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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93(2002)06-0019-06
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建设，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自觉。从“五四”运动前后反思传统文化，到延安时期构建理想文化模式，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双百”方针的提出，毛泽东因其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真谛，在把握中华民族先进文化发展方向上，做出了不磨灭的贡献。党的“十五大”郑重地将毛泽东半个世纪前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理想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奋斗目标，这表明毛泽东对中国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洞察经受住了历史考验，对指导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仍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一
毛泽东的一生，“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也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1](P663)他为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而奋斗的历程，可分为三个前后相继的重要阶段：“五四”运动前后是实然认识阶段，延安时期是应然建构阶段，解放后头10年则是实施操作阶段。这三个阶段构成了从现实批判到理想超越、从事实认识到价值评价、从目标建构到对策研究的完整过程。
毛泽东自幼勤奋读书，对中国传统文化，如文学、史学和哲学有着强烈的爱好，终志而不衰。但当时中国积贫积弱、遭受列强欺凌、民不聊生的现实，使他清楚地认识到，西方文化比我们先进，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以图民族文化的复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毛泽东热烈地追求西方新文化，学习西方民主主义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各流派的哲学，接受西方的近代唯心论、机械论、辩证法和进化论等各种哲学观点。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主张对西方先进文化采取分析态度，不赞成全盘西化。1917年8月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西方思想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应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毛泽东对待中西文化的科学态度，是与他把文化问题与改造中国社会的研究结合起来的文化反思方法分不开的。毛泽东的文化自觉意识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实践特点。1917年夏，他步行千余里，深入长沙、宁乡等五县的农村，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向农民宣传民主革命道理。同年冬，他在长沙创办了工人夜校，在工人中传播民主革命思想。1918年，毛泽东开始接触和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为他反思传统文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创办《湘江评论》，提倡新文化、新思想，宣传反帝、反封建，激发民众同旧势力、旧习惯作斗争。他发起成立“健学会”，研究和传播最新学术；发起成立“文化书社”，把建设中国的和世界的新文化当作己任；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以改造现社会为宗旨。毛泽东还将阶级分析方法运用到文化分析中，1927年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指出：农村的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2](P39)所以，文化革命的目的之一，是使文化成为包括农民在内的人民大众的文化。
“五四”前后，毛泽东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已经在实然层面上初步形成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其基本点是：中国文化在近代落后于西方，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改造中国文化；对待中西文化，都应采取分析的态度，注重中西文化比较，努力实现东西文明的汇合；文化研究必须切合中国社会和人生的实际，不尚空谈；文化革命是政治和经济革命的必然结果，而政治和经济革命是文化革命的必要前提；革命的先进的文化必须是人民大众的文化，只有工农大众的参加才能形成真正的文化革命；文化革命的目的是改造中国社会，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中国文化问题的思考开始从实然的科学认识转向应然的价值构造。1940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创办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发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集中了中国共产党自“五四”运动以来创建中国先进文化的集体智慧，系统地论述了我国近代文化革命的历史过程和特点，全面阐述了文化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充分肯定了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阐发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理想，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任务。《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文化观的完全形成。
新中国成立头10年，毛泽东针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化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文化方针的确定方面，而在社会主义文化的目标理想上，从他的论著和一系列讲话中不难看出，仍然坚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理想模式。1951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对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作出了精辟概括。1956年，毛泽东又提出了著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出：它“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3](P388)并且明确宣布，“双百方针”是我党一项长期性的文化方针。1958年8月，毛泽东在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谈话中，对文化的民族性和文化建设的民族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但就对问题的基本看法而言，与他18年前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文化民族性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这说明毛泽东认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是贯通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仍然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二
