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献资源管理中西比较探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论文,资源管理论文,文献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比较中西文献管理机构的起源及文献管理事业的发展，可见中国古代虽无“图书馆”之名而有图书馆之实。研究中西古代文献资源管理的历史源头，有助于对后世学术文化成果取得的原因溯本求源，也会促进文献管理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关键词古代文献资源管理中西比较
中原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源头。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文化是西方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从保留至今的文字记载和遗迹来看，人类最早的比较完整的文献资源管理机构，一个在中国河南安阳小屯的殷墟遗址（公元前1300年）， 一个在伊拉克巴格达附近的尼尼微遗址（公元前700年）。整理有序、利用频繁的甲骨文和泥版书，成为中西古代文献资源发挥其社会效益的历史见证，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在西方出现了希腊、罗马的灿烂文明，在中国则有春秋、战国和秦、汉的文化高潮。这就是四大文明古国产生以后，世界文化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研究中西古代文献资源管理的历史源头，有助于对后世学术文化成果取得的原因溯本求源，也会促进对文献资源管理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比较中西，探求本源，则将找到其自身的发生发展的规律。
但是，中国和西方古代的文献管理机构相比，由于它们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历史环境不同，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因而有人认为西方有一部从古到今的完整的图书馆史，西方古代图书馆的藏书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中国古代没有图书馆，中国古代的藏书，只有收藏，没有利用。换句话说，即中国古代的文献管理机构没有象西方那样，使文献资源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效益。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会使人产生一个疑问：能够与西方媲美的中国古代丰富的学术文化成果，不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吗？因此，有必要比较探求究竟古代中国与古代西方的文献资源管理机构本质上是否相同？有何不同之处？
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中国的历史文献源远流长，至今留存下来的典籍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堪称世界之最。文化的繁荣与历史文献的利用是不可分的，没有古代文献资料的管理和提供，是不可能有如此辉煌的创造的。几千年来的文化遗产，能够流传到现在，文献管理机构对文献的保存和发挥其作用，无疑是主要原因。不过，中国的文献管理机构，在古代无“图书馆”之名，有图书馆之实。中国历代使用着不同于西方的文献管理机构的名称。因此才有“中国古代没有图书馆和图书馆史”的看法。其实，中国古代也有政府的图书馆、私人的图书馆、寺观的图书馆和书院的图书馆。正史记载侧重于朝廷典籍管理机构，其规模不亚于西方。中国私家收藏文献，往往超过朝廷，具有同西方一样的特征。宗教团体和学术组织的文献管理机构，在中世纪的东西方均有发展，只是内容不同。从总的方面看，中国古代文献管理机构的历史，大体上与西方一样，都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有着共同的发生发展规律。
