社团。“相传粤诗社始于宋李忠简，当时别有月泉吟社。”（注：同治《番禺县志》卷53。）但文献无征，故一般多谓广东诗社始于元末明初之南园诗社。自此以后，明清二代，广东诗社勃兴，层出不穷。所谓“东广好辞，缙绅先生解组归，不问家人生产，惟赋诗修岁时之会，粤人故多高致乃尔。”（注：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2。）除文人雅士结社吟外，流风所至，民间也有开社校诗之举，二者互为激荡，交相映辉。
一
南粤诗歌，自唐张九龄开正始之音，此后，粤号为诗国，岭之南人人言诗，扬风扢雅，代不乏人。
诗歌的兴盛为诗人结社吟提供了前提，元末明初，著名的南园诗社应运而生，卓著声名，享誉海内。南园，在广州城南（遗址在今文德南路中山图书馆南馆），其时孙
、赵介、王佐、黄哲、李德结诗社于此，世称南园五先生。一时名流毕集，豪吟剧饮，更唱迭和，长篇短章，晃耀人目，所谓“昔在越江曲，南园抗风轩。群英结诗社，尽是琪林仙……狂歌放浪玉壶缺，剧饮淋漓宫锦红……”（注：《南园前五先生诗》卷2。）就是真实写照。
明初广东诗社，除广州南园外，顺德县有陶园，《龙江乡志》云：“乡中先辈，皆尚名检工词章，彬彬尔雅，质有其文。成居官则励气节，比休官里居，与物无竞，优游林下，角巾方幅，日就骚人逸士开社，赋诗把酒，诚盛事也。洪武初有陶园逸兴，征君邓迂叟主之。”（注：[清]佚名纂：《顺德龙江乡志》卷4。）东莞县有凤台、南园，屈大均云：“明兴，东莞有凤台、南园二诗社，其诗颇得源流之正。”（注：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2。）
天顺、成化间，有东莞人陈靖吉、何潜渊等15人所结凤台诗社（又称凤冈诗社）。（注：嘉靖《广东通志》卷60。）成化、正德间、南海姚文宽，“与同志为兰亭诗社。”（注：道光《南海县志》卷36。）增城尹凤，尝与邑顾鸾、郑洁共17人构凤台诗社，相唱和。东莞黄阅古，弘治进士，致仕归家后，“与诸耆硕结东山社，赋诗自适。”（注：民国《东莞县志》卷57。）
嘉靖以后，为广东诗社鼎盛期。与前期相比，不但诗社数量显著增加，参与人数广泛，结社时间持续长，而且因主盟者多为博学鸿儒，海内知名之士，故声名遐迩，影响深远。据现有资料，尤以省城广州及周围南海、番禺、东莞、顺德诸县，诗社最为兴盛。
广州
越山诗社：始自王渐逵、伦以训。（注：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2。）
小云林诗社：小云林为李时行别墅，中建一楼，名影山，“楼下开诗社于其中，时与诗人十数辈以期分韵赋诗。”（注：乾隆《番禺县志》第19。）
坡山诗社：蒙学之，番禺人，“暮年偕同志刘素予诸公，结社坡山，谈诗讲学。”（注：乾隆《番禺县志》第15。）
诃林净社：在光孝寺西廊。万历间梁有誉、黎民表、欧大任等创。天启间，梁元柱以疏劾魏忠贤罢归，重开诗社，与陈子壮，黎遂球等相唱和。（注：宣统《番禺县续志》卷40。）
浮邱诗社：在城西浮邱观。万历中，郭裴致仕归，与陈堂、袁昌祚凡16人，辟社以续南园。崇祯末，陈子壮、梁佑逵诸人，复结诗社于此。（注：宣统《番禺县续志》卷40。）
云淙诗社：在白云山麓，崇祯中，陈子壮辟此与名流吟其中。（注：宣统《番禺县续志》卷40。）
东皋诗社：在东门外，崇祯初御史陈子履所辟。一时词客名流，相过觞，皆有唱和。（注：宣统《番禺县续志》卷40。）
芳草精舍诗社：崇祯未，邑诸生陈虬起与区怀年等结诗社，感伤时事，抑郁之气时流露于诗词间。（注：宣统《番禺县续志》卷40。）
浩社：在粤秀山镇海楼。崇祯间，南海九江乡人朱国材兄弟召集才士数十人所创。（注：同治《南海县志》卷18。）
