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登寺》——历史和自然的缺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然论文,历史论文,丁登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1.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07）01—100—07
《丁登寺》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代表作之一，这首诗以其隽永的笔触和深邃的意境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丁登寺》可以被看作是浪漫主义诗歌宝库中璀璨的瑰宝，长久以来，众多的批评家关注着这首诗，发掘其永恒的艺术魅力。从艺术风格上来说，《丁登寺》符合华兹华斯一贯的创作追求，即于平实中见真情。诗歌的题材并不新颖，主要表现诗人在重游丁登寺废墟附近的怀河两岸景色时的所思所感。诗歌的用语也并不华丽，无韵素体诗的格律更增加了诗歌自然的乐音。但正是这平实的风格增强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使得诗人在回忆中所谈及的哲理以及在静穆中所表达的情感显得格外真切。
本文拟以新历史主义批评家列文森对《丁登寺》一诗的批评入手，借助詹明信的历史“缺场”的观点来理解华兹华斯在这首诗中所反映的历史，同时借助解构主义文评家保罗·德·曼的寓言理论来分析该诗所呈现的自然。詹明信的历史“缺场”思想是建立在将历史视为寓言的基础上的，这就为将历史的寓言和自然的寓言在《丁登寺》中做整体的分析提供了可能。这样的分析，可以使我们更好的理解《丁等寺》一诗的内在统一性。
一 从列文森的指责说开去
列文森对于华兹华斯《丁登寺》一诗的批评主要见于他所写的《论华兹华斯鼎盛时期的诗歌》一书，国内已经有很多学者介绍了列文森的观点。列文森首先列举了华兹华斯在《丁登寺》一诗中对于丁登寺附近的怀河两岸风光的描写，接下来引用了吉尔平在《怀河景象》一书中对于当时怀河真实境况的描述，从而指出：“《丁登寺》的首要诗歌行为就是要压抑社会现实”[1](P33)，“这首幻象诗成败就系于它是否能完成它对历史的藏匿行为”[1](P31)。在这一基础上，列文森进一步分析了华兹华斯创作此诗的动因，他认为，华兹华斯创作此诗，是为了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寻求一块退思和冥想的场所。由此，列文森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华兹华斯的思想已经退到了一种专注内心，回避社会现实，希望回到两大社会革命（即工业革命和法国革命）前的所谓美好‘童年时代’的保守状态”[1](P31)。
列文森的研究立论是有一定的依据，他对史实的运用和对文本的分析都是建立在调查取证的基础上。但是，笔者以为，列文森的研究存在两大缺憾：一是他立论的基础并没有摆脱传统历史主义研究的影响；二是《丁登寺》一诗有其自身的内在统一性，如果单单从诗人对于丁登寺沿岸风景的描写来分析，就抹杀了诗人内在意图的完整和诗歌表现内容的统一。一般而言，国内学者在介绍列文森的华诗批评时，都把他的评论界定为新历史主义的批评思想[2](P235)。但平心而论，列文森的新历史主义只是体现为对于史实和文本的细致考察来获取文本的历史意义。而列文森对于历史意义的挖掘，又意在颠覆文本的正面影响和积极意义，这倒是与解构主义的文本阐释有一定的类似。但是，列文森所谓的新历史主义，在本质上却是旧历史主义的翻版，因为它因袭了旧历史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在列文森看来，当时英国的历史已经步入了工业革命的鼎盛时期，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影响重大而深远，作为诗人的华兹华斯理应以揭示时代的现实状况为己任。诗人的创作是由历史决定并且为历史服务的，这就是历史决定论的影子。而真正的新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却是同这种历史决定论不一致的[3](P178)。所以， 要对《丁登寺》一诗中的历史要素进行较为全面和客观的评价，还要借助新历史主义批评视角。
二 詹明信新历史主义思想的启示意义