中国文献管理机构最早产生于中原，发端在商代。殷商时期，中国文字已经发展到连句成篇，能表达一定的思想和叙述事件的经过。这可以从殷墟甲骨文得到证明，殷墟发现的甲骨窖藏，就内容而言，卜辞所刻的殷王田猎、求雨、祭祀及问凶吉等事，都与后世王室留存的某些档案吻合。从实质上看，将文字记录在龟甲或兽骨上，就是记录在载体上的文献，其本质与后世的木牍、竹简一样，都是我国古代图书馆的雏形。这样大批带有文字内容的龟甲及兽骨（约200余版，17000 多片）〔1〕，集中于窖窦之中，按书写材料、类别、记录时代和刻辞内容，整理有序，并为占卜、记事、查阅等需要，参考利用频繁，这实际就是后来史书记载的周代藏书机构的前身。因此，根据这些地下发掘的实物来推断，殷商已有完整的文献管理机构。
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载，周代已有藏书机构——“守藏室”。管理守藏室的官吏——“守藏室之史”为李耳或称老子、老聃。这是周王室存在有目的地收藏图书档案机构的史证。
春秋战国之交，社会动乱，私人讲学开始兴起，随之而来的是私人藏书的出现。最早进行私人讲学的大教育家、哲学家和政治家孔子，就收藏有丰富的典籍。依靠这些典籍和他收集的文献，孔子才有条件删《诗》、《书》，作《春秋》，研究《易》、《礼》等文献。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术空气十分活跃，出现了许多名家、学派和大量新的著作，以致有“学富五车”的赞誉之词。可见，没有丰富的官、私藏书及其流传，是不可能形成这种学术局面的。
秦始皇统一六国，收缴了各国图籍。秦都咸阳宫中收藏的典籍、档案，大大超过了周王室文献管理机构收藏的文献。秦统一文字是中国历史上一大功绩，文字的统一和简化，有利于文献的制作和流传，推动了文献管理事业的发展。但是，秦始皇焚书诏令的实施，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文献资源的第一次浩劫。然而，大批图书被禁毁，也遭到很多人的抵制，私人藏书并未被禁绝，仍在继续发展。
从中国殷商时期到秦，即公元前1300多年到公元前200多年， 大约相当于西方古巴比伦（1830B.C.—1025B.C.）后期、亚述（1356B.C.—609B.C.）、新巴比伦（626B.C.—333B.C.）、 古埃及（2850B.C.—332B.C.）、古希腊（3000B.C.—330B.C.）和古罗马（510B.C.—392A.D.）前期。
西方早期文献收藏大多与政府和宗教有关，内容包括法律文件、寺院典籍、政府档案、商业簿契、宗族谱牒。从古代巴比伦王国的汉漠拉比法典，推断出公元前1700年以前，已有一批整理妥善的法律资料，约相当于1000多块泥版书放在档案馆内，提供使用。否则法典无法制订。私家档案包括占卜、星象、有关吉凶征兆的记载和账单、契约、讼案和信件，多发掘于埃及富商、贵族的宅第、墓葬，是为私人文献收藏的开端。在古代两河流域尼尼微城遗址发掘出来的公元前600 多年的亚述王国宫中文献收藏机构，被称为亚塞班尼波图书馆。馆内有3 万块泥版书，保存完好、整理精细、备有目录，还有专门的“泥版专家”管理。古代埃及宫廷文献管理机构和寺院收藏，主要是从管理文籍官员的墓碑上和墓内残留的泥版书中看到的一些记载。公元前300 多年前的古希腊文献管理机构，以亚里斯多德私人图书馆为代表。这位大哲学家和教育家收藏的数百卷书，可供他的门人和朋友使用。这是当时西方最大的图书馆，后世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仿它建立。亚历山大图书馆收藏文献很多，传说有数十万卷（每卷字数约合现代西方图书的十分之一）。从公元前200多年到公元后300多年兴盛了5个世纪。 当时的书籍主要是纸莎草纸卷的形式。与此同时，仅次于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帕格蒙城图书馆，采用了羊皮纸作为书写材料。这种羊皮书在西方一直沿用了几乎整个中世纪。如果说西方文献管理机构起源于古巴比伦和古埃及时代，那么，希腊古典时期就是西方文献管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但是，由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宗教之间的斗争，以及军事战乱和自然灾害的破坏，古希腊及其以前的大图书馆都没有逃脱被毁的劫难。