南园诗社、嘉靖时，南园社废园荒，欧大任与梁有誉、黎民表、吴旦、李时行恢复前美，联吟于抗风轩，称南园后五先生。崇祯末，陈子壮以礼部右侍郎抗疏罢归，尝集长少名流欧怀瑞、黎遂球等12人，重启南园旧社。（注：罗元焕：《粤台征雅录》。）
南海县
西樵诗社：嘉靖未，霍勉斋主之。
四峰诗社：万历间，霍益方主之。（注：道光《南海县志》卷23。）
番禺县
粤山诗社：其具，嘉靖举人。晚归家居，“又为粤山诗社，吟性情”（注：乾隆《番禺县志》第15。）
水门诗社：嘉靖间，沙亭人屈群力“尝结社水门乡，林泉幽邃。”（注：乾隆《番禺县志》第15。）
东莞县
龟山诗社：何谦，大汾人，“解组归，与邑人李一宁、彭以齐结社龟山。”（注：民国《东莞县志》卷57。）
溪南诗社：王应华，崇祯进士。后隐居，“与里人黎铨、卢鼎辈结溪南诗社。（注：温汝能：《粤东诗海》卷49。）”
凤台诗社：初创于天顺间，中间兴废相寻。崇祯未，邑人陈象明等又一度恢复。（注：崇祯《东莞县志》卷7。）
顺德县
紫霄诗社：嘉靖五年（1521），署令林应聪以紫霄圃改建。（注：乾隆《广州府志》卷9。）
松堂诗社：水藤人马骏，“与所善邓石林辈结社松堂。”（注：咸丰《顺德县志》卷24。）
以上为散见于史乘较为确凿者。此外，据顺德《龙江乡志》载，还有香山九老之会，有白莲诗社，有长春书院诗社，有凤山诗社，有仙湖诗社（注：[清]佚名纂：《顺德龙江乡志》卷4。 ）……故后人每谓：“吾粤前明，诗社特盛。”（注：同治《南海县志》卷25。）
二
清代广东诗社，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清初至康熙，为遗响阶段；雍正、乾隆二朝，为衰歇阶段；嘉庆至清末，为复兴阶段。
明清易代之际，社会剧变。满人以异族入主中原，使长期浸染儒家思想的汉人士大夫受到极大的刺激和震撼，所谓“慨自申酉变乱以来，士多哀怨，有郁难宣。即皆以蜚遯为怀，不复从事于举业。于是祖述风骚，流连八代，有所感触，一一见诸诗歌。”（注：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2。）在此背景下，清初顺、康年间，广东诗社以“岭南三家”为核心，多追慕明末遗风，如：
西园诗社：西园，即广州西郭外，俗称西关。屈大均云：“故予尝与同里诸子为西园诗社，以追先达。”（注：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2。）
西园十二堂吟社：《粤台征雅录》载，“昔人有为西园诗社以续浮邱遗响者，至张振堂前辈，复集十二人各取一字以名堂，即西园十二堂呤社。省堂诸子继起，亦仿之为后十二堂云。”张振堂指张河图，南海人，康熙举人。省堂指何成远，也南海人。
东皋诗社：东皋为明陈子履别业，明亡，池馆荒废。康熙间，驻防镶黄旗参领王之蛟修葺之，取为别墅，聘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主其中，名曰东皋诗社。（注：宣统《番禺县续志》卷40。）
兰湖诗社：梁佩兰，字芝五，号药亭，南海人。康熙进士。授庶常，“寻告归，结社兰湖，以诗酒为乐。”（注：温汝能：《粤东诗海》卷67。）兰湖，在广州大北门内。
黄村探梅诗社：黄登，番禺人，居羊城谢恩巷，“尝开黄村探梅诗社，延梁药亭太史主衡。”（注：罗元焕：《粤台征雅录》。）
石湖诗社：罗孙耀，顺德大良人。顺治举人。遂隐石湖别业，与陈恭尹、梁梿，刘云汉等结石湖诗社，流连山水。（注：咸丰《顺德县志》卷25。）
于此可见，顺、康间广东诗社之盛，不让晚明。且其时诗社核心中坚人物，首推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三人，世称“岭南三家”。