詹明信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诗学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之一，他的文艺研究涉及面很广，但究其实质，其诗学是适应文艺研究的文化转向应运而生的。在后现代语境下，詹明信坚持在马克思主义诗学的基础上，广泛调和各种异质理论，形成自己独到的文艺观。詹明信的文艺观是建立在他对于历史的特殊理解之上的，这也正是我们将詹明信的理论视为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依据。在坚持文艺研究的历史关怀这一点上，詹明信是历史主义的，但同时詹明信又认为：历史是不可再现的，换言之，历史总是“缺场”的。任何历史都是文本的历史，只能通过文本去接近历史[4](P138)。而文本化的历史同占据主导地位的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显性历史相比，是一种隐性的历史[5](P267)。对于显性的历史而言，隐性的历史既有所符合， 又有所出离。詹明信的这种历史观已经抛弃了旧历史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历史不再决定文本的内容，反过来，恰恰是文本决定历史，只不过由文本决定的历史必须具备相当的可信度。
按照詹明信历史是“缺场”的观点，就没有必要苛求文本必须以揭示历史的真实面貌为己任，因为任何所谓的历史真实在信度上总是要打上了问号的。实际上华兹华斯创作的《丁登寺》，在文本中就体现出历史的“缺场”，在这首中等篇幅的长诗中，我们确实找不到对于当时历史的描述，所能见到的只有丁登寺旁怀河的旖旎风光。但是，文本中的历史“缺场”并不意味着这首诗与历史绝缘，事实上，《丁登寺》一诗中虽然没有列文森所界定的显性的历史，却蕴涵着丰富的隐性历史。所以，任何以历史关怀为旨归的，对于《丁登寺》一诗所做的历史考察，都不应是去指责文本中显性历史的“缺场”，而应探求其中的隐性历史。
要探寻《丁登寺》一诗中的隐性历史，必须将全诗纳入视野。诗人在回忆中谈哲理和描述成长过程中对于大自然的不同反应的诗行，为文本的隐性历史提供了可靠的注解。摘录几段如下：
……
而是时常，当我孤栖于斗室，
困于城市的喧嚣，倦怠的时刻，
这些鲜明的形象便翩然而来，
在我血脉中，在我心房里，唤起
甜美的激动[6]
在此心境里，人生之谜的重负，
幽晦难明的尘世的如磐重压，
都趋于轻缓[6]
还有
多少次，
在沉沉暗夜，在郁郁不欢的白天，
在尘俗百态之中，枉然无补的
焦躁忧烦，浊世的昏沉热病，
不断袭扰这怔忡悸动的心房……[6]
从以上所引用的几段诗行中可以看出，华兹华斯在创作《丁登寺》一诗时是带着深刻的历史关怀情结的。可以说，这几段诗行是一种历史的文本化，这种历史的文本化并不呈现为显性的历史，而是一种隐性的历史，华兹华斯在这首诗歌中所要体现的历史情愫，是力图摆脱当时历史情境中占主流的意识形态从而展示自己的历史乌托邦。在诗人建构历史乌托邦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来了解当时的历史。而诗人历史乌托邦的建构，实际上是建立在对于现实一定意义的批判上的。在这样的历史批判中，我们可以探知历史。
华兹华斯创作该诗是在1798年，当时的英国正在经历深刻而复杂的经济和政治变革。首先在经济上，工业革命带来了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英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正在一日千里地快速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政治上的影响，英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加深了。而此时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对于英国政治体制的冲击力尚未完全消退。可以说，这些是在当时英国居主导地位的社会内容，但这些历史内容在华兹华斯的《丁登寺》中是没有的，即缺乏显性的历史。所谓显性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在历史中占据主导的内容，这些占据主导的历史内容体现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可以归结为，一方面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歌功颂德，另一方面揭露经济的快速发展所导致的社会问题，特别是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这些作为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内容在诗人的诗歌中是缺场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文森等人对于华兹华斯的这首诗进行了批判。批判关注的焦点就在于：华兹华斯诗歌中缺乏对于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一日千里的景象的反映，从而认为华兹华斯是希望回归到原始小农经济的时代；因为该诗缺乏对于当时人民痛苦的现实生活状况的反映，所以华兹华斯的诗歌创作具有保守性。