比较中西文献管理机构的起源，可以看到它们在本质上的相同之处。按照西洋图书馆史对图书馆所下的定义，即“一批经过编排，易于取用，由熟悉编目的人员管理，且供多数人应用的文字资料”的保存处〔2〕。中国古代早期的藏书机构，同样具备这些特征。 殷商甲骨文收藏处、周代守藏室，以及当时的私人藏书处，也是象西方一样，与宗教巫卜有关，包括宗族谱牒等，属于官、私档案性质的收藏品，它们也是排列有序，专人管理，供人们使用的文字资料保存处。有的学者分析：“在殷墟发现的大量‘居穴’与‘窦窖’，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与图书、档案有关的。假定‘居穴’是住人的，‘窦窖’是藏物的，那么，有一部分的‘窦窖’可能是储藏册籍、档案的处所，也就相当于今日的书库。同时，一部分的‘居穴’，可能是王室官员调阅档卷或参考资料的处所，也就相当于今日参考室或阅览室。我们如再进一步推测，由于‘窖’有脚窝，可以上下，‘穴’有台阶可以出入，岂不是为了提取图书或调阅档卷的方便而设计的么？”〔3〕这种说法， 如果与古代巴比伦和亚述泥版书图书馆的发掘结果比较，可以说是非常相似的。但也有学者认为，殷墟甲骨文只是一些文字档案，不算图书馆。其实，不论东方西方，古代的档案保存处和图书保存处并无区别。只是到了近代，才有严格界限。当然，从现在考古发掘的情况看，我们还没有掌握殷商已有如亚塞班尼波那样完好的图书馆遗迹和如“泥版专家”那样的图书馆员的确凿证据。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用西方分析汉谟拉比法典的推断方法，来考察商周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水平，同样可以推断出，当时如果没有相当规模的文字资料保存处及其文献利用，是不可能有那样高水平的学术成就的。
中国古代早期的三部古书：《书》、《诗》、《易》，据说是根据上古史官所保存的文件编订的，成书时间可能与汉谟拉比法典完成时期相距不远。当时除了甲骨文，还有青铜器铭文和石刻。著名书史专家钱存训教授说：“研究中国书籍的演变，而不论及铭文，既不合理，亦不可能”，“典籍记载常刊勒于金石， 而铭文亦常转录于书籍之中”〔4〕。铭文本身既是史料，又是档案，它是人们有意识要保存的文字。石刻也具有同样的意义。汉谟拉比法典就是刻在玄武石碑上才得以流传的。它已成为西洋图书馆起源的史证。古埃及文献管理机构的存在，主要也是靠墓碑上的刻辞证明的。中国的《书》、《诗》、《易》等重要的古代文献，不管其载体是金石还是甲骨，其丰富内容和学术价值当可与西方的汉谟拉比法典相比，同样可以成为中国图书馆起源的史证。
中国最早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书籍，是木牍和竹简，以后又有帛书。书籍发展是与文化高度繁荣和私人著作需要直接相关的。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形成了学术文化高潮。孔子是当时一个著名代表。他比希腊的亚里斯多德早生167年。以孔子对世界文化宝库的贡献而论， 当不逊于亚里斯多德。这能否也可以推断出，孔子当时从官、私文献收藏处所能收集到的资料，不会比藏书几百卷的亚里斯多德图书馆差？根据西洋图书馆史家的分析：“相当数量有价值而以一般通用文字写成的作品；有够多的读者，同时地区政治、经济稳定，有相当比例人士有余暇从事写作与阅读；与其他民族之间有商业往来，”〔5 〕是古希腊具备发展图书馆的条件。这些条件，在当时的中国同样具备。孔子的私人讲学、著述和藏书就是证明。虽然中国在公元前4 世纪末尚未发现有象亚历山大图书馆那样，延续数百年、学者云集的大型国家图书馆，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官家图书馆和普遍的私人典籍收藏确是事实。正因此，才会有秦始皇收缴六国图籍，仿周朝守藏室聚书于咸阳宫中，以及后来发生的焚书事件。这与西方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文献聚散、劫难，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中国历史发展到汉代，文化中心仍在中原一带。汉代皇家藏书制度正是在这里建立起来。汉因秦制，相国萧何在长安修建的未央宫正殿北面盖了三座藏书阁：石渠阁、天禄阁和麒麟阁。用以“藏秘书，处贤才”〔6〕。“刘向、杨雄典校皆在禁中，谓之中书”〔7〕。他们就是在宫中文献管理机构的文献管理专家。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充分利用了宫中的丰富文献，所谓“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8〕。司马迁用“六经异传”、 “百家杂语”概括了他所读到的《书》、《春秋》、《国语》、《左传》、《竹书纪年》、《战国策》、《世本》、《楚汉春秋》等史著和其他典籍，以及散见的资料。〔9 〕没有充分利用文献的条件，司马迁不可能编写出《史记》这样的世界名著。东汉时期也有两处文献资源管理机构，一为东观，一为兰台。