雍正、乾隆年间，广东诗社之风稍歇。究其原因，一为清廷统治已稳，明末遗民相继谢世，所谓故国之思，渐已淡忘。二为雍、乾间文字之狱大兴，禁毁书目之令屡颁，人人自怵，谈虎色变。故此期有关结社资料，显著渐少，远逊清初，如：
献玉堂诗社：钟瓒，番禺人。所居负廓中，为献玉堂。每当春睛雪霁，酒熟花开，必招二三诗人雅集，探韵分题，流连霄旦。（注：乾隆《番禺县志》第15。）
晚成堂诗社：陈华封，顺德人。世寓羊城育贤坊，以诗世其家。“时偕郡邑名流，分曹结社，恒以其世居之晚成堂为坛坫云。”（注：温汝能：《粤东诗海》卷78。）
懒圈四子诗社：陈云麓，南海人。少时尝与李因斋、吴竹屏、左省轩结社佛山汾江，称“懒圈四子”，流连文酒无虚日。（注：罗元焕：《粤台征雅录》。）
雍、乾间，广东诗社数量既少，且此期享誉海内的粤中著名诗人如冯敏昌、张锦芳、胡亦常、黄丹书、黎简、吕坚等，都少有结社记载，说明此期广东诗社处于停滞、冷清阶段。
嘉庆以后，清廷国力日衰，文网疏阔。加之道咸以来，局势动荡，外忧内患日蹙，在此形势下，广东诗社再度复兴。如：
常荫轩诗社：在广州河南。嘉庆间，番禺人潘有原结社联吟。（注：宣统《番禺县续志》卷40。）
云泉诗社：在广州白云山。嘉庆十七年（1812）黄培芳、张维屏等7人创建云泉仙馆，结诗社于此。（注：宣统《番禺县续志》卷40。）
西园吟社：道光间，徐荣、谭莹结西园吟社，同宴集者二十余人。（注：谭莹：《乐志堂诗集》卷11。）
越台词社：粤东多诗人少词人。道光中，许玉彬、黄蓉石邀陈丰、谭莹、桂文耀、沈世良、徐灏为越台词社学海堂，月凡一会。（注：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岭南学报》第4卷第1期。）
杏林庄诗社：在珠江大通寺之面西。道光间香山邓大林所辟，招名流熊景星、许玉彬、陈璞、陈良玉等吟赏唱和。（注：宣统《番禺县续志》卷40。）
花田诗社：在花埭。道咸间，黄玉阶、谭莹、许玉彬、沈世良、叶衍兰、徐灏、陈良玉诸人联吟，恒集于此。（注：宣统《番禺县续志》卷40。）
袖海楼诗社：在广州永清门外珠江之滨，许祥光别业。咸丰间许
光复启诗社于此。（注：宣统《番禺县续志》卷40。）
以上乃粤中声名较著的诗社，至于各地大大小小的诗社，不胜枚举。“道光间广州多诗社。”（注：宣统《番禺县续志》卷20。）不但数量激增，且主风雅者，多属此期活跃于学界诗坛的著名诗人学者，如张维屏、黄培芳、谭莹、陈澧、沈世良、许玉彬、叶衍兰等，因而此期诗社之盛，可颉颃清初。
三
明清二代广东诗社连绵不绝，长盛不衰，作为一种突出的文化现象，其原因何在呢？下面几点是较为明显的。
第一，经济繁荣富庶。明清以来，由于自然条件优越，加之长期开发，昔日号称蛮荒烟瘴之地的广东，经济一直保持上升趋势，已走在全国前列。明初诗人孙宴《广州歌》云：“岭南富庶天下闻，四时风气长如春。”（注：梁善长辑：《广东诗粹》卷2。 ）清末学者陈澧也说：“广东富甲天下。”（注：陈澧：《重建广州先农坛碑》、《东塾续集》卷2。）即是证明。明代广东承平近三百年，经济持续高涨，已奠定了广东富甲天下的基础。清初广东因为战乱，迁界等原因，经济一度下降。但从康熙中期起，随着各项恢复农业生产措施的落实，经济很快回升。清初诗人方殿元，番禺人，康熙进士。曾官江宁知县。他曾说：“余生粤会，地沃而人勤，凶岁无饿殍。里中百家，一二贫人耳。及宰江宁设赈，始知吾里这贫者，非贫也。”（注：方殿元：《推惠田记》、《九谷集》卷5。）方氏所说，不能包括粤中贫困山区， 但确能代表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富裕的一个侧面。