实际上，上文所引用的《丁登寺》中的这几段诗行，恰恰是诗人将历史做文本化处理后所表现的一种隐性历史。通过这几段诗行的阅读，不仅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了解当时社会的现实景观，而且可以通过具体用语体味出诗人对现状的不满，窥测出诗人意欲构建的乌托邦。在第一段诗节里，诗人使用了“城市的喧嚣”一语。城市是工业文明的表征。喧嚣一语反映出诗人对于城市文明以及当时主流历史形态的态度。工业文明的发展以及它所带来的城市经济的繁荣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勃兴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是有利的一面，也是喧嚣一语所体现的正面内容；另一方面，喧嚣也体现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所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社会缺乏一种和谐有序的氛围，各种社会矛盾在步步尖锐和激化。在第二段诗节里，诗人又使用了“幽晦难明的尘世”这样的表达，加深了社会批评的意味，寄寓了诗人对于当时社会现状的不满，表现了对于出路何在的迷茫和困惑。在第三段诗节里出现的“浊世的昏沉热病”，更加重了批判的意味，“昏沉热病”一语揭示了社会现实中存在的许多不合理的因素。这种不合理是多方面的，工业革命超于寻常的高速发展给平和静谧的自然造成了戕害；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人们对于利益的过度追求扼杀了人与人的和谐共处。以上诗句不仅表达了社会现实及诗人的批判倾向，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给人的生命个体带来的精神痛苦。“焦躁忧烦”和“怔忡悸动”就是对于诗人个体苦痛的真切描述，诗人通过自己的真切感受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高速行进的社会和伴之而起的喧嚣和躁动，以及欲望的扩张，和谐的丧失，这一切带给这位浪漫主义诗人更多的是不安和恐惧。
这就是诗人通过历史的文本化或隐性的历史所要展现给世人的景象。在这一基础上，诗人还要建构自己的乌托邦理想。在《丁登寺》中，“自然”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但正如有的评论者指出的，“华兹华斯诗歌中的自然绝不是景观似的、孤立的，而是代表着诗人的情思的”[7](P135)。如果以历史的情愫去体察华兹华斯这首诗中的丁登寺，我们会发现，丁登寺就是诗人所构建的乌托邦，但这里的乌托邦却并非列文森所言的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是回归到两大革命前美好的“童年时代”，自然所投射出的社会建构意义，一是真诚，二是和谐[8](P26)。华兹华斯在诗中传达的社会理想就是要人与人真诚相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样的社会理想很难为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同，缺乏实现的基础。正如詹明信所认为的，文本化的历史中所隐藏的潜意识和乌托邦理想是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压抑和控制的。
华兹华斯在《丁登寺》一诗中并没有对于显性历史的直接描写，而是通过将历史文本化后，形成隐性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华兹华斯接近了历史真实，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于当时历史的态度，建构了自己的历史乌托邦的理想。要用历史的观点去分析这首诗，就必须先对“文本必须反映历史真实”这一思维定势进行祛伪，才能实现对于诗人历史潜意识的体认。
三 自然的缺场——诗人寻求自我复归的努力
自然在《丁登寺》一诗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然不仅可以被看作是寄寓了诗人对于真诚、和谐社会的追求，甚至可以被视为诗人的另一个自我。借用拉康的术语，就是镜像中的自我[9]。诗人对于自然的深切认同， 可以被看成诗人追求自我复归的努力。当我们细细地品读这首诗的时候，就会发现，诗歌中出现最多的并非是对于自然景色在细部上的描写，更多的还是诗人的主观感受。无论是诗人在回忆中的谈哲理，抑或是描写自己对于自然的反应所经历的三个不同阶段，都让人越来越感受到自然已不再是一个外在于主体的客体存在，而演变成了另一个主体，这个主体，正是诗人所追求的理想自我。
诗人在谈哲理的诗行中这样写道：
直到这皮囊仿佛中止了呼吸，
周身的血液仿佛不再流转，
躯壳已昏昏入睡，我们成了
翩跹的灵魂；万象的和谐与怡悦
以其深厚的力量，赋予我们
安详静穆的眼光，凭此，才得以
洞察物象的生命。[6]
又写到：