据史书记载：“汉东京图籍在东观”，〔10〕“东观在南宫，高阁十二间。”〔11〕可见东观藏书之富和建筑规模之大。管理图籍的官员为中丞。据记载：“有两丞，秩千石，一曰中丞， 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 ”〔12〕“谶书藏兰台。”〔13〕可见兰台收藏的是图谶、佛经、五经等书，即所谓“秘书”。刘向、刘歆父子在宫中整理校勘图书，统计藏书共有33090卷。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关国家藏书数字的明确记载。 他们“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持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14〕这是中国第一部藏书分类目录，是最早的书目提要。东汉大史学家班固，曾任兰台令史和校书郎，掌管图书。他按《七略》将图书分类，校理了宫廷藏书，编出《艺文志》，囊括了从传说中的夏朝初年至王莽失败时期的书籍。班固利用宫廷的丰富藏书撰写了著名的史学著作《汉书》。
西汉的私人文献收藏，由于政府正式废止了秦始皇的禁止私人藏书令而得到较大发展。汉武帝设置了写书（抄书）的官吏，书量大增，有的贵族藏书可与宫廷比美。与此同时，市上出现了书肆，书籍的买卖促进了私人藏书和书写材料的发展，造纸术发明了。
与西方比较，汉代正值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即西罗马帝国时期（510B.C.—392A.D.），这时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在古希腊灭亡以后，继续保留和发展。传说曾编写过一份书目，名为《卷录》，内容是各科著名学者及其作品目录，原文120卷。如果确有此事， 从其对文献的管理、典校和分类编目的水平看，似比汉代《七略》、《别录》略逊一筹。和石渠、天禄、东观、兰台等机构的规模相比，则各有千秋。古罗马的图书馆，在类型、组织及内容上，都是直接继承希腊图书馆的，初期基本上是他们掠夺的战利品。作为一种文化统治手段，罗马帝国寺院“公共图书馆”的普及和扩大，达到了空前规模，仅罗马城就有近30所。图书馆遍及所有大城市。馆长由政府任命，馆员为政府效劳。“公共图书馆”对“民众”开放，当然不包括奴隶。富有者的私人图书馆也很多。在使用书写材料和书籍装订技术等方面，也有许多进步。因此，从古罗马对大型公用文献管理机构的普及和管理，在对图书馆员学术地位的重视方面看，较有特色。而在文献资源管理和利用，特别是对学术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东西方在这段时期都很显著，但造纸术是中国发明的。物美价廉的纸张对文化发展的巨大作用，是昂贵的羊皮纸和其他书写材料所不能比的。然而，在查禁与毁书方面，罗马的统治者却无异于秦始皇和中国后来一些皇帝。落后民族入侵罗马对学术和文献资源的劫难，也与中国两汉以后的战乱有相似之点，只是没有出现欧洲那样的“黑暗时代”。此后的一千多年中，中国的文献资源管理，正象中国的学术文化科学技术一样，有了长足的发展。李约瑟博士在研究了中国科技史后说：“从公元3世纪到13世纪， 中国的科学技术为西方世界所望尘莫及。”
这一结论同样适合于文献资源的管理。
总之，研究中西古代文献资源管理，溯本求源，中国没有离开中原地带，西方没有离开地中海周边。先秦和汉代，古文献资源和利用，培育了中原文化。古巴比伦、古埃及、希腊、罗马的古文献资源和利用，培育了希腊、罗马文化。文化学术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文献及其管理水平的提高。这一切都是以政治、经济条件为基础的。中国先秦、两汉的富有和强大，希腊、罗马的繁荣和发达，分别为东西方古代文献资源管理的物质保证。而由于文献资源得到利用产生的社会效益，则是历代统治者共同注意的大问题。这一点，东西方概莫能外。
（文稿收到日期：1994—12—10）
注释：
〔1〕〔3〕苏莹辉：《从考古学上的发现论图书馆起源》，台湾《图书馆学报》第2期
〔2〕〔5〕Elmer D.Johnson:History of Libraries in the Western World,Second ed.,New York Scarecrow,1970
〔4〕钱存训：《中国古代书史》前言，1981，第二版，香港
〔6〕《三辅黄图》卷六
〔7〕《唐六典》卷十
〔8〕〔9〕《史记·太史公自序》
〔10〕《宋书·百官志下》
〔11〕元《河南志》卷二
〔12〕《汉书·百官公卿表》
〔13〕《汉书·王莽传》
〔14〕《汉书·艺文志》