广东富裕，广州尤其繁荣。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封闭漳州、宁波、云台山三口，仅留广州一口对外通商，从此广州垄断了全国进出口贸易，这对广州成为“富中之富”的特殊地位具有重要意义。而专门负责经营对外贸易的十三行，更是富甲天下的豪商，所谓“银钱堆满十三行”（注：屈大均：《广东新语》卷5。）”十三行所在地广州西关，“尤财货之地，肉林酒海，无寒暑，无昼夜。”（注：温训：《记西关火》、《广东文征》第五册。）广州之繁富，可以想见。因此，从明初孙宴，到清末陈澧，二人所说，都在重复广东经济繁荣富庶这个不争的事实。
第二，社会稳定。明清广东前后五、六百年，其间战争动乱不胜枚举。但从全局来看，社会、政局总体以“承平”为主调。后人论及明代广东，常说：“明代初置广东省，全省因继续承平数百年，文化大昌。”（注：简又文：《广东文化之研究》、《广东文物》下册。）文化大昌正是承平数百年的直接结果。清初广东战乱频仍，但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之乱”后，清初动荡不宁的局势开始稳定下来，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广东全境基本安宁，所谓承平百余年。嘉道之际，广东学者谭莹描绘说：“从嘉庆庚辰以迄道光已亥，波恬尘静，岁稔时和，村落，太平，闾阎安乐，家家选胜，各各搜奇、开径招
，引流临眺……”（注：谭莹：《荔园消夏序》、《乐志堂文集》卷6。 ）一派安宁祥和的升平景象。
道咸期间，广东局势开始动荡不宁：鸦片战争、天地会起义、英法联军攻占广州等事件相继发生。但与同期江浙皖地区相比，动乱时间不长，损失较轻，波及面较小，且恢复较快。同光时期，广东前后又有近50年的太平光景，这对学术文化的恢复和发展是极好的机遇。因此，从总体上看，说明清广东社会稳定，以承平为主，大致符合事实。
第三，教育发达。明清教育由府州县儒学，书院、社学和私塾几部分组成。儒学是官学，均设在城市，学校数量和招生人数都有严格规定。而书院、社学、私塾则属于私学，或官民合办。私学分布遍及城乡，学校数量和招生人数不限，因此，私学最能反映某一地区教育发达与否的真实状况。
明代广东书院发达，所谓“广东书院林立，由是大儒名宦辈出。（注：简又文：《广东文化之研究》、《广东文物》下册。）”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清代，故后人不无自豪地说，书院“粤省所建最盛。（注：道光《广东通志》卷137。）”明代社学也非常发达，尤其自嘉靖初提学使魏校大毁滛祠令府州县各立社学后，“广东社学之盛自此始。（注：道光《南海县志》卷11。）”降及清代，社学已遍及城乡。私塾发展也不落后，“吾粤老师宿儒教授生徒百数十人者，谓之大馆，其来久矣。（注：陈澧：《讲书议》、《东塾集》卷2。）”史称：“会城学塾如林”（注：宣统《南海县志》卷19。）”即是证明。
明清以来，广东民间重视教育，大力兴办教育，一直方兴未艾，形成传统。到清后期，广东教育发展特点，一是学校创办数量多，分布密度大，民间兴办热情高；二是书院、社学私塾之间界限模糊，所谓“党塾乡序，错布乡堡。其间或称书院，或称义学，或称社学，名虽不同，而实则一。（注：同治《番禺县志》卷16。）”“其有大宗名族，自设家塾，亦称书院者。（注：咸丰《顺德县志》卷5。 ）”尤值一提的是，明清广东教育发达，其中宗族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宗族皆立有祠堂，置有祭田。