那时候，多少次，我神魂向你飞去[6]
在描写自己对于自然认识的最高一个层次时，诗人又写到：
在大自然和感觉的语言里，
我找到了最纯洁思想的支撑。
心灵的保姆，引导，保护者，
我整个道德生命的灵魂。[6]
从这样的描写中，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保罗·德·曼在《解构之图》中所做的分析，“若想使客体同我们融成一体，我们必须与客体，即作为一种客体的自我变成一体，而客体自身也必须是一种主体——从部分上说是忠实的奴仆，主要地说是朋友，而整个地说则是上帝，也即那个朋友华兹华斯”[10](P24)。 德·曼在此处所言的客体，即华兹华斯在《丁登寺》一诗中所表现的自然——怀河两岸的风景。而德·曼所言的主体是指诗人自身。“我们必须与客体，即作为一种客体的自我变成一体”、“客体自身也必须是主体”则指出自然客体才是诗人所追求的理想主体。关于德·曼在此处提及的“而整个地说则是上帝，也即那个朋友华兹华斯”，笔者认为，诗人在诗歌中所反映的近乎神性的成分未必要理解成上帝，在精神实质上，这里的上帝实际上是理想的主体的化身。
在华兹华斯看来，自然是理想的自我，诗人努力体认这个理想的自我。这种理想自我，究其本质，是经过幻灭与调适以后的主体复归。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华兹华斯深切地体会到各种力量在牵制自己，自我时刻有被分裂的危险。虽然，这种异化力量在诗歌中没有具体涉及，但是诗人在诗歌中表达了自己因为这些异化力量而遭受的痛苦。这在本文第二部分所引的诗文中即有所体现。有评论者指出，“诗人所承受的这种痛苦是非常强烈的，以至于在上文所引的第一个诗节里，诗人想以中止自己生命的方式来结束这种痛苦”。[11] 但是，诗节中的中止呼吸，血液停止流转，昏昏入睡以及转变为灵魂这样的描写，不止反映了诗人因为现实的苦痛之深，希望以生命为代价求得内心静谧的真实感受。诗人在这里希望中止自己的生命，实际上是想摆脱现实中的自我而转变为理想的自我，并不惜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而“那时候，多少次，我神魂向你飞去”一句，更是集中体现了诗人对于这种理想自我的期待与向往。到了所引的最后一个诗节，诗人最终找到了理想的自我，实现了幻灭和调适以后主体的复归。其中，整个道德生命的灵魂是诗人所达到的最高境界，标志着诗人由现实的自我到达了理想自我的彼岸。而关于自然的“缺场”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已经在前文中有所涉及，即华兹华斯诗歌中的自然，并不是停留在景物描写的层面上，自然还代表了诗人理想的自我。所以，在诗中，当诗人谈及哲理和对自然的不同态度时，他已抛开了自然，自然的这种“缺场”恰恰意味着诗人理想自我的出场，诗人主体复归的过程就是自然景物退出读者视野的过程。
另一方面，正如保罗·德·曼所指出的，“在观察像华兹华斯这类诗人的发展过程中，地点的意义可以延伸得很远，以至包括了给定地域的实际界限所不能涵盖的意义。……那地点所具有的意义也难分难解到了一种地步，即最后所得到的不再是一个具体地方，而仅仅是一个名谓……”[10] 对于自然景物的真实描述已经变得不重要了，景物是可以变化的，它可以是诗人笔下的阿尔卑斯山、斯诺登山，或者是杜登河、怀河，这些不同的景物寄托了诗人相对稳定的价值取向，即对于理想自我的坚定追求。
不妨这样来概括华兹华斯《丁登寺》一诗的内在逻辑，诗人在诗歌中表现出一种历史的“缺场”，而这种历史的“缺场”在诗人对于自然的描写中得到了补偿，因为诗人对于自然的深切认同，正反映了诗人的历史观和他的历史乌托邦理想。而在诗歌推进的过程中，自然虽逐渐脱离读者的视野，但又在诗人对于理想自我表现的追求中，即主体的复归中得到了补偿。
四 历史的寓言和自然的寓言
在詹明信看来，历史的文本化就意味着历史的寓言化；而在保罗·德·曼看来，包括华兹华斯在内的浪漫主义诗歌创作，使用的主要修辞手段仍然是寓言，而非象征。德·曼还将这种对寓言修辞格的认识上升到一种哲理的层面，认为历史的寓言和自然的寓言之间存在共通之处。可惜的是，几乎很少有分析家将詹明信的新历史主义历史寓言化问题同德·曼解构主义的文本寓言化（在此处具体是指自然的寓言化）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谢少波先生则在他的《抵抗的文化政治学》里，专辟一章“意识形态的寓言：詹明信与德·曼解构主义的对话”，讨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侧重分析了詹明信和德·曼在将文本纳入寓言式阐释这一点上的相通之处，同时，又努力将德·曼纯修辞的寓言化理论意识形态化。在谢少波看来，二者的区别在于对意识形态的不同认识。德·曼比詹明信更倾向于以寓言化的阐释模式全盘否定意识形态。[12](P121)
《丁登寺》一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可以更好地研究詹明信的历史寓言化和德·曼的自然寓言化之间的共性。因为《丁登寺》一诗兼具历史和自然的寓言化特征。值得讨论的是：诗歌的布局和诗人的文思是如何在两种寓言化的方式中求得统一的。