在毛泽东的文化观中，构成其底蕴且成其为灵魂的部分是他的文化理想。毛泽东的文化理想是把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成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一文化理想将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确立为文化建设的价值指归，提供了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和借鉴西方文化的基本原则。
1.民族性目标
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1](P706)。他将新文化的民族性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二是反映并体现中华民族的特点；三是具有民族形式。显然，文化民族性的价值就在于它是维护民族独立和促进民族繁荣昌盛所必需的。在毛泽东看来，文化建设倘若缺失本民族的特性，一则没有指望——因为新文化是从旧文化发展而来，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有我们应当加以总结和继承的东西。抛弃这些东西，新文化就会因此失去自己的优越性和先进性，进而失去取代旧文化的力量；二则没有用处——因为它不会被中国的老百姓接受和认同，因而也无法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立足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提供支持；三则还十分有害——因为“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1](P707)所以，毛泽东认为新文化建设“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1](P708)
2.科学性目标
毛泽东洞察人类文化发展趋势，把科学同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对立起来，看作是剔除中国传统文化糟粕的武器，自然也就把追求科学性当作新文化建设的价值目标。他把新文化的科学性概括为三个“主张”：一是主张实事求是，二是主张客观真理，三是主张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种哲学的概括方式表明，毛泽东对科学的理解不局限于自然科学，还包括社会科学。所以，新文化建设不仅需要改造自然的科学，而且也需要改造社会的科学。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改良主义、资产阶级的“共和”理想、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不是改造中国社会所需的真正的社会科学；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1](P686)社会科学理论。中国自有了马克思主义以来，中国文化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是新文化科学性的根本保证。
3.大众性目标
中国传统文化成熟于封建社会，总体上鄙视人民大众，维护封建专制主义。所以，毛泽东把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确定为改造旧文化、建设新文化的又一价值目标。指出：新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1](P708)。这种文化，一方面倡导人民主权，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倡导人民民主，维护人民的各项政治权利；倡导人民平等，维护人民群众的人格尊严；另一方面又承担着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的历史使命。因此，大众性的目标决定了新文化必然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有以往任何文化无法比拟的人民性。
上述三项目标，各自都蕴涵着一种文化精神，它们分别是民族精神、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这三种精神铸就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灵魂。
民族精神，亦即民族的文化精神。在绵延不断的文化创造中，中华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精神，它内之足以统一群力，外之足以吸入文明与异族抗争，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的根基，是炎黄子孙永恒的财富，也是我们民族对人类的不朽贡献。这种民族优秀的文化精神，择其要有以下四点：其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深厚感情。”[4](P168)这种感情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是全世界炎黄子孙的精神纽带。在遭受外敌侵入之际，它表现为抗敌御侮、维护祖国独立和尊严的国格意识；在和平时期，它代表为勤劳智慧，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和有所前进的意识；在社会变革之际，它则表现为反腐革新、救国图强的革命意识。其二是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其三是“天下为公”、“厚德载物”的道德精神。中华民族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和礼教文化传统，孕育出一种群体主义的精神。它将家族、群体和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之上，称之为“公”，主张先“公”而后私、大公而无私。这种价值取向契合人类社会的永恒法则，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法宝之一。与此一致的还有主张团结、宽容、宽厚的精神品格。其四是重德修养，追求崇高的人格精神。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5](P191)人有独立意志，有人格的尊严。人格的尊严在于道德的自觉，能够做到道德自律的人才是高尚的人。所以，重德修身是立身之基，追求道德崇高是做人的最高境界。
科学精神是近代以来人类科学文化活动的结晶，其主要内涵是理性精神、实证精神和科学的精神气质。它的基本特征之一，如毛泽东所指出，是“主张实事求是”，亦即尊重事实，探索求知，尊重客观规律。特征之二，是“主张客观真理”，即不承认主观真理，不接受任何未经检验的理论，也不承认有绝对正确的科学。任何理论是否拥有真理性，要靠理性论证，最终必须由实践验证。这种基于自然界可理解性基础上的真理信念，是科学理性精神的精髓。科学精神的求真、求实的基本品格，决定了它还具备自由宽容精神、批判创新精神等内涵。科学研究本质上是一种自由创造活动，需要宽容和宽松的环境。任何给科学研究设定框架的行为都是对科学自由精神的否定，都会阻碍科学的发展。在科学认识的旅途上，任何理论都不具备终极真理的资格，都有不断修正、补充和完善的必要。
民主精神是指一种文化在社会政治生活和公众生活中所具有的以人民为主体、以公意为依归的精神品质。作为对封建专制的否定，民主精神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主张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是各种权利的主体，不允许违背人民的意愿行使权力，更不允许运用权力损害人民的利益。特征之二，是人民享有的民主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民主与专制的区别就在于，前者赋予人民权利，而后者只规定人民的义务。无论以何种方式或理由剥夺、限制人民的民主权利，在政治上都是独裁的表现。因此，加强法制建设，用法律的方式肯定和维护人民的民主权利，以法制取代人治，是民主精神应有的内涵。