祭田收入，除用于祭祀和养老济残外，重点用于支持教育。清后期，江都张心泰游粤，有睹于此，曾感慨地说：“余谓东省善读书、重科名者，皆由此，他省所无”。又说：“广州人尤好学，聘名师，训子弟，不惮远道，不惜重修。（注：张心泰：《粤游小志》、《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张氏来自教育发达的江浙地区，而自叹不如。因此，从他这个外省人的直观评价中，最能客观公正反映出广东教育发达的真实程度。
不可否认，明清广东教育发达，目的主要是为了追逐科举功名。但由重科举功名而兴学重教，风气所至，推动了教育的普及发展，提高了当地的文化水平，促进了知识的广泛传播，移风易俗，客观上有利于学术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四
经济富庶，社会稳定，教育发达，这些正是繁荣学术文化事业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滋润文学艺术创作兴盛的沃土。在此大背景下，明清以来，广东的学术文化事业一直呈现强劲的上升趋势，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诗人学者，文学、美术、工艺、藏书、刻书事业皆十分兴旺发达，不少已走在全国前列。明代白沙学派和清代东塾学派的崛起就是典型的标志和代表。作为文学艺术一个层面的诗歌，明清广东诗歌的繁荣兴盛也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明清广东诗歌兴旺发达，成绩蜚然，首先在于涌现出一大批名扬海内的著名诗人，如孙宴、梁有誉、欧大任、屈大均、梁佩兰、陈恭尹、黎简等等；其次是形成了风格鲜明的岭南诗派，在全国诗坛独树一帜。而广东诗社正是在明清时期蓬勃兴起与广泛流行起来的，这决不会纯属偶然。若论明清广东诗社对社会文化生活的功能与作用，则可概括为以下二点。
其一，促进了明清广东诗歌的繁荣兴盛。不言而喻，诗社既是诗歌兴盛的产物，反过来，它也为诗歌的兴旺发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诗社以文会友，声气相求，砥励名行，为文人学士进行诗歌创作和切磋艺术提供了机会和场所，也为后辈观摩揣习和崭露头角创造了条件。如嘉庆间广州有“即席吟社”，“主会者订定日期，至时同人咸集，延名宿阅卷，高于别室帘内，不与吟者相通。已时则闭园门，主会者出题，将题送至阅卷者帘内，请拟作。庭前陈设各谢教物，绚彩灿烂。诸诗人拈笔吟哦，推敲磨琢，声琅琅然。至午中，面
丰美。未初，阅卷者将拟作呈堂，即收卷送帘内评阅，丹黄甲乙，笔不停点，即交主会者列号贴堂上，极一时之盛。”（注：引自黄佛颐：《广州城坊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76页。）毫无疑问， 诗社的兴盛有力地促进了广东诗歌的繁荣兴旺。如明初南园前五先生，不仅与吴之四杰、闽之十才子，开有明一代风雅之宗，而且对广东诗坛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四库提要》评论说：“然粤东诗派，数人实开其先，其提倡风雅之功，有未可没者。”（注：《四库全书总目》卷189。）而南园后五先生之梁有誉、 欧大任，“常以诗盛称京师，于鳞、无美辈欲连为八才子，（注：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2。）”