了解两种寓言化的内在联系，必须从了解寓言、历史的寓言化和自然的寓言化概念入手。寓言的概念在现代文论中已经极大地超越了一般修辞手段范畴，其核心意义是文本与其表现内容之间的出离关系。在德·曼看来，文本的修辞性必然导致文本与其表现内容之间相符关系的破坏。对此詹明信是非常赞同的，他认为，历史的文本化导致历史的寓言化，即历史文本同历史真实的出离。
詹明信的历史寓言化理论，更多的是从历史的文本中去探求比历史真实更为丰富的内容。在詹明信看来，历史文本是容纳个人政治欲望、阶级话语和文化革命的一个多元空间。对于历史文本的读解有三个层次，一是简单地将文本视为对于社会现实的想像性超越。列文森正是在这个层次上简单地认为华兹华斯在逃避历史。二是将历史文本视为个人的社会理想同主流意识形态的对立。三是将历史文本视为诸多对立意识形态的共存。[13](P27) 《丁登寺》作为历史的文本化，正如在本文的第三部分所阐释的，虽然没有直接表现当时的历史内容，但却通过文本的词汇选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产业革命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等方面的意识形态内容，并表达了诗人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因此，这首诗歌具备了比历史真实更为丰富的内容，它是历史的寓言化。
德·曼的自然寓言化理念则更为复杂。德·曼是从文本的修辞格入手的，他在大量地阅读了华兹华斯作品的基础上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华兹华斯的诗歌中大量使用的仍然是寓言，而非象征。”[14](P6) 德·曼抓住了寓言这一修辞格的出离特征，将其发展为对于文本进行解构阅读的层面。
关于自然的寓言化，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指出过，自然是诗人理想主体的化身。这一点，德·曼是认同的。但德·曼又将其作为自己进一步解构的目标。他通过列举诗人的创作指出：这种将自然客体主体化的倾向，恰恰为诗人所使用的寓言所消解。因此，自然的主体化实际上只不过是诗人无法实现的愿望而已。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这里所说的自然的寓言化，就是指自然客体与诗人主体的出离。在德·曼看来，诗人一心想将自然看作一个理想的主体，想建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符体系，但文本的修辞性消解了这种相符，导致一种自然与诗人之间的出离。这也就是自然的寓言化的真实内涵。
在詹明信的历史寓言化和德·曼的自然寓言化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丁登寺》诗歌的内在一致性，关键是分析寓言化理论中体现出的由于出离关系所造成的游移[15](P231) 特征。这个游移特征恰是诗人文思内在的一致。《丁登寺》这一文本如果被看作是历史的寓言化，那么它所体现出的游移特征就是诗人在历史的现实与想像的乌托邦之间的徘徊，诗人一方面感受到历史现实中诸多的矛盾带给他的苦痛，一方面在欣赏着自己所构建的历史乌托邦所带来的快适。对于诗人来说，他摆脱不了在这矛盾的两极之间游移的命运。诗人正是在个人的政治欲望、阶级话语和文化革命的多元矛盾中游移。
但是，诗人又要面对在现实主体与理想主体这两极之间游移的命运。因为，自然作为假想的理想主体毕竟不是真实的诗人自我，诗人回归理想主体的瞬间又意味着他必须面对主体的再一次现实化。诗人不得不在现实与理想两极之间游移。诗人在诗歌的最后部分将重点转移到了对自己的妹妹多萝西的深厚情感的表达上。这乍看来，是一种突兀的转折。但是，从写对自然的情感转到对妹妹的深爱，却保持了诗歌内在文思的一致性。我们知道，自然在这首诗中是承载着重负的，自然是诗人历史乌托邦理想的载体，也是诗人理想主体的载体。正因为诗人不可能稳定地处在乌托邦和理想主体的状态中，最终只能将游移的情思寄托在了现实生活中与他朝夕相处的妹妹身上。
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指出，在华兹华斯研究领域已经出现了消解华兹华斯诗学的走向，华兹华斯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往昔。他们甚至担心过不了多久，华兹华斯的诗歌可能就要从各种文学教材中退出。列文森对于华兹华斯诗歌所做的新历史主义的解读就是又一种对于华兹华斯诗学进行解构的尝试。但是，华兹华斯诗歌的艺术魅力却不是简单的几个主义所能消解得了的。借助于历史和自然缺场的视域，我们又找回了华兹华斯深切的历史关怀和强烈的主体意识。无为有处有还无，也许这正是华兹华斯的诗歌和诗学之所以为经典的要义。
收稿日期：2006—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