三
半个多世纪之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理想，仍然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奋斗目标。一方面，它符合人类文化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根本方向。另一方面，这一文化理想迄今为止并未完全变成现实，而它的实现又是中国先进文化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科技革命和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诸多挑战，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建设也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其中最主要的有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全球化进程对文化民族性的挑战，与此相关的课题是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确保我们民族文化的特色；二是科技革命的发展带来的“全球问题”对文化科学性的挑战，相应的课题是如何实现科学和人文的整合；三是我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对文化大众性的挑战，它提出了如何引导大众文化健康发展的课题。由于经济全球化源于西方世界，而西方文明各国尤其美国的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处于强势地位，在世界规则的制定上起主导作用，所以，经济全球化也是欧美推进文化霸权主义，对非西方的文化弱势的民族国家实行“文化渗透”和“文化兼并”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动地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积极与国际惯例接轨，所以，在文化建设上，我们民族的特色不可避免地要遭受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这种冲击与“五四”时期不同，带有经济的强制性、范围的广大性和程度的严重性。我们必须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文化民族性的价值目标，努力发扬自身民族的文化个性，才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为中华民族文化赢得生存和复兴的希望。
经济全球化与科技革命的发展息息相关。20世纪下半叶以来，科技在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包括人口、粮食、能源、资源、环境等五大问题在内的“全球问题”，从而使科学和人文的争论成为当代的一个重要话题。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就曾爆发过一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单就学理而言，玄学派较之科学派似乎更符合理性逻辑。然而倘若将这场论战放在近代中国历史和文化背景下观之，不难发现，科学派在当时中国科学十分落后、封建文化盛行的情况下，推崇科学，确立科学的权威，无疑有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时至今日，虽然我们制定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把科学技术看作第一生产力，在全民中普及科学知识，努力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但由于传统文化的巨大惯性，加之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依然落后，大量非科学的因素仍然充斥在文化的方方面面，缺乏科学精神仍然是我们民族文化不容忽视的缺憾，科学文化在整个文化建设中的应有地位并没有真正确立起来。而人类文明史表明，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都必须经历由传统的以人文为基础向以科学为基础的范式转换，不经历科学洗礼的民族文化是根本不可能走向现代的。所以，科学性仍然是中国先进文化的方向。文化的大众性与大众文化不同，前者是一种文化价值目标，后者指被一般人（民众）所信奉、所接受的文化。但由于大众文化的主体是大众，其本身是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又是体现文化大众性目标的不容忽略的方面，所以，大众文化的现状与文化大众性目标的价值性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当前大众文化存在的突出问题是：1.只追求感官刺激，片面地注重文化的游戏性和娱乐性，从而导致了理性和人文精神的缺失；2.拒绝承担“教化”大众的文化使命，奉行非道德主义和放弃对审美价值的追求，一味地媚俗，以无聊的调侃应对一切，“痞子”风气盛行；3.对主流文化缺乏认同。如一些武侠小说或影视作品，着力描写个人恩怨，宣扬封建社会的人治、等级制和腐朽的生活方式；宣传迷信思想和伪科学的书籍不乏市场，甚至黄色的文化作品也充斥于市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大众文化消费者文化素质低下、西方腐朽文化侵入等之外，“四个多样化”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一是经济成分多样化，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导致价值观念多样化，在思想政治方面出现各种要求，有的甚至会背离主流文化方向。二是物质利益多样化，驱使人们在逐利过程中蔑视道德和法律规范，重利轻义，见利忘义，丧失社会责任感；不同经济利益主体的差异和收入差异也会淡化人们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同感。三是社会组织多样化，会弱化社会的整合能力，增加社会有效控制的难度，客观上容易滋生意识形态多元化倾向。四是就业方式多样化，无疑会增强人们的不稳定感、无助感和生存压力感，也消解了人们对集体的依赖和归属感。在这种情况下，消费那些浅薄、浮躁、奇异和极富感官刺激的大众文化作品自然就成为一些人缓解个人与社会之间张力的首选方式。
大众文化存在的问题，不仅没有否认文化大众性目标的先进性，相反进一步确认了坚持这一目标的必要性。我们必须在继续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的同时，按照大众性关于使文化成为他们的文化，成为他们为自身根本利益而奋斗的有力工具的要求，加强主流文化对大众文化的统摄力度，将其纳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轨道上，使其成为倡导真善美、鞭笞假丑恶的文化。同时，努力扩大主流文化和高雅文化的空间，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正确处理高雅性与通俗性、教育性与娱乐性、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性的关系，不断增强其大众性，使之真正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
毛泽东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理想，渊源于“五四”运动，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必将实现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文化日益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成为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的基本促证的时代背景下，继承毛泽东的文化理论遗产，解决面临的时代课题，用以继续指导文化建设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实现民族文化振兴的必然选择。
收稿日期：200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