在全国诗坛享有盛誉。他们对广东诗坛的贡献，后人也予以充分肯定。史称：“明自孙宴五人以来，岭南诗学复振，与有力也。（注：道光《广东通志》卷280。）”而南园前后五子恰恰正是明代广东诗社的重要开创者，积极组织者与热心参与者。清初屈、梁、陈“岭南三家”，开创一代诗风，成为公认的诗坛宗匠。三家先后在广州组织、参与了大量的诗社活动，“当是时，岭南三家盛风雅，兰湖、药洲间文坛诗社，会者常数百人。（注：乾隆《番禺县志》第15。）”显而易见，明清二代广东延绵数百年的诗社活动，与明清广东诗歌的繁荣兴盛之间有密切的内在联系。
其二，推动了大众诗歌运动的兴起。明清广东诗社多为纯文人雅士的结社，到了清代，这种情况有了变化，开始向民间大众诗社发展，即校诗之会。“粤中好为校诗之会，亦称开社。相传谓自明季番禺孝廉黎美周遂球礼闱下第南还，集广陵进士郑超宗元勳之影园，即席赋黄牡丹诗十首，独占冠军，名噪吴越，有牡丹状元之号。乡人艳之，遂启其风。（注：罗元焕：《粤台征雅录》。）”这种开社，不再限于少数文化士夫，范围扩大，规模空前。通常作法是：为题标于通衢，订期收卷，聘名流学者评判甲乙，列第揭榜，名列前者赏赐有差，谓之谢教。从清初至清末，开社连绵不断，屡兴不衰，形成风尚。如：
康熙五十七年（1718），羊城盐商沈奇玉开粤台古迹八诗于白蒸堂，以浮邱井、陆贾祠、虞翻苑、望气楼、沈香浦、荔枝湾、素馨田、抗风轩为题，预书笺致于城乡吟侣，匝月间共收三千余卷。选拔五百名，揭榜于桂香文昌宫，取梁无技第一。复开雕《峤华集》2卷，通计谢教不下数千金，亦一时之盛事。（注：罗元焕：《粤台征雅录》。）
乾隆十二年（1747），榄溪麦氏以昌华苑怀古题开社，得诗千首。时仁和杭世骏在粤，有诗以纪其事，诗云：“岭南诗社剧纷麻，蜑唱蛮讴尽作家……”（注：杭世骏：《道古堂集外诗》。）生长于江浙文化发达之地的杭世骏，虽不无讥刺，但也惊诧于广东诗社之盛。
又乾隆间，广州西关豪商石氏园有竹生贯桐心，名曰“桐心竹”，以为祥瑞，征诗得数千首。时朱珪抚粤，戴衢亨督学，求定甲乙，黎二樵简擅场。（注：民国《顺德县志》卷24。）
嘉道间，时广州城西荔枝湾有南海丘氏“虬诛圃”。粤督阮元因唐曹松咏荔于此，更名之曰“唐荔园”。是时开诗社征诗，阮元云：“近日民间诗社，有唐荔园诗，累至千余首”（注：阮元：《揅经室续集》卷6。）
咸丰迄光绪间，此类民间开社之举屡兴不衰，人数最多时，如光绪中增城黄某筑流光别墅，管领溪山，主持风月，联吟属和者至六千五百余人，并汇刻佳章，都为一集。（注：陈序球：《流光别墅联吟诗钞序》。）如此等等，不可胜数。
清代广东此类校诗之会，前人多有微辞。如《粤东诗海》作者温汝能谓，“自黎美周赋黄牡丹诗于广陵，称状头，夺黄金爵，乡人艳之，遂延其风。日为校诗之会，题尚幺么，体惟律绝，六街九陌，粘题灿烂。诸名士撚须叉乎，屠沽贩竖，亦争效之……然多工于语言，不复计其雅俗。世儿转相师法，习染日深，愈降愈下。数十年中，诗数不昌……”（注：温汝能：《粤东诗海·例言》。）所谓“时昔每谓粤诗衰由此，虽打油钉铰，亦技痒其间云。”（注：乾隆《番禺县志》第17。）
不可否认，这种开社校诗属于“下里巴人”一类，与自矜高贵典雅的“阳春白雪”之类的文人歌词相比，自不免显得有些平庸浅薄。但是，这种深入民间的诗歌比赛，也自有其生动活泼、健康自然率真的一面。而标题通衢，收卷累千的壮阔场面，使它成为一种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大众诗歌活动，并与流行于明清广东城乡之间的文会、诗歌一起，构成一种生机勃勃，别开生面的平民文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